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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人

為歷史上漢文化圈對中原以外的外籍族羣的通稱。

胡人，即胡（汉语拼音：Hú）或称胡族，是中国古代对外来人的一种古文指称，唐人统一称来华营商者为番客。在古代指称中原王朝北方边境地区的邻人，到中世纪则主要用于称呼西方人，可特别指称粟特人与波斯人[2]，并也包括天竺人、大食人以及罗马人，[3]是一个经历长期演变、指代外域族群的文化概念[4]；在历史文艺记录中的该指称，是作为一个来自异国远方、带来奇特的宗教与文化的具神秘感的形象代表。[5][6][7]该称谓起自于战国的“胡”，主要指涉塞北民族，即中原以北欧亚大草原上、受中亚斯基泰-塞迦文明影响的游牧民群体，此种定义也和同时期所发展的华夷秩序观有明显的承继关系。[5]后该种指称，转变作对西域等外域地区的白种人的统称[8]。该指称到隋唐后，含义不再包括北方游牧民，而以粟特人为参照标准、明确了“深目高鼻多须”的白种人特征。[9]

北周粟特人安伽骑在马背上。该画出自其在西安的墓地中，研究者据姓氏相信他当时来自中亚安国，粟特人在汉唐认知中有所成为胡人的典型代表，部分文献记述更直接将粟特和胡画上等号 [1]。

自汉代以来伴随丝绸之路，诸胡人与中原之间持续争战、迁徙流动、开展经贸等互动影响，尤中亚地区的粟特九姓胡人等沿河西走廊移居武威郡地区，逐步将浓厚“胡风”的人文习惯传入中原，促进中原与外域文明间交融；[10][11]胡人在历史上的位置和特性，为汉文化圈文明观念带来不少冲击乃至颠覆，从春秋“蛮夷猾夏”到晋代“变夷从夏”，华夷之间此消彼长。随著时间推移，对于中原，胡人相对趋向更为强势、具权威和支配力。尔后胡人皇帝统治中原的时代，展现出非同小可的政治能力和文化影响，确立他们在史上的政治地位：如五胡十六国的产生，是彻底否定了华夏中心视野的“胡人不能为帝”观点，此后便经历起实践胡人观念影响中原的政教文明体系的过程。[12]

由魏晋南北朝、十六国至蒙元时期，被归作“胡人”的匈奴、羯、鲜卑、女真、蒙古等先后在中国本部建朝立国，具“胡人”背景的移民随之持续地进入中原世居，形成融聚多族群环境、促进胡人与汉人在民间相互融合，[13]学界研究相信是影响转变后来认知胡人的概念，到鲜卑与汉人混血的王室统治的隋唐，形成不同于秦汉的华夏帝国观的中原王朝，隋唐时与北方胡人结盟以安定长城南北的族群关系，且与北方及西域间维持和平的交流往来，使得指称不再囊括北方游牧民族。[14][9]延至辽、金、夏、元和满清，贯穿胡人背景皇帝的统治方式和制度实践，令中国皇权内涵有所发展，同时也扩展了皇权秩序的边界，改造中国传统思想。[12]

定义辨识

就“胡”概念之来源而言，中文历史文献内所记载的胡，最初是与貉（貊）一起出现而经常并举，研究基于先秦至汉代记录的胡人造型作比对，认为早期观念所认知的该群体，与斯基泰-塞种人的特征有相当程度一致，[5]属欧罗巴人种。[15]

词源

“胡”起源早期汉人和匈奴之间的基本交流。“胡”这个名称的各种起源说法：

  1. 可能起源自突厥语族群的祖先匈奴，据汉文献记载匈奴人自称为胡[16][17]。
  2. 若假设匈奴人为原始蒙古人的祖先，“胡”字起源于蒙古语“хүмүүн”，在现代蒙古语中是人类的意思，现代发音“hu-mon”，其中第二音节为轻声音。有些部落甚至不发第二音节，直接发音“hu”，与蒙古语的“хүн”（意为单数“人”）发音相似。早期蒙古由诸多部落组成，各部落东西南北口音略有差别，有些部落之间甚至互不相通。但是他们互相统称对方人也就是“хүмүүн”。因为汉语本身就有简化语言的方法，再加上有些匈奴人自称“hun”，用“人”称呼自己，久而久之，汉人统称北方游牧民族为胡人。
  3. 可能对应东胡部落。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乌其拉图教授认为：胡，对应到蒙古语“хүү”，意思为子，现代发音“ku”。[18]

狭义和广义

 
位于蒙古国扎布汗省岩画中无胡髯及体毛的突厥人。

狭义上的胡人在《旧唐书·突厥传》有记载案例，如颉利可汗在内政方面，大肆委任胡人，以致国力衰退，国人不满；东突厥亡国前夕，“胡酋”康苏密挟持隋朝的萧皇后和杨政道投降唐朝；阿史那思摩长相像胡人，被阿史那氏排斥在外，不得专掌兵马为设；[19]原属回纥的九姓胡（即昭武九姓）扰乱回鹘汗国国政，被相国顿莫贺达干斩杀2000人等等。[20]安禄山曾对哥舒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同”（俗称“杂胡”，杂种胡人）。[21]以上引文均是“突厥”、“胡人”二词并用，可见胡人和突厥是区分开来的，在称呼上有显著不同，指的是两个不同人群。

此外，朝鲜半岛僧人慧超也在《往五天竺国传》将胡人和突厥是区分开来，慧超在723年至727年行至葱岭以西、河中以南，对西域城邦国有详细的目睹描述，如在健驮逻国（今巴基斯坦西北部和阿富汗东部交界处），云：“王及兵马总是突厥，土人是胡”，在罽宾国（今阿富汗潘杰希尔省），云：“国土人是胡，王及兵马突厥”，在谢飓国（今阿富汗加兹尼省），云：“土人是胡，王及兵马，即是突厥”，在骨咄国（今塔吉克斯坦杜尚别），云：“此王元是突厥种族。当土百姓，半胡半突厥”。[22]

由此可见狭义上的“胡人”在唐代文献上指中、西亚来的外来高加索人种人口，与塞外或蒙古利亚人种民族不同。

而广义上的胡人基本上指中国古代汉族对北方异族及西域各民族的称呼，主要出现在诗词和小说著作上。[23] 但史书上亦有其它地区外族被称为胡人的例子，例如陈寿《三国志·士燮传》中有“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锺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一句，“胡人”是指由海路到达交州当地的外族。

藐视之义

“胡”如现代汉语词“老外”，带有藐视之义，胡人石勒当上皇帝之后下令禁止用“胡”字，在所有后赵制法令中最为严峻。[24]东晋丞相王导曾调笑东晋僧人康僧渊的长相，康僧渊以“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驳之。[25]

历史

饶宗颐观点认为，自古代波斯建立的大流士以来，胡人便开始与华人接触且自不寻常，未可等闲视之[26]。脱自于先秦以降逐步建立的初步“胡人观”，[5]秦、汉时期初称胡人，一般指涉匈奴，而中原依照古典儒家应付“非我族类”，简单采用绥靖与主战两种方式[27]，普遍对胡人存有种族偏见。该时期胡人在中原地带的相对社会地位不高， 在汉代人的意象中他们都是家奴、降兵、商贾、伎人或者异教徒，基本上对其身份是持鄙夷态度。[5]

而相对中原（北方）从汉代以来长期持续与胡人战事频繁，南方尤其西南各族与域外就未有所产生冲突，胡人因而可以和这些地方更安全和平地交流。如胡人此段期间便经过蜀道进入川蜀，虽然人力、物力、槃缠费用代价大，但道路安全系数高，当时的胡商们便役使骆驼组队畅行，与蜀人贸易交流。[28]同时期也产生“胡客”概念，指称以朝贡为名来朝的西域商贾，并囊括南匈奴及西域诸国在京师的质子、使节。至东汉通西域后，大批西域人被匈奴征为佣兵，或是因经商、躲避胡汉战事等不断涌入中原，来自印度、中亚的佛教徒也成为“胡客”的重要组成；据高僧传及吐鲁番文书等诸种文献记载，在东汉中期之后，陆续近西域进入惇煌、长安等地的移民包括月氏人、康居人、安息人、天竺人等，其中经陆路者主要越过葱岭而驻留敦煌，一部分移民会继续东进[11]。停留在汉帝国境内的胡人有所西域化表象、在东汉末年有所谓“胡风”盛行，重大地影响到社会对于胡人的意象认知。[5]

五胡十六国时期胡汉社群之间继续产生移民碰撞、交融，延至魏晋南北朝被视作前段过程的继承和发展，有研究观点视之为中国古代史上继春秋战国后的第二次最大规模的民族（胡汉）融合时期[29]，汉化与胡化在地缘间交织[30]，经由鲜卑为主的胡人融合形成关陇集团影响地缘生态，胡汉彼此的认同观念也有所变化，[14]至隋唐由带有“胡风”的混血皇室主宰，让当时社会整体对外更为开放与包容，大量吸纳胡人移民及文明影响。[31]同时期的胡人指称，转为涵盖深目高鼻或高加索人种的西域人。[32][33]自于丝绸之路的吸引力，当时的胡人群体在整体商贸层面也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有不少来华者定居长安和广州、扬州、洛阳、成都等其它城市，与前代混血移民一样融入当地。对于当时民间，胡人除了给予具有识宝能力和神秘色彩等的印象，也带来很多的外域文化和知识。[7]盛唐时期的长安作为横跨中亚陆上商路的东端终点，长住的外国人有数万人之多，来自亚洲各地的人充塞著长安街道，尤以胡人为多，从事商贸、宗教、文化、饮食各业。而他们的大量涌入，也一时间令长安胡气氤氲，胡化盛极一时。[34]

胡人本处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颠倒。足下应时而起，居地上流，区区有长江之险，相为唇齿，协心同力，并复中原，惟足下图之。
“
”
朱元璋，天统四年冬，《平夏录》。

蒙元时期的东西方贸易和海路交通维持发达局面，特别是成吉思汗西征及建立四大汗国后，相对使得陆上丝绸之路变得前所未有的畅通，大量来自中亚、西亚的穆斯林也继续沿著陆路进入西北地区，留居的同时也逐步与汉人、蒙古人等通婚、相融。[11]元末事变后朱元璋崛起，秉持大汉族主义反对“胡人”继续主掌中原政权，并发布谕中原檄动员北伐，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迫使蒙元退塞外为北元，建立明朝。[35]而不论中原雅音或礼俗、舞乐等等方面，中原社会既已深刻受到胡化影响；明后受胡风影响的“北音”也逐渐强势，至满清后通过圣谕广训进一步确立正统官话规范，影响改变中原内族群间的使用语文地位。[36]

古代的诸种胡人

“胡”在战国时主要指涉东胡、林胡及中山国。[5]历史学家许倬云主张，五朝至北朝的长期胡华冲突的延长至安史之乱，使华北长期成为许多胡人政权的战场。[37]下面列出了中国历史上被称为“胡人”的相关各民族。

民族 分布地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时期 在中国以外出现的名称 在中国以外出现的时期 父系单倍群
东胡 蒙古国、内蒙古。被冒顿击败后，退居乌桓山和鲜卑山，成为乌桓和鲜卑二族。 前四世纪至三世纪末 N/A N/A C2b[38]
月氏（yuè zhī，现已研究清楚，过去的ròuzhī为误读，见条目） 青海东部、甘肃西部、中亚 公元前六世纪至前162年，后被匈奴驱逐 贵霜帝国，吐火罗 在公元前二世纪中亚地区
乌桓（wū huán） 内蒙古、蒙古国 公元前四世纪至三世纪末，部分后迁入汉族地区，入乡随俗汉化，与汉族同化。 不详 N/A
鲜卑（xiān bēi） 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及蒙古国。后内迁至汉地北部的黄河流域。 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六世纪，部分迁入汉族地区后入乡随俗汉化，然而人口稀少不足以让汉族混血。 N/A N/A C2b[39][40]
匈奴（xiōng nú） 蒙古国及内蒙古、中国东北西部、甘肃、新疆东部。南匈奴内迁后曾在汉族地区北部建立前赵、夏、北凉等政权。北匈奴向西迁徙，或移居至新疆、中亚、欧洲。 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 一说与伊朗、东欧等地的匈人有关，但存争议。 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四世纪 Q、N1a1a、C2b[40][41]、R1a[42]
羌（qiāng） 甘肃、青海、四川西部、新疆东部、西藏东北部 战国时期至今。大部分迁入汉地的羌至魏晋南北朝逐渐被汉族同化。现代羌族和古时候的羌并不是一个民族。 不详 N/A O2a*（旧称O3a*）[43]
氐（dī） 甘肃、青海、四川西部 公元前二世纪至六世纪，迁入汉地后被汉族同化。 没有对应名称 N/A O2a*（旧称O3a*）[43]
羯（jié） 来源未知，后迁入山西 公元二世纪至四世纪，迁入汉地后，在与汉族等民族的战争中消亡。 不详 N/A
丁零（dīng líng），高车（gāo chē），疏勒（shū lè） 贝加尔湖畔，今蒙古和俄罗斯交界处，后移居新疆。 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五世纪，在与各民族的战争中消亡。 不详 不详
柔然（róu rán）/蠕蠕（ruán ruán）/茹茹（rú rú） 今蒙古国、内蒙古及新疆东部 公元三世纪初至六世纪初 在高加索及巴尔干半岛的阿瓦尔人，仍有待考证。 公元六世纪至九世纪在中亚地区出现
突厥（tū jué） 今蒙古国、内蒙古、新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 西伯利亚、东欧东部 公元五世纪末至今 中亚突厥语族群各族，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的主体民族。 公元六世纪中至今
回纥（huí hé）/回鹘（huí hú） 今蒙古国、内蒙古、甘肃、新疆、俄罗斯西伯利亚等地 公元七世纪初至十世纪中 中亚的维吾尔族 公元九世纪至今
吐蕃（tǔ fān 或 tǔ bō） 今西藏、青海、四川西部、甘肃及新疆南部 公元六世纪至今 印度，尼泊尔的藏传佛教民族。 公元六世纪至今
契丹（qì dān） 今蒙古国、内蒙古、中国东北，后亦有部份迁居至新疆、哈萨克。现代吉尔吉斯有50万人契丹人部落。曾建立辽国，西辽等政权。 公元388年至今 契丹 (中国称号) 中世纪至今
库莫奚（kù mò xī）/奚族 鲜卑宇文部的一支，亦有可能和契丹同族 公元四世纪至十二世纪中 不详 不详
室韦（shì wéi） 今蒙古国、内蒙古、中国东北西部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 公元六世纪末至十世纪末 各蒙古语族群的前身之一。 N/A
蒙古（měng gǔ） 在成吉思汗之前，聚居于今蒙古国、中国东四盟、新疆东部，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曾建立蒙古汗国以及元朝，退出汉地和北元灭亡后，继续在蒙古草原生活至今。 公元八世纪末至今 原始蒙古人等。 公元十二世纪末至今
党项（dǎng xiàng） 宁夏、甘肃、蒙古国西南部、新疆东南部。曾建立西夏政权。 公元八世纪中至十三世纪初 无 不详
靺鞨（mò hé） 俄罗斯远东地区及中国东北、内蒙古东北部，曾建立渤海国等。 公元七世纪初至十世纪初 发展成东北亚各通古斯民族。 N/A
女真（nǚ zhēn） 满洲（不包括辽东及内蒙古）及内蒙古东北部、俄罗斯 西伯利亚 公元十世纪初至今，曾建立金朝以及清朝 女真、满族 公元十七世纪，使用“满洲”之称谓，俄罗斯人到达阿穆尔河一带后初次接触。

在华所建诸政权

分属渗透王朝和征服王朝

地缘关系和影响

主条目：突厥-波斯文化和胡化
参见：孝文帝改革和河西走廊

历史上的胡人与汉地间持续互动，相互在宗教、文化、艺术、服饰、饮食、音乐、舞蹈等各个方面产生非常广泛的影响及融合。

政治军事

主条目：关陇集团
参见：藩镇和藩镇割据

汉王朝既已大力征服胡人（匈奴），迫使投降或远徙，且将西域纳入中原势力范围，希望将胡人纳入其天下（华夷秩序）之中，但也默认当时的胡人长期处于“化外”而难以被汉化。在汉代时社会中存在为数不少的胡奴即胡人奴隶，还有很多被迫归入管辖的胡人，在当地从事如胡巫、伎人、阉牛者等底下行业，而另一 方面汉朝也起用大量的归降胡人充当胡兵，为帝国军队继续讨伐匈奴。 [5]

西魏北周宇文泰创始关陇集团，汉人豪族和鲜卑权贵联合，胡汉血统混杂的后裔群体，在隋唐朝廷具相当广泛的势力。据计唐代三百馀任宰相中，就有约十分之一为鲜卑贵族后裔如宇文士及、长孙无忌和狄仁杰等。唐太宗继承皇位后，更组成以关陇集团、山东集团为主兼及胡族将领的统治支柱，扩大了胡汉联合统治的集团势力。[44][31]唐军统帅李靖于贞观四年（630年）击溃东突厥汗国后，许多归降的突厥酋长首领被安排在长安城落户，并吸纳进禁卫军中担任将军、中郎将等，据计被任用的五品以上者就有一百多人，当时再加上跟随入住的家眷、仆从，移居的突厥人总数达到数千家之多。[31]之后史上具相似胡人背景的王朝政权，即便完全汉化者也不乏继续持有胡人的意识和理念，在实际管治中便持续通过具体的行为、措施、政策、仪式、制度等，向汉文化圈输出独特的价值观念。[12]

移民与身份认同

参见：昭武九姓

汉晋时炎帝并非普遍受中原士人攀附的华夏英雄祖先，魏晋南北朝时士族郡望乃至政治社会变动，胡人以攀附炎帝为本族群族源，以区别别于自称黄帝之后的华夏家族。[14]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主动强力推行鲜卑人在从形式到本质上，完全向汉文化靠拢的一系列举措，以通婚、改姓、赐姓、认祖、冒籍、改说汉话等方面，在血缘、谱系和文化根基上实现胡汉融合[14][45]，但进而引发身份认同冲突，导致六镇起义和河阴之变，产生高欢主政的东魏、北齐，以怀朔集团为支柱保持强烈的胡人身份认同意识。[14]

北朝至隋唐时期入华的粟特胡人，则沿河西走廊重镇沙州、瓜州、肃州、甘州、建康（高台）、凉州一线，形成入华胡人定居的文明景观。当时移居中原内地的胡人，如自魏晋以来家居长安、洛阳者，将凉州视为“故乡”所在地，更于家族谱系记载内将其祖籍写为武威、姑臧或凉州，作为其族属郡望。[10]

原本入关来势亦汹的胡人群体，到隋唐时与汉人间加深身份认同的融合，在朝廷、戎伍、闾里之间随处可见。当时身为胡人后裔的士大夫如元稹、白居易等人，均俨然以汉胄自居，不复承认自己有外来背景[46]。同时期，自称炎帝神农氏后裔的贵胄家族逐渐多起来，[14]并影响往后汉族族源记忆由“黄帝之裔”转变成为“炎黄子孙”[47]。

饮食烹饪

由汉魏开始，随著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兴盛，来自西方胡人的珍馐玉馔、美酒异器也向东传入中原地区，促进饮食文化的交汇融合[48]。有关的传入食料通称为 “胡食”，品种很多，至唐最盛，如慧琳《一切经音义》述“胡食者，即饆饠、烧饼、胡饼、搭纳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胡饼。时胡人在长安开立食肆，出现胡人美食一条街，以及众多胡姬酒肆。另当时，有引入多种酿酒工艺等，制造葡萄酒（高昌马乳葡萄为原料）、果酒（波斯引进三勒浆及其酿造方法）和龙膏酒（乌弋山离国引进）[48]；从西域引进蔗糖及其制糖工艺，改进加工技术，令成品质量提升用于饮食烹饪之中。受胡食风气影响，时人逐步接受胡人的烧烤兽肉之法，喝起奶酪和葡萄酒。[34]

文艺

雕刻工艺

后魏武帝伐冒顿，经白狼山，逢狮子，使人格之，杀伤甚众，王乃自率常从军数百击之，师子哮吼奋起，左右咸惊。王忽见一物从林中出，如狸，起上王车轭，师子将至，此兽便跳起在师子头上，即伏不敢起。于是遂杀之，得师子一。还，来至洛阳，三十里鸡犬皆伏，无鸣吠。
“
”
〔晋〕张华，《博物志·卷三·异兽》。

汉代墓室的画像石和砖、雕塑、青铜器、壁画等物件，便有描绘出表现多样的胡人形象，如在巴蜀地区留存的古代物件中，典型的胡人形象有骆驼载乐画像砖、吹笛胡人陶俑等。[28]当时洛阳的工匠目睹来自西域的贡狮，也据此制作出形象十分逼真的狮子雕刻，甚至还有一些工匠被请到外地去雕造。最早有确切纪年记载的石狮，属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在山东嘉祥武氏家族墓地的神道上所建者。与此同时，以西王母神话世界里与狮子相并列的西域异兽的石雕，也在这一时期被工匠们大批制造， 如辟邪、天禄等。[49]到魏晋时期，以狮形和胡人骑狮形为祥瑞吉兽造型的青瓷水盂，也开始流行起来。除此之外，中原也似乎受到了来自萨珊王朝猎狮文化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如张华《博物志》有关曹操北伐乌桓时在白狼山一带遭遇狮子的记载，便是基于当时萨珊波斯文化中的猎狮隐喻而创作出来的故事。[49]

文学形象

唐代小说在描绘西域主题时，除记述西域所贡珍物外，也大量记载了西域胡人涉及采宝的系列活动故事，出现许多与龙、海有关的胡人珠宝故事， 与佛经必然相涉。当时的多数记载显示胡人以宝为尚，擅长判别珠宝，大致上都真诚无欺，也善于识人，无论何种身份背景都具有智者的形象。[6]而对于宝物所涉及的国度并未很清楚地表示，对于冠之以胡人的个体，笼统称之“胡商”、“胡僧”——据一些学者推定，这些胡人来自波斯、罽宾[50]、大食、西域、回鹘、南越等地[51]。据太平广记记载所描绘的胡人形象，西域胡人的聚会联谊便是一场阅宝大会，会见时各自展示珠宝，根据数目和价值决定当席间的尊卑地位；在中土的胡人聚会，同样有热衷于斗宝的习俗，据《宣和画谱》卷一也载有阎立本所画 〈异国鬬宝图〉。[6]

乐舞

据《晋书·乐志》载：“胡角者， 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胡乐据信自西汉始引入华，由张骞助推传入西京，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魏晋之后二十八解不复具存， 用者有《黄鹄》《垄头》《出关》 《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到隋唐时期胡乐再继续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如诗人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 法曲》写道：“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7]

戏有五方狮子，高丈馀，各衣五色。每一狮子有十二人，戴红抹额，衣画衣，执红拂子，谓之“狮子郎”，舞《太平乐》曲。
“
”
〔唐〕段安节，《乐府杂录》。

唐太宗时，增订国家雅乐为十部乐，其中包括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玆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和高昌乐，而长安城胡商更将西域的本土音乐带入市井生活。当时在都城内人们的物质生活都崇尚西域胡人风气，[34]胡商在长安城广设酒楼，雇用能歌善舞的胡姬招徕客人，当时在西域音乐伴奏下她们擅长跳胡旋舞吸引客流，甚至连唐玄宗也痴迷于这种舞艺，而李白也是胡姬酒肆的常客之一。一大批西域乐器如箜篌、琵琶、笙、笛、箫、筚篥等，当时也传入民间，“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31]

而由汉至唐时期，西域的“五方狮子舞”和“胡人假狮子”亦逐步传入中原。[13][52]相传魏武帝征战西域时期，俘虏大量胡人，之后下令他们献舞，俘虏们便用木头雕刻了狮子的头部，雕刻了两大五小然后三十馀人批兽皮，集八音，在殿前起舞，魏武帝龙颜大悦赐名“北魏瑞狮”，由此形成早期的北狮，在北方流传开来。[53]到隋唐时期的舞狮表演，在上流阶层中十分受欢迎，同时还与前朝宫廷音乐相结合，创造出了盛大的太平乐，也被称为五方狮子乐[54]，限于宫廷接待外宾时上演，[49]相关内容也为最早有关舞狮的史籍记录。[55]当时引舞的“狮子郎”，部分地方直呼作“胡人”，或称“回回”、“达摩”，[56]起初这一角色都是由龟玆人担当，而表演的舞蹈音乐也具当地风土特点。[57]

到南宋端平元年（1234）蒙古将领察罕平金时，由中亚征召波斯人、钦察人和康里人进入中原，以波斯尼沙布尔人海鼻耳为代表进一步带入舞狮文化，在移民后裔世居地留存了特有的沈丘槐店回族文狮子舞。[13][52]

参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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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汉书·匈奴传》：“单于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
  17. ^ 《汉书·匈奴传》：“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
  18. ^ 乌其拉图《匈奴与萨满教文化》：“从其语音和解释可以断定，“涂”字只能是蒙古语名词复数粘附成份“d”、“t”的音写。“胡”、“孤”为词根“ku”的音写，意为子，“孤涂”为“子”之复数。从古至今，蒙古语的“ku”和突厥语的“ogul”在语音和语义上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以，“胡”为操蒙古语诸部落的自称当不容置疑。”“在蒙古族萨蛮教观念里，人类是上苍和大地之子。以《蒙古秘史》为代表的中世纪蒙古语里，“ku”一词无性别之分；现代蒙古族牧民口语里，“ku”一词也无性别之分；匈奴时代的蒙古语中，“ku”一词更不可能有性别之分。该词既是蒙古语里的常用词，又是从萨满教角度泛指人——天子、天之骄子。”
  19. ^ 颉利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胡人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彰，兵革岁动，国人患之，诸部携贰……胡酋康苏密等遂以隋萧后及杨政道来降……思摩者，颉利族人也。始毕、处罗以其貌似胡人，不类突厥，疑非阿史那族类，故历处罗、颉利世，常为夹毕特勒，终不得典兵为设。《旧唐书·卷二百四》
  20. ^ 九姓胡素属于回纥者，又陈中国便利以诱其心，可汗乃举国南下，将乘我丧……顿莫贺乘人之心，因击杀之，并杀其亲信及九姓胡所诱来者凡二千人。《旧唐书·卷二百六》
  21. ^ 禄山以思顺恶翰，尝衔之，至是忽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同，何不相亲乎？”《旧唐书·卷一百八》
  22. ^ 建驮国，此王及兵马总是突厥，土人是胡……罽宾国……此国土人是胡，王及兵马突厥……谢飓国……土人是胡，王及兵马，即是突厥，其王即是罽宾王侄儿。自把部落兵马。住于此国。不属余国。亦不属阿叔，此王及首领，虽是突厥……骨咄国，此王元是突厥种族。当土百姓，半胡半突厥。《往五天竺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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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勒宫殿及诸门始就，制法令甚严，讳胡尤峻。《晋书·卷一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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