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良
孫元良(1904年3月17日—2007年5月25日),四川華陽人,祖籍浙江绍兴,中華民國陸軍中將。
孫元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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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大清四川省成都府 | 1904年3月17日
逝世 | 2007年5月25日 中華民國臺北市士林區天母[1] | (103歲)
墓地 | 中華民國新北市林口區頂福陵園 |
国籍 | 中華民國 |
政党 | 中國國民黨 |
效命 | 中華民國 |
军种 | 中華民國陸軍 |
服役年份 | 1924年-1949年 |
军衔 | 中將 |
部队 | 國民革命軍第七十一軍第88師 國軍第16兵團 |
参与战争 | 國民革命軍北伐 第一次國共內戰 一二八事變 |
获得勋章 | 寶鼎勳章 青天白日勳章 |
其他工作 | 瑞祥針織公司董事長 |
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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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元良畢業於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步兵科第一期,歷任国民革命军第1師第1團團長、第259旅旅長、第88師師長、第72軍軍長、第29軍軍長等職,第二次國共內戰中任國軍第16兵團總司令、川鄂綏署主任等,後於渡江戰役中撤退,赴台後隨即簽署退役文書,後創辦瑞祥针织公司並任董事長。2007年逝世於臺北市[2]。
其子為著名電影明星秦漢。
生平
早年經歷
1904年3月17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府华阳县(今属双流區)。早年在私塾就学。1922年考入南京高师附属中学。1924年在北京大学读预科,经李大钊推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连长、营长,后任第一团团长。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任第1师第1团团长,在奉新違命撤退,差点被枪毙 [3]。后因薛岳、刘峙等说情得免。1928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野战炮兵科。不久辍学回国,任教导第一师野炮营营长、陆军第二师七团团长、警卫军第一师一旅旅长等职。1932年,任陆军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旅长,参加一·二八淞沪战役,在庙行镇击退日军,此役被当时国际间评为“国军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以此役获宝鼎勋章,擢升为第八十八师师长。1934年,參與國共內戰初期之將樂戰鬥等戰鬥。
中年經歷
1937年8月,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率兵坚守闸北阵地七十六日,傷亡慘重,補充的後備團都是剛上戰場的新兵。10月26日,大场阵地失陷,上海市区内已无法踞守。上午他向顾祝同上将指出全軍88师留守上海造成牺牲並无意义,争取到仅留下一团死守的命令,孙元良命令國軍524團團附謝晉元「死守上海最後陣地」。即為八百壯士死守四行仓库。
1937年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时任第七十二軍军长兼第八十八師师长,部隊據守安德門、雨花台、中華門一帶南郊陣地[4]。而第88師因淞滬會戰的巨量消耗,至南京時兵力僅約7,000名,裝備只有步槍三四千把、輕機槍不到200挺、馬克沁重機槍五六十挺、火炮20門二十式82毫米迫擊砲、4門六年式75毫米山砲,面對日軍第6與第114兩師團近4萬人兵力,配備75毫米以上口徑大砲116門,九四裝甲車、八九式中型戰車80多輛[5],然而面對兵力與火力的極大差距,孫元良第88師依舊發揮極為英勇頑強的戰力,連日方在戰後出版的部隊史《鄉土部隊奮戰史》也不得不給予高度評價[6]。12月11日,考虑到孙所部八十八师伤亡很大,唐生智下令孙收缩阵地[來源請求]。由於唐對作戰無全盤計劃[7],使八十八师与五十一师的阵地之间放开一个无人防守的大口子。12日,日军占领雨花台,直攻中华门。防禦中華門的便是孫元良指揮的第72軍補充團與88師工兵營,面對日軍強大的炮火與裝甲部隊支援,孫部官兵持續頑強抵抗,雙方於城牆邊與城牆上展開激烈的戰鬥,日軍甚至組織敢死隊試圖登城,陣地數次易手,日軍在傷亡慘重下才總算攻陷88師陣地[8]。12日下午,唐生智下令各部突围。88師主陣地被敵軍佔領,88、87兩師的潰退部隊走擬出挹江門[9]。南京保衛戰中,孫元良轄下的第88師阵亡旅長2人、團長3人、營長11人,連排長傷亡十分之八,而日軍僅第6師團從12月6日至13日就至少戰死233人、戰傷1,041人(上述傷亡數據也是嚴重低估日軍傷亡的數據,雙方戰況激烈到日軍步兵第47聯隊第3大隊在投入作戰進攻孫元良麾下第72軍補充旅第2團陣地前,下轄的4個中隊的中隊長即因戰況激烈、友軍死傷慘重而在上陣前留下遺書,結果僅擔任敢死隊的第11中隊於12月10日夜間至11日凌晨就死傷200多人,僅存24人毫髮無傷,中隊長首藤武中尉也傷重不治,負責救援第11中隊的第10與第12中隊也嚴重受創[10]。),其中絕大部分是死傷於雨花台戰鬥(而防禦雨花台的便是孫元良的第88師)[11],僅12月11日當天,第6師團就有8名中隊長被孫部官兵擊斃[12]。同樣投入圍攻孫元良第88師的日軍第114師團亦遭遇孫部頑抗而死傷慘重,僅轄下的步兵第115聯隊第3大隊就在12月10日至13日投入716名兵力參戰,結果被孫部擊斃38人且有145人輕重傷[13]。該師團另一步兵聯隊步兵第150聯隊則在12月10日至13日投入2,236名兵力參戰,結果被孫部擊斃55人且被擊傷148人[14],第114師團亦有2個大隊長被孫元良部所擊斃[15]。南京保衛戰當中國軍總共擊斃日軍中尉以上軍官至少27名,其中有15名是被孫元良部所擊斃[16] 。第88师战前约6,000余人,战后仅1,000多人收容归队[17]。
孫元良於1938年3月下旬抵達武漢。
1939年1月,以民生航运公司职员身份,孫元良取道香港游历考察英、法、德、意等欧洲诸国。回国后重返军界,任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1944年5月26日擔任第三十一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二十九軍軍長。12月,日軍两个联队攻陷貴州獨山(今獨山縣),威胁贵阳及陪都重慶。孫元良率二十九軍驰援。在欠缺車輛運輸、需穿越潰軍和難民的情况下,他指揮先頭部隊九百多人抵禦日軍的兩個聯隊,后随着主力部队逐次抵达战场,孙率部于12月8日至13日收復南丹、獨山等要地。獨山一役的獲勝,阻止日軍進入戰略要地貴陽,保卫了陪都重慶,因而榮獲青天白日勳章。
1945年10月奉京滬衛戍司令湯恩伯之命令,任常鎮地區守備指揮官,負責無錫、蘇州、江陰等八縣防務。1946年6月任重庆警备司令任职18个月。1948年初被起用担任整编四十七军军长,1948年8月调任十六兵团司令官。1948年11月,率兵團参加徐蚌会战。12月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包围后,率領16兵團在兵團及軍直屬山野炮掩護下突圍。突围后到达萧县,拂晓时遭到小部解放军部队的夜襲,兵團部队大部份崩溃,孙元良率兵團司令部400多名官兵逃脱[18]。
1949年2月,任第十六兵团司令官兼任第41军军长,率领官佐从南京到万县,在孙震的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下重建部队。1949年11月,解放军发动川东南战役。重庆淪陷后,率部撤向川北。1949年12月孙震飞台后,孙元良兼任川鄂绥署主任。率部在广汉布防,隶属于胡宗南。1949年12月21日,川鄂绥署副主任董宋珩与十六兵团副司令官曾苏元率3个军10个师6万人在什邡宣布起义,孙元良率领国防部警卫团扩编的董兆均第60师制止投共未果,率第60师逃往广汉,在新都唐家寺把部队交给60师师长董兆钧,孙元良同第41军军长张宣武潜入成都,讓子女先行逃亡,最後中華民國政府戰敗撤退才逃往香港,后来台,退役。 [來源請求]
晚年經歷
1970年代初,一度在日本开面馆,名为“天福园”。1975年,定居高雄,任一家针织品公司董事长。
1985年发表抗议书,驳斥日本军国主义者關於南京大屠杀的言论。
2004年,海峽兩岸各辦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創校80週年紀念活動。中共邀请身為當時黃埔一期唯一還在世的孫元良。孫以身體年邁,除了拒絕中共,也未參加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官方舉辦的活動。[19]
2007年5月25日,孫元良因器官衰竭,在臺灣去世,是最後一位過世的黃埔一期學生[20]。同年6月9日,遺體火化後,先安厝於林口頂福陵園,家屬依其遺囑不發訃文,翌日才登報告示孫元良辭世的消息,並等候適當時機遷葬至南京[20]。
家庭
父亲孙廷荣,曾任清朝彰明縣知县,1917年卒於成都。母親鍾英。叔父孙震是川军将领,曾任第二十二集团军司令官、国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等职。
子女11人,其中孫祥輝是中華民國空軍軍官,於1967年駕駛TF-104G戰機(機號4143)於訓練任務時發生發動機失火,與同機飛官黃瑞文一同殉職;女兒孫祥娟是台灣最大少女品牌服飾比其集團總經理;孫祥鐘是台湾电影明星,藝名為「秦汉」;孫子是形象同樣備具爭議的偶像劇演員孫國豪。
周鎮寰是他的機要秘書。
史實爭議
1961年,宋希濂[註 1]撰寫《南京守城戰役親歷記》[註 2],1962年,葛天[註 3]撰文《我所知道的孙元良》,称孫元良臨陣脫逃、貪污和企图强奸劳军的女学生代表。
2019年6月,电影《八佰》中国大陆公映前夕,导演管虎在宣传时,提及孙元良,与其子秦汉合照,被认为将四行仓库保卫战归功于他[23][24],引网民争议。中國歷史研究院[註 4]刊文《【解讀】孫元良緣何引爭議》,指孫元良貪生怕死、克扣軍餉、私刻公章、企图強姦學生,不应该通过电影《八佰》将孙元良刻画为抗战英雄。6月25日,此文获中国共青团中央微博官方帐号的转发[25]。后片方暂停影片公映,至2020年8月重新上映。
臨陣脫逃指控
有文獻稱孫元良為“飞将军”[26][27][28]。这些文獻一般认为,孫元良在以下時機均臨陣脫逃:1926年指揮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守江西南昌,临阵脱逃导致阵地无人防守,南昌失陷于直系军阀孙传芳,后于江西奉新再次抗命撤退,临阵脱逃;1937年指揮國民革命軍第9集團軍第88師守上海;1937年指揮第88師守南京;1948年12月指挥第16兵团参加淮海战役。
南京保衛戰
孫元良何時及如何離開南京引發爭議。
渡江說
孫元良所作通報中自述,1937年12月13日晨,他與副師長彭鞏英率領部隊從南京城北方的曉莊出發,往東南方向撤退,途中遭敵[29]。
孫元良第88師之戰鬥詳報:
12日晨,沿京蕪鐵路進攻之敵已逼近賽虹橋。雨花台方面因係敵主攻所在,雖經全部我官兵奮勇苦鬥,奈外無糧彈,內無援兵,且敵挾戰車、飛機、大砲……上午,韓團長憲元、營長黃琪、周鴻、符儀廷先後殉難;下午旅長朱赤、高致嵩,團長華品章、營長蘇天俊、王宏烈、李強華亦以彈盡援絕,或自戕或陣亡,悲壯慘烈。全部官兵六千餘員皆英勇壯烈殉國[30]。
孙自述,在南京陷落后,自己带领着司令部六百人突围离开南京。从龙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徐州、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31][32][33]。
藏身說
宋希濂於1938年1月的〈陸軍第78軍南京會戰詳報〉說,由他指揮的第78軍於12月12日封鎖挹江門、掩護唐生智部從下關撤退。相對於孫元良的第88師在城南犧牲奮戰[查证请求],還被命令要從正面突圍,78軍「未發一槍、未殺一敵即行撤退,并未能與各友軍同一行動突破敵之包圍,引為遺憾」,13日凌晨00:30,「因受各部隊長之敦促,(軍長宋希濂)隨軍直屬部隊(欠工兵營)於第一次渡江。」[34]
宋希濂1961年所著〈南京守城戰役親歷記〉說:
孙元良却率师直属队和262旅一部在12日上午就违令先动。擅自向下关撤退,企图渡江北撤……孙元良于12日下午2时左右率所部2,000余人向下关方面逃窜,企图过江。唐生智得悉,命我负责堵阻。我力劝孙元良万不可这样擅自行动,孙为情势所迫,乃又率所部回中华门附近……孫元良於12日下午5時到長官部開會出來後,就沒有回部隊,脫去軍服,換上便衣,跑到一家妓院拜鴇母做乾媽,遷到難民區躲藏了一個月,後因日軍疏散難民,才混出來[35] 。
同於《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二輯》刊登的唯真[註 5]著〈抗戰初期的南京保衛戰〉、周振強著〈蔣介石的鐵衛隊——教導總隊〉,以及《浙江文史资料选辑》刊登的劉勁持著〈上海“八·一三”抗战及南京卫戍战见闻〉也持此說法[36][37][38][39]。
然而與宋希濂回憶大相逕庭的是,南京警察廳保安總隊長趙世端於1937年12月19日的報告卻指出:“八八、八七、三六等師司令部及重要輜重灰(10日)晚已由八八師之軍需處卸運漢口。孫元良軍自文(12日)晨雨花台失守至長官公署請援,即刻再返中華門督戰。”由此可見孫元良並未如宋希濂回憶那樣擅離職守率部逃亡[40],而根據日軍資料與戰後參戰日軍編寫的部隊史,日軍於12日在中華門遭遇孫部官兵有組織且頑強的抵抗,守軍並未有潰逃現象[41],甚至日軍第114師團還有2名大隊長與1名中尉情報軍官於12日當天被孫部擊斃[42],足見對孫與所部的潰逃指控有所不實。
中國大陸的南京大屠殺研究者經盛鴻教授稱:南京安全区主席约翰·拉贝得知孙元良藏身难民营,亲自将孙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密室加以保护。大屠杀高潮过去之后,孙元良才得以从南京脱身[43]。此説法無法在《拉贝日記》中找到佐證:《拉贝日記》中完全沒有提到孫元良[44]。
貪污指控
孫元良在淞滬會戰後因軍餉與上海工事款項等問題,被蔣中正要求至軍法處辯明,於4月3日自行進入武昌銀元局街軍法執行總監部,孫元良提出辯白書後,蔣中正將此案交由康澤與戴笠調查後無罪獲釋,共在監獄中待了42天[32]。院文引葛文稱,孫元良之所以無罪獲釋,是因為在「各地医院中买通几个该师的伤官兵」、「买通八十八师旅长廖龄奇」及陳誠、顧祝同、湯恩伯出面保釋。
然而軍法執行總監鹿鍾麟經過調查之後回報第88師在上海軍紀極佳,得到當地民眾極大的讚譽與愛戴,對於孫元良本人欽讚特別的高,貪汙之事全然查無實據[45]。
強姦指控
葛天(时任第八十八师军械处主任)指称:孙元良在淞沪会战期间,贪污慰劳品、抢劫物资,更企图强奸在88师部慰劳的上海女学生代表。1937年10月上旬,孙元良见慰问学生中的一个女学生代表眉清目秀,当即留该学生“单独在师部多玩一下,企图强奸”。八十八師副师长冯圣法知道后前往劝解未果,孙元良说:“英雄总是和美人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我们在上海作战有功,做这一点小事没有什么。”[46][47][48]
然而根據軍法執行總監鹿鍾麟的報告,孫部在上海軍紀嚴明,上海民眾極其愛戴,對於孫本人更是欽讚有加,與葛天的說法大相逕庭,出入極大[49]。
著作
- 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
- 《世界军事史》
相關文藝作品
影視作品
年份 | 劇名 | 演員 | 剧中姓名 | 註解 |
1976年 | 電影《八百壯士》 | 楊群 | 孫元良 |
連結
注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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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日晚十时左右,我在紫金山第一峰指挥所看到南京中华门方向和下官方向都起火,打电话到总队部也打不通。派人到总队部一看,回报说,总队长下午五时到总指挥部开会以后没有回来,参谋长邱清泉也离开了总队部,城里部队很乱,都纷纷向下关方向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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