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谕广训
《圣谕广训》是雍正二年(1724年)出版的官修典籍。训谕世人守法和应有的德行、道理。源于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雍正帝继位后加以推衍解释。清政府在各地推行宣讲,并定为考试内容。[1]
康熙十六条
康熙九年( 1670 ) 十月,康熙帝在给礼部的一道上谕中,鉴于“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 提出:“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举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以上诸条,作何训迪劝导,及作何责成内外文武该管各官,督率举行,尔部详察典制,定议以闻。”
康熙要求“部院衙门将现行处分条例重加订正,斟酌情法,删繁就简”。以“上谕十六条”行世为界,满清统治者将教化为治国重点之一。 其十六条即: 1.敦孝弟以重人伦 2、笃宗族以昭雍睦 3、和乡党以息争讼 4.重农桑以足衣食 5.尚节俭以惜财用 6.隆学校以端士习 7.黜异端以崇正学 8.讲法律以儆愚顽 9.明礼让以厚民俗 10.务本业以定民志 11.训子弟以禁非为 12.息诬告以全善良 13.诫匿逃以免株连 l4.完钱粮以省催科 15、联保甲以弭盗贼 16、解仇忿以重身命
雍正训解
雍正更为重视“上谕十六条”,对其逐条解释,洋洋万言,成《圣谕广训》, 于雍正二年颁行天下,形成了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思想纲领。雍正进一步推行并普及乡约制度,宣讲《圣谕广训》。雍正《钦颁州县事宜》一书,载有“宣讲圣谕律条”的规定,要农村遵照定例,设立讲约所,进行宣讲。雍年七年,严令全国遍设讲约所,“于举贡生内拣选老成者一人为约正,再选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为值月,每月朔望,齐集乡之誉老里长及读之八,宣讲《圣谕广训》,“约正、值月果能化导督率,行至三年,著有成效,督抚会同学臣,择其学行最优者俱送部引见,其诚实无过者,量行旌异,以示鼓励,其不能董率、怠惰废弛者,即加黜罚,如地方官不实力奉行者,该督抚据实参处。 ”
宣教广训
第一、乡约宣讲。清代的乡约制度,一是宣讲圣浙,二是惩恶扬善。顺治十六年,严行设立乡约制度,讲解六谕原文。设约正、约副为讲解人员,由乡人公举60岁以上,行履无过、德业素著的生员担任、若无生员,即以素有德望,年龄相当的平民担任,每遇朔望,进行宣讲,并征别乡人善恶表现,登记簿册,分别奖惩。
第二、地方官宣讲。康熙规定,地方官于每月朔望宣读讲说“上谕十六条。”乾隆更严求地方官听讼之馀及公出之便,随事随时,用土音谚语,宣传《圣谕广训》,地方官宣讲,实际主要由教官完成,“教官职司秉铎,宣讲本其分内之事,应令每月周历各镇,宣讲《圣谕广训》,”教官的职掌中,宣讲是一主要内容。地方官宣讲还有官僚制度的考课用人做保证。康熙时“举州县卓异,俱开本官每月朔望讲“上谕十六条”。” 乾隆初督抚荐举属吏,首先看宣讲《圣谕广训》。官员的升迁系之于宣讲效果,是推行孝治教化的保证。地方官的宣讲职责终清一代。道光说:“我朝列圣相承,圣谕广训、十六条久垂功令,地方官每月朔望敬谨宣读,俾众著于爱敬睦姻之义,百数十年来,海澨山陬,罔不奉行。” 到了清末,亦是如此,光绪二年,清政府要“各直省督抚、学政,督饬地方官暨教职各官,随时宣讲。
第三、通过学校与科举考试贯彻。雍正三年将《圣谕广训》颁发各省学政,刊刻印刷。分送各学,朔望宣讲。嘉庆朝倡议义学,要求一乡一里,分别延师,使儿童初受教育,就学习《圣谕广训》。道光时规定,学政到任,将《圣谕广训》刊印,颁行各学生童,令人人诵习,并将《圣谕广训》内“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撰成四言韵文,遍颁乡塾,让民间儿童学习,使之潜移默化。咸丰令学政转伤地方官及各学教官,于书院、家塾教授学生,以《御纂性理精义》、《圣谕广训》为主要内容。科举考试也要求掌握《圣谕广训》凡不能背录者不准录取。嘉庆时右因各学监生不由童试,并举贡监生录科考遗,均一体敬谨默写一、二百字,其不能默写者,按其文艺递降等第及斥置不录。 ”
第四、宗族宣传。满清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加强对宗族的控制,在江西、广东、福建等地区任命族正,地方官给以牌照,专司化导约束,劝善规过、排难解纷之事。牌照的第一项内容规定:“宣讲圣谕,以兴教化。”每逢祭祖聚集之时,于公祠内“将'上谕十六条'句解字释,高声曲喻”,“俾各宗族姓务各心领神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敦族睦渊,以成仁厚之俗”。对“上谕十六条”诠释,就是以《圣谕广训》为范本。进行宣讲。在满清的倡导下,清人所修族谱中,不借资财,将万言《圣谕广训》印入族谱的事例很多,至于印入“十六条”的族谱。
满清统治面临尖锐的民族矛盾;汉族有根深蒂固的华夷思想,必然导致对异民族王朝及异民族君主的否定。清朝力图消除汉族的这种认识,掩盖民族矛盾,证明统治的合法性,极力宣传满族入主中原是仰承天命,且“存仁义之心,行仁之政”,乃为正统。 “孝弟也者,其仁之本与!” 以孝治天宇是最好的证明。因此汉族应尽臣民之道,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君臣之伦大于华夷之辨。这样移孝作忠、君为臣纲的理论最适合满族统治者了。从时间上考察,清初顺、康时重视讲孝,中叶雍、干时注意谈忠。雍正说:“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又说:“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交子尤重,天下未有不知有亲者,即未有不知有君者。” 这里,为强调统治的合理性,把忠列于孝前,在《圣谕广训》的宣传中,则多把父子放在君臣之前,使于移孝作忠。以孝治天下的强化,是为了加强异民族君主及王朝的统治。
白话版
圣谕广训以文言写成,难于理解,因又有白话的版本出现便于宣教:
《圣谕广训衍》的白话文通俗易懂,影响很大。比如“古人说的好,吃的亏是好汉。又说道,吃亏是占便宜。只因我不肯吃亏,一时间认的太真,或者弄出人命,或者激出别样的事来,那时节要开交不得开交,倒吃得大亏,所谓因小失大。你们肯想到这搭儿,也就把争气的心肠冷淡了。你若是肯吃亏,人没有说你软弱的,只有尊敬你,称道你的。这岂不是和睦乡里的好处么? ”
对基督圣谕的影响
当时西方传教士们争先恐后的用基督圣谕为满清《圣谕广训衍》作注:“在暗中谗谤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2]
参考文献
- ^ ‘万岁爷意思说’——试论十九世纪来华新教传教士对《圣谕广训》的出版与认识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汉学研究,第26卷第3期(民国97年9月)
- ^ 《旧约全书》诗篇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