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法语：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又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是法国的一段社会激进与社会动荡的时期，对法国历史以及全欧洲都留下了深远影响。与英国工业革命并称为“双元革命”[2]:5。法国政治体制在大革命期间发生了很多转变：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绝对君主制与封建制度在三年内变成其他制度，过去的封建、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左翼政治团体、平民和乡村农民的冲击[3]，传统君主制的阶层观念、贵族以及天主教会统治制度被自由、平等、博爱等原则取代。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个人自由的一统天下只能产生最为有利的结果，个人才智在理性世界里自由发挥[2]:40。整个欧洲的君主制支持者因而心生恐惧，因此在大革命之后至1815年发起反法讨伐，并成功恢复君主制，但很多改革在恢复君主制后仍然存在。革命导致各界对立，特别是共和派和保皇派在往后长达二百年的政治对立。
| 大西洋革命的一部分 | |
 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 | |
| 日期 | 1789年5月5日—1799年11月9日 (10年6个月又4天) |
|---|---|
| 地点 |  法兰西王国 |
| 结果 | |
由于七年战争战败，又介入美国独立战争，面对财政危机的国王路易十六强加税赋，英国的工业革命也影响了法国的失业率。蓬勃发展的启蒙思想此时进一步被民众接受，助长了阶级意识，终于使得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5月的三级会议中爆发。1789年6月20日，第三等级的民众发表网球场宣言，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监狱，8月26日颁布人权宣言，凡尔赛妇女运动迫使法国王室10月6日从凡尔赛返回巴黎。接下来的几年则由不同的立法会议及跟右翼的君主制拥护者斗争主导。 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路易十六在次年被推上断头台。不断出现的外部压力在法国革命中成为主导，法国大革命战争从1792年开始，这次战役为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法国首次胜利，并使法国间接控制意大利半岛和莱茵河以西的土地。在国内，派系斗争及民众情绪的日益高涨导致1793年至1794年恐怖统治的产生。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覆亡以后，热月党人建立督政府，于1795年掌权，直至1799年拿破仑执政后结束。
法国大革命拉开现代社会的帷幕，共和国的成长、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现代思想的发展以及各国之间大规模战争都成为革命的标志。作为近代伟大民主革命而受到赞扬的同时，法国大革命也因期间一些暴力专政行为而为人诟病。革命随后导致拿破仑战争、两次君主制复辟以及两次法国革命。从法国大革命开始（1789年）直至1870年，法国在先后两次共和国政府、君主立宪制及帝国政权下交替管治。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中文译者认为，1789年法国革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代表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它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符合当时欧洲的需要，其作用是废除若干世纪以来统治欧洲和法国的封建制度。它不仅要改变旧政权，更要废除旧的社会形式，因此需要同时改变所有既存的权力机构，毁灭所有公认的影响，祛除种种传统，更新风尚与习惯[4]。马克·菲利普和林恩·埃弗里·亨特等西方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受到激进主义思潮影响[5][6][7][8]。法国大革命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胜利，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大胜利，之后变革波及全世界[2]:12。在先后发生的所有革命中，只有法国大革命是真正的群众社会革命，比任何一次相类剧变都激进[2]:91。
起因
1783年6月冰岛拉基火山喷发，火山灰与温室气体导致欧洲气候异常与农作物欠收。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是1788年春天法国遭遇的旱灾。当时法国还没有从3年前的干旱中恢复，上次干旱导致饲料不足，出现了大规模牲畜屠宰，造成以牲畜排泄物为主要肥料的法国农田因肥力不足而大量闲置。 1788年7月13日，如鸡蛋般大（重约50g）的冰雹连续击毁农田，造成大量失收。同年冬天法国极端严寒，导致法国大革命前夕面包价格的大幅上涨（从正常4苏一个面包到1789年底的12苏）[9]，患病率和死亡率上升，大规模饥荒和普遍的营养不良。饥荒甚至蔓延到欧洲的多个地区，而且政府没有足够运输能力将食品运往灾区。
18世纪的法国通货膨胀日益恶化，使得社会购买力下降，1780年代地主因歉收加租进一步削弱农民收入。国内最大地主罗马天主教会对谷物征收什一税。什一税尽管表面上看似减轻国王税项对民众的压力，实际上对每天都饿着肚子的穷人而言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国内设置的关卡则限制国内经济活动[10]，以及在间歇作物歉收时成为运输障碍。资料显示1788年贫户的家庭一半收入花费在面包上，1789年则达到80%。商品滞销，农民涌入城市造成高失业率，使得社会开始动荡不安。[11]
法国由于路易十五时代的过度参战又未能打赢（特别是七年战争）而导致国库空虚，另外美国独立战争亦增加财政压力。当时法国国债总数高达20亿里拉。由战争债务带来的社会负担，加上受君主体制下的军队缺乏为退役老兵提供社会服务所拖累。同时贵族阶级，尤其是住在凡尔赛的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奢华生活大大加重平民百姓的经济负担。老旧而效率低下的财政系统无法处理政府债务，而税务制度不合理更让这一切雪上加霜。
新旧阶级势力的冲突某种程度上为革命推波助澜。法国的贵族头衔是开放的，让一些有能力及有钱的第三等级人民有机会成为贵族。1700年至1789年间，法国社会增加5万个新贵族。随着国家财政陷入危机，封爵的价格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一些没落的贵族也对这些新贵族不满。贵族本身也有投资商业、矿业、地产等行业，因此中产阶级（资产阶级）财富与贵族财富的概念界限在18世纪以后变得模糊，但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和贵族冲突日益严重。[来源请求]
由启蒙时代带来的愤恨和渴望，以及由此而生的社会和政治因素也是法国大革命产生的重要原因。这包括对专制王权的愤恨；那些和荷兰、英国等国有联系的商业城市，也因为荷兰爆发爱国者起义失败，吸引了荷兰流亡人士前往，无形中助长法国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12]；野心勃勃的知识分子和商人对贵族特权和统治的愤恨；农民、工人以及资产阶级对传统贵族领主特权的愤恨；对神职特权者的愤恨和对宗教自由的渴望，相对贫困的乡村低等教士对贵族主教的愤恨，和由此延伸的对天主教的愤恨，受新教徒控制的小兄弟会修士会对其它宗教机构的影响；民众对自由以及共和制度（尤其是随着革命深入发展）的渴望；以及国王解雇在众多财政顾问中被视为人民代表的劳恩男爵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以及后来的雅克·内克尔所导致的不满[13]。
革命前夕
路易十六继位时正值法国爆发经济危机；国家几近破产，入不敷出。[14]造成这种窘境的根源是法国参与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15]1776年5月，财政部长杜尔哥失去支持，被迫下台。翌年，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雅克·内克尔继任为财政总监。由于他是新教徒，且身为外国人，无法以归化的法国公民身份担任部长职位。[16]内克尔意识到，国家在税收责任分摊问题上存在不公平；[16]贵族和神职人员往往享受着许多税务豁免。[17]他认为，国家不能抽税太高，贵族和神职人员的税务豁免特权应该取消，并建议通过举债来解决法国的财政问题。内克尔发表一份报告以阐述其压缩大约36,000里弗尔赤字的主张；并提出限制那些掌控着最高法院司法权的贵族开销。正因如此，众大臣与内克尔水火不容。一方想要巩固自身地位，另一方则希望对方认同自己这个财政总监的地位。地方势力也因内克尔损害他们的利益而反对他。国王否决内克尔的提案，并将内克尔撤除，夏尔·亚历山大·德·卡洛纳被指派为继任者，此事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11][16]。卡洛讷起初还很大手大脚，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财务状况极严峻，并提出新税法。[18]他的建议中包括一项普遍通行的地价税，征税对象包括贵族和神职人员。社会矛盾的激化，导致诸如砖瓦之日的社会暴动。
1788年路易十六召开权贵会议，参会者都是贵族阶层。贵族阶级希望推行宪政改革，以及任何加税行为必需由三级会议通过，国王不得任意逮捕或拘禁人民等，又计划在1789年5月召开三级会议。停开数百年的三级会议重开，标志着波旁王朝不再是独断专行的君主专制[19]。
三级会议（1789年5月5日—1789年6月17日）
三级会议最初的安排是在等级上分为三级，分别为教士、贵族及平民，每一级都有一票，这样其余两个等级都能否决第三个等级的决定。巴黎最高法院担心政府会搞一场虚假的会议以操纵结果，于是他们要求会议按1614年那次的形式安排三级会议[20]。 1614年的规定特别在第三等级成员为双倍票权，其他则维持单一票权。例如在多菲内省，省议会同意将第三等级的票权扩大到2倍，举行普选，允许每人一票而不是每等级一票[21]。由倾向自由的巴黎市民组成的组织“Committee of Thirty”，组织活动反对等级计票。这个由富人组成的组织，向三级会议施压要求跟随多菲内省的投票方式。他们认为旧例是合理的，因为民众应该拥有主权[22]。由重新担任财政总监的内克尔组织的一帮第二等级贵族则对此投票方式表示反对。然而路易十六最终在12月27日同意每人一票的方案，只是将每张选票所代表的票权判断权力留给三级议会。
选举在1789年春举行，普选的第三等级合资格者要求为法国本土出生或已成为法国公民的男性公民，并要求在居住地投票以及缴纳税款。原文如下：
| “ |
Pour être électeur du tiers état, il faut avoir 25 ans, être français ou naturalisé, être domicilié au lieu de vote et compris au rôle des impositions. [23] |
” |
投票产生出1201名代表，包括291名贵族300名教士以及610名第三等级成员。[24]在讨论前，三级会议编写“意见书”（cahiers de doléances）说明即将提交的讨论内容[25]。一些在数月之前还会被认为是非常激进的想法在意见书中明确表达出来，但是意见书大部分内容支持君主专制。很多内容假定第三等级将会支持日后的税收改革，很少提及启蒙思想[20][26]。自由派的贵族和教士编写的小册子在出版管制暂停后如潮水般涌现并广泛传播。西哀士在当年1月出版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中提出：“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是整个国家；第三等级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么？什么也不是；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20][27][28][29]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举行，内克尔开场演说三小时。会议刚开始就陷入僵局，第三等级的基本战术是要求所有决议必须由三个等级公开讨论决定，因此他们要求参会代表的身份确认必须要公开进行，而不是仅在各自的等级群体里完成。教士等级宣称需要更多时间完成，遭到民众反驳。内克尔声称每个等级都要做身份确认，“国王会为大家仲裁”，但却未获得另外两个等级认可。[26][30]
国民议会（1789年6月17日—1789年7月9日）
网球场宣言
1789年6月10日，埃马纽埃尔-约瑟夫·西哀士提出由第三等级自行为与会者认证，并邀请另外两个阶级参加，但不会无止境等下去。他们两天后开始，并在6月17日完成认证工作。然后他们藉投票作出一个意义深远决定，他们自称为“国民议会”，一个不是为国家而是为“人民”服务的议会。他们邀请另外两个阶级参与，但事先声明即使另外两个阶级不加入，他们依然会对国家事务进行议决[31]。
为了继续保持对三级会议的控制及阻止国民议会的行动，路易十六命令木匠在两天内为国王演讲做准备，替场地装修为由，下令关闭国民议会的召开地万国大厅。当时天气不太好，于是国民议会转到附近一个室内网球场。1789年6月20日在室内网球场内他们发表《网球场宣言》，宣称国民议会将续存至法国宪法建立为止。大部分的教士代表很快就加入到国民议会中去，贵族阶层则有47人加入。到6月27日，国王方面公开让步，不过大量军队在巴黎和凡尔赛集结。巴黎及其它城市不断有人向国民议会表示支持[32]。
巴黎人民第一次武装起义(1789年7月14日)
攻陷巴士底狱
7月9日国民议会宣布改称为国民制宪议会。这时候，内克尔因靠近第三等级而惹祸上身。在王族里，玛丽王后、国王的弟弟阿图瓦伯爵以及其他枢密院里的保守派都劝说路易十六解雇他。1789年7月11日，内克尔宣布王室家庭应该按预算资金过活后，国王解雇他，并同时重组财政部[33]。
不少巴黎市民认为路易的行动是王室对议会开始干预的第一步，因此消息传出后第二天巴黎开始出现暴动。他们更担忧的是正在进驻的部队（其中不少并非本国士兵而是王室雇用的外国兵团）已接到推翻制宪议会的命令。在凡尔赛的制宪议会不断想办法避免再被驱逐出开会地点。巴黎很快就陷入暴乱，暴动市民受到法国卫兵的支持[34]。
7月14日，叛军盯上巴士底狱里的武器和弹药库存。尽管当时监狱里只有7名囚犯（4名锻工，包括萨德侯爵在内的两名因道德罪被收押的贵族，以及一名杀人疑犯），巴士底狱因此被当作是法国封建制度的象征。经过数小时的战斗，巴士底狱于当天下午被攻陷。虽然当时的巴士底狱管理者侯爵洛奈命令停火以避免双方相互残杀，他仍然被人拖出来殴打、用刀乱刺直至最后被斩首。他的头被穿在长矛上绕城展示。暴动民众回到巴黎市政厅，把拒绝提供武器的商会会长雅克·德·弗莱塞勒推上被告席，此人即刻于市政厅前被不知名人士用枪射死。这一天后来也成为法国国庆日。
巴黎公社成立
国王和他的军事支持者这时再次让步。拉法叶侯爵担任巴黎国民卫队的指挥，在网球场宣言发布时担任国民会议主席的让·西尔万·巴伊在名为“公社”的新政府架构下担任巴黎市长。内克尔再次上台，不过这次仅是昙花一现。尽管内克尔在担任财务大臣时表现有目共睹，但作为政治家却不太受到其它派别的欢迎。他的经济政策并不能触及社会矛盾的深处，这为他的最后一次被撤埋下伏笔[35]。
国王到巴黎巡视，并在7月17日同意确认国旗为蓝白红三色旗，以及确定“国家万岁”、“国王万岁”的口号[36]。保守贵族们对王室的行为非常不满，一些对政局产生怀疑的人开始流亡。另一些人则是投入国家内乱甚或参与欧洲其他封建王朝的反法同盟活动。
另一方面，人民主权论开始向全国散播。在农村地区，人们参与烧毁地契等的“大恐慌”活动。凡尔赛的动荡使得失业率大幅度上升，各种谣言在社会中散布[37]。
国民制宪议会(1789年7月9日—1791年9月30日)
立宪过程
1789年8月4日，国民制宪议会决议通过取消封建制度（尽管当时各地的农民暴动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已经基本上将封建制度摧毁），包含该内容的决议案被后世称为《八月法令》。该法令扫除第二等级封建领主权力，以及第一等级收取什一税的权力。这样贵族和教士在各城镇、城市、省等等都失去它们的特权。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当年8月26日，国民制宪议会发布《人权宣言》。这份宣言不但具有宪法效力，更重要的对国民制宪议会原则的宣示。它对外宣布国民制宪议会不但是立法机构，还是编制新宪法的机构。
内克尔、穆尼耶和拉利-托伦达尔侯爵和一些人曾建议建立参议院，成员由国王从民选代表中选出。一群贵族对是否开设针对贵族的上议院展开讨论，最终同意法国应该成立一个单一的一院制议会。他们认为国王应保留“暂停权”，他有权延迟法令实施，但不能完全禁止。议会制度最终取代历史上的83省制度，在地区和人口方面统一管理及大致上平等。
就在制宪会议集中精力制宪的同时，经济危机仍在蔓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奥诺雷·米拉波带头处理这些问题，议会给予内克尔全面的财政掌控权。
凡尔赛的妇女运动
在国家声望已经跌到最低的时候，由国王近身侍卫传出的王后在王宫里私藏粮食的谣言在1789年10月5日引发骚动。妇女组成的游行队伍开始在巴黎的市场中集合并游行到市政厅, 要求市政厅官员解决他们的问题。妇女认为政府官员对严峻经济情况负有责任，尤其是食物短缺。他们亦要求王室结束对制宪会议的干预，要求王室及政府搬到巴黎，以表示对解决当时法国社会普遍贫困的诚意。
由于不满市内官员的回应，多达7,000名妇女带着大炮和小型武器加入游行到凡尔赛的队伍。拉法叶命令两万名国家卫兵维持秩序，之后一些抗争者冲进宫殿，并杀死数名卫兵。拉法叶最后说服国王，遵照群众的请求搬到巴黎。
1789年10月6日，国王和王室在国家卫兵的“护卫”下从凡尔赛搬到巴黎杜伊勒里宫，并正式承认国民制宪议会。
革命与宗教
革命导致权力从罗马天主教到国家的大规模转移。按照旧制度，天主教会是法国单一最大土地所有者。教会可以豁免对政府的税项，同时它还对一般市民征收什一税（收入的10%的税项，通常以谷物的形式征收），[38]，不少人对天主教会的财富和权力深恶痛绝。法国的少数新教徒，如胡格诺派，希望能制定反天主教的新法令以报复歧视他们的教士。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通过批评天主教动摇君主政体，并对这种愤恨推波助澜[39]。正如历史学家约翰·麦克曼勒斯所说：“在十八世纪法国的王座和圣坛通常被认为是同盟，它们的同时倒下成为他们的确为同盟的最终证据”[40]
1789年5月的三级会议激化了这种对天主教会的愤恨。天主教会以13万教士构成第一等级。当国民议会在1789年6月组成时，教士们加入国民议会，这埋葬了三级会议的自古以来的政治威信。[41]国民议会开始执行社会和经济改革，8月4日制定的法例取消教会征收什一税的权力。为缓解财政压力，11月2日，国民议会宣布教会的财产“由国家处置”[42]。他们利用这笔财产作为担保发行一种新货币：指券。从此国家需肩负起教会的职责，这包括支付教士薪水和照顾穷人、病人及婴儿。[43]到12月，国民议会开始拍卖土地以获取收入，这让指券在之后的两年内贬值25%[44]。1789年秋，修会圣愿被立法废除。1790年2月13日，所有宗教体系被废除[45]。修士和修女被劝谕回到平民生活并最终有部分人结婚。[46]
根据1790年7月12日通过的神职人员民事组织法案，教士成了国家的雇员。同时建立一个为教区教士和主教而设的选举系统以确定对教士的报酬比例。很多天主教徒反对选举系统，因为这否定了教宗的权威。最终在1790年，国民议会开始要求全体教士效忠王室。[47]
密谋和激进主义思潮
君主立宪派的统治
1790年6月，制宪议会废除了亲王、世袭贵族、封爵头衔，并且重新划分政区。成立大理院、最高法院、建立陪审制度。制宪议会还没收教会财产，宣布法国教会脱离教宗统治而归国家管理。
法国国王出逃
路易十六对法国大革命的发展方向逐渐感到气馁。他的兄弟，阿图瓦伯爵及路易妻子玛丽王后坚定反对革命的立场受到流亡者支持，但他自己却拒绝作出任何让外界感到他以外国势力对抗议会的事情。最终，由于感到个人及家庭的安全受到威胁，他决心离开巴黎并逃到由法国与奥地利主导统治的神圣罗马帝国边境附近，且此行已经得到边境卫队的保证。
路易将赌注押在布耶侯爵身上，他同时谴责逃亡者和议会，却在蒙梅迪的营地对路易的逃亡作出支援。1791年6月20日，国王一家从杜伊勒里宫逃出，他们自己打扮为平民，他们的仆人则打扮成贵族。
国王在瓦雷讷的马车上被驿站站长认出且被捕（在默兹省），他和他的家人被护送回巴黎，当时仍然穿着仆人的服装。佩蒂翁、拉图尔-莫布尔、安托万·巴纳夫代表议会在埃佩尔奈会见国王一家后将其带回。巴纳夫从此成为王室家庭的顾问。当他们一家回到巴黎，群众以沉默的方式迎接他们。制宪议会暂时停止国王的王位，他和王后受到监视保护。[48][49][50][51]
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乔装出逃失败，部分激进领袖和民众要求废除王政，实行共和，但君主立宪派则主张维持现状，保留王政。7月16日君主立宪派从雅各宾派中分裂出去，另组斐扬俱乐部。
《1791年宪法》
9月3日制宪议会制定一部以“一切政权由全民产生”、三权分立的宪法，规定行政权属于国王、立法权属于立法会议，司法权属各级法院。
国民立法议会(1791年10月1日—1792年9月20日)
9月30日制宪议会解散，10月1日立法议会召开。法国成为君主立宪国家。
巴黎人民第二次武装起义(1792年8月10日)
法国大革命引起周边君主制国家不安，普鲁士、奥地利成立反法联军攻打法国。由于路易十六的王后、奥地利皇帝的妹妹玛丽·安东尼特泄露军事机密给联军，法国军队被打败，联军攻入法国。
为此，1792年7月11日立法议会宣布祖国在危急中。巴黎人民再次掀起共和运动的高潮。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马拉、丹敦带领反君主制运动，于8月10日攻占国王住宅杜伊勒里宫，拘禁国王、王后，打倒波旁王朝，推翻君主立宪派的统治。
吉伦特派的统治
1792年8月10日的起义使吉伦特派取得政权，迫使立法会议废除宪法、国王退位、实行普选制。同时法国军队和各地组织的义勇军在9月20日的瓦尔米战役打败外国联军。
国民公会(1792年9月20日—1795年11月2日)
9月21日，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开幕。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
9月22日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处死法国国王
1793年1月21日，国民议会经过审判以叛国罪在断头台处死国王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于10月16日被处死。
救国委员会
吉伦特派当政以后，把主要力量用于反对雅各宾派和山岳党。从1792年秋季起，人们不满他们的温和政策，要求打击投机商人和限制物价。以忿激派为代表的平民革命家要求严惩投机商，全面限定生活必需品价格。而吉伦特派却颁布法令镇压运动。 与此同时，法国军队在1792年10月后已经打到国外。
巴黎人民第三次武装起义(1793年5月31日)
欧洲各国的专制王朝非常害怕，1793年2月，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荷兰、萨丁尼亚、汉诺威、英国成立反法同盟，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然而吉伦特派无力抵抗外国军队，巴黎人民于5月31日到6月2日发动第三次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起雅各宾专政。
雅各宾派的统治
“雅各宾专政”，又称“恐怖时代”，是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的专制独裁统治。雅各宾派掌权后，平定被推翻的吉伦特派在许多地区煽动的武装叛乱。6月3日－7月17日颁布3项土地法令，使大批农民可以分期付款买到土地。
《1793年宪法》
6月24日公布宪法，这是法国第一部共和制宪法，但是由于战争而未能实施。7月，改组并加强作为临时政府机关的救国委员会，并把投机商人处决。10月底，他们把吉伦特派及其支持者斩首，包括布里索、罗兰夫人、科黛，美国革命家托马斯·潘恩也被捕入狱。1793年底至1794年初将外国干涉军全部赶出国土，国内叛乱也基本平息。
利用断头台杀害异己
1794年3-4月雅各宾内部开始激烈争斗。罗伯斯庇尔以谋反的罪名将雅各宾派中与他政见不合的丹东、埃贝尔等人处死，使雅各宾派趋于孤立，民众也开始反对恐怖政策。随后国会中反对罗伯斯庇尔独裁的势力组成热月党。
1793年－1794年雅各宾派专政期间，巴黎设置断头台，三年内被斩首的“反革命分子”，达到7万人之多，其中包括化学家拉瓦锡、教士埃德热沃尔特等著名人士。但是其中不少并非保王党成员，只是反对雅各宾派的人士。断头台行刑遗址即今日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
热月党人的统治
7月27日（法国新历共和二年热月9日），热月党发动热月政变推翻罗伯斯庇尔并将他送上断头台。在热月9日发生的事件是革命过程中的分水岭。 随后的热月政权被证明是不受欢迎的。面临许多叛乱，罗伯斯庇尔和他的盟友，以及巴黎公社七十名成员都被处决，这是曾经在巴黎发生过的最大规模的处决。[12]这使得法兰西面临一个非常脆弱的局势。对罗伯斯庇尔的敌视并没有连同他的处决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决定责怪以任何方式曾经与罗伯斯庇尔有关的人。简言之就是雅各宾俱乐部，他们的支持者，都被怀疑是过去参与革命的个人，并通过新政府组织的许多纨袴子弟成员作为街头战士，暴力镇压无套裤汉。 这些群体的大屠杀成为著名的第一次白色恐怖。 [4]通常，这些成员大屠杀目标是监狱的群体或未经法定程序审判的受害者，这整体的情况类似在雅各宾专政恐怖统治期间对付反革命的手段。与此同时，其经济政策为猛烈的通货膨胀铺平了道路。最终导致在1795年11月将权力移交给督政府五人执政手中。[13] 这个热月政权的权力核心排除了山岳派的残存者和那些曾反对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的密谋者。发生在1795年第一次白色恐怖 造成无数的监禁和数百名处决，几乎清除了政治左派全部的民众。 这些数字，比先前雅各宾专政恐怖统治造成超过40,000人处决的规模显然小得多。 许多处决是未经审判的。[14]
巴黎人民芽月起义(1795年4月1日)
巴黎人民牧月起义(1795年5月20日)
巴黎人民要求释放芽月起义的被捕者，政府军对群众进行镇压。
五人督政府（1795年10月31日——1799年11月10日）
热月党人于1795年解散国会，成立新的政府机构督政府。恐怖时期结束，但政局仍然不稳。
《1795年宪法》
保王党葡月政变
反对新宪法的将军叫嚣复辟，被拿破仑镇压。1796年督政府派拿破仑·波拿巴远征意大利取得重大胜利，军人势力开始抬头。
督政府果月政变
1797年立法机构选举时，许多保皇党分子当选，督政府为打击保皇党势力，宣布选举无效。1798年立法机构选举雅各宾派的残余势力当选，督政府再次宣布选举无效。这种政策历史上称为秋千政策，督政府日益独裁。
大革命结束及拿破仑时代的开始（1799年11月10日）
雾月政变
1799年英国又组成第二次反法联盟，以西哀士为首的右翼势力要求军人控制局面。11月9日（共和八年雾月18日）拿破仑连同富歇、德塔列朗发动雾月政变，结束督政府的统治，建立执政府，自任执政。
《1799年宪法》
法国大革命结束，开始15年的拿破仑时代。但法国在拿破仑1804年称帝后又恢复了君主制，直到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后君主制才被彻底废除。
影响
法国大革命是唯一的一次民主革命，程度最激进，影响最深远[2]:91。法国大革命对欧洲、欧洲各国及新大陆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52][53]。法国大革命影响军队和思想改造世界，下开拉丁美洲起义，成为日后所有运动的榜样[2]:92。
在奥托·丹恩和John Dinwiddy的一份总结报告中，指出“一直以来，欧洲历史被认为几乎是浑浑噩噩、平淡无奇的，法国大革命给予它很大的刺激，使其现代民族主义得以迅速崛起。”[54]。在法国大革命后，法国的民族主义得以发展起来并影响深远。例如，拿破仑凭借对外战争成为民族英雄的象征，间接使得他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以压倒性优势当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后来成为皇帝拿破仑三世）[55]。
土地所有权的革命，是传统农业社会解体；新的农村和世界市场，则是经济[2]:242。
法国
大革命在法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些改变被广泛接受而另外一些则引起很大的争议并持续到二十世纪末。在革命之前，人们没有什么权力发出的声音。国王的权力十分集中，大多数的贵族极力维持当时的“凡尔赛体系”。
汤普森曾表示，
| “ | 国王有拥有自己的个人财富，贵族头衔的赋予权，教会的领导权，各地省长的任命权，法官和地方法官的任命权，和军队的指挥权[56]。 | ” |
欧洲各国
革命在发生后的即时影响主要是在法国邻国，但也不限于此。德国莱茵河一带因受革命影响发生了暴动，比利时列日主教领的资产阶级驱逐了其主教并迫使奥地利驻军撤出。瑞士各州也发生了骚乱。相比之下，西班牙和意大利并未因革命思潮而发生变故，意大利的革命派并未形成气候，革命在贵族中鲜有同情者。自诩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在西班牙也不敢对革命表达公开的支持。俄罗斯方面，德米特里·哥里津大公等人虽然同情革命，但更中意由上而下的改革。俄属波兰的贵族们尝试了这样的改革但没能取得实质上的成绩。匈牙利的贵族趁机向奥地利要求更多的权利，然而一旦得到后便反过来反对解放农奴[57]。
在英国，法国革命引起了非英国国教会新教徒以及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兴趣。伦敦、曼彻斯特等地成立了宪政宣传促进会这样的组织。爱尔兰独立运动也因法国革命主权在民的思想而开始发展[57]。
由于革命，法国以外的欧洲贵族、僧侣阶级陷入了恐慌。贵族们担心民众的暴动，僧侣们忧虑教会财产的充公。他们因而选择通过极力支持王权的方法来避免原有制度的崩溃。普鲁士删除了有损皇帝、容克威严的法律。利奥波德二世治下，奥地利的封建领主免于土地改革，但波西米亚和匈牙利的农民抗争使得农奴制的废除成为了不可逆的定局。共济会、光明会等中产阶级结社在各国受到打压。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则取缔了所有法国书刊并且驱逐了许多法国侨民[57]。英国哲学家柏克的法国革命论因其反对革命的立场，被欧洲保守势力奉为圭臬。
另见
相关作品
漫画
- 《凡尔赛玫瑰》（ベルサイユのばら）故事后期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
电影
- 《法国大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为1989年上映的法国电影
- 《雪琳娘》（Chouans !） 电影于1988年上映
- 《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电影于1980年上映
- 《唯一的生路》（The Only Way） 电影于1970年上映
- 《人民与国王》（One Nation, One King）为2018年上映的法国电影
游戏
- 《刺客教条：大革命》：故事背景为法国大革命。
参考文献
引用
- ^ 辞海 - 法国大革命. www.cihai.com.cn. [2024-01-21].
- ^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艾瑞克·霍布斯邦著、王章辉等译.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第二版. 麦田出版. 2020.
- ^ French Revolution.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5-24）.
- ^ 4.0 4.1 中文版序言. 旧制度与大革命. 商务印书馆. 1992年9月1日.
- ^ Mark Philp.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British Popular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79.
- ^ Leigh Ann Whaley. Radicals: politics and republicanism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2000.
- ^ Lynn Avery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 87 [2021-09-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1-09）.
- ^ Alison Yarrington. Reflections of Revolution: Images of Romanticism. Routledge. : 112.
- ^ Hibbert. Pg 96.
- ^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 Traite. [2008-10-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12-20）.
- ^ 11.0 11.1 法國大革命提綱 (DOC).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永久失效链接]
- ^ 12.0 12.1 Schama, ch. 3 and 4
- ^ 13.0 13.1 Doyle 1989, pp.73–74
- ^ 14.0 14.1 Frey, p. 3
- ^ France’s Financial Crisis: 1783–1788. [2008-10-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11-05）.
- ^ 16.0 16.1 16.2 Hibbert, p. 35, 36
- ^ Frey, p. 2
- ^ Doyle 2001, p. 34
- ^ Doyle 2001, p. 36
- ^ 20.0 20.1 20.2 Doyle 2001, p. 38
- ^ Doyle 1989, p.89
- ^ Neely, p. 56
- ^ La République et le suffrage universel. Assemblée nationale :. [2019-07-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10-24） （法语）.
- ^ Hibbert, pp.42–45
- ^ Frey, pp. 4, 5
- ^ 26.0 26.1 Neely, pp. 63, 65
- ^ 《第三等級是什麼？》節選. [2010-09-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5-28）.
- ^ 西耶斯的《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 华网在线. [2019-07-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9-28）.
- ^ Furet, p. 45
- ^ Schama 2004, p.300–301
- ^ Schama 2004, p.303
- ^ Schama 2004, p.312
- ^ Schama 2004, p.317
- ^ Schama 2004, p.331
- ^ Furet和Ozuof，《A Critical Dictionary》，288页
- ^ Schama 2004, p.357
- ^ Hibbert, 93
- ^ Censer and Hunt,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Explo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4.
- ^ Censer and Hunt,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Explo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16.
- ^ John McManner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hurch, 5.
- ^ John McManner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hurch, 50, 4.
- ^ National Assembly legislation cited in John McManner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hurch, 27.
- ^ John McManner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hurch, 27.
- ^ Censer and Hunt,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Explo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61.
- ^ Emmet Kennedy,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48.
- ^ Censer and Hunt,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Explo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92.
- ^ Censer and Hunt,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Explo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92.
- ^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Eleventh Edition
- ^ Lindqvist, Herman (1991). Axel von Fersen. Stockholm: Fischer & Co
- ^ Loomis, Stanley. The Fatal Friendship. Avon Books. 1972. ISBN 0-931933-33-1.
- ^ Timothy Tackett, When the King Took Fligh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 R.R. 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Struggle, Volume II: The Struggle (1970)
- ^ Klaits, Joseph; Haltzel, Michael H.; Haltzel, Michael. Global Ramificatio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UP. 2002 [2015-06-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24）.
- ^ Dann, Otto; Dinwiddy, John. 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ontinuum. 1988: 13 [2015-06-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1-12）.
- ^ Beatrice Fry Hyslop, French Nationalism in 1789 (1968) especially chap. 7
- ^ J.M. Thompson, Robespierr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62) p 22
- ^ 57.0 57.1 57.2 Lefebvre, Georges. 法国革命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190–200. ISBN 9787100071277.
来源
- Carlyle, Thoma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History. The Modern Library. 2002 [1837] [2010-04-25]. ISBN 03757602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7-22）.
- Censer, Jack; Lynn Hunt.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Explo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Cole, Alistair; Peter Campbell. French electoral systems and elections since 1789. Gower. 1989 [2010-04-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9-21）.
- Dalton, Susan. “Gender and the Shifting Ground of Revolutionary Politics: The Case of Madame Roland”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2001. ISSN 0008-4107.
- Doyle, William.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3r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010-04-25]. ISBN 01928522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7-22）.
- Doyle, William.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010-04-25]. ISBN 019285396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7-22）.
- Doyle, William.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010-04-25]. ISBN 019925298X.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7-22）.
- Frey, Linda; Marsha Frey. The French Revolution.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2004 [2010-04-25]. ISBN 03133219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7-22）.
- Furet, Francois. Revolutionary France, 1770–1880.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5 [2010-04-25]. ISBN 063119808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7-22）.
- Hanson, Paul. Contes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9 [2010-04-25]. ISBN 978140516083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1-04）.
- Hibbert, Christopher. The Day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Quill, William Morrow. 1980 [2010-04-25]. ISBN 068803704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7-22）.
- Levy, Darline Gay and Harriet B. Applewhite. “Women and Militant Citizenship in Revolutionary Paris,” in Rebel Daughters, ed. Sara e. Melzer and Leslie W. Rabi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Kennedy, Emmet.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Lefebvre, Georges.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Its Origins to 1793.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2010-04-25]. ISBN 023108598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7-22）.
- Marquise de Maintenon “Instruction to the Nuns of St. Louis,” in Writings by Pre-Revolutionary French Women. ed. Anne R. Larsen and Colette H Winn.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2000), 321.
- McManners, Joh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hurch.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9.
- Mousset, Sophie. Women's Right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7. ISBN 0765803453.
- Neely, Sylvia.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2010-04-25]. ISBN 07425341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7-22）.
- Rude, George.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s Causes, Its History and Its Legacy After 200 Years. Grove Press. 1991 [2010-04-25]. ISBN 0802132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7-22）.
- Schama, Simon. Citizens. Penguin. 2004 [1989]. ISBN 0141017279.
- Scott, Joan Wallach. “A Woman Who Has Only Paradoxes to Offer,” in Rebel Daughters, ed. Sara e. Melzer and Leslie W. Rabi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Soboul, Albert. A short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79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td. 1977. ISBN 0520034198.
- Walker, Leslie H. "Sweet and Consoling Virtue: The Memoirs of Madame Roland."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French Revolutionary Culture (2001): 403–419. http://0-www.jstor.org.bianca.penlib.du.edu/[永久失效链接].
- “Women.”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and d'Alember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n.d. Web. 10/29/09. >http://quod.lib.umich.edu/d/did/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本条目包含来自公有领域出版物的文本: Chisholm, Hugh (编).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第11版).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1.
- 这个条目的内容参考了弗朗索瓦·米涅的著作《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1789 to 1814》，该书已进入公有领域。现在古腾堡计划有收录此书内容，详见此处。
外部链接
- Notes et Archives 1789-1794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法文站点。包括1789年－1794年间大量史料，并有介绍分析文章。
-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Explo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英文站点。包括拿破仑时期。
- Open University course Archive.is的存档，存档日期2012-12-05
- Entry on Encyclopedia.com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from 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 Primary source document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from The Internet Modern History Sourcebook
-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Explo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a collaborative site by the Center for History and New Media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and the American Social History Project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Moderate Stage, 1789–1792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Radical Stage, 1792–1794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three essays from The History Guide: Lectures on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 Vancea, S. The Cahiers de Doleances of 1789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Clio History Journal,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