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下郊拼

顶下郊拼台罗Tíng-ē-kau-piànn[1]),或作顶厦郊拼,又称“四县反”,为在1853年(清咸丰三年)发生于艋舺(今台北市万华区)的分类械斗。械斗当事一为以泉州府晋江、南安惠安三邑人为主的泉郊及北郊称为顶郊,另一则为以泉州府同安人(其地今分属漳州龙海市厦门市金门县)人为主的下郊厦郊。此械斗,同安人落败,并败走大稻埕(今属台北市大同区)。

顶下郊拼
三邑人进攻方向(黑)与同安人败走方向(红)
表记
汉字 頂廈郊拼
白话字 Téng-ē-kau-piàⁿ
台语罗马字Tíng-ē-kau-piànn

顶下郊拼事件,影响层面极广,除了造成人员伤亡,同安人的迁徙,及八甲庄(今老松国小一带,原为下郊)付之一炬外,也间接促成大稻埕与大龙峒(今属台北市大同区)的开发。

发生背景

清朝乾隆嘉庆之后,大量泉州府移民跨海沿着淡水河靠岸,定居台北艋舺,于是艋舺大盛,产生了“一府二鹿三艋舺”的美称。

移民于艋舺的,有两大族群,一为居于八甲庄的福建泉州同安籍移民,另外一个较大族群则是居于旧街与艋舺淡水河沿岸的泉州三邑晋江惠安南安)人。两者,以三邑人人数较多,也较早落脚于此。

同安人因主要跟唐山(意指中国)厦门一带进行贸易,因此被称为“厦郊”或转音为“下郊”,而泉州三邑商人,则称做“顶郊”,多与泉州、福州等地贸易。

发生原因

 
艋舺龙山寺三川殿

艋舺龙山寺落成后,泉州三邑商人就将顶郊行政中心设于该庙,顶郊得到了宗教庇护与场地,拥有税金团练,甚至诸如道路辟建、义渡、义仓、赈灾、巡更等公共事务,是顶郊军政的大本营。不过,这体系并没有将同安人的下郊纳入。

19世纪,艋舺移民渐多,同安人为主的下郊,与三邑人的顶郊为了争取艋舺码头的泊船权利,加上同安人自己奉祀有乡土神霞海城隍,并未加入龙山寺的信仰圈,时常发生冲突。在公家官衙刻意忽视下,1853年,三邑人终于与同安人发生了俗称“顶下郊拼”的分类械斗。

另外也有种说法,械斗发生原因,是因为同安县地处泉州府漳州府(意即比起偏北的三邑,同安地理上较接近漳州;今日同安隶属厦门市)交接,台湾的同安人于18世纪末开始的台湾泉漳械斗中,立场过于中立,并不援救同属泉州府的三邑人。据此说法,部分学者将顶下郊拼视为漳泉械斗的余波。

不过,正如漳州方言相对泉州方言口音迥异而产生漳泉械斗,顶下郊拼最根本原因是闽南语同安方言相对三邑泉州方言口音迥异而各自为营,例如:遇摄开口三等(《汇音妙悟》居类、《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居类),大稻埕、大龙峒读-u,万华读-ɨ,如“猪”、“箸”、“煮”、“鼠”、“鱼”、“薯”等字。[2]

经过

1853年初,闽南漳州、泉州两地天地会民变台湾经济与民心受其影响。下郊同安人对于顶郊三邑人霸占码头与艋舺龙山寺深感不满,蠢蠢欲动。

三邑人见状在取得三邑人大老,黄、林、吴三姓世族同意后,即以艋舺龙山寺作为其作战指挥中心,先行主动攻击同安人。两方人马于是于八月展开械斗,各有攻防,不久设于艋舺的新庄县丞署,海山堡潭底公馆等两官署,遭两方人马焚毁。

虽说三邑之人数占有优势,但是三邑人所居的龙山寺、旧街(今西园路)与蕃薯市街(今贵阳街)三地与同安人所居之八甲庄,正好隔着安溪人所建的艋舺清水岩祖师庙且池沼遍布,三邑人难以大规模攻击,于是向中立者泉州安溪头人白隆发借道,威逼利诱,欲毁安溪人信奉的祖师庙,以便攻进八甲庄,并承诺事成之后,会帮助安溪人重建庙宇,白隆发被迫同意,将清水祖师神像徙出,任三邑人烧毁庙宇,但三邑人在械斗事件后却毁约。

另外,三邑人强势进攻之余,还将其同安人房屋全数焚毁。而败逃之同安人,不得不放弃艋舺码头的地盘,由同安大老林佑藻率领,逃往大稻埕另辟商埠,后来并在大稻埕建了霞海城隍庙,奉祀从顶下郊拼中救出的霞海城隍神像。

事后,三邑人(泉州)得胜,占得了艋舺大部分利益,使漳州人迁移至大稻埕,但三邑人(泉州人)并未依约帮助艋舺祖师庙的重建工作,白隆发责问三邑人(泉州人),三邑人(泉州人)只捐献了一对龙柱,略表意思,白隆发也无可奈何,只好向安溪人募款重建。不过,好景不长后来艋舺河沙淤积不易停泊,船只大多改停大稻埕。大稻埕于是逐渐取代艋舺,成为北台湾的商业贸易中心,大稻埕同安人又得到了商利。

械斗发生后,新竹的开台进士郑用锡写了〈劝和论〉,向两方劝和。

影响

  • 财产生命损失:之所以称“械斗”,乃指这类型冲突动用的武器通常是致人于死的,甚至是枪械。虽然在法治约束下,纵火烧产,破坏屋垣情形比杀人情事较为常见,但是一场中大型械斗下来,伤亡严重可说难以避免。而不论是财产生命的损失,对于当时社会都造成无法估计的戕害。
  • 官方法制威信尽失:因为械斗过程中,衙门官方做的最多仅是办理控制规模与预防民变角色。致使民众不再相信公家法律,也因此社会法制观念始终无法提升。这种现象,反而到台湾日治时期殖民当局全面控制高压统治下,才略有改善。
  • 划清地界自我设限:械斗之后,两个族群为了防卫与预防再度发生事端,通常会加强各种工事。这种族群间的对立,造成经济与文化交流的更加困难。这情形,经19世纪末期两族群许多地方士绅努力,才渐次有所改善。不过到如今,族群纷争仍多少还是受其影响
  • 族群迁徙及同化:械斗发生后,胜利者常常霸占落败一方的房屋,并将其庙宇改换祀、信仰。为了平息纷争或避祸,人口数量较少的落败一方通常迁徙到位置较不好的远地村庄,这一方面,也促成中立的平埔族迁徙或加速汉化

参见

备注

  1. ^ 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辞典
  2. ^ 洪惟仁. 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 (PDF). 台湾语文研究. 2009, 3: 239–309. 

参考文献

  • 尹章义,《台湾开发史研究》,1989年,台北,联经出版社
  • 庄永明,《台北老街》,1992年,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 陈乃渠,《台北霞海城隍庙历史沿革志》
  • 李干朗,《台湾建筑史》,1979年,台北,北屋图书公司
  • 李干朗,《庙宇建筑》,1983年,台北,北屋图书公司

外部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