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聞法

清朝新聞法是指一系列由清政府制定的有關記者、報紙和出版物的法律。源於19世紀從西方湧入中國的傳教士，同時也讓西方新聞自由的思想為中國人所了解。隨著中國報業的發展和國人辦報的高潮，民眾對於言論自由的要求也愈加強烈，大批人士發表言論，呼籲政府開放報禁，給予言論自由。維新變法中，康有為向光緒皇帝上書，提出了制定報律的要求。清政府迫於壓力，同時為限制報刊的言論，終於在1906年頒布了第一部正式的報律，即《大清印刷物件專律》，隨後的5年裡又逐漸頒布了《報章應守規則》、《報館暫行條規》、《大清報律》及至最終的《欽定報律》。

背景

19世紀初，西方國家為敲開中國的大門，派出了一批文化人士，試圖讓中國人從思想上接受西方的文化觀念。於是最早的一批外國傳教士成為了中國近代報刊的揭幕人。1815年8月5日英國傳教士米憐創辦了《察世俗每月統計傳》，標誌著中國近代報業的開端。至19世紀末葉，外國人創辦的報刊以上海為中心向全國輻射，已占據了中國報業的壟斷地位。

甲午戰爭後，報刊業發展迅猛，尤其是國人自辦的報刊已經越來越多並逐漸占有重要地位。隨著國人辦報的發展，民眾逐漸意識到新聞自由的重要性，並呼籲清政府「開放報禁」，強烈要求更多的報刊及言論自由。王韜提出「辦報必須無所忌諱，政府不應以言定罪」，要求清政府允許各省省會設立新報館。而梁啓超在《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中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實為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種種現象皆其子孫也……」他在《敬告我同業諸君》中說：「報館者即據言論、出版兩自由，以龔行監督政府之天職也……」鄭觀應從保護國人報紙而限制外人的報紙出發，呼籲清政府制定規章，要求「中國報紙必須由中國人來辦」，並且他還翻譯了日本和英國的報律請皇帝看，可惜未得支持。此外，不止民間，朝廷也有一些官員同樣主張適當地開放報禁，黃遵憲積極參與《時務報》的創辦，張之洞還曾公開讚揚《時務報》，刑部侍郎李端棻上書《請推廣學校設立譯局報館折》，主張「廣立報館」。

立法過程

清日戰爭失敗後，清政府簽訂了《馬關條約》，1898年8月9日（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康有為在上光緒帝《請定中國報律折》中首次提到報律的制定問題：「……酌采外國通行之法，參以中國情形，定為中國報律……凡洋人在租界內開設報館者，皆當遵守……」光緒當即答允。這也是當時距離制定報律最近的一次，可惜不久之後，戊戌變法失敗，因此報律的制定沒能成為現實。但是戊戌變法使民眾對於改變中國政治制度的渴望愈加強烈，國人對制定報律的呼聲更加響亮。

除了報人出於「言論自由」的考慮而要求制定報律之外，清朝政府也看到了報律的缺失對朝廷的不利之處，他們提倡制定報律以限制報業的言論自由。比如1901年張百熙提出制定報律：一、不得輕議宮廷；二、不得立論怪誕；三、不得有意攻訐；四、不得收受賄賂。

1903年鄒容出版了一本小冊子《革命軍》，即蘇報案，加快了清政府制定報律的腳步。章太炎為其作序，並在《蘇報》上寫了一篇書評來宣傳革命，兩人由此遭到了清廷的拘捕。而在案件的審理中，清政府認為章、鄒的文字「大逆不道，污衊今上」，按照中國的法律當處斬立決，而上海租借當局認為按照西方的法律，文字罪不應如此判罰。最終章、鄒分別被判監禁3年和2年。「蘇報案」使清政府顏面盡失，同時也更加意識到制定新法的迫切性。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慈禧等人逃往西安，並簽訂辛丑條約，民間偶有反清事件發生，清政府迫害報人沈藎和卞小吾的事件，又在民間引發了新一輪的呼籲制定報律的高潮。至此，為應對外界壓力，同時考慮到自身利益需求，清政府決定推行新政。由此，新聞法的制定終於被重新提上了議程。

1906年，新聞立法工作正式起步。7月，清政府公布了《大清印刷物件專律》；10月，頒布《報章應守規則》；1907年9月，頒布《報館暫行條規》；1908年3月，頒布了參照日本新聞紙法制定的《大清報律》；1911年1月，《大清報律》經修訂後，改名為《欽定報律》並頒布。清末報律逐步趨於完善。

意義

清末新聞法的制定和完善確實在各方面促進了中國報業的發展。從報律的條文來看，它對報業及報人的一些權利予以了法律上的確認和保障。比如在報刊創辦權方面，《欽定憲法大綱》中規定「臣民法律範圍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並且在各報律中對辦報人的要求也並不苛刻，這使得辦報人的基本自由權利有了法律的保障。另外，報律雖然沒有明確提出「信息傳播」，但其各項條文確實為信息傳播提供了便利，比如《大清報律》中規定「凡照本律呈報之報紙，由該管衙門知照者，所有郵費電費，准其照章減收，即予郵送遞發。」這些規定和措施也為報刊媒介和思想的傳播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