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船难事件
西班牙船难事件是发生在1753年六月（清乾隆十八年），来自西班牙帝国菲律宾西班牙帝国殖民地邦加斯兰 Pangasinan省的一艘漂流到温州的船只，船上搭载着西班牙帝国殖民地官员、任期届满的市长龙番搅落那罗（Juan Manuel de Arza y Urrutia)及其家属。原先预计返回马尼拉覆命，却意外地因为突如其来的风而漂流到浙江温州永嘉县外海 。
背景
厦门与吕宋之间的接触互动已经超过百年的时间，早在 1567 年月港开港、1571 年西班牙人殖民马尼拉，双边就一直有密切的联系。[1]根据研究，十八世纪中期福建福安地区的天主教徒总人数超过一万人，当地约有 20-30%的居民信仰天主教，甚至经历了严格的帝国镇压后仍持续存留至今。[2]尤其乾隆十一年（1746），福建巡抚周学健在福安境内查获大批天主教徒，乾隆十二年（1747）的福安教案刚拍板定案不久，传教士白多禄（Pedro Sanz）在闽东被捕斩首。[3]
乾隆十六年（1751） 十月时，吕宋与苏禄开战。因从前苏禄将三宝岩借给吕宋，吕宋在该地建立吧嚟寺院。因担心苏禄人民会被天主教影响，苏禄派员前往吕宋与之协商。破局后，吕宋派遣二十艘甲板战舰前往苏禄，苏禄也适时反击，双方因而正在交战当中。[4]十月，苏禄王国的使者劳独万查剌请求抵达大清，要求内附大清。[5]
当时福建地区刚经历白多禄案，正经历对外紧张时刻。[6]喀尔吉善在一上任，首先处理的案子就是天主教之事。加上商船往来吕宋、厦门所引起的摩擦，以及喀尔吉善对于吕宋在天主教的地位的深刻认识。当龙番搅落那罗的到访，就成了厦门地区必须多加查访注意之事。
人物
龙番搅落那罗（Juan Manuel de Arza y Urrutia），官居吕宋国王麾下的“阿里间麻油”一职，分驻于“派贤世赖”地方。根据龙番搅落那罗的自述，他在吕宋国是除了国王之外的第二高官职者，在吕宋担任“判事官”一职。龙番搅落那罗自称在三月时，准备回去马尼拉听后吕宋国王吩咐，是要另派他人担任“阿里间麻油”一职，或是由龙番搅落那罗续任。[7]“派贤世赖”即是马尼拉北方大省邦加斯兰 （Pangasinan）之音译；而“阿里间麻油”则是 Alcalde Mayor 之音译，此职务是西班牙殖民地位阶最高的职务，专责裁判司法和民生等相关事务，确实也符合“判事官”的工作内容，并直接向西班牙国王负责，与教会关系密切，可译为“市长”。[8]地方志中均载此人名叫“龙番教鲁那罗”，本文采用官方档案的称呼方式，一律采行“龙番搅落那罗”。[9]
施廷专，生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字泊笑，又字伯任，汉军镶黄旗人。靖海侯施琅之孙、平定朱一贵事件功臣施世骠之次子，并且承继其阿达哈哈番之爵位。[10]身为旗人的施廷专，曾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时，担任乾清门三等侍卫，并具有监生的身份。[11]雍正五年（1727），施廷专离开宫廷，外派担任武官，开启他的军职生涯。[12]雍正五年（1727）八月，因原任琼州总兵黄助年老休致，施廷专于是从琼州副总兵升任总兵官。[13]雍正八年（1730）施廷专调往浙江，以总兵衔管辖副总兵事。[14]乾隆十九年（1754）正月，施廷专因收受西班牙馈礼之事被正式革职。[15]乾隆二十年（1755）正月施廷专又被任命为贵州威宁总兵，四月再调江南苏松镇总兵，驻扎崇明岛。[16]
经过
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六月初九，在温州外海的南龙外洋地区，突然出现一艘来路不明的船只，绿营汛遂上前盘查，并将之引入港内。清廷官员随即登船查验，船上一名“头目” 龙番搅落那罗(Juan Manuel de Arza y Urrutia) 双方见面后，这位“头目”以“篐腰拉手”为礼。然 而，因为双方语言不通，官员们无法有进一步的调查与询问，但根据初步调查 船上的人员和物资，官员们得知船上载有老、少男子三十五名，老、少妇女十 一名，另外载有米、麦约五、六十石、更炮二位、小铜炮九位、一尺二寸长的 枪十四杆、轿子二顶、乘车一辆、鼓吹一副、椅子四十八把，以及其余物品数 样。在调查船上人员物资的过程中，温州地方官请来温州当地人周全喜担任通译。由于周全喜曾在吕宋做生意、且通番语，因此由他来负责沟通。[17] 周全喜确实通晓西班牙文，因此官员得以进行进一步的询问，龙番搅落那罗及其家属原先预计返回马尼拉覆命，却意外地因为突如其来的风而漂流到浙江温州永嘉县外海清廷官方确定该船为漂流难船。根据大清帝国对于吕宋漂流船只的制式规定，温州官方有责任安置船员、修补船只，并等待风汛将之护送到福建厦门地方，准备随商人遣返回吕宋。[18] 此项任务则交由时任温州水师总兵的施廷专负责。船只靠岸后，根据规定船上难番不得下船。因此难番人等均待在船上，而船则停泊于瓯江上，然而，六月时因为气候炎热，且随时有台风侵扰之可能，加上修理船只等需要，因此施廷专请众人下船登岸。 十二月十二日，在“龙番搅落那罗”准备离境时，担任西班牙人翻译的通事赖禄向时任厦门同知四明禀报一事。龙番搅落那罗表示，当一行人在温州时，因龙番搅落那罗之妻曾患病，施廷专特请医生协助调养照顾。[19] 龙番搅落那罗因此感恩在心，准备出发前往厦门前，曾派其子与赖禄一齐前往施廷专处特别致谢。所有人均收下这些贵重礼物。 但是，当西班牙一行人准备离境前往马尼拉时，其女儿要求收回馈赠，这些钻石是那位生病妻子的物品，原是她要留给女儿的嫁妆。因此，龙番搅落那罗只好请通事向四明禀告此事，希望能取回这些礼物 ，因为龙番搅落那罗将钻石大方地赠与诸将官员，这位女儿在厦门时，大哭大闹地要索回。喀尔吉善担心这当中有“勒索诓骗”之事，因而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不得收受任何馈送物品，于是派遣陈嘉言 (光绪进士)北上温州索回礼物。十一 月二十八日，陈嘉言返回福州，将物品先交给喀尔吉善过目，发现钻石大者如钮扣，小者如碗豆大小。[20] 喀尔吉善认为外国人落漂流至中国地方，因皇上柔远之意，若是外国人有愿意酬谢土产食物，则可斟酌留用，如此尚属“情理之事”。 并表示龙番搅落那罗所馈赠的其他物品均属“土物”或是“粗砺不堪”，并非“外番珍贵之物”。但是，施廷专不该接受如钻石等贵重之物品，因为这与“天朝敦大之义”不相吻合[21]
结果与影响
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海澄县船户戴永兴要前往邦加斯兰 Pangasinan贸易，将顺路带回这艘西班牙船和一行人，官府并另聘一名舵水蔡明观负责帮忙驾驶西班牙船只，并由李有用标下护后营守备千总邱懋功以兵船护送出离境。[22]根据当时在厦门的守税委员彭誉回报，此船上载有苏木、烟丝等物，但均全数载运回吕宋，并无贸易的行为。[23]乾隆十九年（1754）正月，施廷专被正式革职。[15]
此事件可能影响了《皇清职贡图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的编修。在该书中可以搜找到“吕宋夷人、夷妇”的绘图与说明。在关于吕宋夷人的描述中，纪录了它们的外貌与服饰：“夷人居吕宋者，长身高鼻，猫睛鹰嘴，服饰与大小西洋略同。妇盘髻施簪珥，方领露胸，短衣长裙，里衬藤圈二三层，常执帕以盖髻。”[24]《皇清职贡图》的来源当为地方官员接触后留下的纪录，且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和福建巡抚陈弘谋都曾经负责过上缴番图的工作。[25][26]审视地方士人和官员的纪录，对“难番”的衣着描绘之所以如此细致，或许跟当时帝国内编修《皇清职贡图》的氛围有关。这一氛围，也让《皇清职贡图》中的这位吕宋国夷人或许就是照着龙番搅落那罗的形象绘出。[27]地方官员和士人的纪录包括；五官部分：发卷鼻高、绿色眼珠。衣着部分：头裹白纱，随换哆啰呢笠帽以红纱环绕、衣袖相连、上衣有无数钮扣、颈带红领，身穿白纱短衫，青剪绒短挂、红蓝锦袴、足穿红丝线花袜、黑皮鞋。饰品部分：手执似如意之物，头部则以金镶的红毛藤小棒。对比《皇清职贡图》中的这位吕宋国夷人，除了眼珠颜色无法辨识外，五官几乎符合地方描述。衣着部分，除了帽子上无红纱环绕、颈上无红领、袜子并非花袜外，包括红蓝锦袴、无数钮扣、青简绒短挂、白纱短衫、黑皮鞋等，颜色无一不符合。[28]因此，或许这个出现在《皇清职贡图》的吕宋国夷人，就是依照乾隆十八年（1753）闽浙二省，这段时间在国境内待上最长时间的漂流夷人龙番搅落那罗等人所给予地方的印象。[29]
参考文献
- ^ 曹永和，《中国海洋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0），页105-107。
- ^ Eugenio Menegon, “The "Teachings of the Lord of Heaven" in Fujian: between Two Worlds and Two times,” in Lynn A. Struve (ed.), Time, Temporality, and Imperial Transition: East Asia from Ming to Qing (Honolulu: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d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pp. 181-243.
- ^ 郭卫东，〈乾隆十一年福建教案述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7（福建：2004.07），页 58-64；马钊，〈乾隆朝地方高级官员与禁查天主教活动〉，《清史研究》，4（北京：1998.12），页 55-63；吴伯娅，〈福建巡抚周学健与乾隆十一年福安教案〉，《历史档案》，3（北京：2014.09）， 页80-86。
- ^ “奏报访讯吕宋与 苏禄 国彼此构兵情形”，军机处档折件，档案编号：故机009302。
- ^ 赵尔巽，《清史稿》，卷11，页419。
- ^ 汤开建，〈乾隆十一年福安教案述论——以巴黎外方传教会中文档案为中心展开〉，页188-200。
- ^ 卢正恒，〈难番、钻石、镇臣与帝国：施廷专与乾隆十八年西班牙船难事件〉，《季风亚洲研究》第8期(2019)，页9。
- ^ Yanna Yannakakis, The Art of Being In-Between: Native Intermediaries, Indian Identity, and Local Rule in Colonial Oaxac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2.
- ^ 卢正恒，〈难番、钻石、镇臣与帝国：施廷专与乾隆十八年西班牙船难事件〉，《季风亚洲研究》第8期(2019)，页130。
-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谱牒资料》，B字号（缩影资料，1983），002卷，皇册009，无页码。
- ^ 施德馨纂辑、施世纶等补辑，《浔海施氏大宗族谱》（台北：龙文出版社，1993），页 9-10、653；《缙绅新书》（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清代缙绅录集成》，第 1 册，乾隆十三年成书），页 162；明谊修修、张岳松纂，《琼州府志》，卷25，页21。
- ^ John E. Wills, “Contingent Connections: Fujian, the Empire, and the Early Modern World,” in Lynn A. Struve (ed.),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p. 198.
- ^ 鄂尔泰等修，《清世宗实录》，卷60，页921。
- ^ 清世宗敕编，《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74，页29-33。
- ^ 15.0 15.1 庆桂等修，《清高宗实录》，卷455，页932。
- ^ 《明清档案》，卷册：A189-015；《内阁大库档》，登录号：105150-001。庆桂等修，《清高宗实录》，卷487，页105。
-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二册(北京: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1988)，页 180。
- ^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5 辑，页 635。张宝琳修，王棻纂，《永嘉县志》， 卷 38，页 26。
- ^ 国立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7 辑，页 139。
- ^ 国立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7 辑，页 132
- ^ 孟晓旭，〈中国漂流民与江户时代日中关系〉，页 43。
- ^ 国立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7辑，页179。
-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二册，页189。
- ^ 庄吉发校注，《谢遂《职贡图》满文图说校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9），页104-105。
- ^ 赖毓芝，〈图像帝国：乾隆朝《职贡图》的制作与帝都呈现〉，《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5（台北：2012），页8、34-35。
- ^ 林颀玲，〈士兵与圣母——清宫《职贡图》所呈现之西洋印象〉，页28。
- ^ 卢正恒，〈难番、钻石、镇臣与帝国：施廷专与乾隆十八年西班牙船难事件〉，《季风亚洲研究》第8期(2019)，页144。
- ^ 卢正恒，〈难番、钻石、镇臣与帝国：施廷专与乾隆十八年西班牙船难事件〉，《季风亚洲研究》第8期(2019)，页144-145。
- ^ 卢正恒，〈难番、钻石、镇臣与帝国：施廷专与乾隆十八年西班牙船难事件〉，《季风亚洲研究》第8期(2019)，页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