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驿传制度
唐代驿传制度十分发达。《大唐六典》纪载：“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二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驿使备有船与马，方便官吏进行文书往来传递。且驿使亦有专用的住宿场所，称“驿馆”。[1]
为避免官员滥用驿馆而影响政府财政负担，因此对驿馆有着十分具体严格的规定。原则上官员仅有因公才能使用驿馆，且平日非急事也不得使用驿马。但在特殊情形下（主要是节庆、请假时），为了表示皇帝的恩宠，官员也能因私事而使用。
唐朝以长安为中心，设有七条放射状的重要驿道联通全国，随唐的邮驿制已更加完善，但在唐中期后，贪官污吏开始利用驿传制度来苛扣驿丁的口粮，驿丁生活困苦不堪，故在唐武宗时爆发了第一次的驿丁起义。[2]
使用凭证
驿馆的使用需有凭证，通常称为“传符、券或牒”，传符以铜制作，因此为数不多。唐中期后藩镇势力增强使乘驿者增多，因此出现“转牒”的凭证方式，指各地节度使批条子，让驿使能凭此条子在驿馆受到招待，但这种转牒方式是非法的，并不被官方所允许，门下省发放的“正券、公券”才是正当的凭证，但因藩镇势力极大，故驿传制度仍掌握在藩镇手上。[1]
唐玄宗时规定，驿使所持之卷符到目的地后应上缴，待事情办完后再领回，回京城后将凭证交给门下省，凭证是由门下省所负责，上面须注明驿传行程、经过哪些驿站、要花多久时间等等，凭证若不按期缴回则依律论罪。驿马的使用，也需凭券牒向驿吏要求马匹的发放，无券牒而索要驿马，驿吏和官员都需受到惩罚。驿关也需遵守驿传制度严格检查，怠忽职守者亦受严惩。
马政管理
驿传制度最重要的便是马政的管理与调度，马匹是重要的交通与通讯工具，是确保国家驿传体制正常运转的重要关键。唐朝前期的马政机构，中央与地方间具有统属关系，地方的州(府)、镇、县、戍，都需听从州的命令，州府掌控军防形势，指挥镇、县、戍做出部属。唐前期的马政是边防不可或缺的军事力量，也奠定其在交通上的重要地位。[3]
马政制度的完善是国力强弱的重要指标，也是经济、军事交通运输的重要工具。唐代建立驿传制度完整的交通体系，由主干道与支线形成纵横交错的驿传路线，设有众多的传驿与马坊。马匹的管理确保了驿传制度的正常运转，也建立唐朝中原与周边民族的联系，奠定唐朝的版图与国力的稳固。[4]
影响
唐朝驿传制度的管理规定严格分明、井然有序，对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来说，政令通达能够提高行政效率且节省社会资源，对于唐王朝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功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在驿传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一、符卷泛滥，驿馆负担加重；二、使者经常要求超额供给。但究其发生弊端之原因，是因驿传制度缺乏一个强而有力的监督机制，负责此制度的官员多为兼职，他们既是监督者亦是驿传的使用者，难以发挥监督之作用。再者，驿传制度的建设无系统连贯性，各个制度之规定散见于不同律令格式，没有形成完整的法规。再加上唐中期后，中央势力衰弱，由藩镇来掌握驿传的使用，使得制度受到破坏，并无实际用处。
经费是驿传制度最大的问题，《大唐六典》规定征收户税时，每年一小税，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驿传制度为了方便交通与通讯上的往来，因此在全国设置了庞大且严密的驿馆网络，因此维持驿馆的运作需要钜额的经费，它成为财政支出中无法删减的项目。且驿传制度也需添购交通工具，驿马的支出一样无法避免，每年也需更换老死伤残的驿马，其费用一样钜额且不可少。其次，驿传的官吏、来往的官员与马匹的粮食也是一大笔支出，据估计，人马每年需耗一百万石以上之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