草稿:超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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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然主义(超然主義,ちょうぜんしゅぎ),日语的字面义为在外界动静中不作干预,保持超然(冷静)态度,坚守独立立场的主义[1]。一般而言,该术语指的是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帝国议会开设直至大正时代初期内阁所采取的一种政治立场,即内阁应不受议会和政党意志的制约,自主行事。此外,采纳此主义的内阁被称为“超然内阁”[2] 。
超然主义演说
1889年2月12日(明治22年),即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的第二天,第二任首相黑田清隆在鹿鸣馆举行的午宴上首次提出超然主义。以下是他向地方官员发表的演讲(即“超然主义演说”)。
……宪法当然不容许臣民的片面之词。然就施政意见而言,人们各持己见,持相同意见者往往会团结形成所谓的政党,这在社会中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政府必须始终保持一定的方向,超然于政党之外,秉持公正无私的原则。各位应当将其铭记于心,以不偏不党之心面对人民,妥善治理,以助国家繁荣昌盛。……
次日,主持起草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伊藤博文发表讲话,表达了类似的主张。
井上毅、伊东巳代治、金子坚太郎等其他的一部分宪法起草人员对此提出了批评。换句话说,黑田清隆、伊藤博文等人试图将俾斯麦式的独裁统治引入日本,这意味着国务大臣不需要对国会负责。超然主义的反对者引用下面的三个论点:
主张“天皇并没有理由信任一个不代表国民舆论的内阁,因此,国务大臣的责任并不是单纯地对天皇负责,实际上应该是通过议会对国民负责”。
超然主义的脆弱性
然而当帝国议会真正召开时,自由民权派各政党(民党)进行了激烈的抵抗。黑田内阁的民党分裂工作和不平等条约修改谈判的失败、第一届山县内阁通过收买民党来通过预算案、第一届松方内阁的选举干预事件等,不仅使议会的审议陷入停滞,还引发了一般国民的反感。
实际上,帝国宪法本身并不是以超然主义为前提制定的。例如,根据帝国宪法第71条,如果次年预算在本年未能通过,那么本年度预算将作为次年预算继续执行。这一提案是由井上毅提出的,旨在防止政府预算被议会作为筹码,迫使政府妥协。然而,如果继续执行上一年的预算,政府将无法实施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政策。因此,政府不得不用职位和金钱来拉拢民党,以确保次年预算能够确保新政策的实施,同时满足军部的要求。此外,随着民族主义色彩的加强,亲政府的温和派吏党(りとう)也开始展现出与政府对抗的姿态。
面对这样的状况,伊藤博文重新考虑了自己的立场。他认为与其继续支持超然主义与议会的对立,不如通过组建政党来实现自己所追求的近代国家方向。于是,在1900年(明治33年),伊藤博文成立了立宪政友会,从政府内部否定超然主义。这一举措标志着他从超然主义的立场转变为积极参与政党政治,以推动日本近代化进程。
此后,贵族院中的两大会派——山县有朋亲信清浦奎吾的研究会和平田东助的茶话会,仍然奉行超然主义,实施清除政党政治的运动。不久后,在1924年(大正13年)成立的清浦内阁中,除内阁总理大臣(前枢密院议长)、外务大臣(外交官)、陆军大臣(现役武官)、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外,全部内阁成员均由贵族院议员担任,建立了名副其实的超然内阁。清浦内阁不仅遭到了立宪政友会等政党的反感,也引起了普通民众的不满,因而被第二次护宪运动推翻。在大正民主的时代潮流中,过时的超然主义已经失去了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