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道高

香港輔政司

麦道高准将,CMG(英语:David Mercer MacDougall,1904年12月8日—1991年5月13日),二战后首任香港辅政司,1946年-1949年在任。

麦道高
D. M. MacDougall
香港辅政司
任期
1946年5月1日—1949年5月11日
前任詹逊
继任列诰
个人资料
出生1904年12月8日
 英国苏格兰珀斯
逝世1991年5月13日(1991岁—05—13)(86岁)
 英国苏格兰珀斯郡斯特拉斯泰

麦道高于1928年以官学生身份来港,曾担任南约理民府、首席助理辅政司兼定例局秘书等职位。1939年,麦道高转任情报局主管,负责收集情报。二战期间,麦道高与同样滞留在香港的中华民国驻港代表陈策及掌控重要机密的英国军情人员突围至中国。返回英国后获委任为香港规划小组组长,负责筹备战后管治香港的事务他认为香港战后应该继续由英国管治,不过英国政府应更注重清晰的方针和本地居民平等待遇;又提倡政治改革,这些构思后来为港督杨慕琦爵士所采用。香港重光后,麦道高获委任为军政府首席民政事务司,负责处理重光事务,制定食物供应、控制汇率、公共卫生、及法治等政策,以及与东江纵队合作,维持地方治安。此外,麦道高亦着手安置和赔偿防卫军士兵。

麦道高担任辅政司之时,中国以及世界政局均对香港有重大的影响。麦道高曾处理走私问题,并与中国签订港中走私协定。此外,面对香港反对扶植日本工业的声音,麦道高主张不限制日本工业生产。他曾就著《国民日报》停刊一事多次与国民政府和《国民日报》交涉;此外,为控制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学校,麦道高在立法局上提出赋予教育司权力审批教师注册,指出政府因此有需要拥有一定权力关闭参与灌输政治意识的学校。此外,他认为若因为政局不稳而导致战争再次爆发,政府将会有限度执行焦土政策。为促进人权,麦道高亦动议承认《世界人权宣言》。

早年生涯

麦道高于1904年12月8日出生于苏格兰珀斯,早年曾就读珀斯学院(Perth Academy),后来负笈圣安德鲁斯大学,1927年以历史和英文二级荣誉毕业。他进而于1930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2]

二战前后

麦道高于1928年以官学生身份来港。1933年,他担任南约理民府、翌年转任北约理民府一职[3][4]。1936年,他担任立法议政两局副秘书,更于同年擢升为首席助理辅政司兼立法局秘书一职[5][6]。1939年,麦道高担任情报局主管,负责收集情报。不过,他与同事相处并不愉快,他曾经形容他们为“愚蠢的乡下人”("pig-head provincials")[7]:21。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以后,日军在1941年12月8日入侵香港,掀起香港保卫战序幕。

香港沦陷之时,麦道高与其助手正于告罗士打酒店静待港督辅政司的指示。待辅政司詹逊发出指令,允许他离开香港后,麦道高动身与其他官兵会合,展开逃亡[7]:89。麦道高与其他官兵于香港仔乘机动小艇前往鸭脷洲,然后于当地登上鱼雷艇,但小艇在途中却被日军开火扫射,艇上多人伤亡,麦道高背部亦中弹[7]:104。之后当艇队驶至蓝塘海峡以东水域时,却被日本军舰发现,虽然日舰曾一度向艇队开火,但艇队最后安全无恙[8]。26日凌晨,鱼雷艇队大鹏半岛的南澳靠岸[8]。麦道高随其他官兵徒步115公里,于29日逃到仍由国民政府控制的广东惠州[7]:175。1946年1月,麦道高一行人抵达九江,受到当地居民欢迎,麦道高更接受当地记者访问,讲述逃亡过程[7]:201。之后,他于翌年2月前往成都,接受背部枪伤治疗[7]:215-216

麦道高随后经美国返回英国,并于美国与其妻女会合[7]:215-216。1944年,麦道高获委任为香港规划小组组长,负责筹备战后管治香港的事务,并就著香港前途与美国与中华民国斡旋。麦道高认为,战后香港应该继续由英国管治,不过英国政府应有一个清晰的方针,以及给予本地居民更平等的权利[7]:215-216。 除此之外,计划小组建议于香港设立市议会,并改革行政立法两局,旨在以民主改革增加谈判的筹码,避免美国支持中华民国收回香港;又建议于市区设立市议会,设有洋人和华人代表,其中华人代表是以选举产生,借此增加华人的归属感[9]

战后生涯

军政府首席民政事务司

1945年香港重光,麦道高与12名英治政府高级官员从印度马德拉斯飞抵香港[10]。之后他获委任为军政府首席民政事务司(Chief Civil Affairs Officer),负责处理重光事务,而他亦获授准将军衔。麦道高着眼于食物供应、控制汇率、公共卫生、及法治等和民间息息相关的事项,以加快重建速度,为英国挽回声誉之余,亦重夺民心[11]。上任后第二日,麦道高便下令停止使用军票,并容许民众按比例兑换港币[10]。此外,他亦计划借助东江纵队强大的势力来维持地方治安[10]。为加强新界治安,麦道高建议分别任命彭德和战前担任理民官的巴辂(John Barrow)为第三突击旅的上尉和中尉,负责管理新界地区,并与与东江纵队合作,维持新界治安[12]:94

此外,考虑如何安置和赔偿防卫军士兵亦是军政府一大任务。军政府解散防卫军,并把战时薪金全部发放。麦道高曾经向殖民地部表示社会为防卫军付出的成本相当高昂。与此同时,华裔工兵、炮兵部队士兵、以及香港华人军团的士兵则有两种安置办法。其中希望继续服役者被编入香港华人训练分队(The Hong Kong Chinese Training Unit,香港军事服务团(Hong Kong Military Service Corps)前身);部分士官成为军队教官或是加入纪律部队工作[13]。在处理香港事务时,麦道高减少向殖民地部汇报,以获取更大自由和增加施政效率,令香港尽快回复正轨[14]:55

除此之外,政府亦需要处置曾与日占政府合作的华人领袖,而麦道高在处理罗旭龢事件上担任重要角色。罗旭龢爵士在香港沦陷期间担任首席华人代表,与日占政府合作,被英国政府视作叛徒,并一度以“卖国”罪名起诉他。麦道高勒令罗旭龢解除所有公职以等候进一步调查[15]。麦道高之后于1945年10月又提交《香港整体状况报告》(General Report on Hong Kong)予殖民地次官根特(Gerald Gent),他特别以一个专门的段落撰述“内奸与附敌者”(Quislings and Collaborators)。他在报告中表示,绝大部分社会领袖和日本人均有合作,只有于香港沦陷后逃至澳门的周峻年没有与日本人合作[15]。此外,麦道高在报告书中特别指出罗旭龢的行为事后招来很多非议和指控,建议殖民地部根据英国法律处理[15]。但是,由于罗旭龢是获港英高层授意跟日本人合作,英国政府于是最后决定不起诉罗旭龢,但规定他不能再担任任何公职[16]

香港辅政司

1946年,麦道高被任命为二战后首任辅政司[11][17]

经济活动

1948年,反对扶植日本工业复兴运动大会致函英国首相艾德礼,反对扶植日本工业,促请英国政府支持香港工业。麦道高奉英国政府之命回复时表示,全球布疋供应落后于需求,又表示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其商务利益与英政府所享受者完全相同,故不主张限制日本工业生产[18]

另一方面,麦道高任内亦致力打击走私。因应中国走私情况越益严重,而中国当局多次向英国当局提出协议,麦道高遂于1948年签订港中走私协定,以协助中国打击走私。条例规定小型货船需于指定地点上落货,并须通过海关检测;又赋予中国海关大鹏湾后海湾巡逻的权利,所有运往中国的货品均须通过中国海关关卡检测[19]

另外,为针对日益严重的黄金黑市交易问题,港府于1949年推出《禁止黄金买卖法令》,以遏制黑市炒卖黄金的问题,并禁止印制关于黄金贸易的资讯,随即引起社会紧张。麦道高回应立法局议员质询时表示,港府设立法令以禁止黄金买卖,是因为香港境内黄金买卖情况过于活跃而对汇率有所影响,而且英国签订了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相关协定,该协定规定协约国的黄金价格不能超越基金会所定的水平,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也需要遵守有关规例[20]

管制报业

1946年6月7日,《国民日报》刊登一篇名为《通缉岑维休》的社论,被香港政府以触犯防卫法之名勒令停刊一个月[21]:142。此举引起了广州报业不满,更向香港总督抗议;广州市参议会亦派慰问团到香港声援《国民日报》[21]:143

麦道高接受立法局议员周锡年质询时表示,港府无异破坏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又暗示若《国民日报》能向港府提交书面解释证明对港府并无恶意,便可缩短停刊期限[21]:146。麦道高收到《国民日报》的书面声明后,便与华民政务司杜德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专员郭德华以及《国民日报》职员冯干文会谈。麦道高在会谈上表示总督已接纳《国民日报》的解释,并表示《国民日报》应刊登一篇声明,以证明该报并无轻视香港法律和煽动香港市民作出违法的行为。《国民日报》最终于同年6月23日复刊[21]:147

整顿教育

立法局于1948年出修改教育条例,旨在控制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学校。麦道高在立法局上提出赋予教育司审批或取消教师的注册的权力,以确保教师水平,又规定没有经过注册的老师不能授课,违法者将要附上刑事责任。除此之外,新修订的教育条例将会容许总督关闭损害香港利益的学校。麦道高随后指出一些校长或老师透过学校宣传和灌输政治意识,甚至举行政治活动,损害香港社会以及学生的利益,因此政府有需要拥有一定权力,以关闭参与灌输政治意识的学校以及罢免个别学校管理层[22]

防卫策略

二战后英国势力受到重挫,加上战后殖民地独立运动共产主义思潮,均令英国管治殖民地举步维艰。另一方面,英国深知没有美国支持,单靠自身力量未必能够维持殖民地的管治权和稳定。1948年5月28日,英国驻东南亚副高级专员(Deputy Commissioner-General, Southeast Asia)发出密件,要求亚洲殖民地的辅政司尽快提交应对防御计划[23]

麦道高回复时表示,香港正面对中国的威胁,他强调必须令市民对政府重拾信心;他又指出香港保卫战期间以焦土策略破坏了不少基建设施,对民生带来的伤害相当庞大。因此,他认为一旦战火再现,焦土政策只会有限度执行,例如只破坏如码头和军舰等军事设施而不破坏渡海小轮等民生设施[23]

政治发展

杨慕琦爵士于1946年复任港督,他上任后不久便废除山顶区保留条例、促进公务员团队本地化,并发表政治制度改革方案“杨慕琦计划”,以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度。 杨慕琦的政策是以麦道高统领的香港规划小组所制定的计划为蓝图,而麦道高后来也承认废除山顶区保留条例是他本人的想法[24]:299

194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负责起草《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麦道高于立法局上动议承认《世界人权宣言》,并认为人权是“文明人的共同诺言”。他又表示,要扭转世界人权无用的思想十分困难,却是必要的。此外,他相信促进人权与香港政府甚有关系,并指出香港没有初等义务教育,但现时人类接受初等义务教育权利受《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保护,因此香港政府需要争取初等义务教育予香港市民[25]

晚年

1949年,麦道高辞去辅政司一职,退休归国,年龄也只有45岁。历史学家曾锐生认为,麦道高提早退休的原因是和葛量洪出现分歧,以及其婚外情招来葛量洪强烈不满[14]:65。他离港时,受到各界人士欢送。麦道高和群众握别后,登上邮轮离开,而码头则燃放爆竹[26]

麦道高退休后居于沙福郡,以务农为生,并经常于东英格兰与苏格兰两边游走[1]。他曾在1969年重临香港访问,认为香港比他管治时更好[27]。麦道高最后于1991年5月13日去世,享寿86岁。《南华早报》形容他为“重建香港的人”[28]

个人生活

1932年,麦道高迎娶凯瑟琳·O·M·克劳瑟(Catherine O. M. Crowther)为妻,两人育有一女安妮(Anne MacDougall),唯夫妇最后以离婚收场[24]:299[29]。之后麦道高于1951年再迎娶伊内兹·汤普森(Inez Thompson)为妻[30]。两人育有一女麦信立(Sheena MacDougall),麦信立是为保卫香港突围群英协会(Hong Kong Escape Re-enactment Organization)秘书长[31]。麦道高与陈策为挚友,两人早于1920年代已相识,并共同筹办港粤网球埠际赛[7]:21

荣誉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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