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是中华民国早年的一个重要的全国性组织，模仿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创造的“少年意大利”，故起名为少年中国学会。若从1918年6月30日的岳云别墅会议为始，以1925年7月20日于南京的第五次年会为结束的话，其学会历史一共是七年零十天。创会的元老会员有王光祈、周太玄、陈愚生、张梦九、曾琦、雷宝菁和李大钊7人[1]。他们秉持著一股爱国、救国的热情而凝聚在一起，为挽救中国于列强环伺、国力虚弱的危亡处境中。作为一个学会，这群人不止本著纯洁的科学精神做实在的研究，更强调在社会上的实际影响。他们创办《少年中国》等刊物以传播新思想、推行勤工俭学等社会活动以培养国力。其理想是创造一个永不老大的少年中国。会员虽然不多，却遍及海内外，北京、南京、济南及天津皆是其活动范围，甚至有巴黎分会，而东南亚的华侨也是学会刊物的重要读者。
- 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问，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
- 少年中国学会的信条：“奋斗、实践、坚忍、俭朴。”
- 少年中国学会第一条规章：“本学会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
| 成立时间 | 1919年7月1日 |
|---|---|
| 撤销 | 1925年7月20日 |
| 类型 | 政治组织 |
| 地址 | |
| 出版物 | 少年中国月刊 少年世界月刊 少年社会周刊 星期日周刊 |
| 标语 | 奋斗、实践、坚忍、俭朴 |
历史
酝酿与创建
留日学生罢学归国潮与酝酿期
1918年由于时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的段祺瑞与日本订立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爆发了留日学生罢学归国潮，回国的学生中，曾琦、陈愚生、张梦九、雷宝菁、李大钊五人便是后来创建少年中国学会的主力人员。
然而促成少年中国学会思想的与组织上的凝聚的最大功臣，则是王光祈。曾在1917年王光祈与曾琦的书信上就提到：“我们皆在青年求学时期，救国最好在早做基础的准备工夫，而准备工夫不外两事：一为人才，二为办法。但人才已不能求之已成势力中，则应早日集结有志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经过历练，成为各样专门人才，始足以言救国与建国的种种实际问题的解决。”那时，共结社团以救中国的意图便已在渐渐成形了。
在几个月间的互相激荡与热烈讨论下，少年中国学会在原始发起人的言谈中被建构了出来。1918年6月30日王光祈、周太玄、陈愚生、张梦九、曾琦、雷眉生、李大钊七人在北京南横街岳云别墅的会议中，以互相盟约，决议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直到1919年7月1日正式召开学会成立会止，期酝酿期大约一年。
具体实践与创建期
1919年7月1日于北京成立之后，这个组织就生龙活虎地运作了起来，第一届执行部主任是王光祈；第二届是左舜生（1920年接任）；第三届是陈启天(1923年接任)。接下来的两年内，少年中国学会创办了多种杂志，积极引介欧美的心思想给国人阅读，并且推动工读互助团、新村运动等小组织，希望进而改革中国旧社会，少年中国月刊一卷二期便写道：“如要得到学术上的进步，精神上的快乐，保持高尚的人格，改善不良的生活，免除家庭的苦恼等等目的，只有少数人去实行新生活的小组织，以劳动所得，自立互助，进而改革社会。”
少年中国学会的出版刊物在知识思想界所发挥深远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们对于理论的实践却不尽理想。主要原因是不合时宜且不切实际，胡适在《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一文就提到：“照我个人的愚见看来，我们在北京发起的工读互助团的计画，实在是太草率了，太不切事实了。”因此那些小组织的运动，在北京与一些城市勉强实行一些时日后，多半后来皆无疾而终了。
分裂与瓦解
南京年会与分裂之端
1921年7月1日至7月4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年会，共有二十三人出席，会员们对于宗旨主义问题、政治运动问题、宗教信仰问题与学会信条问题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论辩，许多争议不休的议题无法取得共识，而造成日后学会分裂的开端。
- 关于宗旨主义问题，产生了“应否采取某种主义”的辩论，而实质上是“应否采取社会主义”的拉锯战，由于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共产主义在中国快速地传播，其时正是学会的许多会员倾向左派思想的局面。最后表决的结果，投“不要主义”者六人，投“采取某种主义”者十七人，但赞同采用主义的会员其意见也不尽相同，多有歧出，因此暂搁至月刊里再详加讨论。
- 关于政治运动问题，又可分成“投入政治运动，或只坚守社会运动的范畴”与“若投入政治运动，能否加入旧政界”的两大疑义。对于前者，表决时赞成“社会运动应包括广义的政治活动”者有十九人，反对者三人；对于后者，赞成者有黄日葵、邰爽秋，反对者有左舜生，陈启天等人，最后莫衷一是。
- 关于宗教信仰问题，少年中国学会本是一个兼秉科学精神、研究精神的团体，因此原先设定不许已有宗教信仰者入会，其原因在于，有些会员认为宗教的信仰会基本妨害了科学的精神。在7月2日的讨论会上，对取消“不许教徒入会即已入会为教徒著须出会”这一条例进行表决，赞成取消者十八人，反对取消者三人，弃权者一人。但在7月3日的会议上，又提出加入“不许教徒入会”的条文，结果赞成者五人，反对者十一人，弃权者四人。在宗教信仰层面，学会算是一定程度地开放地容纳了宗教。
- 关于信条问题，基于学会创办之初的信条，不一定随著社会局势演变而永远适用，因此也有人提出疑义，但付之表决的结果，“维持原信条”的赞成票数为十三人，反对票数为一人（其馀票数因故未投），算是轻易地通过了。
南京大会为期三日，气氛紧张，主要因渐渐有会员或偏向国家主义，或偏向社会主义，或偏向无政府主义，因此难以凝聚共识。甚至组织需不需分裂，分裂方法也列入议程，可见当时僵局之固。
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号与冰消瓦解
参与政治与否的问题，还一直像一个网罗一样笼罩著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号（二）就集中讨论了这一个大主题。其中有王光祈的文章＜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曾琦的＜政治运动之前车与社会活动之先导＞、周太玄的＜澈底主义与妥协主义＞等文，但仍不得其解。
1922年夏天的杭州年会，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之争论再起，邓中夏、黄日葵、恽代英、杨贤江等人主张政治运动，馀或坚持学会精神，以“学问”、“事业”为目标，或主张参与政治而不得同流合污，或主张须参与政治需有监察机制，议论纷纭。
1922年夏天以前，学会会员更陆续加入政党，邓中夏、黄日葵、毛泽东、恽代英、赵世炎、高君宇、刘仁静等人因李大钊的引介，入籍共产党。1923年、1924年时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陈启天、何鲁之、张梦九等人也加入青年党为党员。
1925年7月17日至7月20日，少年中国学会又再度在南京召开年会，与会者只有十八人，但由于出席者不乏共产党员、青年党员与游离与主义中的中庸份子，因此讨论依旧无甚统一结果。由是而设立改组委员会，主导调查与改组事宜。后因意见始终无法得获一致，始终也没能再召开年会，从此会务停顿，已形同消散了。
出版
少年中国月刊
《少年中国月刊》是少年中国学会所创办的第一份刊物，与《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并为五四时期传播新思潮、新主义的重要刊物。由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负责编辑、校对、发行（主要负责人为王光祈）。从1919年7月至1924年5月停刊为止，共计有4卷48期，其间从1922年7月至1923年2月曾休刊七个月。每其发行量大约五千册或更多。[2]
内容丰富而驳杂，主要是关于政治、经济、社会学、教育学、自然科学、文学与艺术等学术论著与理论文章。兼有许多会员创作之白话诗，以及译自外国语言的诗作、小说及戏剧，如〈泰戈尔的诗六首〉、王尔德的〈莎乐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茱丽叶〉及莫泊桑的〈爱情〉。最后一部分则是联系会员间感情与想法的会务消息与会员通讯。
梁实秋曾言及《少年中国月刊》的重要性：“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散布海外，而少年中国月刊实为其在上海者之联锁。”
少年世界月刊
由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负责编辑之刊物。自1920年1月开办至1920年12月停刊为止，共计一卷十二期。
《少年世界》的发刊词写道：“这本月刊是一本注重记载事实的月刊。所纪的事实，不是以中国为范围，是以世界为范围。要把中国人村落的眼光改变方向，直射到世界上去。”因此其内容涵括甚广，有学校调查、地方调查、农村生活、国内外学生动态、国内外工人运动与科学技术文章等，更辟有妇女世界，儿童世界等栏，旨皆在让读者了解世界上正在真正发生的事件与现况。
少年世界与少年中国是有明确地分工概念的，后办的少年世界较注重实际调查与应用科学，先办的少年中国则看重理论研究。
少年社会周刊
《少年社会周刊》由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少年中国学会学生会员所主办，创刊于1919年12月1日，停刊于1920年5月，第一卷为周刊，共十期。第二卷为半月刊，共三期。
其出版宣言道：“少年社会有两个意思：一、少年的社会；二、社会的少年。少年的社会，是有少年精神、气象的社会－进步的社会。社会的少年，是有社会生活感情的少年－协助的少年。”其内容亦涵括教育改革、社会运动、服务精神等，企图借由理念宣传，建造一个新的中国社会，新的中国群众。
星期日周刊
《星期日周刊》由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主办的周刊，因为每个星期日为发刊日，因以为名。自1919年7月13日创刊始，至1920年7月止，共计五十二期，为期整整一年。每刊发刊量约在三千份以上，在四川有相当的影响力。
其发刊词道：“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周报？因为贪污黑暗的老界，是过去的了。今后便是光明的世界！是要人人自觉的世界，可是这里有许多人，困于眼前的拘束，一时摆脱不开，尚不能走到自觉的地步上。如其竟没有几个人来，大声呼唤一下，那是很不好的，因此，我们才敢本著自家几个少数少年人的精神，来略说一点很容易懂的道理。” 其内容多激进思想，更有妇女问题号，社会问题号等专刊来传播新思潮。
至1920年4月时，由于成都分会的会员渐渐减少，相继离去，其后刊物相关出版编辑业务由独立的社团“星期日周报社”担当。
主张及影响
非基督教运动
针对“西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对中国进行的文化侵略”，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发起宗教问题论战[3]，广邀学者和知识青年就“人是否宗教的动物”、“新旧宗教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新中国是否还要宗教”等问题发表意见。该会倾向于宗教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它原有的社会功能，亦可由其他东西所取代。李大钊早在1917年就发表过“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这当然也波及到中国的道教、佛教以及其他民间宗教。在后来的五卅运动中，基督教各团体有鉴于中国民族主义势力的壮大，不再强行在西方基督教团体在中国控制的学校进行基督教宣教教育，基督教背景的学校校长也被迫逐渐改由中国人担任，而教会大学的中国反教学生也发起了大规模的脱离基督教会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