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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進化起源

宗教的進化起源是與進化心理學、語言的起源和神話以及宗教人類學等跨文化的研究領域。比較關注的話題包括原始宗教、舊石器時代的宗教行為證據以及猿行為相似性。

非人類的宗教行為

人類最接近的物種是黑猩猩和倭黑猩猩。[1][2]這些靈長類動物與六千八百萬年前的人類有着共同的祖先。因此，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被視為該共同祖先的最佳替代品。芭芭拉·金稱，儘管非人類靈長類動物沒有宗教，但它們確實表現出具備宗教所需要的特徵，這些特徵對於宗教的發展必不可少。這些特徵包括高智商、具有符號交流的能力、社會規範、實現連續性的「 自我」。[3] 人們認為使用葬禮是宗教活動的證據，而在古時尼安德特人就為他們的死者舉行了土葬。雖然沒有證據證明在人類達到行為現代性之前宗教在人類文化已經存在，[4]但從尼安德特人創造了石洞壁畫來看，這是一種象徵性思維的方式，可與宗教思想所需要的能力相提並論。[5]

大象在死者身上亦有相關的宗教儀式，包括在死亡時長時間的沉默和哀悼，以及返回墳墓和撫育遺體的過程。 [6] [7] 一些證據表明，許多物種對死亡和損失感到悲傷。 [8]

人類宗教的相關先決條件

大腦增大

在這套理論中，宗教思想是大腦的一個結果，大腦足夠大以形成宗教和哲學思想。[9]在人類演化過程中，原始人腦擴張了兩倍，在500,000年前達到高峰。大腦大部分擴張在新皮層。這與大腦新皮層負責複雜現象（例如感知、思想、語言、注意力、情景記憶和自發運動）背後的神經計算有關。[10]根據鄧巴數，任何物種的新皮層與特定物種的社會複雜程度有關。[11]新皮質的大小與許多社會亦變量相關，包括社會群體、交配行為的複雜性。[12] 在黑猩猩中，新皮層占據大腦的50％；而在現代人類中，它占據大腦的80％。 [13]

羅賓·鄧巴認為，新皮質進化的關鍵事件發生在大約500,000年前的物種形成的早期智人。他的研究表明，在物種形成事件後，新皮層才能足以處理語言、宗教等複雜的社會現象。 該研究基於對新皮層大小的迴歸分析，該分析針對居住和滅絕的人類的許多社會行為繪製。 [14]

斯蒂芬·傑伊·古爾德認為，宗教可能是由於進化而發展起來的。進化有利於大腦，它可作為鞏固獵人之間群體凝聚力的一種手段，因為大腦可以反思人身死亡的必然性。[15]

工具使用

劉易斯·沃爾珀特認為，使用工具需要產生因果概念，並且在概念中產生重要的作用。製造複雜的工具之前，需要創建一個不存在的心理圖像。此外，還必須了解如何使用該工具，這需要了解因果關係。[16]因此，石材工具的複雜程度是具備因果概念的重要證明。[17]Wolpert主張使用由多個組件組成的工具（例如手軸）代表理解因果關係的能力。 但是，最近對其他靈長類動物的研究表明，因果關係可能不是人類特有的特徵。例如，黑猩猩會在多個閂鎖封閉的筆中逃脫。 眾所周知，黑猩猩會哀悼死者，並注意到只有具備審美觀才能有價值的事物，例如夕陽。這兩種事物都可以視為宗教和靈性的組成部分。人類和黑猩猩對因果關係的理解只是程度之分。 動物的理解程度取決於前額葉皮層的大小：前額葉皮層的大小越大，理解就越深。

語言發展

宗教需要一種符號交流系統（例如語言），從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菲利普·利伯曼（Philip Lieberman）說：「人類的宗教思想和道德觀念顯然建立在認知語言的基礎上」。 [18] 從這個前提的科學作家尼古拉斯·韋德 （ Nicholas Wade）說：

「與全世界社會上發現的大多數行為一樣，宗教一定是在五萬年前從非洲擴散之前的祖先人口中已經存在。 儘管宗教儀式通常涉及舞蹈和音樂，但它們也非常接近，因為必須陳述神聖的真理。如果是這樣，宗教至少以現代形式，不能早於語言的出現。 早先有人爭辯說，語言在非洲外逃之前不久就達到了現代狀態。 如果宗教必須等待表達語言的發展，那麼它也將在5萬年前出現。」

另一種觀點將個人宗教信仰與集體宗教信仰區分開來。 儘管前者不需要事先開發語言，但後者則需要。人的個人大腦必須解釋一種現象才能理解並與之相關。迄今為止，這種活動早於語言的出現，並可能是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 從理論上講，對超自然的信仰源於個人解釋自然現象而隨意假設出來的，而自然現象是無法用其他方式解釋的。 與他人共享個人假設的需求最終導致了集體宗教信仰。 社會認可這種假設時就會在社會制度的支持下成為教條主義。

道德與群體生活

弗蘭斯•德瓦爾和芭芭拉•金都認為人類道德源於靈長類動物社會。儘管道德意識可能是人類獨特的特徵，但眾所周知許多社會動物，例如靈長類動物：海豚和鯨魚都表現出道德前的情感。根據邁克爾·舍默的研究，人類和其他社交動物（尤其是大猿猴）具有以下特徵：

attachment and bonding,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id, sympathy and empathy, direct and indirect reciprocity, altruism and reciprocal altruism,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peacemaking, deception and deception detection, community concern and caring about what others think about you, and awareness of and response to the social rules of the group.[19]

De Waal認為，所有社交動物都必須受到約束或改變其行為，以使集體生活變得有價值。在靈長類動物社會中，道德情感是作為抑制個人自私並建立更多合作團體的一種方法而發展的。對於社會物種而言，成為利他主義團體的成員所帶來的好處應大於個人主義。例如，缺乏團隊凝聚力會使個人更容易受到外界攻擊，成為團體的一員也可以增加尋找食物的機會。 這在成群捕獵以擊倒大型或危險獵物的動物中則更為明顯。

所有的社會動物都有等級制的社會，每個成員都知道自己的位置。社會秩序是由社會制度所維護的，具支配地位的成員通過懲罰來強制實施1秩序。但是，高階靈長類動物也具有公平感。在2008年的一項研究中，de Waal及其同事將兩隻捲尾猴並排放置，並給他們完成了一個簡單的任務：將一塊岩石交給實驗者，然後給他們黃瓜作為執行任務的獎勵，而猴子則必須這樣做，沒有任何獎勵。 但是，如果其中一隻猴子得到了葡萄，就會發生一些有趣的事情：在收到第一片黃瓜之後，捲尾猴就給了實驗者了預期的岩石。 但是，看到另一隻猴子得到了葡萄，捲尾猴就扔掉了下一個送給他的黃瓜。 [20]

黑猩猩生活在裂變融合群體中，當中平均有50個人。人類的祖先很可能生活在相似規模的群體中。根據現存的狩獵採集社會的規模，最近的舊石器時代的原始人生活在幾百個人的團隊中。 隨着社區規模在人類進化過程中增加，將需要加強執法以實現群體凝聚力。在社會控制，解決衝突和群體團結的一種手段下，道德可能已經在這100至200人的團隊中發展。德瓦爾博士認為，人類道德具有靈長類動物社會所沒有的兩個額外的複雜性。人類通過獎勵、懲罰和聲譽建立來更加嚴格地執行其社會的道德準則。人類還運用了判斷力和理性，而這種判斷力和理性是動物界所沒有的。

心理學家馬特·J·羅薩諾（Matt J. Rossano）認為，宗教是在道德之後出現的，並通過擴大對個人行為的社會審查以包括超自然行為者而建立在道德之上。通過在社會領域中加入守護的祖先、精神和神靈，人類由此發現了一種有效的策略，可以抑制自私並建立更多的合作團體。[21]宗教的價值更提高群體生存率。[22]羅薩諾在這裡指的是集體宗教信仰和將道德制度化的社會制裁。根據羅薩諾的觀點，個人宗教信仰因此從本質上說是認識論的，而不是道德的。

宗教進化心理學

認知科學家強調，宗教可以作為早期開發大腦結構的結果來解釋人類種群，同時證明生命演化歷程。但是，在推動宗教思想發展的確切機制上存在分歧。兩種主要的思想流派認為，要麼宗教由於自然選擇而進化並具有選擇優勢，要麼宗教是其他心理適應的進化副產品。 古爾德認為，宗教是一個擴展適應或副產品。換句話說，宗教是因心理防衛機制進化而成的副產品。 [23] [24]

這樣的機制包括推斷可能有害的生物存在（媒介物檢測）、針對自然事件提出因果敘事的能力（原因論）以及認識到其他人有自己的想法的能力。他們具備自己的信念、欲望和心智理論，這三種使人類能夠推測到許多自然界的結論。例如，雷聲、閃電、行星運動、生活複雜性。 [25] 集體宗教信仰的出現將人們確定為標準化的神靈。 [26]

一些學者提出，宗教在基因上已本能地連接到人類的境況中。一個較有爭議的提議為上帝基因假說，這假說指出特定基因的某些變體，即VMAT2基因。這些基因易具備靈性。 [27]

另一種觀點是基於三重腦假說的概念：爬蟲類大腦、邊緣系統和新皮層，這是保羅·麥克林提出的。 集體宗教信仰吸收了愛、恐懼和群居的情感，並通過社會生物學條件和社會制裁使宗教根深柢固。個人宗教信仰則基於新大腦皮層的理性，通常不同於集體宗教。人類的邊緣系統在進化方面比新皮質要慢得多，因此，相比爬蟲類的邊緣系統和新皮層都強得多。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參加宗教活動的人的行為會使他們感覺更好，從而提高他們的生活質素，因此有一種選擇促進了人們願意信仰宗教。具體而言，宗教團體的典型儀式、信仰和社會交往可能有助於思想平靜（例如，通過減少因複雜性引起的歧義和不確定性），並使其在壓力下降從而能更好地發揮作用。 [28] 這將使鞏固了宗教的存在，特別是在促進戰爭的演變中，如果這是事實，那麼這可能就是為什麼許多現代宗教傾向於促進生育和維持家庭 。

普雷維奇提出的另一種觀點是，人類宗教是大腦中多巴胺功能的增強和大約8萬年前開始全面智力擴展的產物。[29][30][31]多巴胺促進了對遙遠空間和時間的重視，這對於建立宗教經驗更為重要。 [32] 最早的薩滿洞穴繪畫可以追溯到40千年前左右，而用赭石進行岩石藝術創作則早於此，並且在南非80千年前沿岸有清晰的抽象思維證據。

宗教的史前證據

人類宗教的成型確切時間仍然未知，但是進化考古學的研究顯示了舊石器時代中期（45-20 萬年前）宗教和禮儀行為的可靠證據。[33]

舊石器時代的墓葬

宗教思想的最早證據是基於對死者的儀式處理，然而，大多數動物對自己的物種死亡只表現出偶然的興趣。 因此，葬禮代表了人類行為的重大變化。 葬禮代表對生死的意識和對來世的信仰。菲利普·利伯曼（Philip Lieberman）表示：「用墳墓葬禮顯然表明宗教習俗和對超越日常生活的死者的關注。」[18]

最早葬禮的證據來自西班牙的阿塔普爾卡。在這個位置的一個坑中發現了30個人的骨頭，這些人被認為是海德堡人。 [34]具爭議的是尼安德特人也是首批故意埋葬死者的原始人。他們可能將屍體與石器和動物骨頭一起放入了淺埋的墳墓中。這些陪葬品表明了與死者的情感聯繫，並可能是對來世的信仰。 尼安德特人的埋葬地點包括伊拉克的Shanidar和克羅地亞的克拉皮納和以色列的Kebara Cave。[35]

已知的最早的現代人類葬禮是來自以色列卡夫澤的一個山洞，人體遺骸的歷史可追溯到100,000年前。當中發現人的骨骼上染有赭色。除此以外，在墓地中亦發現了各種墳墓，其中發現一隻野豬的下頜骨放在其中一個骨骼的懷抱中。 [36] 菲利普·利伯曼說：

「大約十萬年前，從非洲移民到中東的原始人發明了貝備現代解剖學意義的埋葬墳墓的葬禮。」 [36]

馬特·羅薩諾（Matt Rossano）提出，人類從黎凡特遷移到非洲之後，80,000年前至60,000年前之間的時期是宗教發展的關鍵時期。 [37]

象徵主義的運用

在宗教中，使用象徵主義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考古學家史蒂文·米森認為，宗教習俗通常涉及創造圖像和符號來代表超自然的生物和思想。由於超自然生物違反了自然世界的原理，因此始終難以與他人交流和共享超自然概念。通過將這些超自然生物以表現形式錨定在物質形式中，可以克服這個問題。當轉化為物質形式時，超自然的概念變得更易於交流和理解。 由於藝術和宗教之間的聯繫，化石記錄中象徵主義的證據表明人們具有宗教思想的能力。藝術和象徵主義展示了建構宗教思想所必需的抽象思想和想象力。溫特爾·范·休斯汀指出，通過象徵主義對不可見事物的翻譯使早期人類祖先能夠抽象地持有信仰。 [38]

一些象徵性行為的最早證據與非洲中石器時代遺址有關。 至少從100,000年前開始，就有使用諸如赭色之類的證據。顏料對獵人收集者幾乎沒有實際用途，因此，可將其使用作證據解釋為具有象徵性或出於儀式而使用。在世界各地現存的狩獵採集者中，赭色仍被廣泛使用於儀式。在人類文化中，紅色代表血液、性別、生命和死亡是相當普遍的。 [39]

人們經常批評使用赭色作為象徵意義的代表為太間接了。理查德·克萊因和史蒂芬·米森等一些科學家僅將明確的藝術形式視為抽象思想的代表。上古石器時代的洞穴藝術為古石器時代的宗教思想提供了一些最明確的證據。如肖維岩洞洞穴壁畫描繪的是半人類半動物的生物。

有組織的宗教的起源

人類的社會進化 [40]
幾年前 社會類型 個人人數
100,000–10,000 團隊 10s至100s
10,000–5,000 部族 100s–1,000s
5,000–3,000 酋長國 1,000s–10,000s
3,000–1,000 洲 10,000s–100,000s
2,000 * –現在 帝國 100,000–1,000,000s

有組織的宗教起源於11,000年前在近東開始的新石器革命 ，但可能只在世界其他幾個地方獨立發生。農業的發明使許多人類社會從一種以狩獵採集生活方式轉變為一種久坐生活方式。新石器革命的結果包括人口爆炸和技術發展步伐的加快。從覓食團隊到州和帝國的過渡產生了更加專業化的宗教形式，反映了新的社會和政治環境。 儘管團隊和小部落擁有超自然的信仰，但這些信仰無助於證明中央權威、證明財富轉移或維持無關個人之間的和平。有組織的宗教作為一種方式提供社會和經濟穩定的手段而出現：

  • 為中央政府辯護，而中央政府又有權收取稅款，以換取提供社會和安全服務的權利。
  • 團隊和部落由少數相關個人組成。但是，州和國家由成千上萬無關的人組成。賈里德·戴蒙德辯稱，有組織的宗教有助於在不相關的個人之間建立紐帶，否則他們將更容易產生仇恨。 在他的《槍支，細菌和鋼鐵》一書中，他認為獵人採集社會中主要的死亡原因是謀殺。 [40]
  • 圍繞道德化神靈進行的宗教活動可能促進了相互獨立的大型合作團體的興起。[41]

如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新石器革命脫胎於原始，這是神權與酋長、國王和皇帝的政治和精神領袖的雙重角色。人類學家發現，實際上來自世界各地的所有國家社會和首領都透過神聖的權威來擁護政治擁力，這表明政治權威都選擇了以集體宗教信仰來支持自己。

寫作發明

新石器時代革命之後，由於5,000年前發明了寫作，文化演變的步伐加快了。文字符號的出現使思想能更有效交流。在一千多年前更發明了的印刷技術，使交流的速度成倍增長。並成為文化發展的主要動力。人們認為書寫發明最早是在Sumeria或古埃及，最初用於計算。不久之後，寫作被用來記錄神話。這就是最初的宗教文本，標誌着宗教史的開始。 來自古埃及的金字塔文字就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文字之一，其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400年至2300年。[42] [43] 寫作在傳播有組織的宗教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文字前的社會中，宗教思想是基於口頭傳統，其內容是由薩滿教徒傳達的，但僅限於社會居民的集體記憶。隨着寫作的出現，不容易記住的信息可以輕鬆地保存在神職人員中，以作維護的神聖文本。人類可以通過書寫來儲存和處理大量信息，否則這些信息將被遺忘。因此，寫作使宗教能夠發展連貫而具備全面的教義系統，而這些教義系統亦不受時間和地點所影響。[44] 寫作也為人類知識帶來了客觀性，用言語表達思想後可進行確認，並使思想流通及修訂成普遍可接受的教義。這些普遍接受的想法和教義則成為了客觀的知識，反映了人類對現實不斷突破框架，卡爾·波普爾將其稱之為「普遍性」，這是人類走向真相的一個階段。 [45]

參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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