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者:空間的拓荒者/政治立場

對田園民族主義者的批判

即使是強大如美國，它的知識分子也會經常批判、反思自己，而提倡要向歐洲、加拿大和日本韓國等學習。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都不能固步自封，都不能拒絕向其他國家和民族學習。中國大陸的許多民族主義者，對外部世界極其無知，無底線地貶低全世界範圍內除中華文明以外（極端皇漢則是貶低除漢族文明以外）的其他所有文明，他們甚至連鴉片戰爭時「睜眼看世界」的林則徐、魏源都不如，與當年的滿清愚民無異，完全不懂得修補本民族的缺陷、學習其他民族的優點和長處。而且中國大陸的極端民族主義又往往和周禮儒家、法家秦制相結合，極力吹捧這些傳統文化糟粕，企圖反對現代的倫理自由，又極力擁護「國家主義」的壓制地方自治和個人自由的專制模式，具有明顯的「反現代性」（相對而言，道家尤其黃老道家，和墨家、名家等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視思辨性思維、邏輯學的學派，它們本身也有一定的法治萌芽和個人自由因素，與現代文化的距離比儒家和法家要近一些，卻反而是中國極端民族主義者所輕視的）。再例如盲目抵制外國貨和外國人才，不懂得將其「為我所用」，甚至毀壞國人的外國貨來破壞本國財產；連李斯《諫逐客書》都懂得「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可他們作為現代人卻不懂得這個道理。連古人都懂得要「胡服騎射」而知道「華夷之辨」是狹隘的，而一些皇漢和儒棍在文化狹隘程度上甚至遠遠超過了他們想文化復古所效仿的古人。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許多經常批評本國文化和制度的人，其實是為了促進本國的進步，反而是真正的愛國者；而那些整天對本民族「報喜不報憂」的所謂「民族主義者」，才是本民族的禍害；正如同在古代，整天說皇上好話、拍皇上馬屁的往往是奸臣，敢公開批評皇上的才是忠臣。然而一旦套用了民族主義的邏輯，許多批評本國文化和制度的人士就可能被扣上「漢奸」、「民族叛徒/罪人」的帽子，然後受到各種迫害，公民的自由權利因此受到損害。而也正是由於民族主義，使得一個民族不懂得反思自己制度和文化的不足之處，不懂得學習其他民族的優點和長處，從而使得自己難以進步和糾正錯誤。

以上說的是一般的民族主義的危害。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民族主義的危害性進一步擴大，並被統治階級利用。例如鼓吹「入關學」，這不單是法西斯主義的侵略思想，更關鍵的是，他們真有這個膽量和本事去發動這種侵略戰爭嗎？其實沒有。他們的真實目的，就是要轉移社會內部矛盾，全盤否定西方文化和制度中值得學習的部分，否定中國社會需要改進的具體方面，讓大家不懂得在本國爭取自己的正當權益卻去「整天仇視外國，分散注意力」。西方國家的那些對移民或外族大打出手的極右翼民族主義者雖然反動，但人家打架的膽量和武德也比中國的鍵盤俠民族主義者強多了，至少人家敢做敢為、不口是心非，不像某些國人不過是借用民族主義情緒來轉移國內矛盾、維護官僚既得利益，這些人甚至連真正的民族主義者都算不上。

塞里斯國的情況好比於17至19世紀的歐洲大陸。網絡上的自乾五、小粉紅甚至部分毛派和蘇粉群體，雖然表面上有一些左傾的「反資本主義」言論，甚至有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術語包裝，但其實他們更類似於歐陸的舊保守主義者，不僅政治和文化倫理層面上有著相當保守的內核（進步和激進才意味著「左」，維護傳統文化、傳統秩序的保守思想通常對應的都是「右」），且在經濟立場上也更類似於17至19世紀的重商主義從而處處維護著國家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即使工人罷工，他們也站在維穩的立場上，並懷疑「境外勢力」。自五粉紅表面上的「左傾」言論只是為了維護官僚階層的利益和拒絕承認中國文化和制度上的缺陷，這與西方左派真正站在批判資本主義的立場上的「左」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實際上是披著社會主義外衣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右翼甚至極右。而許多真左派和真自由派對抗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方法卻不一定正確，例如左派提倡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取代民族主義，儘管國際主義沒有錯，但空談國際主義會讓別人覺得不切實際，很難引起共鳴。中國的部分自由派其實不是真正的自由派而是「保守派」，用「逆向民族主義」對抗國人的民族主義，吹捧西方國家的激進保守派、鷹派對中國的制裁，甚至無法容忍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對本國制度與文化的批評與反思，這就陷入了另一個誤區：不論是中國的民族主義還是西方的民族主義都是反動的，不能一邊否定中國的民族主義同時又肯定西方的民族主義，嚴重損害了自由派的形象。所以在批判民族主義時，要採用正確的方式，用最通俗易懂、最容易被別人接受的話，來講明民族主義的錯誤性和危害性。

對華人自由派的批判和反思

中國大陸和華人中的自由派大多迷信西方保守派的思想，產生了大批中華田園特色奧地利學派、田園施派、遠古邪惡這樣的群體。一些右翼自由派水平很低，其「逆向民族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言論使人反感，給泛自由派招黑，能把許多原本持中立立場的網民噁心到自乾五小粉紅陣營里去，又盲目反對社會福利制度（給政府推卸責任，維護既得利益者的財富）和處處為資本家辯護（反感左派的反資本主義言論就去替富人和資本家說話，然而權貴資本主義下富人和資本家大多缺乏獨立性而只能依附於官方權力，這些官商大部分是體制的直接幫凶）。中國沒有經歷過發達的資本主義階段，改革開放以後自然惡補早期資本主義的課，在血汗工廠、環境污染、低社會福利上重走18到19世紀的早期資本主義的老路，國企私有化過程中則權貴瓜分公產、下崗工人待遇極差（連西方的保守右翼都看不下去），國家資本主義對民眾的掠奪也類似於早期資本主義的重商主義，再加上不能組建獨立的工會，勞工權益比資本主義國家更資本主義，自由派卻認為中國的主要問題是太左、太社會主義了（比如作家方方把反對其的人都說成是極左派，就像匈牙利自由派指責歐爾班是在用馬克思主義治國，是史達林主義的極左，太魔幻了）。美國是西方已開發國家中最右的，美國民主黨按歐洲標準根本就不左，可在他們眼裡民主黨是極左派甚至美國共和黨建制派都偏左，大多支持共和黨中的極右翼民粹派（川普以及美國共和黨中的激進保守派對中國的無底線制裁併不有利於中國社會向現代民主法治社會的轉型，恰恰相反，如果美國過度孤立、打擊中國，中國可能向一個更保守、更封閉的國家轉變，中國大陸的反西方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也更加高漲。川普在外交上奉行「孤立主義」原則、對盟友亂搞貿易戰，盲目地在世界範圍內「退群」，嚴重得罪了歐洲、加拿大、韓國、紐西蘭等盟友，損害了整個西方世界的利益，反而可能導致這些盟友被迫站到中國、俄羅斯一邊，使美國被全世界孤立；以及驅逐他國留學生、盲目宣揚「美國優先」和表現出的種族主義，則會損害美國吸引人才的能力的軟實力。這些「反全球化」的做法損害全世界各國利益卻「損人不利己」。這些人不僅思想觀念不夠進步，還缺乏審時度勢的智慧）自由派群體受基督教影響很大，他們接受的往往是基督教保守派尤其福音派，說「聖經造就美國，只有回歸盎格魯新教傳統，才能拯救美國和西方文明」、「川普是神選之子」，在各個政治話題和社會議題上持宗教狂熱的態度、極端反智反科學；而在性別倫理等社會文化議題上，他們對同性戀和女性權利的態度甚至還不如少部分自五粉紅進步。他們以前所標榜的英美保守主義雖有市場原教旨主義和倫理保守壓制個人自由的弊端，但至少還有警惕大政府和抵制國家主義的可取之處，自從2020年美國大選華人自由派內部撕裂以後，華人西方保守派粉又從英美保守主義的立場墮落到了歐陸保守主義的立場，變成了逆向的國家主義者，徹底喪失了相對於自乾五小粉紅的進步性。

華人自由派中不少人崇尚伯克的保守主義。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在思維方式上有很大不同，自由主義的思想核心是從追求個人自由出發，而保守主義則強調對傳統文化、等級秩序的維護並反對社會變革。即使是英美保守主義在文化倫理方面也走到個人自由的反面，英國保守主義者甚至還維護美國獨立戰爭就已廢除的貴族等級特權。即便只看對法國大革命的態度，托馬斯·傑斐遜、托馬斯·潘恩都嚴厲批判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義觀點，托克維爾也非常認可法國大革命的積極意義。保守主義者即使「保守的是自由」，也只是在維護原有的傳統和秩序的立場下正好蘊含了某些「自由」罷了，它並沒有把追求個體自由作為自己的本質目的，更沒有任何創新。西方年輕人不會喜歡西方傳統文化中的糟粕，正如同中國年輕人厭惡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一樣。任何時候都不應該混淆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更何況中國也沒有適合保守下來的傳統。中國大陸知識界把「保守主義」變成顯學，實際上是想充當犬儒，想充當體制的潤滑劑卻假裝自己是自由派（田園奧派、田園施派、遠古邪惡的高層其實是高級五毛，小罵大幫忙）。海外華人自由派信奉保守主義，使得他們甚至對啟蒙運動以來的古典自由主義、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都沒有做到真正的繼承，更遑論後來的進步主義了。他們要麼變成了反智反科學的宗教神棍（以為基督教保守主義是宇宙唯一真理，仇視無神論和進化論。還認為白人和基督教是成為已開發國家的必要條件，舉個很簡單的反例，日本是佛教和神道教為主的黃種人的已開發國家），要麼變成了逆向的美國式國家主義者（不能容忍美國人對美國自身的任何批評和反思，無條件支持美國對外的一切行為），或者變成了儒棍（以為農村宗法組織對抗國家強權有積極性，其實西方近現代化過程依靠的是市民的非血緣紐帶的自由結社。農村家國同構的宗法組織以禮教和倫理綱常束縛個體，在歷史上一直是反現代性的作用），或者變成了資本原教旨主義者（即使是亞當·斯密這樣的古典自由主義者都知道要同情窮人，到了他們成了「你窮是你懶，不能怪體制」，成為任何類型的不合理的體制的幫凶）。這些老一代反建制派最後變成了糊塗蟲，現在的90後、00後反建制派要引以為鑑。

左派和右派的正本清源

一些右翼不明白為什麼納粹是極右而不是左派，其實左派和右派的劃分並不是依據經濟自由度和「大政府、小政府」。在17到19世紀的歐洲，當時的左派基本上都是反中央集權、反國家主義或主張經濟自由放任，右派才是主張統制經濟的重商主義的民族保守主義甚至維護君主專制。例如英國的輝格黨、瑞典的便帽黨便帽黨（英語：Caps (party)）、丹麥自由黨、法國的運動黨法國運動黨（英語：Movement Party (France)）、德國進步黨在當時都是左派，都主張小政府下的自由市場經濟；與之對立的英國的托利黨、瑞典的禮帽黨禮帽黨（英語：Hats (party)）、丹麥保守黨丹麥保守黨（英語：Højre）、法國的抵抗黨法國抵抗黨（英語：Resistance Party (France)）、德國保守黨在當時都是右派，維護貴族特權並主張國家主義下的大政府的統制經濟。20世紀民主憲政成熟以後，左派才轉向福利國家，右派才轉向經濟自由放任。這是因為自由放任比威權體制下的統制經濟（公權力不受制約，國家干預經濟反而掠奪民眾、加劇社會不平等）更有利於社會平等，而福利國家又比自由市場更有利於社會平等。極端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也反對自由市場經濟，認為自由市場經濟下劣等人口可以通過乞討、慈善、廉價勞動等方式存活，所以要國家干預經濟來清洗掉劣等人口並強迫流浪漢無償勞動，這是極右而不是左派。左派和右派的劃分只取決於對社會平等的態度，所以無政府主義是左派而國家主義/法西斯主義是右派。還有人說中國大陸不能採用國際的左右標準，但中國大陸本來就沒有公認的左右標準，只是政府根據自身需要不斷地重新定義左和右。自五粉紅毛派的文化倫理立場大多偏保守右翼，經濟立場也並非都真的左，俄羅斯光頭黨也崇拜史達林呢。如果批判朝鮮勞動黨是極左，它只會不痛不癢，但如果批判它是極右，它一定會氣急敗壞。如果不採用國際左右標準，不僅無法解釋港澳台的政治光譜（按國際標準，泛民主派總體偏左，親建制派和本土派偏右。台灣進步左派比台灣右派更警惕中共），而且如果認為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保守主義的自五粉紅（甚至部分毛派）和文化保守派是左派，等於賜予了他們合法性，他們只會對相應的批判不痛不癢；此外如果不採用國際標準而把主張民主自由都劃為右派，只會助長自由派的「向右看、向保守主義看齊」的風氣，其結果是整個自由派徹底「遠邪姨粉化」，變成一群弱智。

不少自由派認為極左的危害大於極右便倒向極右，但其實西方國家的法律對極右的防禦程度遠超過極左；我認為極右的危害不僅在於種族主義，更在於其反現代性，例如塔利班、伊斯蘭國、猶太教極端正統派在我看來連蘇聯都不如；而中國古代基於儒家和法家互補的極權統治也是一種文化保守的極右翼，將宗法禮教專制、家國同構、森嚴的等級制度、神道設教和皇權專制密切結合，剝奪人飲食、住行、穿著、性交中的一切自由，導致中國古代每一次戰亂饑荒都可以屠殺掉一半以上、幾千萬以上的人口（但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者要麼維護儒家要麼維護法家，並偏向國家主義）；基督教九次十字軍東征殘酷屠殺異己，在中世紀則殘酷迫害異教徒、哲學家和科學家，伊斯蘭教光侵略南亞就屠殺數千萬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並強姦大量婦女、燒毀數千座寺廟和圖書館，猶太教極端正統派則極端反智反科學反現代化，是以色列的癌症；基於一神教原教旨主義或宗法禮教專制的文化保守主義的極右翼，歷史上背負的血債超過極左，又反現代性從而毫無積極性。魏地拉、加爾鐵里、蘇哈托、蒙博托、博卡薩等右翼獨裁者統治下即使經濟自由度也不如共產黨國家中的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等。而主體思想宣稱自己超越了馬列主義且鼓吹血統論、紅色高棉毀滅城市向農村倒退甚至背離了傳統的史達林主義，它們已經很難說是純粹的極左。「比誰更爛」的思維方式本來就不可取，而且許多人輕視極右的危害性，也不承認自己是極右或極端民族主義者。

個人立場

在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時代，只有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這兩大類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原本只是隱藏在自由主義下的一個分支（啟蒙時代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訴求完全一樣，對兩者無從分辨）。我對保守主義甚為反感，而且東亞並沒有多少值得保守的東西。我對自由主義（甚至自由意志主義）和社會主義都不反感，在一定程度上是左翼自由意志主義者（左翼自由意志主義這個概念部分人可能不承認，另外中國特色的右翼自由意志主義者大多是威權保守主義者充當的偽自由意志主義者），也算是社會民主主義者或民主社會主義者，不贊成第三條道路，更傾向古典的社會民主主義，在民主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吸收自由意志社會主義的成分，在地方自治、社區自治、工會自治的基礎上干預經濟實現對經濟的公共民主管理。如今只有部分社會民主黨還堅持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路線，左翼黨相當於老社會民主黨的生態位，我支持不走第三條道路的社會民主黨和左翼黨以及各國綠黨的生態社會主義，也支持部分反對蘇聯模式且理論水平較高的西方共產黨，並同情部分的托洛茨基主義、盧森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組織。

我知道保守右翼最喜歡用哈耶克的學說來反駁民主社會主義。然而請先自行了解一下中國大陸的鉛筆社、田園奧地利學派這些高級五毛的表現。誠然，中國大陸許多人吃過「極左」的苦頭，哈耶克以及新自由主義的學說的確對許多人會有吸引力。但要知道，哈耶克所反對的「社會主義」，主要就是針對於獨立的工會和福利國家（而且哈耶克不承認工會是自發秩序的一部分，這已經邏輯不自洽），這些在中國根本就不存在，在不能限制政府權力的情況下卻給它卸減責任，這樣的新自由主義只能充當權貴的幫凶。且自由放任會造成寡頭主義和經濟危機。西方哪怕是《金融時報》、《經濟學人》這類最強調自由市場的媒體，也反覆指出中國的「社會投資(教育、醫療、保險、補貼等福利)」不足。此外米塞斯、哈耶克這些新自由主義者對政治自由持懷疑態度，並擔心窮人有了選票會選出社會主義政黨，從而對佛朗哥、薩拉查、皮諾切特和南非種族隔離大加讚賞，這種通過獨裁發展經濟的觀點很符合一些自乾五的需要，他們想效法皮大帥，把中國大陸的政治自由派（全扣上「白左」的帽子）從直升機扔到海里。至於哈耶克所說的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礎，已經不需要反駁了，現代民主左派既支持政治自由也支持經濟自由，且不論北歐的市場自由度很高，而比其更左傾的民主社會主義/自由意志社會主義流派，也嘗試通過工團主義的方式或地方自治、社區自治、民間第三方組織干預和民主管理經濟，而並非中央集權式計劃經濟。

我在經濟立場和文化倫理立場上都和西方主流進步左派接近，但也存在少量差異。我反對廢除死刑，這是對受害者在天之靈的不公正。廢死者自己反對復仇，但不能剝奪別人有復仇的權利。好比於受害者及其家屬可以選擇原諒仇敵，但不是必須原諒仇敵，你不能強迫他們去原諒。司法是獨立於政府的存在，司法系統必須有較高權威，如果沒了死刑甚至無期徒刑，司法還有多少權威性？有時人身自由比生命更寶貴，法律既然能剝奪囚犯的人身自由，為什麼不能剝奪殺人犯的生命？俠客尚且誅殺惡人，現代法律為何不能誅殺惡人？可以少殺慎殺（殺人動機情節惡劣才判死刑），但應當認可法律有權力剝奪人的生命。還需注意到，孕婦和未成年人存在極端個例鑽法律上免死的空子。對同性婚姻、開放式婚姻、墮胎權等，我直接從自由意志主義角度出發就可以論證其權利，無需再用到進步主義的理論，同性婚姻、開放式婚姻沒有妨礙到別人的權利，所以就應當允許，墮胎權是因為母親有權利放棄救治子宮裡依賴自己的孩子。從左翼自由意志主義的理念出發，我也同樣認為持槍權屬於公民的自由權利而只能適度控槍，實際上19世紀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和早期無政府主義者以及現代的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者，都是主張武裝人民的。19世紀到20世紀前期的社會主義者都以追求「現代性」和理性主義為己任，而20世紀中期以來左派卻出現了批判理性主義和工業化的「後現代」思潮，我對此不認可，「現代性」和「工業化」不能被否定（環保和動物福利可以直接納入現代性而不需要後現代，其他弊端更多是制度和文化的問題，責怪工業化和高科技是批判錯了方向），而且塞里斯國是一個「前現代」社會，在「前現代」社會用後現代理論去批判「現代性」，只會充當「前現代」的幫凶。

要救國救民，只能依靠自由圈內的理性自由派和左圈中的各類反史達林主義左翼。自由主義並不等於資本主義，它只是以個人自由為核心的學說，自由主義者本身就應當允許公民有批判和反對資本主義的自由權利，而自由主義中的權責對應、群己權界則是現代文明的基石（但中國的偽自由派往往背離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並不等於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同時追求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不僅認可個人自由還重視社會公共利益，主張對富人和企業征重稅來制約資本和調節收入差距，以及對生產資料的公共民主管理和社會公共福利，這就克服了純自由主義的弊端。可以用正統馬克思主義批判偽馬克思主義如毛派、蘇粉等，同時用正統自由主義批判偽自由派如田園奧派、鉛筆社、遠邪等（我不能自我標榜自己是正統馬克思主義者或正統自由主義者，但可以吸收、結合兩者的理論方法共同分析問題，對任何專制國家，自由主義的視角是從公權力不受制約、公民自由權利受侵犯來分析問題，但經濟上的階級分化也一直存在，且公權力不受制約會產生依附於權力的「新階級」，也要從階級分析法、階級鬥爭的視角來分析社會分層結構和轉型問題）。也不是光反對中共就夠，比如讓敵視社會主義和進步主義的遠邪姨粉群體、粉儒家或法家的文化保守派、田園民族主義者上台的話，他們就會把中國變成類似於東歐、東南亞、拉美的寡頭主義的威權政治，在社會文化議題和勞工權益上極端保守並推行戰狼外交，根本不會把中國變成歐美成熟民主國家。要使中國達到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正常水平，是需要很長的路走的。自由民主制雖有局限性但卻是當代防止多數人暴政的相對有效途徑，還可以通過參與民主制擴大民眾的政治參與，既要明確反對民粹主義和多數人暴政，也要堅決反對寡頭主義和精英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