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齐奘[1],男,山东清平人,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的专家。北京大学、北平辅仁大学教授。[2][3] 他与饶宗颐齐名,学界称为“南饶北季”。[4]
季羡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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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 希逋、齐奘 |
性别 | 男 |
出生 | 大清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 | 1911年8月6日
逝世 | 2009年7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 | (97岁)
国籍 |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
职业 | 中西哲学・宗教・历史研究者 中国语言学家 文学翻译家 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专家 |
政党 | 中国共产党 |
配偶 | 彭德华 |
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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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 |
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研习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等西洋文学名家。翌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遭逢第二次世界大战,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任教授。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反右运动,批判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参加周培源主导的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反对聂元梓派,在政治斗争中失利,被列为反革命,下放牛棚,遭受迫害。1973年开始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1977年完成全译本。
生平
1923年,季羡林考入济南正谊中学[5]。1929年至1930年,在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就读。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系,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选修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5]。1934年获得清华大学文学学士学位,任山东省立济南高级中学(原山东省立高级中学)语文教师。
1935年,他被德国哥廷根大学录取,次年师从印度学、梵语学家恩斯特·瓦尔德施米特学梵语、巴利语和佛学[5]。1937年,开始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5]。1941年,获博士学位。从艾密尔·西克学吐火罗语、《十王子传》、《大疏》、《梨俱吠陀》。
1946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时为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1]。1949年后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参加教授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担任北京大学工会主席[6]。1954年,中国史学会公布第一届理事会名单,郭沫若担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担任副主席,他担任理事[7][8][9]。1956年,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他曾参与批斗右派分子。1964年,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同部分教职员工和学生一起反对北大校长陆平。1965年秋,在京郊南口村任该村社教队副队长,分管整党工作。[10] 1966年文革初期,季羡林属于逍遥派。1967年夏秋之交,加入周培源等为首的北大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反对聂元梓新北大公社,被推选为东语系勤务员。[11]同年11月30日深夜被抄家,找到“反革命”证据,被打倒。受到造反派两派审讯,动念自杀,又被抓去批斗。
1968年春,季羡林在北大劳动改造。5月4日,在煤厂大批斗。次日与100多个黑帮分子被拉往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劳动改造。不久关入牛棚。1969年春节前,半解放,回家。同年在延庆新华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70年春节回校,担任门房工作。
1973年至1977年,他翻译完成了《罗摩衍那》。1978年复出,续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1]。1983年5月28日至30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选举了第一届理事会成员,他出任常务理事[12]。1985年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5]。
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根据季羡林门生张曼菱在《季羡林——追念与思考》一文中披露,季羡林曾两度坐在三轮车上,高扬“一级教授季羡林”白幅,前往天安门探望学生[13]。
1999年,应圣严法师之邀,赴台访问,并祭拜胡适墓园,撰写《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14]。
2003年起,因病入住301医院。2004年,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2004(甲申)年9月在北京举行“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五位发起人领衔、七十二名文化人士共同签署的《甲申文化宣言》于会后发布。该宣言强调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情况下文化多样性共存的必要性以及文化交流的平等权利。[15] 2008年1月,季羡林获印度公民荣誉奖之一的莲花装勋章[16]。
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病逝于301医院,享年97岁[17]。其子季承称季羡林因心脏病突发昏迷,而后抢救无效而去世[18]。
学术领域
作品
翻译
学术著作
-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
- 《印度简史》 梅特卡夫
- 《现代佛学大系》
- 《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
- 《敦煌学大辞典》是与100多人共同编辑,不是著作。
- 《大唐西域记校注》 中华书局 1985年 ISBN 7-101-00644-2
-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 《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
- 《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
-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年 ISBN 7801272846
- 《大国方略:著名学者访谈录》
- 《东方文学史》
- 《东方文化研究》
- 《禅与东方文化》
- 《东西文化议论集》 季羡林等编
- 《世界文化史知识》季羡林 周一良 张芝联 主编
散文随笔
学生
本科生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就读期间,主修德文,但曾选修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课程,开启他对于梵文的兴趣。
1946年,季羡林从德国回中国,至上海拜会陈寅恪。经陈寅恪介绍,至北京大学拜会校长傅斯年,之后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兼主任。这个东方语言文学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成立的(抗日战争前的北大有一个东方文学系,只有日本语专业,周作人做主任,芦沟桥事变以后停办)。
创系师资是季羡林(梵语、巴利语,兼主任)、金克木(梵语、巴利语)、马坚(阿拉伯语)、马学良(彝语)、于道泉(满文、蒙古语)、王森(藏语)。
最早的上级领导是文学院院长汤用彤、代理校长傅斯年(1946年到1947年)和校长胡适(1947年到1948年)。
1952年院系调整,设蒙古语、朝鲜语、日本语、泰语、印尼语、缅甸语、印地语、阿拉伯语9个专业。
1960年开设梵语、巴利语专业,招收第1批17本科生赵国华、蒋忠新、黄宝生、郭良鋆、马鹏云、韩霆杰、张保胜、张敏秋、梁化仁、许顺庆、周玉华、赵炳双、马青川、陈贞辉、莫泽香、黄恒斌、钟芳云,在季羡林和金克木指导下系统学习梵语、巴利语。
1984年梵语、巴利语专业第2次招生,有钱文忠、陆扬、周春 (梵语)、刘孟、梁立军、张守川、肖威、王旬7位入读,由蒋忠新和郭良鋆这2位季羡林和金克木的学生主持教学,1位被选送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学习,4位被选送到德国汉堡大学学习。
季羡林做东语系主任超过30年(1946年到1966年20年,改革开放后又再任),任期内东语系本科各语种专业的在读生和毕业生在义理上都是他的学生。
研究生
季羡林培养了5位硕士和5位博士,共指导了9位研究生(王邦维硕士生博士生阶段都是季羡林培养,在季羡林指导下读了3年硕士生5年博士生)。
最早招收的硕士生是1978年的任远和段晴,1979年收了王邦维和葛维钧,4人在1982年毕业,是季羡林培养的第1批硕士。
王邦维硕士生毕业后在季羡林指导下读博士生,1987年成为季羡林培养的第1位博士。
1991年毕业的钱文忠是季羡林培养的第5位硕士(同时是季羡林指导的最后1位硕士生),同1年,季羡林培养出第2位博士辛岛静志(日本人,同时是季羡林仅有的1位不是中国籍的研究生)。
季羡林培养的第3位博士是1996年读完的李南,1998年读完的高鸿是第4位博士,2000年读完的第5位博士刘波是季羡林指导的最后1位研究生和最后1位博士生。
荣誉
外国勋章奖章
评价
- 季羡林在中国大陆被许多人尊重,并被一些人奉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对此,季羡林在他的《病榻杂记》中力辞这三顶“桂冠”:“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1][21]
- 余英时认为季羡林只不过是因晚年亲共,且被中共力捧的学术样板。不论在专业上或在操守上,都不配被称为国学大师。[22]
- 季羡林曾被授予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中称:“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23]
- 温家宝曾于2003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五次看望季羡林[24]。他称:“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25]
- 李敖在接受南都周刊专访时,曾经评论季羡林并不足以称为国学大师:“他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别人全死光了,他还没死,所以他就变成国学大师了!这些桂冠,他三个都不及格的,根本轮不到他!……季羡林只是个老资格的人,根本轮不到他做大师。”[26]
- 针对李敖炮轰季羡林“三项桂冠”都不合格的说法,钱文忠回应道:“季羡林的学问,李敖看都看不懂,他评论季羡林,就好像一个不懂英文的人评论莎士比亚,毫无意义。”[27]
遗产之争
2001年7月6日,季羡林将所藏文物(包括各种书籍、手稿、照片和字画等等)捐给北京大学,并签署捐赠协议,但2008年又称“捐赠给北大120万元”而“保存在北大图书馆的文物只是保存并非捐赠”,并委托其子季承处理相关问题。2012年6月,季承上告法庭,要求北大“返还2009年1月13日被告清点保管季羡林文物、字画577件”。2016年8月,一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捐赠协议已经生效,且属于公益捐赠,就算是季羡林本人也无权收回,季承败诉。季承不服判决,2017年3月6日再次将北大告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8]。
但季承曾因与父亲不睦,1995年开始有长达13年父子不相见。2003年3月,季羡林给吴新英去信称:“季延宗(季承)此次来301医院完全另有用心……反正我决不见他。我见谁不见谁的权利总还有吧。”因此,后来他追索文物的行为被一部分外界人士质疑为是觊觎季羡林的财产。[2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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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季羡林简介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原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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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自述》
- 《牛棚杂忆》
- 《晚年季羡林病中新作首刊》专题,明报月刊2006年12月号
- 张光璘《季羡林先生》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38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