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土政策

焦土政策（英語：Scorched-earth Policy，又稱焦土作戰）譯自英語，是一種軍事戰略。英語直接表達的意思是毀壞地面上所有的一切，包含農作物、工廠和城市，破壞任何可能對敵人有用的東西。漢字中「焦土」的原意燒壞農作物來摧毀敵人的食物來源，這個戰術辭彙在現代使用上並不限於使敵人食物缺乏，還可以包括破壞遮蔽所、交通運輸、通訊與工業資源。與古稱堅壁清野有所不同，堅壁清野指先將可為己所用的資源收集儲存於「堅壁」，而後毀壞難以控制地區的資源「清野」。

拿破崙在俄法戰爭期間，因俄國的焦土政策而被迫撤軍

這樣的行動有可能會被位於敵軍佔領區的軍隊繼續貫徹執行，甚至是位在自軍佔領區的軍隊。

焦土政策的重點在於毀壞的民間資源是否真的會為敵方利用，多大程度上可以資敵。而實際中常有濫用焦土政策，對敵方民眾施以屠戮；尤其是潰敗時混亂的過度毀壞，常給本國民眾帶來巨大損失，如抗戰期間的花園口決堤和長沙大火。

古代

中國古代戰爭中經常使用的策略，在糧食成熟之前強行收割造成敵方軍糧短缺，迫使敵方屈服的戰略，古稱堅壁清野。例如長平之戰中，在廉頗以焦土政策成功的遏制了秦軍的攻勢。

羅馬時代

高盧戰爭中，羅馬曾被高盧軍的焦土戰術，陷入絕境。

拿破崙戰爭

主條目：俄法戰爭

1812年，拿破崙入侵俄國，俄軍統帥庫圖佐夫在撤退的時候沿途放火，把法軍途經之處燒得一乾二淨，這一步打亂了拿破崙速戰速決的原計劃，也令拿破崙原本想邊作戰邊搶奪補給的計劃泡湯。法軍進入俄國腹地後，遇到俄國軍民的有效抵抗，到了冬天，寒冷的俄國曠野讓遠道而來的法國士兵水土不服。拿破崙佔領莫斯科後，俄軍反攻打敗法軍。

清代教亂

嘉慶元年（1796年）白蓮教徒在四川（川）、湖廣（楚）一帶起事，是為川楚教亂。清廷採堅壁清野戰略，至嘉慶9年（1804年）平定。

19世紀

美國南北戰爭

主條目：美國南北戰爭

聯邦軍將領的威廉·特庫姆塞·舍曼，曾以焚城，毀田炸礦山，破壞鐵軌等方式，令敵軍不能獲得任何資源。

第二次布爾戰爭

主條目：第二次布爾戰爭

因為英國希望爭奪德蘭士瓦地區的黃金等原因，英國與德蘭士瓦共和國的關係惡化，這從而導致了英國在1899年對德蘭士瓦共和國和奧蘭治自由邦這兩個布爾人共和國開戰。英軍兵力遠勝於布爾人，但是起初接連慘敗，後來英軍採取焦土政策，以殘酷的鎮壓迫使布爾人在1902年投降，英國慘勝。英國就此確立了在南非的統治。

20世紀

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軍在中國華北地區設置「無人區」應付游擊戰，源自岡村寧次提出的「燼滅作戰」，後日本軍事機關命令其部隊，對日占區內的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時，「不問男女老幼，應全部殺死；所有房屋，應一律燒毀；所有糧秣，其不能運輸的，亦一律燒毀」。因燼滅對象不限於糧秣房屋，亦包括平民。中國方面將此舉稱為「三光」或「三光政策」。

1936年4月17日李宗仁在廣州市東山馬棚崗寓所以對記者談話形式最早提出焦土抗戰政策，主張「發動整個民族解放戰爭，寧願全國化為焦土，亦不屈服之決心，用大刀闊斧來答覆侵略者」「全在我國大多數軍民之能否覺悟，與軍政當局之能否領導，上下一致，本焦土抗戰之精神，毅然決然為民族解放戰爭而犧牲之一點而已」，並以李宗仁在《我對中日問題的觀察和主張》一文刊於1936年4月18日《南寧民國日報》。文章發表後，全國各報競相轉載。對1936年6月1日爆發的「兩廣事變」形成了輿論準備。此後，李宗仁在很多場合開始談論「焦土抗戰」，比如1937年1月1日，李宗仁在《東方雜誌》新年特大號上發表《民族復興與焦土抗戰》一文，論述了他的「焦土抗戰」的思想，指出「今日中華民族之唯一的出路，唯有立即對日抗戰」。抗戰爆發後，白崇禧在電促李宗仁出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時也提到:「過去我公首倡焦土抗戰主張，國人深表贊同。」李宗仁則表示「縱使全國化焦土，我也要戰鬥到底；只要有最後一粒子彈，我們也要戰鬥到底」。蔣介石任命白崇禧為副參謀總長，李宗仁為第五戰區司令長官，並強調指出「過去我公首倡焦土抗戰主張，國人深表贊同。如能乘此時期，躬行實踐，則對中外視聽，必有重大影響。」1937年10月1日，李宗仁在《焦土抗戰論的主張與實踐》的演講中，首次提出「焦土抗戰」有「三要義」，即全面戰、持久戰、攻擊戰，主張發動全民打持久戰，「易抵抗為戰爭，以攻擊代防禦」。變被動應付為主動出擊，李宗仁還指出:在陣地戰時，應以「游擊擾之」、「以運動戰消耗敵人之兵力」的戰術原則。要在全國廣泛開展運動戰與游擊戰，輔以必要的陣地戰，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逐漸地消耗敵人的力量，等待有利時機的到來，再做總的戰略攻勢。此後，白崇禧在《軍事抗戰與政治抗戰》等演講、報告中，對「焦土抗戰三要義」又做了系統的闡述。1937年7月29日汪精衛在南京發表講話：「我們是弱國，抵抗就要犧牲，犧牲的程度，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土地都成為灰燼，不使敵人有一些得到手裡。」汪精衛在《論實行焦土戰與游擊戰》一文中明確稱：焦土抗戰是「人以必死之決心，儘可能的努力，敵人來犯，把人力物力悉數使用，以與之抗，雖至人人皆成粉碎，物物皆化為灰燼，亦所不辭。」在汪眼中，這樣的焦土戰有如下四點好處：「第一，我們固然焦頭爛額，敵人不免有重大損失，會給別人尋着破綻，使出下莊子的手段來，至少使我們逐其及汝諧亡之願。第二，敵人每到一處，其始是取之不易，其後是得之無益，足以沮喪其侵略之野心。第三，人人有了必死的決心，則軍隊的紀律，因鍛煉而越緊密，這種鍛煉有使散沙成為鐵石的可能。第四，先之以堅決的抵抗，繼之以壯烈的犧牲，這種精神注入於後死者的一般人之心中，自然激發其忠義之氣，絕不會於無形之中，播下了傀儡的種子。」但汪精衛並不贊成蔣介石「自我焦土」的燒城做法，反對武漢、廣州兩市失陷時焚城計劃。主政浙江的朱家驊極力反對國軍實施「軍隊撤退時毀壞民間財物」的做法，他在《對於焦土抗戰與游擊戰之感想》一文中：「焦土抗戰者，系即使敵人將我州邑摧為焦土，我仍悉力抗戰之謂。此乃吾人應其抗戰之決心，必如是而後可以獲得最後之勝利；但有人頗多誤解，軍隊撤退時，往往將當地所有無關軍事之建設，及民間財物，予以毀壞，並不為淪入戰區同胞着想……」1937年12月9日朱在調職赴武漢離開杭州前特地交代杭州市長周象賢、浙江省警察局長趙龍文等人說：「外邊焦土抗戰的風氣很盛，一旦杭州撤退時，你們一定要防止。」

抗日戰爭初期，國民革命軍製造鄭州花園口決堤和長沙文夕大火試圖阻止日軍沿黃河西進和從長沙獲得補給。1938年11月14日周恩來評價長沙大火：「應該承認，蔣委員長所提的『焦土抗戰、堅壁清野』乃抗戰策略之一，也反映了中國人民破釜沉舟，死裡求生的決心……在具體做法上，要認真安置好老弱婦孺，組織青壯年配合軍隊把當地的物資財產能搬走的搬走，能埋藏的埋藏，只有那些搬不走、埋不了的才忍痛毀掉，以達到困敵、制敵的作用。現在放火燒長沙，事先不動員、不通知、不安民，深更半夜突然全城放火，燒死多少居民、焚毀了多少財產，僥倖逃出火海的，深冬臘月，無所棲居也將凍死、餓死。這種為敵所利用，便宜了敵人，難住了自己的做法，絕不是真正的『堅壁清野』……」1944年桂林之戰，帥學富回憶：「桂林既將放棄，少不得又要堅壁清野，焦土抗戰，自己先放起火來，以免留下物資資敵，桂林大火的那一夜，火光燭天，名城桂林燒毀於一夜之間。火燒桂林的那晚，好些大綢緞莊，紛紛把他們的布搬出來，送給軍隊，因為送掉總比燒了的好。可是軍隊那裡要得了那麼多的布？結果多半還是陪同名城桂林，被一把火燒得精光。」1944年11月24日，獨山戰役前夕，黔桂邊區防守司令兼都（勻）獨（山）警備司令韓漢英主持召開秘密軍事會議，指示各機關撤退後，將城內房屋一把火燒盡，實行「焦土抗戰」。11月30日，警備司令部官兵用汽油及棉花分頭縱火，救火者反被槍殺；12月2日，日軍進城，焚掠兩日後離去；經過這次浩劫的獨山，民房燒毀幾盡，剩餘者不到5%。

中國共產黨在日占區內建立的抗日根據地內實施「堅壁清野」，於根據地內搶收與埋藏糧秣，在日軍「掃蕩」前疏散平民，以及毀壞可為日方利用的民間資源對抗日軍。

澳洲政府在1942年已將焦土政策作為一個最壞的情況。由於來自日本的軍事威脅，澳洲政府考慮什麼地可燒毀，並移交給日本可能的入侵勢力。這是被稱為「布里斯班線」 。

二戰中期，在德蘇戰場，戰爭雙方都曾反覆對即將放棄的地區實行焦土戰。以此給占領方製造困難。斯大林曾下令燒毀白俄羅斯與烏克蘭等地的所有軍事和生產設施，讓德軍陷入缺乏資源的困境。

二戰晚期，在戰爭結局已經註定的情況下，德國的最高領導人希特勒下令對德國本土實行焦土戰，破壞一切與民生直接相關的設施，如自來水廠、發電廠、城市交通等，以給蘇軍帶來麻煩。

越戰

在整個60年代，美國使用的落葉劑（主要是橙劑），摧毀北越農作物和樹木，為了揭露敵人可能的藏身地，凝固汽油彈也廣泛用於此類目的。

波斯灣戰爭

由於發動對科威特侵略作戰的伊拉克總統薩達姆·海珊不敵美軍鋪天蓋地的優勢兵力，在敗走之時將科威特與伊拉克南方的油井和煉油廠焚毀，一方面不讓美軍佔領石油生產設施，另一方面企圖縱火製造濃煙遮蔽美國空軍的視線。

中越戰爭

在中越戰爭中，中國軍隊在撤退回中國的過程中施行了焦土政策，奪取了原先在越南戰爭時，中方向越共提供的軍工生產設施，越南一方的論述也確認了中方在撤出越南時對短暫佔領區的基建造成了有系統性的破壞。中國稱此舉「為防止越南人的軍事工業生產以及作為報復越南特工及其民兵對中國軍民造成傷害」。

參照

• 總體戰
• 長平之戰
• 俄法戰爭
• 俄羅斯冬季
• 掠奪北方
• 騎行劫掠戰術
• 攬炒
• 掃蕩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