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互动论

符号互动论（英语：symbolic interactionism theory，又译象征互动论）是一个从实用主义发展而来的社会学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在自我思考和人际交流中使用共同语言来创造共同的符号和意义。Macionis认为，符号互动论是“用以构建理论的框架，它认为社会是个体日常互动的产物”。换言之，它是一个帮助我们理解个体如何互动并创造符号世界，以及这些符号世界如何反过来塑造个体行为的参考框架。这一框架有助于理解社会是如何透过反复进行的个体间互动而得以维持和被创造的。发生在互动之间的解释过程有助于创造和再创造意义。正是对意义共同的理解和解释影响了个体之间的互动。个体行动的前提是在社会语境中对意义有共同的理解。因此，互动和行为是透过对象和概念附加在其身上的共同意义来构建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既生活在自然环境中，也生活在符号环境中。

符号互动主义来自于一种在20世纪中期前后发展起来的社会学观点，该观点持续在社会学的一些领域产生影响。它在微观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尤为重要。作为一种解释社会互动的实用主义方法，它源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尤其是乔治·贺伯特·米德的作品。米德同时也是互动学派的创办人；其后则是由布鲁默在1950年将其符号互动论的中心思想理念宣扬光大，起初符号互动论这一名词是米德的学生——赫伯特·布鲁默所先使用。

符号互动论中最常讨论的理论为自我概念理论。其他与符号互动论相关联的理论还有高夫曼的拟剧论、皮尔斯和克里农（Pearce & Cronee）的意义统整合管理理论等。

历史

乔治·贺伯特·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

乔治·贺伯特·米德

符号互动论的构想最早由乔治·贺伯特·米德和查尔斯·库利提出。米德认为，人的自我是社会产物，而这些自我也是具有目的性和创造性的，他相信，检验理论的真正标准是“对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有用”。米德在该领域的影响深远，以至于社会学家将他视作符号互动论传统的“真正创始人”。

虽然米德在哲学系任教，但他作为培养了社会学领域最优秀的一代人才的老师，在社会学的名气更高。但奇怪的是，他从未在哪本书或系统的论文中阐述过他广泛的思想。1931年他去世后，他的学生将课堂笔记和与导师的对话收集在一起，以他的名义出版了《心灵、自我与社会》。许多人误认为约翰·杜威是这一社会学理论的先驱；但根据《符号互动论手册》（The Handbook of Symbolic Interactionism），米德无疑是“改变了理论的内部结构，将其提升到理论复杂性的更高层次”的人。

《心灵、自我与社会》是米德的学生根据他的讲座和教学出版的书，书名突出了社会互动论的核心概念。其中，心灵（mind）指的是个体使用符号为其周围世界创造意义的能力——个体使用语言和思想来完成这一目标；自我（self）指的是一个人反思他人对自己的看法的能力；而社会（society）是所有这些互动发生的场所。一份对米德的作品的概述和解读中，描绘了外部社会结构、 阶级、权力和虐待如何影响被剥夺了定义自我的能力的自我的和群体人格的发展。

赫伯特·布鲁默

米德的学生和诠释者赫伯特·布鲁默创造了这个术语，并提出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总结：人们对事物的行为方式是基于这些事物已经具有的意义，这些意义来源于社会互动，并透过解释加以修改。布鲁默是一位社会建构主义者，深受约翰·杜威的影响；因此，该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现象学为基础的。由于布鲁默是首个使用符号交互这一术语的人，他也被称为符号互动论的创始人。他相信：“人们参与的最具人性和人性化的活动是相互交谈。”根据布鲁默的观点，人类群体是由人创造的，只有他们之间的行动才能定义社会。他认为，透过互动，个体能够“借由认可、排列和重新定义，来生产共同的符号”。话虽如此，互动是由相互交换解释而形成的，这是社会化的基础。

其他理论家

虽然查尔斯·霍顿·库利和威廉·艾萨克·托马斯在该学科的影响力较小，但他们也被视作该理论的有影响力的代表。库利将社会和个体联系起来的研究影响了米德的进一步研究。库利认为，社会和个体只有在相互关系中才能被理解。库利的“镜中自我”概念影响了米德的自我理论和符号互动论。托马斯也是符号互动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作品是关于人类动机理论，用以解决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行为的社会根源”。他试图“解释正确的社会生活方法论方法；发展一个人类动机理论；阐述一个有效的成人社会化的概念；并对越轨和解组提供正确的视角”。大多数学者同意托马斯的观点

Yrjö Engeström和大卫·米德尔顿（David Middleton）是另外两位对符号互动论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家。Engeström和米德尔顿解释了符号互动论在各种工作环境中交流沟通领域的有用性，包括“法院，医疗保健，计算机软件设计，科研实验室，电话销售，先进制造系统的控制、维修和维护”。其他被认为对该理论有贡献的学者有托马斯（Thomas）、帕克（Park）、詹姆斯（James）、霍顿·库利（Horton Cooley）、兹纳涅茨基（Znaniecki）、鲍德温（Baldwin）、雷德菲尔德（Redfield）和沃思（Wirth）。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符号互动论非常强调行动的理念，而不是文化、阶级和权力。根据行为主义、达尔文主义、实用主义以及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行动理论作为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视角，对社会互动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假设、前提和研究方法论

假设

大多数符号互动论学者认为，根据个体的社会定义，物理现实确实存在，而且该社会定义确实某种程度上或与某种“真实”的东西共同发展。因此，人们并不直接回应这个现实，而是回应社会对现实的理解；也就是说，他们通过一种由不同的个人观点组成的过滤器，间接地对这种现实做出回应。这意味着，人并非存在于由现实组成的物理空间中，而是存在于仅由“物体”组成的“世界”中。厄文·高夫曼认为，人类以某种方式定位身体部位的动机以及捕捉和检查这些时刻的欲望，是构成社会现实的两个要素，社会现实是由各种个人的感知组成的，研究这两个要素如何发生至关重要。它呼吁符号互动论学者将更多的重点放在经验观察和理论化的现实方面。

以下三个假设构成了符号互动论的框架：

1. 个体透过交流过程来建构意义。
2. 自我概念是行为的一种动机。
3. 个体和社会之间存在独一无二的关系。

前提

在定义了符号互动论的一些基本假设之后，有必要说明每个假设支持的前提。根据Blumer（19f,.69），上述三个假设可以导出三个前提。

1. 人类对事物的行为是基于事物对他们的意义。

   第一个前提包括人类在其世界中可能注意到的一切，包括物理对象、动作和概念。从本质上讲，个体对物品和他人的行为，视乎他/她为这些物品和人赋予了什么意义。布鲁默强调个人行为背后的意义，具体而言，是对这些行动和行为的心理学和社会学解释。

2. 这些事物的意义源于人们与同伴和社会的互动。

   第二个前提解释了此类事物的含义源于个人与其他人的社会互动。布鲁默追随米德，认为人们透过解释或定义彼此的行为，而非仅仅对彼此的行为作出回应，来相互交流。他们的“回应”不是直接针对彼此的行为作出的，而是基于他们赋予这些行为的意义。因此，人类互动是透过符号和意指的使用、透过解释，或透过确定彼此行为的意义来调节的。意义要么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被视为不需要调查的不重要因素，要么被视为仅仅是中性环节，或者是处于导致人类行为的原因或因素和作为此类因素的结果的行为之间的因果链上的一个环节。

3. 个体处理他/她遇到的事物时会通过解释过程对事物的意义进行处理和修正。

   符号互动论学者将思考描述为一种内心对话。米德将这种内心对话称为思维（minding），它是一个人思考下一步要做什么时发生的思考过程的延迟。这些含义在人们处理遇到的事物时使用的解释过程中得到处理和修改。为了厘清困难处境的意义，我们自然而然会与自己对话。但首先，我们需要语言。在我们能够思考之前，我们必须能够进行象征性的互动。对符号、协商意义和社会建构的强调引起了人们对人们扮演的角色的关注。角色承担是一种关键机制，它允许人们看到另一个人的观点，以了解一个行为对另一个人可能意味著什么。角色承担是我们小时候生活的一部分，例如过家家和假扮别人。角色具有即兴的特质；但是，行动者通常会按照他们所遵循的剧本进行表演。由于社会环境中角色的不确定性，角色塑造的任务落在了处境中的人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我们环境的积极参与者。

此外，其他学者指出还有一个前提：

• 是人类从与他人互动中获得潜在心理回报的这种与生俱来的欲望，促使我们建立经社交互动过滤后的现实。

  一些符号互动论学者指出，个人对潜在心理奖励的渴望与他们各自社会建构的现实（通常称为“社会”）之间有著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些专家证明，分析和剖析符号互动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个人与他人建立联系并透过社会互动创造意义的心理激励。作为人类，我们在开始互动之前，就能够本能地辨别出想要与之交流的人，我们会在生物学上经历一种内在的情绪冲动，它鼓励我们开始互动，从而开始形成各种社会建构的现实，这使符号互动论可以对其进行检视，即我们对情感奖励的渴望使符号互动理论成为可能和可行。

研究方法论

符号互动论研究大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例如用参与观察法来研究社会关系的方面或个体的自我。参与观察法中，研究者能够获取符号和意义，就像霍华德·S·贝克尔的《艺术世界》和亚莉·霍奇查尔德的《心灵的整饰》那样。他们认为，密切接触并沉浸在参与者的日常活动中，对于理解行为的意义、定义情境以及参与者透过互动建构情境的过程是必要的。由于这种密切接触，互动不能完全摆脱价值承诺。多数情况下，他们依靠自己的价值观来选择学习什么；不过，学者在如何进行研究的方面力求客观。因此，符号互动论方法是一种关注特定情境下人类互动的微观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