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生活
慢生活（英语：Downshifting），又称慢活，是一种社会行为或趋势，其倡导人们摆脱对物质疯狂的迷恋，重过简单的生活，并减少“压力、加班、和可能伴随著它的心理代价”[1]。它强调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工作与生活的平衡[2]，并专注于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建立人际关系的人生目标，而不是纯粹为了消费而追求经济成功。
慢生活的概念与简单生活有许多共同点，但与简单生活不同的是，慢生活作为一种替代形式，它的重点是适度调整，并注重个体的舒适程度，是循序渐进的做法[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个新的简单生活形式，开始出现在主流媒体，并于生活在工业社会的社群，人气不断上升，这在美国、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尤为突出[4]。
价值和动机
慢生活的本质内涵是放慢生活的脚步，过有意义的生活但不挥金如土。另一个重要原则是与他人共享闲暇时光，特别是心爱之人，而且要避免自我沉醉因为它会抵制利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社会的隔离变为常态的危险。
慢生活的主要动机是获得闲暇的时光，逃离工作和支出的周期，移除存在于高生活水平社会中所积累的不需要的财产杂物。放慢生活节奏的个人目标很简单：达到全面的自我理解和满足人生的意义。[5]
因为慢生活的个性化本质以及强调许多细微的变化而不是对生活方式的全盘检修，它吸引了横跨社会经济学范围的众多慢生活崇尚者和参与者。[6][7]放慢生活节奏的内在结果是为多样化的人口结构的慢生活者参与与工作无关的活动增加时间，培养公民更高水平的参与和社会互动。[1]
参与的范围是无限的，因为所有的社会成员包括成年人、孩童、企业、机构、组织和政府都可以过慢生活。 [3]
在实践中，慢生活涉及一系列行为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大多数的慢生活是自愿的选择，但一些生活上的事情例如失业和生孩子可以促使不自觉地放慢生活节奏。慢生活也会存在一个时间的维度，因为它可以是暂时的也可以是永久的。[4]
方法
工作与收入
在经济上，慢生活定义在减少实际或潜在的收入，工作时间和消费[4]。当收入水平在既定市场的水平之下，随着是潜在收益的降档，意图获得其他非物质的利益。
在个人层面上，工作的降档是自愿减少年收入。 慢生活者（英语：Downshifters）追求工作以外的人生意义，因此，将选择减少工作时间或工作量。减少工作时数的结果，是降低了所赚取的金额[4]。简单的不加班或每周多休闲半天，是慢生活的工作。
职业生涯降档是经济上的另一种方式，并降低以前对财富，晋升或更高的社会地位的愿望[3]。离职并选择在当地社区工作，在家工作或创业是慢生活的职业生涯的例子。虽然这更为激进，但这些变化并不意味著完全停止工作。
消费习惯
慢生活的另一个方面，是做一个有意识的消费者，或积极实行对于消费的替代形式。慢生活的支持者指出消费主义是压力和不满的主要来源，因为它创造了个人主义的消费者社会，他们以高不可攀的物质财富衡量社会地位和快乐指数，只是为了个人满足而购买商品；而消费降档，只购买必需品，是一种重质不重量的生活态度[1]。
对于开支的优先次序的调整，提倡了商品的实用功能，在它们所传递的讯息之上。一般来说，慢生活者较少品牌意识[1]。这些消费习惯也有利于减少工作和收入，因为每年的支出会比较少。减少支出比极端降档来得易，因为它仅需要轻微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
使生活节奏放慢的政策
对于许多人来说公共政策的改变使慢生活成为更现实的选择。全民医疗和安全的养老金制度使人们从积累财富的重担中解脱并建立个人的安全网。工会、企业和政府能够实现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兼职工作和其他一些非传统的工作安排使人们工作时间短，然而却依旧保持就业。[8]
环境的重要性
国际慢生活周的宣传语是“慢和绿色”。[3]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总体来说这一选择和实践自然环境健康的慢生活是因为他们拒绝以化石燃料供给的快节奏的生活而崇尚更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消费降档的潜在功能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个人的碳排放量。从一个企业转变到一个小型农业的生活方式就是一个例子。[9]
地域性的慢生活
生活的高速运转和城市地区的压力引起的反响是慢生活地域性的重置，它向更小，更乡村或者更慢节奏的社区发展。[4]这是一个更为激进的变化，但是因为互联网的使用和可能性，地域性地放慢生活节奏没有完全从主流文化中切除。
城市新哲学
受到慢食运动的启发，慢城（英语：Slow City）的概念早已在意大利一些城镇发扬光大，并渐渐拓展成为国际网络，自1999年“慢城运动”发起以来，目前已有来自25个国家的150个城市列入慢城，除了欧美等西方国家外，近年如中国，韩国也有慢城，而目前中国唯一的慢城就是江苏省高淳县桠溪镇。
慢城的人口一般不超过五万人，城内对交通有所限制，如车辆数量，车速及不准鸣笛等，并鼓励步行；没有快餐，连锁食店；霓虹灯也不会在慢城出现。另一方面，慢城提倡反污染，支持绿化和可持续发展，着力保存地方的传统色彩，支持小型或家庭式的产业，向外展示当地独特的手工艺或食品[10]。
参考文献
- ^ 1.0 1.1 1.2 1.3 Nelson, Michelle R. Downshifting Consumer = Upshifting Citizen?: An Examination of a Local Freecycle Community. (PDF).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May 2007, (611) [2015-06-17].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5-06-17）.
- ^ Juniu, Susana. Downshifting: Regaining the Essence of Leisure (PDF).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Winter 2000, (32) [2-11-2014].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5-09-24）.
- ^ 3.0 3.1 3.2 3.3 Smith, Tracey, The Book of Rubbish Ideas: An interactive, room-by-room, guide to reducing household waste 1st, Bristol, England: Alastair Sawday's, 2008 [2014-11-01], ISBN 978-1-9061-361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1-01）
- ^ 4.0 4.1 4.2 4.3 4.4 Schor, Juliet, The Overspent American: Upscaling, Downshifting and the New Consumer 1st, New York, US: Basic Books, 1998, ISBN 978-0-4650-6056-6
- ^ Levy, Neil. Downshifting and Meaning in Life (PDF). Ratio. June 2005, (2) [2015-06-17].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5-05-01）.
- ^ Hamilton, Clive. Downshifting in Britain: A sea-change in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PDF). The Australia Institute. November 2003, (58) [2015-06-17].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5-06-17）.
- ^ Hamilton, Clive. Downshifting in Australia: A sea-change in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PDF). The Australia Institute. January 2003, (50) [2015-06-17].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07-08-29）.
- ^ Zehner, Ozzie. Green Illusions.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2 [2021-10-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24）.
- ^ The Ultimate Growth Business; Many corporate refugees think green acres are the place to be. How do they make the transitio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October 12, 2012 Wall Street Journal
- ^ 享受慢活，香港中華總商會，檢索於2014年11月1日。 (PDF). [2014年11月1日].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6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