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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津和平工作或船津工作，是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后，为了打开急速恶化的日中关系并防止事变扩大，在同年8月进行的和平工作。因通过日本实业家兼前外交官船津辰一郎来进行斡旋，因此得名。

经过

“就地解决方案”失效

 
蒋介石庐山谈话

在1937年7月7日深夜，发生在北京西南约20公里处的卢沟桥的日本军队与中国军队之间的冲突，即卢沟桥事件[1][2][3][4]。次日7月8日，中国共产党呼吁中国国民对日全面抗战，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也在同一天，为了防止事件扩大，向现地军队下达了避免主动使用军队的命令[1][2]。虽然7月9日实际上进入了停战状态，但7月10日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表示了抗议[1][4]，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关东军则积极寻求将事变扩大[3]。

日方尝试通过以往处理类似事件时采用的“现地解决方式”来处理此次冲突，即不通过正式的外交谈判解决问题，而是由现地军队与地方政权进行协商解决[4][5]。无论是满洲事变后的塘沽协定（1933年5月）还是蓝衣社恐怖事件后的梅津-何应钦协定（1935年6月），都是采用了这种方法解决的[4]。原本，具有偶发性质的卢沟桥事件也采用了同样的处理方式，日本军队的前哨机关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及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之间进行了谈判[2][4][5]。日方的停战条件是根据军中央的指示提出的，尽管战斗中中国方面的损失更大，但停战条件中包含了要求中国方面的道歉等[3][5]。结果，7月11日，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大佐与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之间一度达成了停战协议[2][4][5]。

然而，就在同一天，日本政府指责此次事件是中国方面计划性的武力抗日行动，并将这场冲突命名为“华北事变”，决定从本土、朝鲜、满洲派遣增援部队[4]。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完爾原本是反对扩大冲突的，对于增派部队持否定态度，但在接到国民政府中央军正向中国大陆北上的情报后，认为为了保障侨民和现地军队的安全，派遣部队成为必要，因此同意了这一决定[4]。陆军大臣杉山元向昭和天皇展示了“事变大约一个月内可得解决”的预期[5]。随后，关于现地停战协议达成的报告传来，本土的派遣部队被暂时搁置，但从朝鲜、满洲的增援部队的派遣则被实施了[4]。这一决策反而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方面[6][7]。

蔣介石是在江西省的庐山听说了卢沟桥事件的消息。蔣命令何应钦加快部队的编组，并派遣到华北的要地，还指示准备向前线调派100个师的部队。[8]在与共产党的周恩来会谈后，7月17日，他在同地发表了以“我们既是弱国，若面临最后的关头，为了国家的生存，只有拿全民族的生命来赌”的“最后的关头”演说，明确表示仍将继续和平努力，但如果无法实现，则只能竭尽全力抵抗[3][5][8][9]。7月19日，蒋介石提出和谈条件：

  1. 中国主权和领土的不可侵犯
  2. 禁止在河北省非法改变行政组织
  3. 国民政府地方官员不因日本要求而改变
  4. 第二十九军不受任何限制

蒋介石表示如果日本停止侵略行为并同意这四个条件，愿意进行谈判。同时，如果日本不在此时停止军事行动，即便没有胜算，也已准备好与日本抗战，并呼吁国民奋起[6][8]。蒋介石政权还表明，现地停战协议应当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并宣布任何违背国家主权的现地协议为无效[4][8]。这是对日方长期采用的“现地解决方式”的明确否定，表明国民政府决心不再重蹈九一八事变的覆辙[4]。

7月20日，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召开了内阁会议，决定动员3个师团[3]。但是，迅速派兵的计划被搁置[3]。7月25日，廊坊事件发生，称修复北平-天津间被切断的电线后的日本军部队遭到国民党军的枪击[4][6]。7月26日，为了保护北平居住的日本人，在事先通告后，日本军部分兵力进入城内时，城门被关闭，城墙上的中国军队对日军开火，发生了广安门事件[1][5][6]。27日，决定增派的3个师团被实际派遣[3]。7月28日，日军在华北地区发起了总攻击，战争最终全面爆发[3][5]。7月29日，位于河北省通州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日本警备队转移到北平期间，中国的保安队发动了叛乱，屠杀日本居民，即通州事件[1][5][6]。同日，日军占领了天津，南开大学在空袭和炮击下被摧毁[5]。7月31日，蒋介石再次明确表示和平已无希望，只有彻底抗战，随后释放了被监禁的“救国七君子”。这使得之前对蒋介石态度持怀疑的许多中国人也相信了蒋的决心是坚决抗日的。[5]

扩大派与不扩大派

卢沟桥事件后，陆军内部有声音提出应利用此事件一举打击中国的抗日态度，巩固日本在华北的地位，这种声音不仅来自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而且来自关东军和朝鲜军[10]。当时的陆军中存在一种观点，认为根据中国在满洲事变以来的反应，只要以日本的武力威慑，中国就会容易屈服，这就是所谓的“对支一击论”，提出这一主张的被称为“扩大派”[4][10]。他们认为，为了备战苏联，应利用此机会出兵中国，将华北脱离中国中央政府管治[4]。“扩大派”中有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省的田中新一軍事課長、参谋本部的武藤章第三課長（作战科长）和永津佐比重支那課長[4][10]。“扩大派”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算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他们认为有可能将战场限制在华北，在那里给予中国一击，就能使其屈服，这是一个极为乐观的预期。[4]

与之相对的“不扩大派”中，有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的多田駿、石原莞爾第一部長（作战部长）、河辺虎四郎第二課長（战争指导科长）、陆军省的柴山兼四郎軍務課長[3][4][10]。他们主张为了对苏战的准备，应更多地注力于满洲国的培养，尽量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4][10]。同时，他们认为中国的抵抗力不可轻视，一旦与中国的武力冲突全面化，冲突将陷入泥潭，苏联可能趁机军事介入，这种情况必须避免[4][10]。“不扩大派”的中心人物是参谋本部的石原作战部长，但当石原试图说服“扩大派”时，反被他们反驳称自己正是以石原在满洲事变中的行为为榜样，这让石原哑口无言[3]。

和平尝试

在日中战争全面化的过程中，日本对中国施加了各种威压[11]。7月11日，第一次近卫内阁将事件称为“华北事变”，并发布了政府声明，这也是威压的一种表现[11]。当天晚上9点过，近卫文麿首相邀请了将近100名来自政界、财界、媒体界的人士到首相官邸，分三次向他们请求合作，试图通过展示全国一致的姿态来压倒中国[3][11]。近卫在会上表示“为了促使中国反省而派兵”[3]。派兵的决定本身就是一种心理威压[11]。

另一方面，并非没有通过谈判尝试解决局势的尝试[7][11]。其中一些尝试甚至涉及近卫首相本人的人际网络[7]。例如，近卫通过政界浪人秋山定辅作为中介，派遣宫崎滔天的儿子宫崎龙介（当时为众议院议员）前往中国，尝试与蒋介石直接联系[7][11][注釈 1]。宫崎于7月23日离开东京，但行动被陆军憲兵隊泄露，次日在神户被憲兵隊拘留，此次行动以失败告终[7][11]。

甚至还有近卫文麿本人前往南京的计划[7][11]。7月12日，石原完爾向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建议，希望近卫首相能亲自前往南京与蒋介石直接谈判[11]。听闻此事的近卫，尽管当时身体不适，但表示愿意带着护士也要前往南京[11]。然而，风见书记官长认为，即便首脑双方能够达成一致，但双方军队的控制仍然不可信赖，合意可能无法执行，反而会使情况更加复杂化，因此反对首脑会谈的实施[11]。近卫同意了风见的意见，改提议派遣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前往南京[11]。风见向广田提出了这一建议，但最终没有实现[11]。

近卫的亲近人物，西园寺公望的孙子西园寺公一也在7月下旬前往上海，接触了与蒋介石一派接近的浙江财阀系要人，但由于事变扩散到上海，未能取得成果[11]。

船津工作

 
石射猪太郎

在日本军攻占北平和天津地区，局势暂时趋于缓和时，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提出的解决方案从7月30日起在外务省东亚局和帝国海军领导层中被提上议程[12]。这是基于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完爾在拜见昭和天皇时，上奏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的提议[12]。天皇示意近卫首相考虑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接着，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向石射东亚局长发出制定外交解决案的请求，随后，石射、外务省、陆军、海军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讨论和协调。石射作为这次讨论的核心人物，整理了停战条件案，并尝试并行推进此前准备的全面国交调整案[12]。这是贯穿日中战争全期的最为认真且宽容的政治解决策略，于8月初形成，昭和天皇也对此表示同意，结果在陆、海、外三部门首脳的连日协商后，于8月4日的四相会谈中决定。停战条件案的内容如下[12][13]：

  1. 终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
  2. 将卢沟桥一带设为非军事区
  3. 解散冀察政務委員会和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由国府自愿管理
  4. 增派日军撤回日本国内
  5. 中国政府事实上承认满洲国
  6. 缔结《中日反共条约》
  7. 中国暂停排日
  8. 中国暫停特別貿易及自由飛行

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这些条件是 1936 年 8 月 11 日《处理华北问题第二次纲要》的延伸，其中包括大胆的让步，如《塘沽协定》和其他协定，解散冀州和冀东政府，以及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在非军事区的行政权[12][13]。除此之外，还考虑了对华经济援助和废除治外法权。 这两个方案都包含了对中日战争期间和平方案的大幅让步，除了承认满洲国之外，都是温和的条件，放弃了日本自 1933 年以来在华北获得的大部分现存事实。 然而，由于条件温和，提议的条件对有关各方保密。[12]

提出的条件委托给了前驻上海总领事、中国纺织协会联合会会长船津达一郎，他也得到了中国国民党的信任，被称为 "船津工作"，因为他是通过船津接近中国的[12][14]。船津被委以重任，尽管回国时妻子病危，他还是接受了任务[12]。船津有多年在中国各地担任领事的经验，他被选中担任这项工作的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开军方，特别是陆军的监视和干涉，并与有影响力的中国官员接触，以期从中国方面获得停火提议[13][14]。可以说，这一行动的性质是 "幕后操纵"，通过个人非正式地转达和平条件，以灵活的方式促进谈判[12][13]。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反证了日本政府并不一定能控制地方军队的行为[14]。

 
高宗武

前总领事船津于 8 月 4 日离开东京，8 月 7 日抵达上海[12]。然而，就在此时，自 "卢沟桥事变 "爆发前就一直在华北出差的川越茂大使回到了上海，川越告诉船津，他将亲自向对方通报和平条件[12]。船津于 8 月 9 日会见了国民政府外交部支那局局长高宗武，只是劝说他尽快就地解决华北问题会有好处，和谈条件被带到了川越与高宗武的会谈中[12]。 高宗武也于同日下午会见了川越大使，谈判本身似乎进展顺利，尽管与原定的由私人进行灵活谈判的计划略有偏差[12]。

然而，就在同一天傍晚，海军特别登陆部队连长大山勲中尉在上海乘车视察虹桥机场地区时被中国国民枪杀（大山事件），局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13][15]。船津四处奔走，试图劝说中方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但 8 月 13 日，中日军队在上海爆发战争（第二次上海事变），并于 8 月 14 日爆发全面冲突[15]。 在此之前，国民党外交部主任王宠惠一直奉行对日绥靖政策，包括与参赞新六郎日高进行和平谈判。 船津的和平努力无果而终。这是因为战争已经打到了上海，而以华北事件结束为前提的和平计划已经泡汤[15]。

脚注

注釈

  1. ^ 1935年頃、中華民国初代駐日大使の蔣作賓が帰国する際、今後、日中間に何らかの深刻な問題が生じたとき、宮崎龍介か秋山定輔を連絡役とすべきであると言い残したといわれる[11]。

出典

  1. ^ 1.0 1.1 1.2 1.3 1.4 『大日本帝国の戦争2 太平洋戦争1937-1945』（1999）p.8
  2. ^ 2.0 2.1 2.2 2.3 林（1971）pp.44-48
  3.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北岡（1999）pp.285-289
  4. ^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戸部（2018）pp.47-51
  5. ^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狭間（1999）pp.162-166
  6. ^ 6.0 6.1 6.2 6.3 6.4 林（1971）pp.50-52
  7. ^ 7.0 7.1 7.2 7.3 7.4 7.5 有馬（2002）pp.216-218
  8. ^ 8.0 8.1 8.2 8.3 保阪（1999）pp.183-185
  9. ^ 『大日本帝国の戦争2 太平洋戦争1937-1945』（1999）p.4
  10.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林（1971）pp.48-50
  11. ^ 11.00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11.06 11.07 11.08 11.09 11.10 11.11 11.12 11.13 11.14 戸部（2018）pp.52-53
  12. ^ 12.00 12.01 12.02 12.03 12.04 12.05 12.06 12.07 12.08 12.09 12.10 12.11 12.12 戸部（2018）pp.53-55
  13. ^ 13.0 13.1 13.2 13.3 13.4 林（1971）pp.53-54
  14. ^ 14.0 14.1 14.2 古屋哲夫の足跡「日中戦争にいたる対中国政策の展開とその構造」：『日中戦争史研究』
  15. ^ 15.0 15.1 15.2 戸部（2018）pp.55-57

参考文献

関連項目

  • 盧溝橋事件#停戦協定と和平条件
  • 船津辰一郎
  • 石射猪太郎
  • 高宗武
  • 宮崎工作
  • トラウトマン工作
  • 宇垣工作
  • 汪兆銘工作
  • 桐工作
  • 銭永銘・周作民工作
  • 繆斌工作
  • 何柱国工作
  • スチュアート工作
  • 姜豪工作

外部リンク

  • 古屋哲夫の足跡「日中戦争にいたる対中国政策の展開とその構造」：『日中戦争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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