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
青少年(英语:adolescence,为拉丁文“adolescere”的变体,意指成长[1]。)是身体和心理发展的过渡阶段,此一阶段通常发生在青春期到法定成年期间[1][2][3]。青少年通常是指12-18岁的人[3][4][5][6],但其应有的身体、心理或文化表现可能会更早开始和更迟结束。例如,青春期现在通常在前青少年期的阶段开始,此一情况在女性中尤其普遍[4][7][8][9][10]。认知发展(特别是大脑前额叶皮质所负责的控制冲动)和身体体型发育(特别是男性)可持续至20多岁。因此,年龄只是青少年的粗略象征,学者们发现很难就青少年的精确定义达成共识[7][8][11][12]。
要对青少年的全面了解,需要从各个角度入手,包括心理学、生物学、神经认知科学、历史、社会学、教育和人类学。宏观所有角度,一般认为青少年是儿童和成年之间的过渡期,其文化目的是孩子要对成年人这一角色进行准备[13]。这是一个多重过渡时期,该些过渡范畴包括教育、培训、就/失业,以及从一种生活环境过渡至另一种生活环境[14]。
青少年的结束和成年的开始因国家和个体功能而异。此外,即使在同一国家或文化中,也可能有不同的年龄界定(按时间和法律)一个人是否足以成熟到让社会赋予他们某些特权和责任,也有相对应的“仪式”甚至如颁礼帽、祭祀祖先、刺青、完成独立狩猎、性交、照顾另一个生命等“成年礼”来完成如此的期待。这些里程碑包括驾车、拥有合法的性关系、在武装部队服役或担任陪审团、购买和饮用酒精饮料、投票、签订合同、完成某些教育水平和结婚。青少年的来临通常伴随著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放寛限制,包括与前青少年期相比下较少的监管。
在研究青少年发展时[15],其可按生物学上的特征作定义,如青少年开始时的生理转变和结束时的生长停止;亦可按认知上的特征作定义——抽象和多角度思维的能力变化;还有社会学的定义——对成年人此一角色进行准备的时期。处于青春期的人的身体会出现一系列变化,其中包括性器官逐渐成熟、身高增加、体重增加,大脑结构和组织的重大变化。认知上的改变则包括知识水平上升和变得更能掌握抽象思维和理性思维。青少年发展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属神经科学或生物行为健康领域的研究者可能侧重于青春期期间大脑的结构变化,及其对认知或社会关系的影响。对青少年感兴趣的社会学家可能侧重于他们的社会角色,以及社会文化对其角色的影响[16]。发展心理学家则可能侧重于青少年与家长和同伙之间的关系变化[17]。一些科学家对“青少年是否一个具有共同特征的群体”存有疑问,并认为青少年的“典型特质”并不是必定会出现的。
身体发展
青春期
青春期是一段维持好几年的时期,期间经历者的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很大的转变。男女孩踏入青春期的平均年龄分别为12岁和11岁[18][19] 。每个人踏入青春期的时间(及其结束的时间)都会受到遗传因子影响,但像饮食和运动般的环境因子亦会对其有所影响[20][21]。以上因子也可能促使早熟和迟熟的情况出现[12][21]。
青春期发育的显着特征在于身高、体重、身体结构,以及循环和呼吸系统的独特生理变化[22]。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体内激素的浓度改变。一旦青春期开始,扮演着组织者的角色的激素便会使身体以某种方式作出反应[23],促使身体产生变化,此外其亦会引起行为变异[24]。
青春期期间身体会出现一些变化,该发展阶段以第二性征的出现和发展为特征(第二性征的例子有男性声音变得低沉、喉结变大;女性乳房发育、臀部变得更为突出),他们体内激素的浓度改变至接近成人的水平。这些基本都是脑下垂体所引发的反应,其会分泌多种进入血液的激素,引发连锁反应。男性和女性的性腺因而遭到激活,使当事人急速地生长和发育,并开始产生大量必需的化学物质。睾丸会分泌睾酮至血液,卵巢则会分泌雌激素。这些激素的分泌量会逐渐增加,直至性成熟为止。一些男性可能会因性激素失调而患上男性乳房发育症[25]。
男性的胡须通常在青春期的后期阶段出现[26][27]。胡须通常首次出现于15至19岁之间,并于上唇的角落长出[28][26][27]。若不刮胡子,它就会扩至整个上唇,形成髭,然后扩至脸颊上部和下唇下方[28]。最后扩至下巴的两侧和下方边缘,形成一整个完整的胡须[28]。与大多数人类生物进程一样,此一顺序可能因人而异;另外亦有人很晚才长出胡须[26][27]。一些男性在青春期后的10年内都不会长出一整个完整的胡须[26],胡须亦于青春期后2-4年内继续变粗、变黑、变密[26]。
男性踏入青春期的一项显着象征便是初精,男性首次射精的平均年龄为13岁[29]。对于女性而言便是初潮,女性首次出现月经的平均年龄为12-13岁[20][30][31][32]。初潮出现的年龄受到遗传因子影响,但饮食和生活方式都会有一定影响[20]。无论该名女性拥有哪一种基因,都必须有一定比例的身体脂肪,才能使初潮到来[20]。因此习惯高脂肪饮食且运动量少的女性初潮平均来得相对较早[20][21]。营养不良或需进行大量体力劳动的女性初潮则平均来得相对较迟[20]。
踏入青春期的时机也可能会对心理和社交产生重大影响。早熟的男性通常比他们的朋友更高更强壮[33],他们的相关特征对吸引潜在伴侣关注和成为运动选手是有利的。青少男往往会渴望自己拥有良好的身体意像,因其能使自身更自信、更安全和更独立[34]。晚熟的青少男可能会把自身与成熟的朋友和同龄人作比较,并因此对自己的身体感到自卑。然而早熟对青少男而言亦有负面影响——早熟的青少男可能会因激素而变得更具攻击性[34]。因为他们比同龄人显得更为成熟,所以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亦较大,那些压力会迫使他们作出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社会亦可能会视早熟的青少男更为情绪化,但事实上只是他们的认知和社会发展落后于他们的外表而已[34]。研究表明,早熟的青少男更有可能是性活跃的,并更有可能从事高风险行为[35]。
对于青少女而言,早熟有时会增加自我意识过剩出现的机会,尽管这是典型成熟女性的其中一项特征[36]。由于她们的身体提前发育,所以青少女可以会变得更缺乏安全感和独立性[36]。早熟亦会使她们比同龄人更有可能患上进食障碍(比如神经性厌食症)。将近一半的美国女高中生节食减肥[36]。此外情绪和精神还没完全成熟的青少女可能不得不面对较大年纪的少男所提出的性邀请[37]。早熟的青少女除了较有机会拥有相对较早的性经验和意外怀孕经历之外,她们亦较可能接触酒精饮料和娱乐性药物[38]。那些经历过以上事物的学生的学业成绩往往不及“没有经验”的同辈[39]。少女通常于15-17岁期间完成发育[3][19][40];少男则于16-18岁完成整段青春期[19][40][41]。青春期后身高一般不会再增加。少女在出现青春期的首次身体变化后再隔四年才会进入性成熟期[3]。少男的性成熟速度则相对较慢,但相关过程的持续时间比女性多两年(出现青春期的首次身体变化后再隔六年才会进入性成熟期)[34][41]。
急速发育
青春期时甲状腺激素和雄激素这两种生长激素会同时释放,导致当事人的身高和体重迅速增加[42]。青少男的发育平均比女性迟两年。在发育的高峰时段,青少年的生长速度几乎跟幼儿一样,分别一年长高10.3厘米(青少男)和9厘米(青少女)[43]。除了身高,体重也会在青春期间显著增加——期间所得到的体重几乎等于成年时的一半[43]。即使过了青春期,早期成年男性和青少男的肌肉仍可继续发展[34]。
身体不同部位急速发展的起始年龄各有先后,但对于所有青少年而言皆有统一的顺序—— 最先发展的地方是他们的手掌、脚掌和头部,其后是手臂和腿,最后是身躯和肩膀[44]。
青春期期间,骨头会变得更脆硬;在青春期结束时,长骨的末端会闭合。而此一过程可能有种族差异——非裔美国青少年的骨密度显著高于白人,这种差异可能是非裔美国女性较少患上骨质疏松症和骨折的原因[45]。
在青春期期间,体脂肪和肌肉的分布亦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该些变化在两性中存有差异。青春期之前,两性的相关分布几乎没有差异;青春期期间,青少男的肌肉发展速度较青少女快,尽管两性的肌肉皆于青春期期间快速地发展。不过在体脂肪的增加上,少男的增加速度显著低于少女;女性的体脂增加现象在青春期之前的几年就已经出现。过了青春期的少男的肌肉脂肪比大约为3比1,少女则大约为5比4。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两性在运动表现上的差异[46]。
青春期发育还会影响循环和呼吸系统。青少年心脏和肺部的大小和可容纳量皆会增加。这些变化使得他们能应付更强更持久的运动,并拥有显著的两性差异——与女性相比,男性的「心脏和肺部一般较大、收缩压较高、静止心率较低、血液携氧能力较强、中和因肌肉收缩而产生的化学副产物的能力较强,以及拥有较多的血红蛋白和血红细胞」[47]。
尽管在遗传上存有一些性别差异,环境因子在青春期的生理变化中亦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例如少女往往会在前青春期时减少身体活动[48][49],并可能缺乏摄取像铁质般的重要营养素[50]。这些环境因子会对女性的身体发育有所影响。
与生殖有关的转变
第一性征是指与性器官直接有关的特征。对于男性而言,青春期的第一阶段中睾丸和阴囊会发育,随后则是阴茎[51]。在阴茎发育的时候,精囊、前列腺和尿道球腺亦会同时发育和变大。初精一般发生在阴茎加速发育后的大约一年。与生理因素相比,这有较大可能受文化因素影响,因为对于许多少男而言,第一次射精往往是由自慰所引起的[44]。一般少男在成年之前便具有生育能力[42]。
对于女性而言,青春期第一性征的变化主要是子宫、阴道和生殖系统其他方面的发育。初潮此一转变伴随著一系列激素的变化[52]。一般而言,女性在初潮后再过几年才具有完全的生育能力,因为常规性排卵在初潮大约两年后才会出现[53]。
第二性征是指所有不跟性生殖直接有关的转变。对于男性而言,该些转变包括长出体毛、耻毛以及胡须、声音变得低沉、上臂和大腿周围的皮肤变得粗糙、汗腺变得更为发达。对于女性而言,则包括臀部变宽、乳房变得丰满、长出阴毛、乳晕增大、乳头隆起[54]。在青春期出现的第二性征的发育可以以谭纳标准来测量[55]。
脑部发展
刚踏入青春期的人的脑部尚未发展完全。在10到25岁之间,脑部会发生一些对行为有重要影响的变化。人的脑部大小在6岁时便达至成年的90%[56],因此青少年的脑部不会有任何显著的大小改变,但是在青少年晚期以前,脑部的皱折都会变得愈加复杂[56]。
在青少年时期,脑部中的白质总量会线性地上升,灰质总量则呈U形走势[57]。此外当中亦会通过突触修饰此一过程,使脑中不必要的神经连接遭到消除,并使灰质总量减少,但这并不代表脑部丧失部分功能;相反脑部的效率因更多髓鞘的形成和不必要的神经连接减少而增加[58]。
脑部中首批被修饰的是负责初级功能的区域,比如运动区、感觉区。在后期阶段,负责的功能相对较为高级的脑区的一些物质会遭到清除,相关脑区包括外侧前额叶皮质等[59]。脑部中其中一项较具意义的变化亦发生于前额叶皮层,其主要负责决策和认知控制等高级认知功能。在青春期期间,前额叶皮质会形成更多髓鞘,其突触的修饰次数亦会增加,这除了会使得信息处理的效率提高,还会使前额叶皮层和脑部其他区域之间的神经连接加强[60]。
现时已知有三种神经递质会对青少年的脑部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它们分别是谷氨酸、多巴胺以及血清素。谷氨酸是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大多数在青少年时期被修饰的神经连接上存有谷氨酸等兴奋性神经递质的受体[61]。
多巴胺与愉悦感和决策过程中的环境协调有关。在青少年时期,边缘系统以及前额叶皮质所接收的多巴胺水平会增加[62]。兴奋性神经递质跟抑制性神经递质的不平衡和多巴胺活性增加这两点皆可能使青少年容易感到无聊,且容易采取冒险行为。
血清素是一种参与情绪和行为调节的神经递质。其主要参与边缘系统的活动,且对奖惩决定、情感体验和社会信息的处理有着重要的作用。边缘系统中的多巴胺和血清素的水平变化会使得青少年更为情绪化,并对奖励和压力有着更大的反应。情绪有着更大起伏这点会增加青少年的脆弱性。血清素发挥作用的地方亦不只限于边缘系统:好几处的血清素受体的基因表达会在青少年时期发生显著变化,此一情况在人类的额叶和前额叶皮质中尤其明显[63]。
认知发展
认知能力亦于青少年时期快速发展[64]。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抽象思维能力会在青少年时期增强,且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也会减少,这可使得他们的思考和推理角度更为广阔[65]。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和行为科学的综合研究已证明,用以管理和控制思想以及行为的管控功能会在此期间发展;该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跟前额叶皮质有关[66]。于青少年时期发展的思想、理念和观念对该人的将来有着重大影响,并在品格和人格形成上扮演着重大的角色[67]。
脑内结构的改变、经验和知识的增加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皆会使认知能力快速发展(参见脑部发展一节)。尽管该些变化发生的时机因人而异,但是以下所探讨的是起始于青春期,或是过了青春期不久后开始发生的变化;当中一些在青春期以后亦会继续发展。双系统模型此一理论指出,社会情绪系统的发展与大脑认知控制系统之间的不平衡会使青少年更勇于采取冒险行为[68]。
相关观点
对于青少年的认知发展,目前已有两大主要派别各自提出不同的分析角度。一派主张以建构主义的角度去了解他们的认知发展,并以皮亚杰的研究为依据,主张青少年的认知改善是相对较为突然且大幅度的。另一派则主张以资讯处理的角度去分析,它源于对人工智能的研究,试图从思维过程的具体构成部分的发展去解释认知发展。
认知能力的改善
15岁左右的青少年的基本思维能力可以跟成年人相提并论。青少年相关方面的改善主要发生于5方面:
- 注意力。在选择性注意力方面有所改善,即其将注意力凝聚于某一个刺激源,而忽略其他刺激源的能力有所提升。分开性注意力也有所改善,即其将注意力凝聚于两个或以上的刺激源的能力有所提升[69][70]。
- 记忆力。工作记忆力和长期记忆力皆有所提升[71]。
- 资讯处理的速度。青少年的思考速度较儿童快。处理速度在5岁-青少年中期之间急剧提升,然后在15岁时升幅开始减缓,青少年后期和成年期两者的资讯处理速度几乎没有变化[72]。
- 组织能力。青少年更了解自己的思考过程,并能使用记忆术等策略帮助自己思考[73]。
- 后设认知能力。
2005年以后的众多研究表明,脑部在20多岁以前尚未发展完全[74]。
假设和抽象思维
与儿童相比,青少年的思维较不限于具体的事物:他们可思虑到目前不存在的事物的可能性。青少年对“可能性”的思考能力增加的其中一项表现为演绎推理技巧的提高,此一技巧的提高会促使假设性思维发展,继使预先计划、预测行动的后果,以及寻找事件的替代解释的能力有所提升。这也使得青少年在争论上更为有技巧,因为他们可以推翻朋友或父母的假设。青少年亦对概率有着更深入的理解。
另一个青少年认知发展的显著面就是更系统性的抽象思维的显现。例如青少年比儿童更容易理解双关、谚语、隐喻和类比中特定的高阶抽象逻辑。使他们能够理解语言如何传达像讽刺、隐喻、挖苦般的多重信息(9岁以下的儿童往往无法理解挖苦背后的意思)[75]。
后设认知
认知能力的其中一项发展牵涉到对“思考过程”本身的思考,亦即一个遭称为后设认知的过程。它一般牵涉到对自身在思考过程中的认知活动的监控。青少年对自身的思维模式的了解一旦提高,便会使自控能力和学习表现一同提升。它也与社会认知有关——其会使当事人的内省能力和自我意识程度提升,并使其更为理智化。与儿童相比,青少年明显更能够理解人们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精神活动。能够内省这点可能会导致两种不同类型的青少年自我中心,继使当事人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问题:假想的观众与个人传奇。“自我中心”可能在15岁时达到高峰,并一般伴随着自我意识过剩的情况[76]。
与后设认知和抽象思维相关的心智理论在青少年时期也会变得更复杂[77]。青少年能以社会观点理解他人——即使他们本人并不是当事人,他们仍可以透过想象理解某人的思想/行为如何影响他者的思想/行为[78]。
相对性思维
与儿童相比,青少年更倾向于质疑他人的主张,且较少把资料视为绝对正确。他们从家庭圈子以外的人中得知于圈子内被教导的绝对规条,实质上并不是所有人皆要遵守的。除此之外,他们还开始开始区分常理内外的规条——避免接触“烫手山芋”及打破那些具文化规范的规条(比如礼仪、约会的最低年龄)。较小年纪的儿童不会懂得此一划分。这种转变可能会使青少年更勇于在不同方面质疑权威[79]。
智慧
智慧,亦即由所累积的经验发展而来的洞察力和判断能力[80],会在14-25岁期间增加,然后增长速度会放慢。因此在青少年-成人过渡期期间,当事人所得到的智慧与年龄有关。智慧与智商并不相同:青少年的智商测试成绩并没有显著的提高,因为测试成绩本身是与同龄人的成绩相对。智商测试排名通常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每个人成熟的速度大致相同。
冒险行为
由于青少年大多数的受伤跟较高风险的行为(比如高风险驾驶所致的车祸、酗酒、没有任何安全措施保护的性行为)有关,所以研究者已针对青少年从事冒险行为时的认知和情绪进程进行了大量研究。在解决这个问题时,相对较为重要的是区分那些青少年更有可能从事高风险行为(盛行率)、他们在作与风险有关的抉择时所考虑的是否与成年人相似(认知处理角度),以及是否因衡量优次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行为决策理论指出,青少年和成年人皆会衡量行为本身潜在的利弊,然而现有研究表明,青少年比成年人更重视“利”那方面,特别是社交方面的“利”[81]。
现有研究支持青少年和成年人以类似的方式考虑风险的假设,但两者由于价值观不同,所以最后导向的结果也会有所不同。一些研究者认为,青少年更爱冒险这点可能在演化上存有优势:例如若没有冒险的欲望,那么青少年就不会有离开家庭所需的动力或决心。此外从人口整体的角度而言,社会上存有一群更愿意承担风险和尝试新方法的人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们可以跟较年长的成年人的保守倾向互相抗衡,并打破他们所持的固有常识。倾向于冒险这点也可能具有生殖上的优势:使得青少年在性吸引和约会方面有了一个新的焦点,并使潜在的伴侣得以打动。研究还表明青少年的刺激寻求基线可能会影响其一生对高风险行为的态度[82][83]。
从事性行为本身具有潜在的后果,对于青少年而言更是如此。没有任何安全措施保护的性行为、使用效果强差人意的避孕方法(比如体外排精法)、拥有多个性伴侣,以及跟伴侣欠沟通皆会增加从事性行为的风险,不论是健康上还是人际关系上。一些生活上的风险因子一般与青少年较高风险的性行为有关,比如遭受虐待、欠缺父母支持和管束[84]。
行为抑制
包括消弱学习此一能力在内,行为抑制能力会在青少年时期有所减弱[85],故此青少年相对较不能抑制自身作出可能产生负面后果的行动,比如使用非法药物和从事没有任何安全措施保护的性行为[86]。这种现象亦对那些建基于消弱原理之上的行为疗法产生影响,比如用于治疗焦虑和药物成瘾的线索暴露疗法(cue exposure therapy)[87][88]。有评论认为“青少年行为抑制能力减弱”此一特点可解释他们在透过行为疗法治疗药物成瘾后,往往会再次成瘾的倾向[89]。
心理发展
美国心理学会的首任主席斯坦利·霍尔于1904年发表《青少年》(Adolescence)一著,其为青少年心理学的首项正式研究。他认为青少年是一个充满着巨变和骚动的时期。此一观点是依据当时解释人类行为的两个新角度而提出的——它们分别是达尔文的演化论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理论。他相信青少年是人类祖先从原始演化至近代文明的代表。霍尔的论断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遭到心理学界质疑,因为当时爱利克·埃里克森和安娜·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纷纷开始关注青少年心理学,并构想出他们有关青少年的理论。安娜认为青年的心理失调是具有生物学基础和文化普遍性;爱利克则侧重于身份形成与角色实现之间的对立[90]。理论即使有所不同,但以上三位心理学家皆认为青少年本质上是一个充满骚动和心理混乱的时期。包括同侪关系和文化影响力在内,青少年骚动性较少的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基本遭到忽视。此一领域的研究在50年代到80年代期间侧重于描述他们的行为模式,而较忽视行为解释此一部分[90]。
让·麦克法兰于1927年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创立了人类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of Human Development),其前身为儿童福利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ld Welfare)[91]。该研究所对于健康发展研究有着重大贡献[91]。该研究所于大萧条至二战前此一独特成长环境下进行了多项关于人类发展的研究。由哈罗德·琼斯(Harold Jones)和赫伯特·斯托尔兹(Herbert Stolz)于1931年发起的《奥克兰成长研究》(Oakland Growth Study)则旨在研究生活在奥克兰地区的儿童的身体、智力和社交发展。该些数据的收集工作始于1932年,终于1981年,使得研究者能够收集从青少年过渡至成年的研究对象的纵向数据。此外让·麦克法兰亦发起了《柏克莱指导研究》(Berkeley Guidance Study),从社会经济和家庭背景角度分析考察儿童的发展[92]。格伦·埃尔德(Glen Elder)参考了该些研究后,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青少年发展的人生历程理论,并制定了青少年发展的几个通则。“时间和地点”通则指出个人发展受制于他们成长的时间和地点;“时间重要性”通则是指人生大事对个人发展的影响取决于“它们发生于何时”这点。“人生联系理念”则表明人的发展同时受制于当事人所属的关系网络;“人的能动性”通则则认为,人的人生历程是经由当事人在历史和社会网络背景下所作出的选择和行动来构建的[93]。
美国青少年研究学会(Society for Research on Adolescence)于1984年正式成立,成为世界首个专门负责青少年研究的组织。学会首先处理的一些问题包括青少年的特质是先天还是后天的争议、青少年跟他们所身处的环境如何互相影响、以及以文化、社交群体和历史背景等因素来解释青少年的行为[90]。
社交发展
身份定位发展
“身份定位发展”(Identity development)是青少年时期的其中一个阶段[95]。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身份角色定位始于青少年期,他们在期间往往会更愿意尝试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为,并改变自己的相貌,好让自己能了解“自己是谁”[96]。为了定位自己的身份角色和了解“自己是谁”,青少年可能会不断尝试不同的身份角色,从过程中找出最适合自己的角色。由于家庭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影响,在青少年时期发展和保持自身的身份角色是十分艰钜的[95]。实证研究表明,与身份定位形成相比,称此一过程为“身份定位发展”会较准确;研究同时亦证实存有一个使当事人对“自我”此一理念规范化的过程[97]。身份定位的发展主要现于两个主要方面——“自我概念”(self-clarity)和“自尊”[96]。由于青少年时期的选择会影响到以后的生活,因此青少年的高度自觉和自我控制能力会令其在向成人过渡期间作出更好的决定[98]。研究者会从身分认同、自我概念、自尊三个角度的角度去理解身份定位发展。青少年时期的发展使得由此成长而来的青壮年人更为谨慎。大部分青少年会对自身外貌所经历的变化更为关注,并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使自己变得更为体面[4]。青少年所身处的环境亦同样对身份定位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美国心理学会的研究表明,在抚育条件较差的环境下成长的青少年会在身份定位发展上面对较长时间的困难[99]。
自我概念
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对自己的一系列看法[100][101]。认知能力会在青少年时期间发展,导致对自我和他人的意识提升,更能意识到他人的想法和判断;此外抽象思考能力、思考未来的可能性的能力,以及同时考虑多种可能性的能力也会提升。因此与一般只会简单具体地自描的幼儿相比,青少年的相关能力有着显著的蜕变——孩童会利用自身的身体特征来定义自己;青少年则可根据自身的价值观、思想和观点来定义自己[102]。
青少年能透过想像构思他们可能会成为的人[103]以及他们的选择所可能造成的长远影响/结果[104]。青少年对“他们可能会成为的人”的探索可能会使自我表现出现突然的变化,因为他们可能会选择/抛弃某些特质和行为,尝试使自身成为理想中的自己,远离自身所畏惧成为的自己。这种区别可能会使许多人感到不安,但他们亦会通过表现出“理想中的自己”所应有的行为与其拉近,并以远离“自身所畏惧成为的自己”所有的行为表现与其拉远[103][105]。
自我概念的进一步延伸则为“分化”(differentiation),其始于青少年意识到自身行为和他人认知所受的背景影响,并开始出现描述自己时对自身特质的区别形容[106]。“分化”会在青少年中期间充分发展[107]。在初中期间,青少年对自身人格特质的描述由于会根据具体的情境而作出,因此可能存有矛盾。自我概念的不一致是青少年时期常见的困扰来源[108]。
身分认同
青少年的自我中心主义使得一个自我意识上的欲望得以产生:希望自身在同侪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及向往遭社群所接纳(social acceptance)[109]。与可能存有矛盾的自我概念相反,“身份认同”在各种情况下皆会稳定一致,且当中的依据可能是过去的经历或对未来的愿景。每个人都有一套属于自身的自我概念,然而爱利克·艾瑞克森认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完全达成“认同”,艾瑞克森的发展阶段理论中包含了认同危机,当中青少年需探索不同的可能性,并统合自身的不同部分。他把以上问题解决后的阶段称为“定向型认同/认同成功”(identity achievement),但同时亦强调身份认同的危机“不会在一个时间点中完全解决”[110]。青少年首先根据自身所身处的群体来定义自己。“衣装能帮助青少年探索新的身份、远离家长,以及保持与同侪的纽带”。时装在“青少年探索自己”这回事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时装发展的速度就像青少年人格演变般快速[111]。青少年有意识地尝试以不同的方式塑造自己,借此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身份。他们使自身的形象和他人所看到的形象匹配的尝试和错误,皆能使青少年理解他们是谁[112]。媒体就像时装般,同样会影响青少年。“现代生活接二连三地于屏幕、页面和广告牌的肉体上显现”[113]。此一包围网上的讯息会有意识地或潜意识地扎根于青少年的脑海,从而影响青少年的自我形象——青少年身分认同的其中一项影响因子。研究者詹姆斯·马西亚(James Marcia)提出了针对个体的这些层面的测试,并沿用至今[114][115]。他的问题分为三个向导:职业、 思想和人际关系,并根据个人探索未来方向的程度以及对未来献身的程度对答案进行评分。其结果把人分类为(1)迷失型:所有人的起始;(2)早闭型:未经历过认同危机,在没有选择之下对未来献身;(3)未定型:探索未来方向中;(4)定向型:不再探索未来,并对未来献身[116]。
研究显示青少年早期便会开始自我检视,但在18岁之前很少会达至认同成功[117]。“首年踏入大学”此一事件会显著影响身份发展,但实际上其可能会延长当事人处于“未定型”的时间,因为此一转变会鼓励他们重新审视以前的承诺,并鼓励他们进一步探索未来的可能性[118]。大部分证据都支持埃里克森的发展阶段理论[116]。研究也证实身份发展没有所谓的终点[119]。
环境与身份
在身份定位发展上,青少年所身处的环境通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99]。美国大部分关于青少年的研究聚焦于中产白人的孩童;而现有研究表明,若家长愈是富有及有势力,那么他们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孩童的身份定位发展便会愈成功[99]。青少年的身份形成时期是其一生中其中一个最为关键的时刻。较近期的人口结构模式显示,与20世纪中叶的情况相比,现今的儿童-成年过渡期往往会较长,因此跨越青少年和成年早期的青年时期已成为生命历程中一个更为突出的阶段,这亦使各项影响此一发展过程的因素变得更为重要[120]。许多因素会对青少年的社会认同构成影响,包括责任、应对计划[121],以及社交媒体。这些因素都受到青少年所身处的环境所影响;一般而言,家庭愈是富有及有势力的孩童,其所拥有的机会和形势便会愈多愈好。身处于美国内部城市或居于拥有犯罪意欲的邻里附近的青少年,更有可能接触到对其发展不利的环境。青少年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敏感时期,于此时接触不良事物可能会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在美国郊区长大的青少年较不可能接触恶劣的环境,并更有可能参与有利于他们身份定位发展的活动[99]。
性取向与性向认同
性取向是指“一个人对男性、女性或两性产生的持久情感,喜爱、爱情或性吸引的现象”[122]。心理学家们于近年尝试了解青少年的性倾向发展。一些理论家认为,性倾向的发展路径有着许多不同的可能,个体所遵循的具体路径可能因其性别、倾向以及何时踏入青春期而定[122]。
特罗伊登(Troiden)于1989年提出了同性恋性认同发展的四阶段模型[123]。首个阶段通常始于童年期,并称为敏化(sensitization),其特征在于孩童意识到同性对其的吸引力。第二个阶段为认同混淆(identity confusion,或称认同困惑),通常始于首个阶段开始的几年后在这个阶段,年轻人的内心遭到因自身性倾向而起的情绪骚动所压倒,并开始与同性伴侣一同从事性行为。第三个阶段为认同假定(identity assumption),通常始于青少年离家后的几年,并开始向亲友们出柜,并认同自己为同性恋或双性恋[124]。第四个阶段为承诺(commitment,或称献身),当中青壮年人将自己的性认同视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个模型预计整个过程始于童年,并持续至20多岁。然而此一模型的效度备受质疑,近年研究者亦积极探讨代替这个模型的构思。
就性向认同的角度而言,青少年期是大部分同性恋和跨性别青少年开始认识和理解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一旦性认同已经形成,很多青少年便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出柜。许多人可能会经历一段性倾向存疑或否定的时期,处于这阶段的人可能会同时对同性恋和异性恋经验进行试验[125]。一项对194名21岁以下的同性恋和双性恋青年的研究发现,他们意识到自身性倾向的平均年龄大约为10岁,但是向同侪和成人出柜的平均年龄则分别为大约16岁和17岁[126]。一些年轻人会因不同的理由而难以建立正面的LGBT认同。同侪压力便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性倾向存疑的青年人的周围一旦都是异性恋霸权主义倾向的同侪时,便有可能因与众不同而感到痛苦。出柜亦需伴随一定的心理调息,因为存有一定的风险:事实上当事人一旦向异性恋霸权主义倾向的同侪出柜,便有可能需面对遭他人排斥、恶意取笑,以至暴力对待的情况[125],此外他们亦可能遭家人所排斥。正因为如此,LGBT青少年的自杀率可高至异性恋同侪的四倍[127]。
自尊
身份形成的最后一大层面就是自尊,其定义为人对自我概念和认同的感受和意见[128]。大部分关于自尊的理论都指出,不论性别年龄,人们都有维持、保护和提高自尊心的渴求[129]。与普遍的观点相反,没有经验证据显示自尊感会在青少年期中显著下降[130]。不稳定自尊(Barometric self-esteem)的波动速度很快,且水平低便有机会导致严重的困扰和焦虑,但稳定自尊(baseline self-esteem)在整个青少年期期间仍会高度保持稳定[131]。整体自尊量表的效度备受质疑,许多人认为更具体的量表可能会透露更多青少年的个人经历[132]。与朋友打好关系的少女更有可能享有高度的自尊,她们的友谊关系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令自己身边存有能够提供社会和道德支持的朋友。当她们不能赢得朋友的认可,或者找不到拥有共同兴趣的人时,其自尊便有可能变得低下。少男更关心的是确立和维护他们的独立自主性,并尝试弄清与权威之间的关系[133]。因此他们更有可能从“成功地对朋友构成影响”中获得自尊;另一方面,缺乏建立浪漫关系的能力便是青少男自尊低下的主因。男女的自尊皆会在分手后变得低下,并容易出现其他症状。抑郁和绝望便是其中的两种,女性抑郁的可能性是男性的2倍,男性自杀的可能性是女性的3-4倍(Mearns, 1991; Ustun & Sartorius, 1995)[134]。
与他人的关系
青少年与同侪、家庭以及社交圈子成员之间的关系在其社交发展上扮演了一定角色。随著青少年社交圈子快速发展,他们开始能够区分相识之人与朋友之间的差异,并会投入更多情感/精力于朋友身上[135]。此一情况并不会对青少年构成坏的影响,除非该些朋友把“对其可能有害的事物”介绍给他,并施加有形或无形的同侪压力。青少年时期是社交发展的关键,因为他们很容易受到与自身关系密切的人的影响。此外他们亦会在此期间首次作出完全取决于自身意念的抉择,这同样会使得青少年期更为敏感。由于同侪对青少年有着极大的影响,所以与他人的关系对于青少年的社交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与他人的关系”亦能帮助青少年理解性格概念、其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一个人为什么会拥有特定的性格。“心理比较(psychological comparisons)的运用情况既可作为内隐人格理论发展的指标,亦可作为理解性格形成的一项进程。换句话说,通过比较两个人的性格特征,我们便可建立一个应用于一般人格理论的框架(而……这样的理论便会于日后成为了了解特定人物的框架)”[136]。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类似于心理比较,其可应用于发展个人的身分认同、自我概念,以及个人性格。社会比较强调沟通的重要性,继而使得个人发展中“与他人的关系”得以凸显[137]。
家庭关系
青少年在家庭中的角色有著重大的转变。年幼的孩童倾向于强烈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过直到青少年早期以前他们的主张一般不会对家庭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138],因为照顾者在此时候才会开始平等地看待他们。青少年在独立性增加的同时,亦需面临如何与照顾者保持良好关系的难题[112]。他们与照顾者的冲突常常会在青少年时期显著增加,与家庭的联系也变得不那么紧密。他们与照顾者的争论一般围绕着管束上的一些小细节,比如门禁时间、服装以及私隐权[139][140],青少年在争论发生以前就可能视照顾者的“绝对权威性”为一项问题[141]。随著朋友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大,照顾者与青少年之间的分歧亦愈趋严重,该些朋友对青少年的影响可能与照顾者的价值观相反。社交媒体在青少年与照顾者之间的分歧中所扮演的角色亦愈趋重要[142]。虽然在以前照顾者从来不用担心社交媒体的威胁,但社交媒体对青少年来说却可能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平台。照顾者对青少年在社交媒体网站上所做的事情可能完全不明,因此他们有时难以及时察觉一些对当事人虎视眈眈的法外之徒。许多照顾者对社交网站欠了解,这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对青少年的不信任感。照顾者与青少年之间的关系的其中一项挑战便是如何在管控风险的同时,增强在线交流的机会[129]。尽管青少年与照顾者之间的冲突会增加,但这只是相对较小的问题。就重要人生议题的层面而言,大多数青少年的态度和价值观仍然与照顾者相同[143]。
在童年期间,兄弟姐妹是冲突和沮丧的其中一个根源[144]。踏入青少年期后与兄弟姐妹的关系可能有所转变,而转变本身取决于兄弟姐妹的性别。在青少年早期,同性的兄弟姐妹跟自己的亲近度会增加,然后保持稳定。性别不同的兄弟姐妹跟当事人的关系则可能在青少年早期逐渐疏远,然后在中期亲近度增加[145]。兄弟姐妹跟当事人的互动有助于其社交和自我认识[146]。兄弟姐妹关系保持良好这点能对青少年产生多方面的正面影响。兄弟姐妹能够扮演同侪的角色,并可能因此增加彼此的社交能力和自我价值感。年龄较大的兄长/姊姊可以对年龄较小的弟弟/妹妹进行指导,不过所产生的影响可正可负,取决于指导内容。
家庭互动的变化可能对青少年产生潜在的重大影响,离婚尤其如此,美国的离婚率高达50%[147],而这种普遍现象可能会对青少年产生很大影响。子女抚养权的纠纷往往在离婚后不久出现,并会反映出家长如何争夺控制权及其矛盾的心态。离婚通常会导致青少年与欠子女抚养权的家长的联系减少[148]。离婚对于不稳定和经常虐待子女的家庭而言有着积极的影响,因为其会减少家庭冲突;但是大多数研究表明,离婚对青少年以至青少年后的发展皆有负面影响。一项研究发现,与生活在稳定的离婚后家庭的同侪相比,在青少年后期经历离婚和家庭转变的子女的数学和社会研究的表现发展较为缓慢[149]。另一项研究则提出一项新的青少年认识结构创伤理论[150],假设道青少年后期的创伤性生活事件,比如离婚,可能会增加成年后发生冲突行为的机会,不过这种情况可通过有效的行为评估和训练来舒缓[150]。童年期或青少年期时所发生的父母离婚会继续对处于20-30几岁的人产生负面影响,影响其浪漫关系和处理冲突的风格,亦即其会更倾向以“避免”和“对抗”的方式处理冲突[151]。
尽管家庭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不同其以往,但家庭环境仍深深地影响其所作出的抉择和行为[152]。与照顾者关系良好的青少年从事各种高风险行为的可能性较低,该些行为包括吸烟、饮酒、打架、从事没有任何安全措施保护的性行为[152]。照顾者亦对青少年的教育构成影响。一项由西格尔德(Sigrud)和布伦达尔(Blondal)于2009年发表的研究表明,在14岁时便认定照顾者是有权威的青少年(权威型管教),更有可能在22岁以前完成中学学业——这是因为权威型家长会支持和鼓励他们这样做;为了避免其失望的青少年便会努力达成其期望[153]。
同侪关系
同侪团体会对青少年的社交和一般发展产生极大影响。青少年与同侪的交流量显著增加,关系较其他人生阶段强烈[154],并对青少年所作出的决策和抉择产生更大影响[155]。高质量的友谊关系有助于青少年的个人成长,不论该些朋友有怎样的特质。儿童期时的交流和所建立的友谊关系会成为同侪团体的初型框架,同时亦可能会在其踏入青少年期时帮助了他[156]。同侪团体在青少年时期尤其重要——进入青少年期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与同侪一起渡过的时间显著增加[157],和成年人的监管减少[158]。与儿童时期相比,青少年更倾向于与异性结交[159],并倾向跟拥有共同特征的同侪团体产生共鸣[160]。青少年亦普遍在有困难时去寻找朋友一同应对[161]。
与同侪团体之间的交流有助于青少年探索自己的感受,发展身份定位和像共感以及领导能力般的社交技能。青少年会依据能在自身发现的特征选择加入哪一个同侪团体[112]。这些关系能使青少年更为接受“将成为的自己”。团体规范和价值观亦会渗入青少年的自我概念中[155]。通过对同侪特质、自身意见和价值观的反思和发展新的沟通技能,青少年更可以适切地分享和表达自身的情感,避免遭他人批评和排斥。尽管同侪团体可在学习动机和表现等方面对个体产生积极影响,不过其对社交发展的影响可正可负。同侪可能会对个体产生消极影响,比如个体可能会因同侪压力而尝试滥用药物、饮用酒精饮料、破坏公物、偷窃物品[162]。同侪压力的易感性在青少年早期增加,并在约14岁时达至高峰,随后下降[163]。研究者亦在西班牙青少年身上进一步找到同侪对社交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证据:对问题的情绪反应和情绪不稳与针对同侪的肢体暴力有关[164]。肢体暴力和人际关系欺凌行为皆与不少慢性心理问题有关,其中之一便是抑郁症,社交排挤同样会造成这样的后果[165]。正因为如此,被欺凌的青少年往往会出现与欺凌有关的继发性问题[166]。被欺凌的青少年于日后更有可能会欺凌他人[167]。不过此一关系是否适用于网络欺凌仍是一项问题。
在青少年早期,他们会经常跟与自己亲近的同性别同侪结党。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朋党”会对其产生负面影响,但事实上它有助于青少年适应社会和进行身份定位。例如忠诚感和竞争感可能会在一群运动能力极强的男性同侪中产生。朋党亦扮演了“家长”的角色,能让青少年明白什么事情是应做/不应做的[168]。不论同性还是异性,很多青少年后期阶段的朋党皆会包含之,因为他们会开始发展恋情[169]。朋党会因更以伴侣为中心的关系而破裂。在宏观层面上,青少年常与拥有共同嗜好及活动的圈子结交。某些年轻人的刻板印象是由所身处的圈子而定的,比如Jock(某些运动的狂热粉丝)、Nerd。多元民族共存的高中往往以种族为依据组成圈子[170]。虽然圈子在青少年早期至中期时存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它往往会在高中阶段显著减弱,因为学生的身份角色定位会在该阶段更为个人化[171]。
沟通渠道亦对青少年的交流十分重要,其包括脸对脸交流、电子邮件、短信、电话等。青少年是新型沟通方式的重度使用者,他们会较常使用像Facebook般的社交网站和短信跟他人交流,在面对同侪时更是如此[172]。青少年会使用在线技术来尝试新的身份角色,并扩大他们的同侪圈子,比如努力增加在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的好友数量[155]。尽管一些青少年会使用这些新兴渠道来加强与同侪之间的关系,但一些则会把其应用于网络欺凌等负面行为上,并可能对家庭产生负面影响(参见家庭关系一节)[172]。
恋爱关系和性行为
恋爱关系的盛行率会在青少年阶段日趋上升。53%的15岁美国青少年在受访前18个月存有一段维持至少1个月的恋爱关系[173]。据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于2011年为2934名中学3年级-7年级进行的调查显示,49.6%的少男及52.3%的少女曾有与异性约会的经验,平均首次约会年龄分别为13.3岁和13.5岁[174]:8、12。据一项在2013年发表于《柳叶刀》的英国全国调查显示,英国两性的平均首次性交年龄为17.0岁,16–24岁组则为16岁,24.4%的受访者表示在16岁以前有从事过性交[175]。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特别表列显示,2011年至2015年15-44岁的受访者的平均首次性交年龄为17.2岁(不论男女)[176]。中国性学家潘绥铭于2015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分别约40%和20%的男女于18岁时有过性交[177]。据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于2011年为年龄介乎18-27岁的青年进行的调查显示,50%的男性及42%的女性从事过性交;已从事过性交的男性及女性平均首次性交的年龄分别为17.7岁及18.2岁[178]:49。根据中华民国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于2013年进行的调查显示,高中职、五专学生13.8%有性经验(男生13.1%、女生14.6%)[179]。关系持续时间亦会随著青少年的成长而增加,这可由性成熟和维持恋爱关系所需的认知技能的发展来解释,不过该些技能在青少年晚期以前都不会有很大的发展[180]。长期的恋爱关系高质量关系能使青少年获得维系日后的高质量关系所必需的技能[181]。总体而言,青少年的积极浪漫关系可带来长期的好处。高质量的浪漫关系亦与成年早期的高度献身有着关系[182],并可能跟自尊、自信和社交能力正相关[183][184];例如一个积极自信的青少年会认为自己是一位成功的伴侣,而消极的人则欠缺相关的自信[185]。青少年通常会依据种族、民族、受欢迎程度和身体吸引力这些标准来选择约会对象[186]。然而个体的择偶标准存有分歧:虽然大多数青少年会选择与自身年龄相符的人作约会对象,但少男较倾向于选择年龄比自身小的人作约会对象,而少女则倾向选择年龄比自身大的[173]。
露西亚·奥沙利文(Lucia O'Sullivan)等人发现处于中学生所经历的恋爱事件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187]。大多数受访青少年表示他们已跟伴侣接吻、牵手、自认处于情侣关系,并跟人披露之。这显示个人对恋爱关系的想法及公众对此的认识都对该些青少年样本产生重要影响。与恋爱事件(牵手)和社交事件(在团体中披露情侣关系)相比,性事件(例如性接触、性交)较不常见于样本中。研究者指出以上结果是重要的,因为其聚焦于恋爱关系对于青少年的积极影响,而不是侧重于性行为及其后果[187]。
青少年的性成熟亦会表现于社交互动中。尽管他们可能会从事不存在任何情侣关系的性行为,但此阶段所发生的性经历大多都发生于恋爱关系中[188]。青少年也会使用科技和社交媒体来寻找心仪的恋爱对象,因为他们认为上述渠道较为安全,并可籍此发展进一步的关系[155]。接吻、牵手和拥抱这些行为一般皆代表当事人满意这段关系。饱受暴力对待、常感到抑郁和关系质量差的青少年较有可能于早期便从事以生殖器刺激为特点的性行为[189][190]。不过此一关系并不适用于青少年晚期发生于恋爱关系中的性经历[191]。一些研究指出一些引起青少年于早期就从事性行为的遗传因子亦是他们犯罪的风险因子,显示一些人同时拥有于早期就从事性行为以及经历情绪困扰的风险。然而对于年纪较大的青少年而言,拥有恋爱基础的性经历实际上与较少的异常行为相关(结果已考虑遗传因子的影响),不存在任何情侣关系的性经历则跟上述情况相反[192]。
约会暴力在青少年当中相当普遍。10-45%的美国青少年报称曾在关系当中曾遭受肢体暴力对待,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则曾遭受精神暴力对待。该些暴力行为包括揍打、扔东西以及掴脸,不过该些行为一般不会达至需要求医就诊的程度。肢体暴力的出现频率会在高中阶段至成年人早期期间逐渐减少。青少年异性伴侣出现暴力行为的频率不像成年伴侣般存有显著性别差异[193][194][195]。
青少年的性行为在当代社会伴有一定的风险。可能的风险包括情绪困扰(比如害怕遭到侵犯)、感染像爱滋病般的性传播疾病[196]、未成年怀孕[197]。美国性传播疾病新发病例的一半为15-24岁的青少年/早期成年人[196]。美国的青少年更可能抱有“只进行性交以外的性行为便没问题”的思想,因为他们错误地相信这能减低感染性传播疾病的风险[198][199][200]。
文化
青少年发展的某些特点更为贴近文化方面。文化的其中一种定义为:“沿袭过去且得到人们重视的行为和象征,并能为社群提供了一个构成框架[201]”。文化是一种需学习和社会共享的事物,且会影响生活的所有层面[202]。社会责任、性表达和信念体系的发展皆可能因文化而有所不同。青年文化是统合青年的某些特点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该些特点包括衣装、音乐、所使用的媒体、就业、艺术、所选择的食品和饮料、娱乐以及语言[202]。由此可见,文化对于青少年的生活有着很大且普遍的影响,以致研究者在研究青少年时亦需理解他们的文化[202]。然而“文化”本身不跟国家或民族同义。许多文化存在于特定的国家、种族和社会经济体之内。此外研究者亦需避免以自身文化的角度研究青少年的文化[20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青少年首次得到英国大众的广泛关注,因为他们开始担忧青少年犯罪[204]。到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媒体开始以“反叛的一代”来形容他们。照顾者和子女之间的配合度于随后增加,使得政治家和老一代的道德恐慌开始淡去。受到新经济政策保障的工薪阶层照顾者因此鼓励青少年多享受冒险的生活[205]。校园亦遭描述为“危险的黑板丛林[206]”。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媒体将青少年歪曲描述成“过于富裕且淫乱的一代、屡次犯罪且抗衡文化的反叛者”,这些描述并不反映普遍年轻人的实际经历,对于青少女而言更是如此[207]。
自主权
青少年的自主权因文化而异,故此青少年拥有自主权的代表行为亦不尽相同。心理学家已把自主权的类型分为三大类:情绪自主、行为自主以及认知自主[208]。情绪自主是根据青少年与他人的关系来定义的,此外考虑因素通常亦包括跟成年人和同侪所发展的情感联系[208]。行为自主包括青少年调节自身行为、依据个人决策行动,以及自我管理的能力。文化差异在行为自主中尤其明显,因为它跟个人时间管理等问题有关[208]。认知自主是指青少年进行独立推理和决策,而不过度依赖社会验证的能力[208]。自主感会在青少年阶段加强,这可归因于青少年的社会关系扩大、外观日益成人化、拥有更多的权利/责任,以及认知发展加剧[208]。恰当的自主发展与良好的心理健康、高度的自尊和上进心、积极的自我概念、以及自律/控制行为有关[208]。此外已有发现显示,当青少年对自主权的感受与他们的照顾者吻合时,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会较佳[209]。
问卷《青少年时刻表》(teen timetable)可用于评估“个体认为青少年从事某些与自主权有关的活动的合适年龄”[210],以及不同文化对青少年自主权的看法有何差别——白种青少年及其照顾者一般比亚裔更为希望自身/被照顾者于较早的时候就能达至独立自主[210]。由此可见青少年自主权存有文化认知上的差异,继而影响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及发展。与“个性”和“自由”这两个概念相比,“相互依存”此一理念可能较有助于理解生活在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青年的发展[211]。
社会角色和责任
在不少文化中,青少年的生活方式深受社会对其应扮演的角色的期望所影响。“分担家庭责任的期望”是青少年行为规范化的一个重大影响因子,比如某些文化会期望青少年在家务和家庭责任上有著重大建树[212],但具体的家庭责任会因文化、家庭类型以及年龄而异[213]。一些研究指出,“多从事家事”会对青少年的自我价值感、关怀度以及顾他精神产生正面影响[212]。
除了分担家务以外,一些文化亦同时希望青少年分担家庭的财务责任。家庭经济和金融教育专家的分析指出,青少年可在储蓄、消费以及对未来的财务目标进行规划之中,发展出良好的金钱管理技能[214]。不同家庭在财务责任分配和零用钱提供方面的差异,可能是在反映各式各样的社会背景和家庭内部景况,以上两者可能会进一步受到不同的文化规范、价值观、某些社会的市场经济和商业发展所影响[215];比如生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往往需要辍学工作,所以其所受的正规教育相对较少[216]。
虽然人们常在青少年阶段加入劳动大军,但由于高等教育的可及性和重要性增加,现今于此阶段加入劳动大军的人数较以往低[217]。比如在1980年,一半16岁的中国青少年已经就业;十年后的相关人口则已降至不足25%[217]。
此外青少年在工作和休闲活动上花费的时间会因文化而异,这是因为不同文化的规范、期望和经济状况有所差异。与许多国家相比,美国的青少年花在学习或工作上的时间较少,花在休闲活动上的时间则较多[218]。这些差异可能会受到该青少年所身处的文化对教育的看法,以及社会和家庭对其应承担的责任的期望所影响。
综上所述,青少年的时间管理、财务角色和社会责任与教育、职业发展、文化规范和社会期望有著密切的关系。青少年对其所承担的责任的体验在许多方面决定了他们“迈向成人之路”的长度和质量[219]。
信念体系发展
青少年的特征往往包括对世界的理解出现转变、开始拥有人生方向,以及积极寻求崭新的理念,而不是毫无疑问地接受成年人权威的观点[220]。青少年通过与社会、家庭和文化环境的互动,来发展出一套独特的信念体系[221]。虽然宗教不一定是每个青少年的生活经历的一部分,但他们仍可以形成一套与自身、世界以及远高于自身的存在有关的信念[220]。这一过程通常伴随有意义的文化传统,以证明当事人正式过渡至成年,包括坚振圣事、各种的仪式、习惯、通过仪礼[222]。
性
许多文化透过性方面的一些里程碑来定义当事人是否已过渡至成年,比如初精和初潮。除生物因素之外,青少年的性社会化进程高度取决于他们的文化对青少年或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在美国更是如此,当地有评论简单地认为青少年的“炽灼激素”最终会使其发生性行为,并视其为“令成年人深感忧虑的风险”[223]。由于美国青少年的性行为盛行率居高不下,所以在当地“性教育应如何开展”这点存有争议,争议点其中之一便是“学校应采用婚前守贞教育还是综合性性教育”,这可以追溯至国家所教的应是“宽容的还是具有限制性的”的争论。拘束的性文化显然会阻碍未婚青少年的性活动,并可能持续至青少年接受正式的通过仪礼为止。这些文化可能会透过隔离男女性、当众羞辱和体罚这些方法,来试图限制性行为的出现[169][224]。宽容的文化较能接纳青少年的性表象以及男女在公共和私人空间所发生的互动。同样拘束但相关程度较低的文化可能会接纳青少年某些方面的性表象以及男女在公共和私人空间所发生的互动,不过另一些则可能不获接纳。比如一些文化虽接纳青少年的性行为,但不接纳青少年怀孕;一些则不反对青少年性行为和青少年怀孕,只要在婚内发生便没问题[225]。未婚青少年的性行为在某些较宽容的文化中遭到接纳,甚至鼓励[225]。不论当地文化是拘束的还是宽容的,对性表达的期望皆可能存有性别差异。不同文化对于该些期望的表达方式亦可能有所不同,有些通过法律,也有些通过约定俗成的规范表达之[226]。LGBT青年可能受到他者欺凌、歧视,并可能在向他者出柜时受创[227]。因此青少年所处的文化的性态度围可能会影响青少年的信念、生活方式和社会认知。
法律问题
饮用酒精饮料和使用非法药物
盛行率
美国青少年非法药物的使用率在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代中期持续下降后反升。大麻是继酒精饮料之后最常被美国青少年滥用的药物。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所收集的数据指出,在2007-2011年期间美国青少年的大麻使用率从8年级学生的5.7-7.2%,升至10年级14.2-17.6%,然后在12年级则升至18.8-22.6%[228]。此外近年MDMA的使用率也在激增;在2010年至2011年间,美国高中学生的MDMA使用率从1.4%上升至2.3%[228]。锐舞文化的普及跟MDMA的高度使用很可能在某个程度上有关。
据香港保安局禁毒处的2014年统计显示,每100名香港15-19岁青少年当中有0.21名曾被呈报滥用药物,总计有417名[229]。15-24岁的青少年/青年最常滥用的药物为氯胺酮,其次为大麻[229]。
处方药的可获得性增加会使青少年滥用药物的情况加剧。随著诊断成患有行为和注意力障碍的学生人数增加,以服用维柯汀和阿得拉尔等药物取乐的青少年亦变得普遍。美国15.2%的高中学生报称在过去一年内曾滥用处方药[228]。
美国青少年酒精饮料的饮用率目前处于史上最低水平。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有8%的8年级学生在上个月至少喝醉了一次;10年级学生的相关数字为13.7%;12年级则为25%[228]。美国中学学生的吸烟情况不太普遍(11.7%),现今反而是使用大麻的人较多(15.2%)[228]。研究显示,晚期青少男使用大麻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处于同一阶段的青少女。该研究指出学生使用大麻的情况存有明显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男性多于小学和高中时开始使用大麻,而大多数女性则在高中后才开始[230]。这可归因于社会对大麻的观点:药用价值和合法化等问题皆使得社会对大麻的印象更为正面,吸烟的健康风险则继续使人们敬而远之。与不饮用酒精饮料的青少年相比,饮用酒精饮料至一定程度者使用非法药物的可能性高出16倍[231]。
社交群体的影响
同侪和社会规范对青少年起始时的行为有着很大的指导作用;因此青少年主要是受到朋友和同学的影响而饮用酒精饮料和使用非法毒品,继而成为习惯。研究表明,在高中的朋友和同侪对使用非法药物的看法与当事人使用非法药物的习惯高度相关,相关的关系会随著时间推移而变得更为显著[232]。尽管社会对青少年饮用酒精饮料和使用大麻的影响往往是直接且显著的,但中学的同侪和朋友对大麻的规范会对当事人会否使用大麻这点产生深刻的影响[232]。
人口因子
两性饮用酒精饮料的动机在青少年中后期以前分别不大[233];其在14-15岁时左右才会有显著差别——青少男比少女更倾向因社交上的动机而饮用酒精饮料;少女则倾向视其为舒解情感的一种方法[233]。不过青少年晚期和成年早期的男女的相关动机皆会以享乐为主,舒解情感为次[233]。
饮酒习惯及其背后的动机往往会反映一个人的某些性格特点。五大性格特质的其中四个跟饮酒动机有关(只有经验开放性此一特质无关)。对酒精饮料的渴求增加往往反映出当事人的高度外向性;享乐动机通常也反映当事人的尽责性低,相关表现为抑制能力低下和好斗性增加。“借酒消愁”则跟高情绪不稳性和低亲和性高度相关[233],此外还跟像焦虑、抑郁和自卑般的情绪问题有关[233]。
研究显示青少年即使身处于不同的文化,他们的饮酒动机仍有高度的一致性。“社交活动”和“享乐”这两个要素在青少年的相关抉择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不论文化背景。在阿根廷、香港和加拿大进行的调查表明,青少年最普遍是为了享乐而饮用酒精饮料——80%的阿根廷青少年报称他们是为了享乐而饮酒;为了改善负面情绪的则只有7%[233]。加拿大的青少年则较多回答道:“为了令自己狂欢”(18%)、“因为我喜欢饮酒”(16%)、“为了令自己饮醉”(10%);香港的女性受访者较多报称是为了“社交享乐”而饮酒,男性则较多为了“酒精的效果”而饮之[233]。
媒体
身体意象
研究者已针对“身体意象对青少年的影响”此一主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与上一代相比,现今青少年接触媒体的机会明显增加。研究显示现今美国的青少年平均每年观看约1500小时的电视节目[234]。因此现今青少年会接触到许多关于“社会所追求的美”的资讯。对自己的形象或外表感到不满意的现象称为“身体形象不满”(body dissatisfaction)。对于青少年而言,身体形象不满往往与体重、低自尊以及非典型饮食模式有关[235]。学者们仍在探讨媒体对青少年身体形象不满的影响[236][237]。
媒体之普及
由于青少年接触媒体的机会在过去10年间增加,使得青少年利用电脑、手机、音响和电视接触各式各样的流行文化的情况也相继趋向普及。几乎所有美国的住家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超过75%的青少年居住点可以接达互联网,至少会偶尔上网的美国青少年则超过9成[238]。由于青少年会花很多时间于这些设备上,所以他们接触媒体的机会也很高。青少年花在电脑上的时间在过去数十年大幅增加[239]。青少年最常进行的线上活动包括玩电子游戏、收发电子邮件和即时讯息、浏览社交网站及新闻网站、观赏视频以及聆听音乐。
社交网络
青少年的社交网站使用率很高——截至2012年,73%12-17岁的美国青少年报称自己至少拥有一个社交网站个人档案[240];68%的青少年每天发至少会发一条文字讯息;每天访问社交网站的有51%;每天至少发送或接收一条推文的则有11%。34%的青少年每天浏览他们主用的社交网站数次,23%的青少年是“重度”社交媒体用户,亦即他们每天至少使用两种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241]。
虽然研究尚无定论,但一些研究结果表明,电子交流并不利于青少年的社交发展,且会削弱他们的社交技能。一篇2015年的综述指出:“青少年普遍缺乏应对网络欺凌的策略意识,此一现象跟他们患上抑郁症的可能性增加有关[242]。”研究显示互联网削弱青少年社交技能的方式存异。在线社交往往会让使青少女容易受伤,而网吧交际则只会影响青少男的学业。但一些研究指出,在线交流能使朋友更为亲近,并能帮助社交焦虑的青少年,因为他们可能更容易在网上进行社交互动[243]。更确切的研究发现使用互联网对青少年的身体健康有负面影响,因为其会令他们进行体育活动的时间减少,不过互联网上亦包含大量关于健康的资讯,能对青少年起了一个教育的作用。
过渡至成人
在广义上,青少年的定义为儿童至成年人之间的过渡阶段。霍根(Hogan)和阿斯通(Astone)于1986年指出,此一过渡阶段可能包含一些里程碑,比如结束学业生涯、开始从事一份全职工作、离开伴随自己成长的家、结婚、首度成为孩子的家长[244],但是该些里程碑的发生时间因文化而异。在美国等国家,青少年期可持续达十年,但在一些国家,此一过渡阶段只会持续几天,并以一些仪式来证明当事人已成年[245]。
社会和宗教性的“成年礼”遍布世界各地,其例子包括坚振圣事、犹太教成人礼、拉丁美洲成人礼Quinceañera、美国16岁时的生日sweet sixteen等。在一些国家,“开始仪式”(initiation ceremonies)是当地人民过渡至青少年或成人的重要标志。当事人服装或纹身可能会伴随著相关仪式而变化[225]。
对现行理论的批评
某些关于青少年的理论一直受到像罗伯特·爱泼斯坦般的专家的批评,罗伯特认为尚未完全发展的脑部并不是青少年骚动的成因[246][247]。有些则批评“青少年”此一概念,因为它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在人类史上才出现不久[248][249][250][251],并批评道此一概念会稚化美国社会中的年轻人[252]。罗伯特·爱泼斯坦和詹妮弗·翁(Jennifer Ong)在《科学人》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式的青少年骚动在超过100种文化中并不存在,由此可见它不是无可避免的。其次脑部本身会因经历而变化,使得我们无从得知‘该些变化是因还是果?’[253]。”大卫·莫什曼(David Moshman)同样指出:“尽管脑部研究对于青少年的全面刻画十分重要,但其不是该些变化的最终答案[254]。”
另外一些批评者指出,脑部发展同样存有个体差异(比如一些早期青少年的胼胝体尚未发展完全),批评现行理论过份概括[255],且认为青少年行为跟KZ综合症(监狱中成年人的囚犯行为)十分相似,同样可以通过压迫来解释侵略行为,以及可以通过‘囚禁’来解释风险行为——囚犯对出狱的渴求大于改进囚禁环境的渴求。认为这一理论成功地预测了由长期创伤所致的成年“不成熟”行为。他们认为官方对“甚么对个体是好或坏的”的臆测并不可靠,兼指出“家长式作风的正确”可能会对个体构成坏影响[256]。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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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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