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借用
语义借用(semantic loan)[1][2][3],或称作意译[4][5]、嫁接[6]、移植[7][8],是语言接触中的一种类推现象[3],指一门语言中既有的语言单位(词素、词语、词组等),从其他语言中对应的语言单位中移借来了新的语义。[9]
例如:汉语中的“病毒”原本表示生物学上的一类自我复制物;英语中的“virus”除了表示生物学病毒外,还可以表示会自我复制和扩散的电子计算机程序;通过语言接触,汉语“病毒”从英语“virus”中移借来了这一语义,也可以表示计算机病毒。[10]又如:希伯来语的“כּוֹכַב”、俄语的“звезда́”、波兰语的“gwiazda”、芬兰语的“tähti”这些原本表示天空中星星的词,都从英语对应词“star”中吸收了文艺、体育明星的含义。[11]
类别和例子
不同的语言单位
语义借用可能发生在不同类型的语言单位(词素、词语、词组等)之间。[12]
- 汉语中的词素“族”,可以表示有血缘关系的一群人(如“家族”),或表示一类事物(如“水族”)。与日语接触后,从词素“族”(如“斜陽族”、“団地族”)移借来新的语义,可以用于表示有共同特点的一群人(如“上班族”、“月光族”)。[13]
- 汉语中的词语“菜单”,可以表示供餐厅顾客选择菜品的目录。中国大陆普通话与英语接触后,从词语“menu”移借来新的语义,可以表示计算机使用者选择功能的表单(香港、台湾等地多称“选单”)。[14]
- 波兰语中的词组“okrągły stół”,可以表示圆形的桌子。与英语接触后,从词组“round table”移借来新的语义,可以表示所有人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谈判讨论,即圆桌会议。[15]
不同的对应方式
如果语言单位在形式(语音、书写)上高度对应,就很容易出现语义借用。但这并非必要条件,语义借用也可以发生在形式上完全不对应的词之间。[16]
- 语义对应,形式对应:
- 语义对应,形式不对应:
- 形式对应,语义不对应:
不同的语义演变
判断标准
区别于引申
探究词源时非常困难的一点在于,判断既有的语言单位所取得的新语义,是自身引申的结果,还是借用了其他语言的语义。如果新义和旧义之间距离较远,关系较为跳跃,语义借用的可能性就较大。[27][28]例如:意第绪语中的“גלײַך”,原本表示相似的、一样的。在美国意第绪语中,其动词形式“גלײַכן”后来获得了新的语义,表示喜欢、喜爱。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较远,可以判断是与英语接触后,从“like”移借来的新义。[b][20]
如果新义和旧义之间距离较近,就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判定其来自语义借用。例如:汉语中的“持”,原本表示握住。后来出现了新的语义,表示记住。这两个义位间的逻辑关系相对自然,可能是汉语自身引申而来。但是“持”表记忆的用法几乎只见于汉译佛经和其他佛教文献中,因此可以判断是与梵语接触后,从“धृ”移借来的新义。[28][27]其他支持语义借用的判断标准还包括:平行的语义变化在多个语言中同时出现;新义主要用于特定搭配中,该搭配在另一门语言中十分常见;新义与其他文化中的概念或事物相关;新义属于特定领域,如当代的计算机科学、医学、物理学等。[29]
区别于仿译
在语言接触影响词汇的各种现象中,语义借用与仿译较为相近,而不同于带有音译成分的借词。语义借用和仿译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既有的词素、词、词组取得新的语义,后者则产生了新的词或词组。语义借用与仿译也可能同时发生,比如汉语“人口爆炸”是对英语“population explosion”的仿译,汉语“信息爆炸”是对英语“information explosion”的仿译,同时也为汉语“爆炸”增添了新的语义,表示急剧增加。[30][31]
区别于相因生义
语义借用与相因生义都属于语义的类推,都是A的一项语义与B的一项语义对应,于是语言使用者将B的其他语义加在A之上。这里的A和B如果属于不同语言,就是语义借用;如果属于同一门语言,就是相因生义。[32][33]
规范性评估
比起从整体上评判语义借用现象是有益还是有害,更合适的做法是具体评估每一个语义借用案例是否合乎规范。如果借义和原义之间的关系,符合人类普遍的隐喻和转喻认知,这种语义借用就很容易被接受。如果翻译者没有认真考虑,只是习惯性地拿一个对应词来翻译,这种语义借用就很可能难以理解。例如:英语“authority”可以表示当权者,与汉语“当局”对应;也可以表示使人信服的威望,与汉语“权威”对应;又可以表示专家人士。汉语“权威”借用了专家人士的语义,已成为约定俗成的用法;而汉语“当局”借用专家人士的语义,就很难被接受。[34][35][36]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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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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