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宜之

牟宜之（1909年3曰12日—1975年4月29日），又名乃是，字去非，男，山東日照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詩人。其一生經歷極富傳奇色彩，有《國士——牟宜之傳》一書為記。

生平

簡述

1909年出生於山東省日照縣奎山鄉牟小莊一個世代耕讀之家，為明末東林後人。家學淵源，父親從事教育。牟宜之自幼師從其姨父丁惟汾，素負報國之志，十六歲時即投身革命之役。抗戰爆發後，舍家紓難，以民國縣長身份迎接八路軍115師東進抗日挺進縱隊進駐，開闢抗日根據地，居功至偉。此後長期從事對日敵工與抗日統戰工作，自115師而至東北野戰軍，屢建奇功。其膽識與才幹，深得國共兩黨高層人士的嘉許器重。1949年後，牟宜之在中央部委任職，不求聞達，勤勉從公。平素行事有民間國士之風，自難見容於權貴宵小，在「反右」運動中橫遭無妄之災，不肯俯首就範，被開除中共黨籍，失去職務。「文革」中又被發配至黑龍江昂昂溪「勞動改造」八年，飽受屈辱。1974年，熟知牟宜之歷史的鄧小平念及其當年功勞，批示准予調回山東省老家退休安置，竟遭當時山東省「革委會」阻撓刁難，困厄於濟南，至翌年憂憤而歿。

功業

1925年，牟宜之在濟南正誼中學讀書時即參加學生愛國運動，曾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被迫從濟南返鄉讀書。後因為國民黨縣黨部所注意，遂轉往上海讀書。「九一八」事變後，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反對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1932年再次返鄉，參加著名的日照暴動，為此變賣了自家三十畝地購買槍支彈藥。暴動失敗後東渡日本，先後就讀於秋田礦業專門學校和東京中央大學。

1935年秋從日本回國，以其姨父、國民黨元老丁惟汾的關係，擔任山東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

1937年，全國全面抗戰爆發。牟宜之到西安和武漢找到八路軍辦事處，要求赴延安參加抗戰。因其與國民政府上層人士有聯繫，中共要求他回到已經大部淪陷的山東，在敵後進行抗日鬥爭。當時，在許多國府官吏已棄職逃走、而日寇還無力占領的地區，土匪遍地、雜牌武裝如毛。於是牟宜之在1938年初被山東省政府派往魯北樂陵縣任縣長，在其任內盡力清除惡吏、消滅土匪、鎮壓不法日商及其漢奸僕從，整頓了縣政府和當地抗日武裝。

1938年春，八路軍一一五師東進抗日挺進縱隊肖華部來到樂陵，即得到牟宜之的支持配合，將其武裝改編為八路軍泰山支隊，他本人被吸收為特別黨員。對其在樂陵的抗戰工作，周恩來曾給予高度評價。

1939年春，經肖華介紹，牟宜之到重慶去見周恩來，在周直接領導下從事抗日統戰工作，曾在一個時期內經常活動於丁惟汾、白崇禧、李濟深、邵力子等人之間。

1939年秋，牟宜之隨鄧穎超等到延安，向毛澤東匯報冀魯邊抗日根據地和重慶統戰工作的情況。

1939年9月1日，由於冀魯邊區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工作的需要，牟宜之隨鄧小平離開延安，9月18日抵山西遼縣八路軍總部，在那裡見到朱德、彭德懷、左權等八路軍將領，並親自帶回總部撥給冀魯邊區的二萬發子彈。因目睹八路軍將士缺乏冬裝和藥品的燃眉之急，遂將自己手中10萬銀元盡數交予129師。

1939年10月，牟宜之回到冀魯邊，擔任魯北行政委員會主任，在敵後根據地的主持抗日民主政權建設。1940年春，任八路軍一一五師肖華部挺進縱隊司令部秘書長，隨軍抵達魯西。夏季，同年9月，到駐山東的東北軍中，對于學忠做了大量爭取聯合的工作。1941年春，任山東沂蒙區行政公署的專員。在1941年11月的反「掃蕩」戰鬥中，率領專員公署機關和為數不多的警衛部隊，同日軍在山溝里周旋兩個月。某次在戰鬥危急中牟宜之寫下絕命書，率部與寇血戰到底，終於突圍，他領導的隊伍無人逃跑。在他的《反「掃蕩」》詩篇中，留下了「誓拚頑軀殲敵寇，欲憑赤手正乾坤」的記載。

1942年8月，任八路軍一一五師（後為山東軍區）參議室主任，專事對敵偽軍策反的工作。他不顧安危，孤身入險，向舊相識王道和莫正民等曉以民族大義，促使他們反正。從1944年夏至1945年1月，先後策動三批偽軍共六千六百多人成建制投誠八路軍，擴大了山東軍區兵力。牟宜之因此受到羅榮桓領導的山東分局和山東軍區通令嘉獎。

抗日戰爭勝利後，牟宜之被任命為八路軍山東軍區與新四軍駐濟南辦事處主任，參加軍事調處執行部濟南小組的工作。

在統一戰線工作和對敵偽鬥爭中，牟宜之既能堅持政治立場，又善於團結各個階層、各種地位的人士。有時雖置身危地亦義正詞嚴侃侃而談，不卑不亢毫無假借，同時能與各方各界保持過從與交誼。

1946年5月，牟宜之奉調至東北遼東軍區，先後任司令部秘書長和政治部聯絡部長。負責敵工及原國軍部隊的改編工作。

中國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牟宜之即專務國家建設事業。1950年，在到濟南市任建設局長時，堅持主張並親力主持疏浚大明湖，挽救恢復了泉城名勝，並修建道路和橋梁，為重整市容做了大量工作。

1953年，牟宜之被調到北京，在中央林業部任經營司長。1956年，調到城市建設部工作，不分晝夜，辛勤致力於制訂首都市政建設規劃，主持制訂了許多城市的市政公用基礎設施的建設方案。

遭際

任職建設部時，牟宜之支持梁思成教授對北京建設的「新北京設想」，也贊同馬寅初的人口理論，認為中國人口應與耕地面積相適應，否則壓力過大。關於斯大林的錯誤，他曾坦誠指出個人崇拜帶來的惡果，並反對蘇聯在東歐長期駐軍。因此，1957年，牟宜之被劃為「右派分子」，其「罪名」即包括「破壞中蘇關係」和「提倡馬爾薩斯人口論」等。在定案時，中共權奸康生竟然說：「就憑牟宜之在國民黨內的複雜關係，他也是個右派。」致使許多力保牟宜之的老戰友無能為力。

「文革」時期，牟宜之被發配到黑龍江省齊齊哈爾遠郊的昂昂溪勞動改造。儘管身處流放之中，仍不顧一切，堅持唯實原則與舊家風，對來向他作調查的造反派力陳當時被「打倒」的老友們的功績，證實他們清白無辜。

1974年，牟宜之致信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詳細匯報思想並說明己之處境。鄧小平批覆，一面充分肯定牟宜之在歷史上對國家和中共的貢獻，一面指示有關方面照顧他的生活。1975年，牟宜之攜帶國務院辦公廳和國家建委介紹信赴濟南，要求告老還鄉，但山東省「革委會」竟稱光有鄧的批示不行，還要有「春橋同志的意見」 。牟宜之眼見當時剛被特赦的數名山東籍原國軍將領尚獲還鄉優待，自己反遭省委刁難乃至敲詐，憤恨不平之下，腦血栓突發，入院後心灰意冷，拒絕搶救，一周後即去世。

軼事

1930年，牟宜之和康生在上海從事中共地下工作時同時被捕。牟由國民黨元老丁惟汾保釋，康生則被關了一段時間，後亦由牟請求丁惟汾幫助得以出監。二十七年後，康生以怨報德，竟然乘「反右運動」之機陷害牟宜之。

1933年客居東京時，牟宜之曾與一日本姑娘交往生情。伊人素樸清純，對牟殷勤照料。友人與女子家長皆樂見好事之成。二十四歲的牟宜之情亦難解，思又難通，終覺私人情悅與報國之志難得兩全，無法對所愛之人承諾幸福，只能割捨。（事見《牟宜之詩——一九三三年七首》記述。）

1939年，牟宜之在延安窯洞見到毛澤東時，毛說我這裡還有你的一個山東老鄉，遂喚出江青。原來江青在青島山東大學作職員時所住教工宿舍與丁惟汾宅院是近鄰，故早與牟相識，而此時卻裝出不認識的樣子。牟頗知江青為人，曾多次告訴別人，江是在毛面前作戲，毛娶錯人了。

1955年牟宜之任職於林業部時，偶然從一篆刻店老闆處得知本部行政處的李萬銘私自訂製了多種公章，警覺其屬非法，迅即向部里報告，最終導致該大詐騙犯被揭出歸案。經肖華將他寫的材料上報，劉少奇批示後刊載於《人民日報》。此案後由老舍寫成話劇《西望長安》轟動全國。

詩作

李銳在為《國士——牟宜之傳》所作序言《戴枷負罪的「古典共產黨人」》中論及牟宜之詩作：

這本傳記的作者對牟詩的品評，主要是就其「同步批判」的勇氣和預見性加以論述，我很是贊同。可以舉幾個例證：

青少年時期的感時憤世：「蒼生何罪同遭劫？此意茫茫欲問天。」戰亂年代對軍閥的控訴：「兵連禍結災不單，去年潼關又大戰。」抗戰時對侵略的譴責和對未來的嚮往：「野戍荒郊聞鬼哭，陽光大道少人行。何年滌蕩平胡虜，載戢干戈不用兵。」「學書學劍為報國，哪堪神州遭踏踐」，這是他早年的立志。淪為「賤民」後，他意念堅定，不改初衷：「九秋楓葉經霜艷，臘月松枝帶雪寒」，「身世情懷誰能解，先憂後樂思范公」。「文革」期間，發配到邊陲絕域，身心備受摧殘的同時，在堅強意志的支撐下，精神更得升華，思想更加深刻，人不堪其消瘦，詩陡增其壯美，其「同步批判」的力度日益增大，彰顯出超凡的洞察力和預見性。如他在《冬日》中所言：

索居白日且晦暯，瀚海闌干百丈冰。

窗外時聞山魈語，林間常有木魅行。

靜觀絕域幽奇趣，厭作離歌哀怨聲。

步上平沙一極目，天荒地老亦多情。

得知彭老總二次受辱，他感同身受，寫下《聞彭大將軍被辱有感》：

一生憂國復憂民，白髮斑斑老諫臣。

安邦無畏平胡虜，濟世有策犯龍鱗。

夙慕忠貞常自勵，只緣同病更相親。

蒼狗白雲任變幻，不愧東西南北人。

他對「文革」亂局的是非顛倒，豺狼當道，人心不古，世風險惡，抨擊無已，詩句極多，如「新貴多顯赫，貪佞塞廟堂。傍行狐與兔，共事豺與狼。常懷臨淵意，小心辟禍殃。」「雪中送炭世罕有，井下投石所見頻」。1971年林彪事發，特寫下詠史詩三首，被學者贊為當年評議此事舊詩詞中的「翹楚」。不僅道出「權貴廝殺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馬牛」的社會真情，還作出「天道無邪不容欺，評說還須待後年」的歷史宣判。本書作者為此評價傳主的詩篇：「當年發出這種『歷史的先聲』的人，不是尚存的民國名流，不是學者教授，不是作家藝術家，亦不是叛逆青年，而是一位戴枷負罪的『古典共產黨人』」。

鍾沛璋在為《國士——牟宜之傳》所作序言《為國紓難 為士招魂》對牟詩亦有如下評說：

牟宜之是革命者，也是一位詩人。為其立傳，談他的詩是少不了的。2009年，我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紀念牟宜之百年誕辰座談會的發言中，談到牟宜之是20世紀我國傑出的詩人，他的詩作豪情沖雲霄，愛憎分明。他以詩歌這種藝術形式真實地反映了百年中國，尤其是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波譎雲詭的時代面貌。他的一些感時傷世的詩句，繼承了我國古代文人墨客和士大夫諷喻朝政、刺世嫉邪的傲岸風骨，如寫於1958年的《任憑風雨》，寫於1960年的《紀念杜少陵七首》，寫於1961年的《端陽節悼屈原三首》，還有寫於1971年的《詠史三首》，其中諸多名句，像「世事紛紜多變幻，人情翻覆似波瀾。九秋楓葉經霜艷，臘月松枝帶雪寒」，與龔自珍「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譚嗣同「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魯迅「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等佳句一脈相承，令人盪氣迴腸。然而，帶有這種批判色彩的詩句，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已在我國文壇上悄然絕跡。其中原因，關注我國政治文化生活的人皆心知肚明，要講，恐怕也要作專題論述。這裡我要說的是，在特定歷史環境下，可以沒有「同步批判」的勇氣，可以不為真理、正義呼籲吶喊，也允許隨波逐流、與時俯仰，但不論怎樣妥協、退讓，總要堅持做人的底線，不能為一己之利逢迎諂媚、歌功頌德，甚至落井下石、助紂為虐。回顧一下還不算久遠的歷史，有多少文人，彼時「寫下了一些文字，變成鉛字在報刊上登載出來。40年後再回頭，要令人為『道德良心』這四個字而赧顏」（本書作者語）。

牟宜之與上述人不同，用本書作者的話說：「他正是一位由他那個時代鍛打出來的鬥士，上承古風，下啟新潮。古代大儒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風範，他視為終身操守，高標耿介，至最後一息。最難能可貴的是，中年多難之後，他保持了清醒，絕不合流。『不得志獨行其道』，沒有仰，也沒有俯，活得堂堂正正。」

牟宜之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尤其是「文革」時期的大量古體詩詞，堪稱曠世絕響。無論在文學或史學的意義上，其獨立思考、同步批判的勇氣與預見性，縱是百年之紀，也罕有其匹！正如傳記作者所言：「這是一位20世紀70年代的鐘馗，是良心之子，是我們綿延千載的傳統道義化育出來的民族之魂。」

王學泰在《評〈國士——牟宜之傳〉》一文中為牟詩更作解說：

《論作詩》是「精神自傳」

　　牟宜之參加革命二十年後，被錯劃右派。「錯劃」僅僅是兩個字，近二十年的「錯劃」要經過多少的苦難與冤屈！他把幾個孩子養育大，最後帶着對親人的歉疚和極度的痛苦、絕望離開他為之獻身的世界。這個時期，幸虧有詩，詩不僅在牟宜之最困難的時候，給他帶來了精神慰藉，他愛聽孩子讀詩，自己也愛作詩，正如他詩中所說「無詩焉能言吾志，有功豈必書之碑」，牟詩中所展現的「吾志」（精神品格）使牟宜之的「國士」徽號有了個完美的落腳點。

　　去世之前（1975）他寫下了《論作詩》，用清秋子的話說這首詩「可視為作者最完整的精神自傳」。它平白如話，一如早年寫給枝子小姐的詩。詩很長，其中講到「詩是我家事，相與結深誼。作詩已成癖，搔癢不自持。」講到他的一生及為人「浪跡江海日，效命疆場時。所至有寫作，流轉多棄遺。生事不足論，逝者皆如斯。晚年惟好靜，詩興更淋漓。光明正大事，心底無偏私。其平有如砥，其直有如矢。」往事都如過眼煙雲，唯有「論詩增興會，神往如飛馳。忽然鬧天宮，忽然掘泥犁。活擢楊二郎，生擒司馬懿。孔丘揖我座，孟軻為分席。麻姑為搔背，西施為浣衣。入海斬鯨蛟，登山捉熊羆。牛鬼蛇神輩，紛紛在我蹊。乘舟到日邊，就浴赴天池。被驅離京華，又到昂昂溪。飛馳復飛馳，神志總不迷。擲筆一長嘆，淚為荒唐滴。明日再談詩，不覺又揚眉。」詩使他的精神得到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