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義新聞思想
三民主義新聞思想，是以三民主義為新聞事業指導之思想。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報人，為中國政黨報刊思想的完成做出了重要的貢獻。1930年，國民黨提出「黨報原則」：「以三民主義為最高指導原則，以黨的政綱為宣傳材料；堅持黨的立場，以中央的態度為態度，嚴守黨的秘密，絕對受上級黨部的指揮；儘量避免為一派一系所利用，維持黨德。」此後，圍繞三民主義的最高原則，國民黨人闡述了其新聞思想。馬星野發表論文《三民主義的新聞事業建設》中，第一次明確論述了「三民主義的新聞事業」。
新聞事業的目標
按照對民族主義、民生主義、民權主義的理解，新聞事業中的民族主義是關於報業在國家民族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即報業的生存和發展的問題；民生主義是關於政府和人民的關係問題，即報業怎樣實現自己的目標，怎樣為國家和人民服務；有人認為言論出版自由是民權主義的最好保障，馬星野認為英美式的言論出版自由理論上能充分表示民意、發展民權，實際上卻令人懷疑。他也反對言論統制、新聞通知的主張，反對將報紙僅僅作為政治工具[1]。
報業的地位和作用
國民黨十分重視報業的地位，蔣介石以「國民的導師」自居，他也將報紙比作「國民的導師」：「報紙是國民的導師，報紙的言論記載，影響國民的心理甚大……所以輿論界的責任，比任何（事業）都大。」[2]。1940年3月23日蔣介石在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專修班甲組畢業典禮上作《今日新聞業之責任》訓詞，強調：「新聞記者應為國家意志所由表現之喉舌，亦即社會民眾賴以啟迪之導師。」[3]國民黨將新聞業的重要性，提高到關係「革命事業」成敗的地步。蔣介石在該訓詞中說：「我國50年來國民革命之事業，由萌芽而發生、而成熟，皆與新聞界有極深之關係，其消長進退之機，亦視為新聞界之認識與努力以為斷。凡新聞界之努力與建國方針相適合，革命之進展必迅速，反是則必遲滯，今當全國努力抗戰之時，我新聞界為國奮鬥責任之重大，實不亞於前線衝鋒陷陣之戰士。如何宣揚國策，同意過倫，提振忍心，一致邁進，達到驅逐敵寇，復興民族之目的，而完成三民主義國家之建設，實唯新聞界積極奮鬥是賴。」蔣介石十分重視新聞業，1940年7月16日在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專修班畢業典禮上又做另一訓詞《怎樣做一個現代新聞記者》[3]：「我們以後要抗戰勝利，建國完成，新聞事業作為宣傳工作主要部門所負的責任是特別重大……我們要實行三民主義，建設現代國家，就要先宣揚國策，能發動民眾，群策群力，以收事半功倍的效。」
報業與政黨和人民的關係
蔣介石在公開言論中表示：「黨報代表黨和代表人民，是統一的，為黨和國家發言，就是替人民大眾講話，新聞事業在黨、國家和人民之間充當了一種橋梁作用。」他還強調，「新聞第一要迅速，新聞之所以成為新聞，就在於內容的新穎；第二要確實，如果新聞宣傳失實，或者完全虛構，結果必然失掉讀者的信任；第三不僅報道官方政治新聞，而且應該面向經濟建設、面向工農大眾的新聞方向發展。」《中央日報》社長程滄波在該組該報社論《敬告讀者》（1932年5月8日）中提出：「依吾人之見，黨之利益，與人民之利益，若合符節。換言之，人民之利益即黨之利益，為人民利益而言，極為黨之利益而言。固本報為黨之喉舌，即為人民之喉舌。」
報業體制和管理理念
按照馬星野對民主主義新聞事業的解釋，民生主義是以生產工具國有化為最終理想，所以中國報業最後應當是國有制。第一，要發展國營的新聞事業，採用最新的科學方法，為將來純國營新聞業奠定基礎。第二，對於私營的新聞業，凡不合於需要及貽害國家民族及社會者，要加以取締及撲滅。第三，對於善良的新聞報紙，國家要高度予以保護，使其欣欣向榮，作為國營新聞事業的輔助。要重點發展國營新聞業，及黨報和軍報兩個國營新聞事業體系。他在《三民主義的新聞事業建設》中還強調，對民生主義新聞業的研究，是要研究新聞業如何經營、如何組織、怎樣生產、怎樣分派。在這樣的理念下，國民黨一致很重視對黨營新聞業的經營管理，以淡化黨性來達到經營之效。
另一方面，蔣介石十分強調黨報應該以宣傳為本位。「我們從事黨國的宣傳工作，無論辦報紙辦刊物，一定要求其銷行之普及，而不可以營利為目的」，新聞事業「不僅不能以營利為目的，而且要不惜成本，不惜犧牲，充實內容，提高效率」。[4]
以民權主義為新聞控制的理論基礎
對於民權主義的新聞事業，有如下三點：「凡鼓吹階級利益，少數人利益，及派別利益的報紙，都要予以限制或不許其存在」；第二，「革命人權，不是天賦人權，凡是反革命者不許享受民權」；第三，權能分開，政府有充分的職權，人民有充分的政權。「報在專制時代，則利用攻擊，以政府非人民之政府。報紙在共和時代，則不利用攻擊，以政府乃人民之政府。」第四，民權主義主張「擴大自由之意義，主義團體尤其是國家之自由，不注重個體的自己；注重個人對他人之義務，而不注重於整個人之權利」。因此「黨報記載自由及批評自由與國家利益社會利益有衝突之時，報紙要犧牲其自由；黨報只執記載權利與批評權利，侵入其他個人或團體應有權利知識，報紙也應守着義務而犧牲其權利。」這些理論，成為國民黨控制新聞業的基本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