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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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學派（日語：京都学派／きょうとがくは Kyōto gakuha）一般指以西田幾多郎和田邊元為中心，以及師事西田和田邊的哲學家所形成的哲學學派。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為中心的專門研究跨學科的一派，為了與哲學的京都學派分別，被稱作新京都學派。另外，其他各個領域中也都有稱作「京都學派」的小組。[1]
哲學
京都學派詳細的定義因不同國家不同研究者而有所差異，但仍然是世界各國積極研究的對象。主要成員包括：西田幾多郎、田邊元、波多野精一、朝永三十郎、和辻哲郎、三木清、西谷啟治、久松真一、武內義範、土井虎賀壽・下村寅太郎・上田閑照、大橋良介等等，還有左派如三木清、戸坂潤、中井正一、久野収等等。其中特別是中井正一與京都學派（人文研）的桑原武夫和京都學派（近代経済學）的青山秀夫有密切的來往。另外，因為桑原武夫的父親是京大文學部教授，他從小就同西田幾多郎接觸。
京都學派以融合西方哲學和東方哲學為目標，西田幾多郎《善の研究》等代表了京都學派的立場，在即東洋化又西洋化的日本，不僅要接受西洋哲學，還要探索如何和西洋哲學內心上融合。但是，對東洋的再評價的立場和獨特的身份的摸索過程中，逐漸接近了「西洋是進退維谷，東洋才是中心」的大東亞思想。按照劉及辰的講法，京都學派哲學學派分為三支：高山岩男、高坂正顯、西谷啟治為右派；務台理作為中央派；三木清、戶坂潤為左派。這裡所說的京都學派便是指哲學學派的右派，因為西谷啟治、高坂正顯、高山岩男所開創的「戰爭哲學」、「世界哲學」，所以也被稱為「世界史學派」，又稱京都學派四天王（西谷啓治・高坂正顕・高山岩男・鈴木成高），提倡「世界史的哲學」和「近代的超克」（overcoming of modernity），親近日本海軍，採用哲學的路徑為日本在世界歷史中的主體性地位做合理性辯護，並進一步在其體系中確立了日本在世界歷史中的中心位置。[2]
太平洋戰爭日本戰敗後，戰前的京都學派沒落。但是戰後的高坂、高山接近保守的自民黨，京都學派和政治的關係一直持續到今日。另外，在陸軍與海軍相比擁有壓倒性力量的時代，大橋良介評價說，接近海軍與其說是對軍部政權的贊助，不如說是對軍部方針進行糾正的體制批判的行動。另外，根據大島康正的筆記，大橋指出，京都學派（東洋史學）的宮崎市定也作為常客參加了作為該海軍的布萊恩托拉斯的京都學派的聚會。
另外，大橋良介提出了根據梯明秀的分類來區分京都學派和京都哲學的提案。總之，將「以某種形式繼承並展開『無』思想的思想家的網絡」理解為京都學派，向西田和田邊學習，將他們的知識網絡下的東西分類為京都哲學。在這種情況下，三木被認為是一個微妙的立場，多數左派的弟子不在京都學派中。另外，作為弟子一邊寫着西田的著作的編輯和解說，一邊自己的研究大概也不包含朝着歷史方向發展的下村寅太郎。另外，由於與京都大學無緣，一般不包括在京都學派中，但是鈴木大拙是西田的好朋友，在「繼承、展開『無』的思想」這一點上也相互影響，在京都的大學（大谷大學）工作，所以如果按照大橋的定義，鈴木也是京都學派。另一方面，中村雄二郎在《共同感覺論》（1979）中，對三木、戶坂、中井（還有雖然不是京都大學畢業，但和戶坂關係很好的三枝博音的名字）的共同感覺進行了探討，暗示西田哲學的「場所的邏輯」可以被批判地跨越。從這一點來看，不要過於狹隘地看待京都學派（哲學），這才是生產性的。
京都學派四天王對戰時自己的言行沒有做任何總結和辯護。1965年，粕谷一希懇求高山岩男討論「我的戰爭責任」，高山拒絕了。[3]對於四人的沉默，下村寅太郎表示：「京都學派的人們之所以不為自己辯護，正確的做法是不接受批評而無視。批評是站在「勝者為王」的立場上，不是靠自己，而是靠思想本身的實力。[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