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史学史
台湾史学史，可上溯清代至日治时期间的各种史学书写与研究成果，参考政权变更的时间，以1945年8月15日终战日为分界，界定出战前与战后两个时期。
战前台湾史学
中国传统史学概念的台湾史
日治时期由台人以中国传统史学体例撰写的台湾史，多为延续清代政府编纂方志之习惯进行，乙未割台后因台湾与中国的关联切断，这批台湾文人转向以台湾为本体的书写架构，并以连横《台湾通史》为例。[1]详参清代台湾史学史。
日治时期殖民地研究传统
又可分初期、中期与后期。初期主要是针对台湾全岛的调查报告，奠定台湾史书写的里程碑。如：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教授路德维格·里斯的《台湾岛史》 (1897) 、竹越与三郎《台湾统治志》(1905) 与后藤新平推动的旧惯调查事业等；中期以台湾史料编纂为主，如：1922年台湾总督府史料编纂委员会《台湾史料稿本》、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矢内原忠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后期著重在台湾历史民俗的研究，以《民俗台湾》杂志为代表，致力保存台湾地方文化。[2]
战后台湾史学
从“中国地方史”走向台湾史
二战后，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台湾，官方成立台湾省文献会来主持修志事业，修纂“台湾省通志”，因此，1960年代台湾史被视为“中国地方史”一部分；此外，欧美学者也将台湾视为研究中国的实验室，将台湾作为区域研究的对象；海外反对运动者也撰写台湾史作为凝聚台湾意识的手段；本土学者则投入台湾民俗、古迹的研究中。1970年代后，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史学界以台湾为主体历史研究逐渐兴起，如林本源文教基金会大力资助台湾研究；而官方支持的台湾史迹源流研究会也成立。1981年官方成立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推行古物行政，在指定古迹过程中，也深化台湾史研究；文建会也在各县市设立文化中心(日后升格为局)，强化地方史研究，此后，史迹调查、口述历史逐渐累积，甚至开始扩展到“村”作为修志单位；以及增加原住民(含平埔族群研究)。[3]
1986年台湾解严，学院中的台湾史课程从选修转为必修，产生“台湾史学程”，历史学的博硕士论文也出现台湾史作品，迄今约占3-4成左右。[3]1988年，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前身“台湾史田野工作室”成立，是80年代中期由张光直院士的建议所设立，初期阶段以平埔族研究作为工作室的主要计画之一。南岛民族的平埔族群是汉人来台之前的台湾主人，台湾历史研究最晚当从平埔族讲起。然而进入二十世纪，尤其二战之后，平埔族却“消失”了，所以张光直先生 为《台湾史田野研究通讯》作的〈发刊词〉说：田野工作室开启一个具有很大象征意义的计画。而此研究取向，也和当时本土化运动有所关连。[4]2004年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政大台湾史研究所、台师大台湾史究所成立，建立了学术研究台湾史重镇。加上大量史料出版、数位化，工具书编订、跨界研究等，使台湾史研究达到高峰。[3]
西方研究传统之台湾史研究
除了1903年William Campbell的Formosa Under the Dutch及James Davidson 的The Island of Formosa 等代表作外，大多数西方学者为1960年代后期来台湾、港澳、泰国等华人社群进行研究，相关组织有：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台湾研究小组、哈佛燕京学社等，其中，犹他家谱学会致力于台湾等地族谱调查，并在王世庆协助下编纂采集到的民间古古文书为〈台湾公私藏古文书〉（5,691件）；1970年代出版许多关于台湾史的名作，另由旅美考古学家张光直主持“浊大流域自然与文化史科技研究计划”及近史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计画”等科技合作集体研究计画。培育出新的台湾史研究人才同时，李国祁等人提出之“土著化”、“内地化”也成为80年代台湾史重要讨论课题，[2]开启台湾关于城乡与都市聚落体系结构的新议题。[5]
从显学走向险学
战后台湾史，从战后初期政府反共复国意识形态下，台湾设定为“反攻复国基地”，只为中华民国而生，因此，官方教育重点是中国史。台湾人想要学习台湾史，资源相当有限。战后杨云萍提倡台湾史，一直到1983年全台才有第一本历史所的台湾史博士论文。1993-2004年，台湾史研究走向显学，历史学博硕论文中，台湾史论文达到四成。但由于中国产制《台湾文献汇刊》、《馆藏台湾研究档案》，以超越台湾数量达数百册的《台湾文献丛刊》；加上厦大、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武汉等地有关台湾史的任务性研究，加上厦大台湾研究院快速培养学生，有步步逼近本地台湾史研究的趋势。反观台湾历史研究所目前只有2间，且没有学系，因此台湾史也进入险学的局面。[3]: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