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

春秋三传就是注释《春秋》的书[1],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称为“春秋三传”。另有邹氏夹氏二家,但早在汉朝即已失传。

汉书艺文志》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将春秋三传的渊源说得很详细:《穀梁传》的解经风格比较平实,与《公羊传》形成对比。因此东晋范甯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然而,《公羊》、《穀梁》二传的史学地位并无法与《左传》相比。《穀梁传》影响最小,不及《公羊传》,更遑论《左传》。南宋朱熹说:“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2]三传既是史学,又是经学,在唐代同列九经,在宋代同列十三经。 《春秋》是中国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据《汉书·艺文志》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孔子作《春秋》时,与左丘明参观鲁国的史记,据行事,论人道,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明聘以正礼乐,其中有所褒讳贬损,不可写明,乃口授弟子。而弟子们后来所言互异。左丘明惟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实,故讨论本事而作传,证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至于公谷二传,则是口传要义,传了几代以后,始写成文字。 《公羊传》是齐国的公羊高受传于子夏,再传其子,子孙口耳相传,到汉景帝时,由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与齐人胡母生合写成书,《谷梁传》至何时何人始着为书,史记不详,据《汉志》注,只知始承传者是鲁国的谷梁子。颜师古注,谷梁子名喜,桓谭《新论》以为名赤,王充《论衡》以为名置,阮孝绪《七录》以为名俶。四名何者为是,难以考证。

《左传》 [1] 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归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它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工于记事,长于记人。内容多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甯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史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单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内容丰富,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公羊传》 [2] 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止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 其作者旧题是战国时期齐人公羊高,他受学于孔子弟子子夏,后来成为传《春秋》的三大家之一。

《谷梁传》又称《谷梁春秋》 [3] 、《春秋谷梁传》。是为《春秋》作注解的儒家经典。传说孔子的弟子子夏将这部书的内容口头传给谷梁赤(一名谷梁俶,字元始),谷梁赤将它写成书记录下来,但实际上这部书的口头传说虽然早已有了,但其成书时间是在西汉。 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用这种方式来注解《春秋》,它是研究儒家思想从战国时期到汉朝演变的重要文献。 其记载的时间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晋人范宁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疏》,清朝钟文烝所撰《谷梁补注》为清代学者注解《谷梁传》的较好注本。

注释

  1. ^ 旧时称儒家的著作为“经”,解释经文的书为“传”,合称“经传”。
  2. ^ 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