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er:Balthild/沙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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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用户沙盒的主題是1871年3月的政府机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巴黎市政府，請見「巴黎公社 (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 La Commune de Pari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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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1年—1871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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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歌："La marseillaise de la Commune" 《公社马赛曲》 | |||||||||
| 首都 | 巴黎 | ||||||||
| 常用语言 | 法語 | ||||||||
| 宗教 | 世俗 | ||||||||
| 政府 | 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民主共和制（未有定論，尚有其他論述） | ||||||||
| 历史时期 | 1871年 | ||||||||
• 建立 | 1871年3月18日 | ||||||||
• 终结 | 1871年5月28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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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具有類似城邦的性質。 | |||||||||
| 法國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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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系列条目 |
| 主题 |
 法国主题 |
| 基本概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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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条目 | ||
（这是巴黎公社条目的草稿，正在从对应的英文条目重新翻译。翻译完成后应移除此行。）
巴黎公社（法語：la Commune de Paris）是一个由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的政府，它在1871年3月18日（正式成立的日期为同年的3月28日）到5月28日的2个月中曾短暂地统治巴黎，并且宣布要接管法国全境。[1]
普法战争时，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在守卫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士兵中迅速发展。1871年3月，在法国临时政府首脑阿道夫·梯也尔建立第三共和国后，国民自卫军起义夺取了巴黎，拒绝接受临时政府的统治。
在统治巴黎的两个月内，公社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实施了进步与世俗倾向的政策，包括政教分离、工人自治、在围城期间减免租金、废除童工等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公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社最终在1871年5月21日被梯也尔政府的军队镇压。屠杀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被称为“流血周”。一般认为，在战斗中丧生或被处决的共产主义者有6,000至7,000名，但也有人估计高达20,000人。公社的行动与结局对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认为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范例。
背景
1870年9月2日，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皇帝拿破仑三世被俘。第二天，当消息传到巴黎时，震惊和愤怒的人群涌上街头，代理摄政王欧珍妮皇后逃出城外，第二帝国政府迅速垮台。国民议会中的共和派与激进派代表宣布成立新的法兰西共和国，并组成国防政府，打算继续战争。普鲁士军队此时正迅速向巴黎进发。
阶级的人口分布
1871年，法国国民主要分裂为两个严重对立的群体：农村的天主教徒和保守派，以及巴黎、马赛、里昂等少数大城市的共和派与激进派。在1869年第二帝国举行的第一轮议会选举中，有443.8万人投给了支持拿破仑三世的波拿巴派候选人，同时有335万人投给了支持共和主义的反对派。然而，在巴黎，共和派赢得了23.4万张选票，占据绝对多数，波拿巴派只得到了7.7万张选票。
根据官方人口普查，1869年巴黎的200万人口中，约有50万名产业工人，占全法国产业工人总数的15%，在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则有30万-40万名。其中，只有约4万名工人在工厂和大企业工作，大多数人都在纺织、家具和建筑等小型产业中工作，另外还有11.5万名仆人和4.5万名礼宾员。除法国本地人口外，还有约10万名移民工人和政治难民，主要来自意大利和波兰。
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围城战期间，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成员大都离开了巴黎。同时，从被德国人占领的法国部分地区涌入了大量难民。战争和围城导致巴黎的工业生产停滞，而工人阶级和移民是主要的受害者，他们构成了公社的主要支持者[8]。
巴黎工人的激进主义
公社诞生的一大原因是巴黎工人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9]，这种不满情绪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在里昂和巴黎发生的第一次工人起义[10]。许多巴黎人都支持民主共和制，尤其是工人和中下层阶级。他们的一大诉求是，巴黎应该由自己的民选议会来自治。法国较小的城镇一般都是自治的，但法国政府对不安分的首都民众十分戒备，因此拒绝了自治的请求。巴黎人还希望有一种更“公正”的经济管理方式（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这体现在他们的口号“La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et sociale!”（“民主的与社会的共和国！”）中。
此时，社会主义运动影响也日益扩大，比如第一国际在法国各地有数百个附属社团。第一国际甚至在无党派的法国工人中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巴黎这样的大城市中。1867年初，巴黎青铜工人的雇主试图取缔他们的工会组织，被第一国际组织的罢工所挫败。随后，当局解散了第一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并对其领导人除以罚款，第一国际则在巴黎举行了一次游行示威以表抗议。第一国际选举出了一个新的委员会，但当局再次局监禁了他们的领导人。1868年，第一国际在布鲁塞尔大会决定采取更加激进的革命主张。
1870年1月，记者维克多·诺伊尔被皇室成员皮埃尔·波拿巴杀害，这激怒了巴黎人。当局逮捕了批评皇帝的记者，却无法平息巴黎人的情绪。德国军事参谋瓦德西在日记中写道：“每天晚上都有路障被竖起来，它们大部分是用废弃的交通工具，主要是公共汽车，建造的。偶尔会响起几声枪响。每场混乱都有几百人参与，其中多数是年轻人。”但他指出，“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并没有参与进这次骚乱来。”[12]这场起义最终没有成功，5月公民投票后，巴黎的紧张局势明显缓和。7月，拿破仑三世发动了对普鲁士的战争，这场战争在开始受到了爱国主义者的支持[13]。
激进革命团体
巴黎是法国激进运动的发源地。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和1848年的二月革命等起义中，都有革命者走上街头反对政府。
在公社时期巴黎的各个革命团体中，最保守的是“激进共和派”。这个团体中有后来担任过法国总理的乔治·克列孟梭，他当时是国民议会的议员与第18区的市长。克里孟梭试图在公社和政府之间谈判取得妥协，但双方都不信任他。法国农村的省议员认为他过于激进，但公社领导人认为他太温和。
巴黎最激进的革命家是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及其追随者。布朗基是一个有魅力的职业革命家，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狱中度过[14]。布朗基有大约一千名追随者，其中许多人都有武装。这些追随者有严密的组织，他们每十人组成一个小队，每个小队都不认识其他小队的成员，只能独立活动，并通过密码与他们的上级领导人交流。布朗基写了一本革命手册《武装起义须知》来指导其追随者的活动。虽然布朗基派人数不多，但他们训练出了许多纪律严明的士兵。公社的几位领导人也来自布朗基派。
守卫巴黎的武装力量
1870年9月20日，德军包围了巴黎，并在距离法国前线仅2千米的地方扎营。大部分法国一线士兵都已经成为俘虏，或者正被德军围困在梅兹。驻扎在巴黎的正规军由特罗胥指挥，其中只有5万名职业军人，其余的有大约5000名消防员、3000名宪兵、15000名水兵，以及机动警卫队。机动警卫队是几乎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他们中有17000人是巴黎人，73000人来自外省。其中有20个营来自布列塔尼，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不会说法语。
巴黎最大的武装力量是国民自卫军，约有30万人，但他们也没有受过多少军事训练。国民自卫军以街区为单位组织起来。来自上层和中层阶级居住的区域的队伍倾向于支持法国政府，而来自工人居住的区域的队伍则拥有更加激进的政治主张，后者是公社的主要武装力量[15]。国民自卫军中的许多士兵都缺乏纪律性，比如拒绝穿制服、不经讨论就拒绝服从命令、要求选举自己的军官等。
巴黎围城战与首次游行示威
在德国人包围巴黎时，各个激进团体发现国防政府没有派出多少士兵来保卫巴黎，于是发起了第一次反对国防政府的示威游行。9月19日，来自工人居住的街区的国民自卫军游行到市中心，要求选出一个新政府。他们遭到忠于国防政府的正规军部队的阻击，不过示威者最终和平散去。10月5日，5000名示威者从贝尔维耶游行到维尔饭店，要求立即举行选举。10月8日，国民自卫军的几千名士兵在第一国际的欧仁·瓦尔兰的带领下，高呼“公社万岁！”游行到市中心，但这支游行队伍最后也散去了。
10月下旬，特罗胥为打破德军的包围，发动了一系列进攻，却损失惨重，无功而返。连接巴黎与法国其他地区的电报线路已于9月27日被德军切断。10月6日，国防部长莱昂·甘必大乘气球离城，试图组织全国抵抗德军。[16]
10月31日的起义
10月28日，一条消息传来巴黎，8月以来被德军包围的梅斯法军16万士兵已经投降。同一天传来消息，法军在勒布尔歇的另一次为巴黎解围的尝试失败，损失惨重。10月31日，巴黎主要革命团体的领导人，包括布朗基、费利克斯·派亚特和查尔斯·德勒克吕兹等，在市政厅召集了新的示威游行，反对特罗胥和政府。1.5万名示威者中，有一些人持有武器，他们在大雨中聚集在维尔饭店前，要求特罗胥辞职，并宣布成立公社。有人从维尔饭店开枪，其中一枪险些打中特罗胥。示威者挤进大楼，要求成立新政府，并列出了拟任政府成员的名单。
最激进的革命团体领袖布朗基在附近的塞纳河州建立了自己的总部，并向他的追随者发布命令和法令，打算建立自己的政府。然而，当示威者正在维尔饭店内建立新政府时，忠于特罗胥的部分国民自卫军和机动警卫队赶到，夺回了大楼。到3点钟，示威者全部离开，短暂的起义结束。
11月3日，当局组织巴黎市民进行公民投票，询问他们是否对国防政府有信心。投票结果是“赞成”票共557,996张，而“反对”票有62,638张。两天后，巴黎20个区的市议会分别投票选举市长，有5个市议会选择了激进的反对派候选人，其中包括德勒克吕兹和克列孟梭[18]。
当局与德国人谈判并继续战争
9月和10月，国民议会保守派领袖阿道夫·梯也尔正欧洲巡视，与英国、俄国和奥地利的外交部长进行了磋商，发现他们都不愿意支持法国对抗德国人。他向政府报告说，除了谈判停战，外别无选择。他前往被德军占领的图尔，于11月1日会见了俾斯麦。德国总理要求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全境与洛林部分地区，并索取巨额赔偿。国防政府决定继续战争，并组建一支新的军队与德国人作战。11月10日，新组织的法国军队在库尔米耶尔取得了一次胜利。然而，11月29日，奥古斯特·亚历山大·杜克洛在维利耶试图突破对巴黎的封锁，却以损失4000名士兵，而德军伤亡1700人的代价失败了。
起义和停战
1871年1月11日至19日，法国军队在四条战线上被打败，巴黎面临饥荒。特罗胥接到巴黎省长的报告，说在贝勒维尔、拉夏贝尔、蒙马特和格罗斯卡尤等工人居住区的国民自卫军中，反对政府和军事领导人的煽动日渐增加[20]。
1月22日中午，三四百名国民自卫军和激进团体的成员（主要是布朗基主义者）聚集在维尔饭店外面。此时有来自布列塔尼的一个营的机动警卫队在大楼内守卫。示威者要求把军队置于文官控制之下，并且立即进行公社选举。气氛很紧张，到了下午，双方发生了枪战；但双方都指责是对方先开枪。有六名示威者被打死，随后军队清理了广场。政府迅速取缔了德勒克吕兹的《启示》和派亚特的《战斗》两份出版物，并逮捕了83名革命者。[21]
在巴黎起义的同时，国防政府领导人得出结论，战争不能再继续了。1月26日，他们签署了停火和停战协定，包括一些对巴黎的特殊条件：这座城市将不会被德国人占领；正规军士兵将被解除武装，但不被俘虏；巴黎将支付2亿法郎的赔偿金。应朱尔·法夫尔的请求，俾斯麦同意不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以便维持城市的秩序。
阿道夫·梯也尔与1871年议会选举
梯也尔是公社时期法国政府的行政长官。国民政府于1月底在波尔多召集全国大选，并在十天后的2月8日举行。法国大多数选民都是农村的天主教徒和保守派，选举结果反映了这一点；2月在波尔多集会的645名代表中，约400人赞成在尚博伯爵亨利（查理十世的孙子）或巴黎伯爵腓力（路易·腓力的孙子）的领导下实行君主立宪制。
在新议会的约200名共和派中，有一半是前奥尔良党人（菲利普的支持者）与温和保守派，他们的领袖梯也尔获得了26个省的支持，是所有候选人中得票最多的；另一半则较激进，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君主的共和国。在极左派中，还有更激进的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这个团体在巴黎占主导地位，他们赢得了42个席位中的37个。
2月17日，新议会选举梯也尔为第三共和国的行政长官。梯也尔长期反对普鲁士的战争，他被议会认为是最有可能带来和平和恢复秩序的候选人。随后，梯也尔前往凡尔赛，俾斯麦和德国皇帝正在那里等候，2月24日，停战协定签署完成。
公社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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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巴黎公社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惨败。起义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方面是战争的惨败，另一方面，是由于法国工人阶级持续增长的不满情绪，[2] 上可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发生在里昂和巴黎的第一次工人起义。[3]
法国与普鲁士的战争，是于1870年7月由法國皇帝拿破仑三世挑起的，结局却是法军惨败。1870年9月2日，被围困在色当的拿破仑三世下令投降，第二帝国也就随着皇帝的投降而崩溃。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国。由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奥尔良派分子组成的新政府，称为「国防政府」。普鲁士并不满足于皇帝的投降，继续大举进攻法国。9月19日，普军包围巴黎。多年来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再加上当前的食物短缺，军队失败，还有普鲁士军队的不断炮轰终于大大激化了社会各界的不满情绪。巴黎市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一个比较明确的要求是巴黎应该自治，拥有自己的经选举产生的议会，享有与其它法国小城镇同样的权利，而这一要求一直被政府出于对不法平民的担心而拒绝。一个与此相联系的但不那么明确的愿望是谋求以一种更加公平的甚至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管理国家经济，这些要求汇总起来变成了一句口号：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
1871年1月，围城四个月后，执政的国防政府谋求与新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签订停火协定。德国人要求在和平协定裡加入一条要让德国军队以凯旋仪式进入巴黎。尽管被围困多日，但许多巴黎市民还是非常愤慨并坚决反对普鲁士（现在已成为新的德国）人以任何仪式宣布对他们的城市的占领。
当时巴黎有30万市民都是名为“国民自卫军”的市民武装部队的成员，这支部队已极度扩张以协助保卫城市。自卫军选举了他们自己的官员，都是来自于工人阶级，包括激进分子和主张社会主义的领导者。
他们进一步组建了一个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包括爱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共同保卫巴黎，击败德国人的进攻，并且保卫共和政体，防止帝制复辟，击败在1871年2月举行的一个支持帝制的多数党的选举以组建新的国民大会。
巴黎人民在失败面前无所畏惧，并已准备好在德军进城后引发的武装冲突中与敌人血战到底。因此，在德军进入巴黎之前，依靠普通工人的协助，国民自卫军已经设法把一大批大炮（他们认为那是属于他们的资产，因为购买这些大炮的资金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国家发行的公债）搬离了德军必经之路，把它们保存在一些相对安全的地方。其中一个主要的“大炮公园”就在蒙马特尔高地。
阿道夫·梯也尔，新成立的临时政府的首脑，意识到在目前这种不稳定形势下，中央委员会形成了另一个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中心。另外，他还担心工人们会用国民自卫军的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激怒德国人。
巴黎公社的产生和性质
德军进入巴黎之后，过了很短时间便马上撤离了。但巴黎的高度政治狂热还在继续。帝国政府和临时政府都已离开巴黎去了凡尔赛，一个在德军保护之下的避风港。结果在他们回去之前的那段时间，法国首都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
由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一种更加激进的姿态，权威也稳定地增长，政府感到不能无限期地允许它自由支配那400多门大炮。于是，作为第一步，在3月18日，梯也尔命令正规军去夺取存放在蒙马特尔高地及全城其它地方的大炮。士气低落的士兵们不但没有执行命令，反而与国民自卫军和当地居民亲如兄弟。蒙马特尔的克劳德·勒孔特将军被人从马上拉了下来，后来有人作证说他曾命令士兵们向国民自卫军和市民人群开枪，于是被枪毙，同时被处决的还有从附近抓来的一名共和国老兵雅克·莱昂纳尔·克莱芒-托马将军，由于他曾担任过国民自卫军的前任指挥官而为人所痛恨。
其他很多部队也参加了叛乱，于是叛乱迅速扩大，政府首脑梯也尔向所有还服从命令的正规军，警察以及各级行政人员和专家们下达了立即撤退令。他自己抢在别人前面先逃到了凡尔赛。梯也尔說他已经考虑这一策略（“从巴黎撤退以粉碎后面的人民”）很长时间了，是他在反思1848年革命时得出的经验，但很有可能这只是他在惊慌失措中所作的决定。没有证据表明政府曾经预见到或者为现在开始的危机作过任何计划。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现在是巴黎唯一有效的政府：它组织了于3月26日举行的公社选举。
公社的92名成员（确切地说是“公社议会”）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术工人和一些专家（比如医生和记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政治活跃分子，派别从共和派改良主义者，到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甚至还有希望恢复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专政的雅各賓黨人。
社会主义革命布朗基组织的前任领导布朗基被选为议会主席，但他本人并不在场，因为他已经于3月17日被捕，整个巴黎公社活动期间他都被关在一个秘密监狱。公社一开始试图用巴黎总主教乔治·达尔博伊来换他出狱，后来又用他们拘留的74名人质交换，但均被阿道夫·梯也尔断然拒绝（见下文）。巴黎公社于3月28日宣布成立，但各区经常在围城中与组织脱离关系。
社会法案
公社在它短暂的生命期内采用了从前被废弃的法兰西共和国历，并采用象征社会主义的红旗以及第二共和国时期装饰有红边的三色旗作为自己的象征标志，恢复了在第二帝国时期被禁唱的《马赛曲》为国歌。1848年，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期间，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曾经用红旗以及装饰有红色绶带的三色旗来作为自己的标识，以区别于政治立场中立的共和分子，正如这些中立的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吉伦特党人在1789年革命期间所做的那样。
尽管内部有许多不同，议会还是在管理一个两百万人的城市的基本公共事务方面做的不错；它也能够在一些政策上达成一致，这些政策的内容倾向于建立一个进步的，长期的以及高度民主的社会民主主义，而并不仅仅是一场社会革命。由于时间短暂（公社只存在了不到60天），只有一部分法令真正得到了实行。它们包括：
- 政教分离
- 妇女选举权
- 在围城期间所欠房租的免除（在此期间支付实际已经被中止）
- 数以百计的巴黎面包店的夜班的废除
- 向在服务期间死亡的国民自卫军的未婚伴侣以及子女发放抚恤金
- 由城市当铺免费发还所有在围城期间被抵押的工人的工具以及最高价值20法朗的生活用品，他们担心技术工人在战争期间被迫典当了他们的工具
- 推迟商业债务的偿还，废除借款利息
- 由工人接管并运营被原主人放弃的企业，将来原主人可以獲得补偿
- 废除官员的高薪制，规定公社委员最高（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年薪不超过6000法郎（相当于当时巴黎中等收入工人的年收入）。
政教分离法令将所有的教堂财产变为公共财产，并且把宗教教育从学校去除；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直等到1880-81年费里法和1905年法国法律才重新实行这一法律，它们确立了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公社允许教堂继续从事宗教活动，但条件是他们必须在夜间向公众政治会议开放教堂。与街道和咖啡店一起，教堂成为了公社另一个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情境主义运动在它的建筑主张中不会忘记这一表述。其它计划中的立法还包括教育改革，它使将来的教育和技术培训向所有人免费开放。
一些妇女组织了一个女权运动，继续了1789年和1848年的政治主张。这样，纳塔莉·勒梅尔，一个社会主义的装订工人和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夫，一个年轻的俄罗斯被放逐者和卡尔·马克思的伙伴于1871年4月11日创建了“保卫巴黎和护理伤员妇女联盟”。鉴于相信她们针对男权制的斗争只能在一场全球的针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之中实现，联盟要求性别平等，工资平等，妇女的主动离婚权，世俗指导（非牧师的）权和女孩的专业教育权。她们还要求抑制合法妻子与情妇间的区别，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之间的区别，废除妓女——她们实现了关闭“maisons de tolérance”（合法的官方妓院）。妇女联盟还参与了几个市政委员会以及组织了合作工厂。[4]著名形象如路易斯·米歇尔，“蒙马特尔高地的红色处女”参加了国民自卫军，后来被送到新卡里多尼亚，象征着数量很少的妇女在起义事件中的积极参与。国民自卫军的一个妇女营在镇压期间保卫了布兰彻广场（Place Blanche）。
公社领导们的工作负担都非常之大。人们期望议会成员们（他们不是“代表”，而是委任的，理论上来说，随时可以被选举人取消资格）像提出那些立法的法令一样提出一系列行政的和军事的法令。大量的在围城期间在各地区（“quartiers”）为满足社区需要（小卖部，急救站）而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组织继续兴旺并与公社紧密合作。
同时，这些地方议会通常也在当地工人的指导之下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不管公社议会的正式改革，作为一个整体公社的这些成员们是更加激进的革命者。革命倾向表现为蒲鲁东主义——一种偏中间的无政府主义的早期形式——成分混杂了国际社会主义，布朗基主义，以及更多的自由主义共和派。巴黎公社一直被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歌颂至今，部分原因也是这种政治趋向的多样性，高度的工人控制和不同革命派别之间的紧密合作。
战斗
公社部队，也就是国民自卫军，首先于4月2日与常规军的凡尔赛军展开了一场小规模冲突。双方都没有真正地想要开始一场大规模内战，但双方也都不想谈判。后曾在世纪之交担任皮埃尔·瓦尔德克-卢梭政府下法国战争部长的德·加利费侯爵（与独立社会主义者米勒兰一起），是梯也尔领导下指挥反击的将军之一。
邻近库尔布瓦的市郊被政府军於4月2日攻陷，而一次推迟了的公社自己的武装对凡尔赛的远征企图也于4月3日失败了。抵抗与求生变成了首要的考虑，公社领导层作了坚定的努力，要把国民自卫军变成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
在巴黎的外国政治避难者和流亡者团体也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其中有一位是波兰前军官和民族主义者雅罗斯拉夫·东布罗夫斯基，成为公社最好的将军。
议会完全支持国际主义，为了表示这种兄弟般的情谊，公社认为纪念拿破仑一世胜利的旺多姆圆柱是一个波拿巴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象征，于是将其拉倒。
在国外，包括德国在内的工会和社会主义组织也举行了集会和并传递了支持信息。但所有从其它法国城市获得真正帮助的希望很快破灭了。梯也尔和他在凡尔赛的内阁设法阻止任何信息从巴黎泄露出去；并且在法国外省及乡下对于大都市的运动一直以来就持一种怀疑性的态度。纳博讷，利摩日和马赛的运动很快就被粉碎了。
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议会的一个分支赢得了一场选举（对手是装订商和卡尔·马克思的一个随军记者欧仁·瓦尔兰，以及其它中立派），决定创建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模仿1792年雅各宾派建立的同名机构。从理论上来说，它的权力非常之大并且毫不留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有效。
从四月到五月，政府军的兵力在数量上持续增长——普鲁士释放了法军战俘以帮助梯也尔政府——他们完成了对巴黎外围抵抗力量的分割包围，并将国民自卫军赶回了城里。5月21日，巴黎城墙西部的一道城门被攻陷，凡尔赛军开始夺回巴黎，他们首先占领了繁荣的西部地区，在那里他们受到了那些在停战后没有离开巴黎的市民们的欢迎。据说有一位工程师（他经常为梯也尔政府当间谍）发现城门无人管理，于是把这一情报通知了凡尔赛军。
很强的本地忠诚度在过去曾是公社的一个有利因素，现在却变成了某种不利：没有一个统一的有计划的防御，每个街区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为战，最后被一个接一个地攻破。曾经在过去的巴黎革命中使整个街区几乎坚不可摧的狭窄小巷组成的网络，现在已在奥斯曼男爵对巴黎的改造中变成了宽广的大道。凡尔赛军拥有集中指挥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他们已经学会了巷战的技巧，只需简单地把房屋的墙壁凿穿就可以完成对公社街垒的侧翼包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奥斯曼男爵改造出的那些宽阔的广场和大街，才是他们被抵抗力量的枪炮所阻挡的地带。
在进攻中，政府军应当为对国民自卫军和平民的大屠杀负责：曾经拿过枪的战俘，或者被怀疑为曾经战斗过的人士，都被立即枪决，集体屠杀成了家常便饭。
公社曾经于1871年4月5日颁布过一个“人质法令”，按照该法令，任何凡尔赛军的帮凶都将成为“巴黎人民的人质”，第5条更进一步指出，任何被凡尔赛军处决的战俘或巴黎公社正规政府的游击队员，都将导致三倍的人质被处决。但这一法令实际并没有执行。巴黎公社曾经数次试图用巴黎总主教乔治·达尔博伊来交换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但都被阿道夫·梯也尔断然拒绝，他的私人秘书巴塞洛缪·圣-希莱尔宣称：“活该他们倒楣（tant pis pour eux!）”。公社也作过其它谈判尝试，提议以它控制的全部74名人质来交换布朗基，但也都失败了。最后，在流血周及随后的凡尔赛军的大处决中，泰奥菲尔·费雷（Théophile Ferré）签发了6名人质（包括乔治·达尔博伊总主教）的处决令，他们于5月24日在火箭监狱被一个班的士兵枪决。奥古斯特·维莫莱尔嘲讽此事（也许是出于幼稚，因为梯也尔已经拒绝了任何谈判）说：“多么漂亮的工作！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唯一能制止流血的机会。”泰奥菲尔·费雷本人在梯也尔军队随后展开的报复行动中被处决。[5][6]
天主教百科全书宣称有超过50名人质于5月24日至5月26日之间被杀害。有些是被公社领导直接下令杀死的，另一些则被死于暴徒之手。[7]在受害者中有巴黎总主教乔治·达尔博伊。
公社于1871年5月23日下令焚毁巴黎的各主要建筑，包括杜伊勒里宫、卢浮宫、卢森堡宫、巴黎歌剧院、巴黎市政厅、内政部、司法部、王宫、以及香榭丽舍大街两旁的豪华饭店和高级公寓楼，“宁愿见其消亡，也不留给敌人”。
流血周
最顽强的抵抗发生在东部的工人阶级区，战斗一直持续，直到最后的巷战。到5月27日，只有极少数的抵抗仍在持续，特别是最贫困的东部地区，如美丽城和梅尼蒙当。战斗到5月28日下午或晚间全部结束。史称“流血周”。
麦克马洪元帅签署了一项公告:“巴黎居民们，法国军队来解救你们了。巴黎自由了！四点钟的时候，我们的士兵们占领了最后一处暴动据点。今天战斗结束了。秩序、工作和安全将被重建。”
严厉的报复随即展开。以任何方式支持过公社的行为都被视为政治犯罪，数千人被起诉。一些公社社员在拉雪兹神甫公墓的公社社员墙边被枪决，而数千人被临时拼凑的简易军事法庭判决并枪杀。大屠杀的地点包括：卢森堡花园和别墅宾馆后面的Lobau军营。另外还有将近40,000人被押往凡尔赛接受审判。男人、女人和儿童排成长队在军队的监视下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去往凡尔赛的临时监狱。随后，12,500人被审判，大约10,000人被判定有罪：23人被处决；许多人被判监禁；4,000人被放逐到新卡里多尼亚。在流血周期间的死亡人数一直无法得到准确的数字，而各种估计值从10,000到50,000都有。据康乃爾大學教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7,500人被监禁或者流放”，“大约20,000人被处决”[8]。
据阿尔弗雷德·柯班说，30,000人被杀害，也许还有多达50,000人随后被处决或者监禁，7,000人被流放到新卡里多尼亚。[9]另外还有数千人——包括大部分的公社领导——成功地逃亡到了比利时、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最后流放者和逃亡者于1880年获得了特赦。一些人在之后的政治生涯中还很杰出，成为了巴黎市议员、代表或者参议员。
1872年，“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防止一切左翼组织产生的可能。”[8]对于被监禁的人，有一条1880年的特赦，除了那些由于暗杀或者纵火被判刑的人之外。巴黎继续保留军事法律达五年。
公社反思
卡尔·马克思认为，公社“浪费了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而不是迅速地消灭凡尔赛军，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法兰西国家银行就位于巴黎市，存放着数以十亿计的法郎，而公社却对此原封不动也未派人保护。他们向银行请求借钱，卡尔·马克思認為他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全部没收银行的资产。公社为防備谴责而选择不去没收银行的资产。结果银行资产被搬运到了凡尔赛武装凡尔赛的军队。
共产主义者，左翼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人把巴黎公社视为解放社会的原型或者预示，因为它的政治系统是基于包括草根阶层在内的人人参与的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马克思和恩格斯，巴枯宁，以及后来的列宁和托洛茨基都试图从巴黎公社很有限的经验中吸取理论上的教训（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政权消逝（withering away of the state）”）。更加务实的教训出自一名记者爱德蒙·德·龚古尔之手，他在流血周三天之后写道：“…血腥镇压非常彻底，像这样杀死所有敢于反抗者的流血事件，将推迟下一次革命爆发的时间…旧社会至少为自己又争取到了二十年的和平时间…”
卡尔·马克思在他写于巴黎公社期间的著名小册子《法兰西内战》中赞扬了公社的成就，并把它描述为未来的革命政府的原型，无产阶级终于发现了获得解放的形式。
马克思写道：“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裡。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10].
恩格斯附和这一观点，他补充：没有常规军，区域自治以及其它措施，标志着公社不是旧体系下的“国家”，而是一个过渡形式，向着废除国家的目标前进的一种形式，他使用的这一著名名词后来被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采用：公社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它是由工人运作的并且符合工人的利益。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公社也并不是一味颂扬。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1872年的第一国际海牙会议的决裂部分归因于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公社对反动派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开始征兵，在革命指导下进行集中决策的话，公社是可以存活下来的。而分歧的另一边，反威权的社会主义者不同意共产主义者的观点，共产主义者倾向于迅速夺取政权，建立一个临时过渡政府，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应该像巴黎公社一样进行罢工和通过分散的工人议会使国家解体。
巴黎公社后来经常被许多左翼领导人提起。毛泽东曾常提到它。列宁也赞同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生动样板，但同时，列宁也批评公社“在中途停了下来，……一味幻想在国内树立一种最高的公理，……没有夺取像银行这样的机构”。他认为他们“过于宽大”，没有及时去消灭阶级敌人。[11]苏联的宇宙飞船上升一号携带了巴黎公社的部分标牌。布尔什维克把一艘甘古特級戰艦“塞瓦斯托波尔”号更名为“巴黎公社”号。
批评
保守派作者通常都激烈地批评巴黎公社。事发当时美国驻法国大使伊莱休·B·沃什伯恩的日记被历史学家大卫·麦卡洛的书《伟大旅程》大段引用，以說明公社社员是一帮“强盗、杀手和暴徒”：“我实在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写出我的憎恶……（他们）威胁要毁灭巴黎，把所有人在投降之前烧死在废墟中”。事实上在战斗中，社员们放火烧掉了杜伊勒里宫、卢浮图书馆、维勒旅馆、司法宫、警察府、王宫和很多其他地方，还有人去烧巴黎圣母院不过被扑灭了。从维勒旅馆到法国银行的下水道被埋上地雷，当时在巴黎的英国人埃德温·蔡尔德（Edwin Child）写道：“女人都象疯虎一样，到处洒汽油，他们战斗时越是怒火旺盛就越光荣似的。”[12]近来有一些研究者提出，关于这些女纵火者（或按法文写法“pétroleuses”）的记述是虚构的[13][14]。利萨加雷写道，因为这些指控，有数百名女工在5月下旬被当作纵火犯谋杀了。他还认为必须指出，对血腥一周中造成巴黎变为废墟的各处大火，法军炮火要负一半责任[15]。沃什伯恩还试图救出公社手中的人质，其中六人在最后战斗阶段被处决了。沃什伯恩还写道：公社“犯下了史无前例的罪行”，军队则“进行了可怕的报复”[16]。
平反
巴黎公社遭到血腥镇压后，梯也尔任命的凡尔赛军总司令麦克马洪亲自为圣心教堂揭幕，感谢上帝保佑他们镇压了巴黎公社。此后，法国历史书均从法兰西第二帝国直接跳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巴黎公社被严令禁止提及，不得进入教科书[17]。
1879年3月3日，国民议会对巴黎公社社员实施部分赦免。后来，应雨果等人呼吁，国民议会于1880年7月11日颁布“全面大赦”。但这两次赦免都建立在巴黎公社社员“犯有罪行”的前提下。1880年“全面大赦”后，“流血周”幸存者们结束国外放逐或流亡生活，回到法国，成立了巴黎公社老战士“兄弟会”[17]。
1960年代，法国“巴黎公社协会”成立，宗旨是捍卫巴黎公社理想、继承巴黎公社精神。2011年，巴黎公社协会要求法国当局为巴黎公社正式公开平反。到2013年，一些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议员多次联合推出为巴黎公社平反的备忘录提案[17]。
2016年11月29日，国民议会依据《宪法》34-1条款通过第907决议，由议长克洛德·巴尔托洛内签署“为所有遭镇压的1871年巴黎公社社员平反”。此次平反是由一批来自社会党等党派的左翼议员提出，极右翼的国民阵线等党派的议员反对，经过两个小时辩论，最终左翼议员胜利。支持该提案的社会党与环保改革派领袖布鲁诺·勒鲁及巴黎议员称，“这一庄严行动”是在“尽历史责任”，“此举旨在给那些为自由不惜被立即处死和受到不公正判决的妇女和男子以荣誉和尊严。”[17][18]
主要领导人
参考文献
- ^ Horne, Alistair. The Fall of Paris. The Siege and the Commune 1870-1. London, MacMillan. 1965: 331–332.
- ^ Haupt/Hausen 1979, 74-75页
- ^ Edwards 1971,第1页
- ^ 妇女和公社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檔，存档日期2007-03-12., in L'Humanité，2005年3月19日（法文）
- ^ Les otages de la Commune de Paris, L'Histoire par l'image, URL accessed on January 12, 2007 （法文）
- ^ Extract from Maxime Vuillaume, Mes cahiers rouges au temps de la Commune, (1909) （法文）
- ^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4168a.htm
- ^ 8.0 8.1 In Benedict Anderson. In the World-Shadow of Bismarck and Nobel. New Left Review. July–August 20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6-10-10）.:
"In March 1871 the Commune took power in the abandoned city and held it for two months. Then Versailles seized the moment to attack and, in one horrifying week, executed roughly 20,000 Communards or suspected sympathizers, a number higher than those killed in the recent war or during Robespierre’s‘Terror’of 1793–94. More than 7,500 were jailed or deported to places like New Caledonia. Thousands of others fled to Belgium, England, Italy, Sp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1872, stringent laws were passed that ruled out all possibilities of organizing on the left. Not till 1880 was there a general amnesty for exiled and imprisoned Communards. Meantime, the Third Republic found itself strong enough to renew and reinforce Louis Napoleon’s imperialist expansion—in Indochina, Africa, and Oceania. Many of France's leading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Commune（Courbet was its quasi-minister of culture, Rimbaud and Pissarro were active propagandists）or were sympathetic to it. The ferocious repression of 1871 and after was probably the key factor in alienating these milieux from the Third Republic and stirring their sympathy for its victims at home and abroad."
- ^ Estimates come from Cobban, Alfred. 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 3: 1871–1962. Penguin books, London: 1965. Pg. 23.
- ^ 卡尔·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 English Edition of 1871
- ^ V.I. Lenin, "Lessons of the Commun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Originally published: Zagranichnaya Gazeta, No. March 2, 23, 1908. Translated by Bernard Isaacs. Accessed August 7, 2006.
But two mistakes destroyed the fruits of the splendid victory. The proletariat stopped half-way: instead of setting about "expropriating the expropriators", it allowed itself to be led astray by dreams of establishing a higher justice in the country united by a common national task; such institutions as the banks, for example, were not taken over, and Proudhonist theories about a "just exchange", etc., still prevailed among the socialists. The second mistake was excessive magnanimity on the part of the proletariat: instead of destroying its enemies it sought to exert moral influence on them; it underestimated the significance of direct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ivil war, and instead of launching a resolute offensive against Versailles that would have crowned its victory in Paris, it tarried and gave the Versailles government time to gather the dark forces and prepare for the blood-soaked week of May.
…Mindful of the lessons of the Commune, it [the Russian proletariat] knew that the proletariat should not ignore peaceful methods of struggle—they serve its ordinary, day-to-day interests, they are necessary in periods of preparation for revolution—but it must never forget that in certain conditions the class struggle assumes the form of armed conflict and civil war; there are times when the interests of the proletariat call for ruthless extermination of its enemies in open armed clashes.
- ^ Eye-witness accounts quoted in 'Paris under Siege' by Joanna Richardson (see bibliography)
- ^ Robert Tombs, The War Against Paris: 187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272 pages ISBN 978-0-521-28784-5
- ^ Gay Gullickson, Unruly Women of Paris, Cornell Univ Press, 1996, 304 pages ISBN 978-0-8014-8318-9>
- ^ Lissagaray, Prosper-Olivier.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London: Verso. 2012 (1876): 277–278.
- ^ Katz, Philip M. 1998. From Appomattox to Montmartre: Americans and the Paris Commune P.48
- ^ 17.0 17.1 17.2 17.3 沈大力. 浩气长存：巴黎公社社员平反. 中华读书报2016年12月21日，第17版.
- ^ Article（编辑 | 讨论 | 历史 | 链接 | 监视 | 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