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歌

石一歌前身是「復旦大學、上海師大複課教材編寫組（《魯迅傳》編寫小組）」，於1972年按照周恩來大學文科複課的指示在上海成立，隸屬於上海市委寫作組。小組工作地在復旦大學學生宿舍十號樓，組長是上海師範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的教師陳孝全，副組長是復旦大學的教師吳歡章，主要成員還有原上海京劇院的高義龍、工農兵學員夏志明、鄧琴芳，共五人。其他成員還有復旦大學工農兵學員周獻明、林琴書，原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王一綱，復旦大學中文系教師江巨榮、上海戲劇學院青年教師余秋雨，以及當時師大二附中的語文教師孫光萱。編寫組編出的主要教材是《魯迅小說選》、《魯迅雜文選》、《魯迅散文詩歌選》，署名為「復旦大學、上海師大教材編寫組」。1973年2月，這個教材編寫組的工農兵學員，還編寫過一本給少年兒童讀的《魯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於是非教材類，署名「石一歌」。「石一歌」是「十一個」成員的諧音。

1973年底前，吳歡章、余秋雨等都離開了小組，小組人數減少，僅剩陳孝全、孫光萱、夏志明、江巨榮等四人。1974年，小組搬出復旦大學校舍，遷移到巨鹿路上海作家協會所在地，後來補充了吳立昌、劉崇義、曾文淵等三人。由於離開了大學，也不再從事教材編寫工作，小組正式更名為「石一歌」。搬遷後的「石一歌」是思想左傾的文學傳記編寫團體，但是沒有留下任何重要作品；並不是什麼政治組織，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接到過外界的直接政治指令，屬於上海寫作組的「外圍」。參與過這個小組前後所有人中，除了余秋雨在十幾年後升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之後更憑藉散文創作成為國際知名的作家外，其他人始終默默無聞。

「石一歌」和余秋雨

中國著名學者、作家余秋雨是原教材編寫組成立時的成員之一。有傳聞說1972年時26歲的余秋雨是其中年紀最輕的成員；但是由於小組內有四名工農兵大學生，這種說法不可靠。據「石一歌」活躍成員孫光萱說，余秋雨曾建議將「石一歌」改為「石一戈」，未被該組組長陳孝全採納。1973年2月署名「石一歌」的《魯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主要是給少年兒童看的讀物。余秋雨自述這是他第一次看到「石一歌」這個署名，而這本書的作者是小組內的幾個工農兵大學生。

1973年5月14日，余秋雨離開編寫組。孫光萱認為他被調到康平路141號上海寫作組本部，負責聯繫「石一歌」；但是余秋雨自述是被疑患肝炎前後，居住在康平路183號三樓，同一棟樓內還有其他復旦大學的教師，其後借病離開了上海到浙江奉化隱居讀書。在上海寫作組系統的清查檔案里，存有1975年11月「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到1976年10月「四人幫」倒台期間，即文革後期政治問題最嚴重的時期內，上海寫作組系統的全部會議記錄，包括中央文件傳達會、大批判動員會、選題策劃會、務虛會四類，共有271次會議，不同的參加人員共計有467人，但是其中沒有余秋雨的名字。1973年11月，余秋雨曾在《學習與批判》上發表《尊孔與賣國之間——從魯迅與胡適的一場鬥爭談起》，但署名不是「石一歌」或者任何其它組織團體，而是「秋雨」。

1976年10月中旬，正逢「四人幫」倒台，但是為顧及國際影響，被疑有政治問題的上海寫作組主要領導朱永嘉仍然被命令按與日本先前的約定進行了友好訪問。9月剛剛從奉化返回上海的余秋雨被指示以「石一歌成員」名義參加訪問日本代表團，據余秋雨自述是同時擔任監視團長朱永嘉的任務，並擬定朱永嘉發言稿。朱永嘉訪問歸來，在飛機場即被帶走隔離審查，他回憶自己並不知道余秋雨當時有監視他的任務，並且他計劃余秋雨隨團出訪是在「四人幫」倒台前。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隨着余秋雨的散文集在國內外華人中廣為流傳之後，出現了指稱余秋雨為「文革餘孽」，要求余秋雨懺悔的聲音。2000年4月孫光萱在《文學報》1134期上發表《正視歷史輕裝前進——讀〈余秋雨的一封公開信〉》，自稱正式揭發余秋雨的過去。2004年8月，余秋雨在半自傳形式的《借我一生》一書中，否認自己為「石一歌」成員。在《借我一生》中被化名「金牙齒」的孫光萱認為，余秋雨在書中避重就輕，迴避事實。

此後余秋雨曾「出於幽默」，在全國媒體提出懸賞，如果有人能找出出自他手並署名「石一歌」的任何一篇、一段、一行或者一句文字，他情願支付全年年薪並在全國媒體公開道歉，結果在持續了一年多的公開「懸賞」期間內並無人回應。

參考文章

• 張英等：《余秋雨片斷：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 鬍子暄：《「余秋雨，你應當受到良心的責備」——一位胡適親屬致余秋雨的公開信》，《新周報》2004年11月3日
• 肖夏林：《我所知道的余秋雨「自殺」風波》，《新周報》2004年11月3日

參見

• 梁效
• 余秋雨
• 孫光萱
• 寫作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