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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整個歐亞大陸、非洲，甚至那些未直接參與戰爭的地區都發生了劇烈的政治、文化、經濟和社會上的變化。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影響
戰間期的一部分
《The Signing of Peace in the Hall of Mirrors》：繪出了1919年各國代表們在凡爾賽宮的鏡廳中簽署《凡爾賽條約》的情況（威廉·奧本繪）
日期1918年11月－
結果政治局勢和社會制度發生劇烈變化，如:

四個舊帝國因戰爭而崩潰，許多舊的國家在戰爭中覆滅；新的民族國家紛紛從舊國家的廢墟之上成立，舊的民族國家的邊界被重新劃分，新的跨國家國際組織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戰還產生了給大多數參與衝突的各國帶來政治轉型，許多參戰國戰後歷史上首次帶來近乎普遍的選舉權，將它們轉變為選舉民主國家，如德國（1919年德國聯邦選舉）、英國（1918年聯合王國大選）和土耳其（1923年土耳其大選）。

對德封鎖

主條目：協約國對德封鎖

從1918年11月11日雙方停戰到1919年6月28日與德國簽署和平條約期間，協約國依舊繼續維持戰爭爆發初期對德國的海上封鎖。而德國又依賴進口；據估計有523000名平民因此而喪生[1]。N.P.霍華德指出：在衝突結束後的8個月內，又有25萬人死於疾病或餓死[2]。 正如作家羅伯特·萊基在《從邪惡中解脫》一書中所寫的那樣，戰鬥結束後的持續封鎖在很大程度上「折磨了德國人......德國人的絕望的怒火最終將他們趕進了魔鬼的懷抱。」停戰條款確實允許向德國運送食物，但協約國要求德國提供可以運輸的手段（航運）。而德國政府也被要求使用其黃金儲備購買食物，因為德國無法從美國獲得貸款。

巴黎和平協定

主條目：巴黎和會
 
帝國國會大樓前反對條約的示威遊行

1919年6月28日，在 1919 年巴黎和會之後，德國與法國、意大利、英國和其它協約國簽署了凡爾賽條約，正式結束了與這些國家之間的戰爭。其他條約也結束了美國與其他同盟國的戰爭關係。凡爾賽條約的 440 條中包括要求德國正式承擔「造成戰爭的所有損失和損害」的責任並支付經濟賠償。 該條約極大地限制了德國的軍事能力：德國軍隊減少到100,000人，並阻止該國擁有坦克、軍艦、裝甲車和潛艇等主要軍事武器。

流感流行

 
1919年11月9日，《紐約論壇報》刊登了這張地圖，介紹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年後的1919年，歐洲正在發生的武裝衝突[3]：

歷史學家繼續就1918年流感大流行對戰爭結果的影響進行爭論。有人認為，同盟國可能比協約國更早接觸到病毒潮。由此造成的傷亡影響更大，因為它是在戰爭期間發生的，而協約國則是在停戰後才猛烈地遭受了這場大流行病的影響。當意識到這一流感的流行程度時，同盟國和協約國都用各自的審查程序限制了公眾對這一疾病的真實流行程度的認知。由於西班牙是中立國，他們的媒體可以自由地報道流感，這給人的印象是它始於西班牙。這種誤解導致當時的報道將其命名為「西班牙流感」。由聖巴多羅買醫院和皇家倫敦醫院的病毒學家約翰·牛津（John Oxford）領導的一個英國小組調查幾乎確定了法國埃塔普勒的一個主要部隊集結地和醫院營地是 1918 年流感大流行的中心。一種以鳥類為宿主的病毒發生了突變，傳染給了戰爭前線附近飼養的豬[4]。確切的死亡人數不詳，但估計全世界約有5000萬人死於這次流感爆發[5][6]。2005年，一項研究發現，「1918年的病毒株在鳥類中的發展，與21世紀的『禽流感』相似，但事實證明它是一種可治療的正常病毒，不會對世界健康產生嚴重影響。」[7]

少數民族

 
同盟國的主體民族

德國、俄羅斯、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解體在東歐和中東創造了許多新國家[8]。 其中一些國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有大量少數民族，他們有時對將他們與其他民族隔離開的新邊界並不完全滿意。例如，捷克斯洛伐克有德國人、波蘭人、魯塞尼亞人與烏克蘭人、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人。國際聯盟發起了各種少數民族條約以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但隨着國際聯盟在1930 年代的衰落，這些條約變得越來越無法執行。大規模重劃邊界和戰後政治變化的後果之一是歐洲大量的難民。這些人和俄國內戰的難民導致了南森護照的誕生。

少數民族使國界的位置普遍不穩定。自 1918 年以來邊界一直保持不變的地方，往往會有一個族群被驅逐，如蘇台德地區的德國人。而這些小國間的經濟、軍事合作微乎其微，這確保了德國、蘇聯對該地區進行支配的潛在能力。在戰爭結束後不久，戰敗推動了德國和蘇聯之間的合作，但最終這兩個大國將爭奪對東歐的統治權。

由於土耳其青年黨政府在亞美尼亞的種族滅絕，約有150萬亞美尼亞人，即亞美尼亞高原的本地居民在土耳其被屠殺。

政治動盪

主條目：1919年－1939年間的國際外交關係

新獨立的國家

1918年德國和奧地利軍隊擊敗了俄羅斯軍隊，莫斯科的新共產主義政府於1918年3月簽署了《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條約》。在該條約中，俄羅斯放棄了對愛沙尼亞、芬蘭、拉脫維亞、立陶宛、烏克蘭和議會波蘭的所有領土要求，而由德國和奧匈帝國「與這些領土的居民達成協議，決定其未來地位」。後來，弗拉基米爾·列寧政府放棄了《瓜分波蘭條約》，這使波蘭有可能主張其1772年的邊界。然而，當德國在1918年晚些時候被打敗時，布列斯特條約就變得過時了，這使東歐大部分地區的地位處於不確定狀態。

革命

主條目：1917年－1923年革命
 
1919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條約》和《凡爾賽條約》之後和《特里亞農條約》、《卡爾斯條約》、《里加和約》以及蘇聯、愛爾蘭自由邦和土耳其共和國成立之前的政治分裂

1917-1920年，在幾個歐洲國家，特別是在德國和匈牙利，出現了極左的、往往明確是共產主義的革命浪潮。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匱乏引發的最重要的事件是1917年俄國革命。

德國

主條目：德國十一月革命和魏瑪共和國惡性通貨膨脹

在德國，一場社會主義革命導致該國（主要是城市）部分地區短暫建立了一些共產主義政治制度，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德國進入魏瑪共和國時期。

1919年6月28日，魏瑪共和國在協約國繼續推進的威脅下被迫簽署了凡爾賽條約。德國將這一片面的條約視為一種恥辱，並將其歸咎於整個戰爭。雖然該條約的目的是將罪責歸於德國以證明經濟賠償的合理性，但罪責的概念作為一個政治問題在德國社會紮下了根，而且從未被民族主義者接受，儘管有些人，如德國歷史學家弗里茨·費舍爾認為德國負有罪責。德國政府的宣傳進一步推廣了這一觀點，並為此資助了戰爭起因研究中心（英語：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Causes of the War）。

德國被要求賠償1320億金馬克（315億美元，66億英鎊），其中只有500億必須支付。為了購買支付賠款所需的外匯，新的德意志共和國印製了大量鈔票——這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惡性通貨膨脹在 1921 年至 1923 年期間困擾着德國。在這一時期，相對於早期的商品貨幣金馬克，作為法幣的德國紙馬克的價值降低到其價值的一萬億分之一[9]。1922年12月，賠款委員會宣布德國違約，1923年1月11日，法國和比利時軍隊占領了魯爾區，直到1925年才撤走。

條約要求德國將其軍隊規模永久縮減至10萬人，並銷毀其坦克、空軍和U艇艦隊（德國的主力艦隊停泊在斯卡帕灣，被船員鑿沉以防止他們落入盟軍之手）。

德國有相對較少的領土被轉移到丹麥、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時，較多的領土被轉移到法國（包括法國對萊茵蘭的臨時占領），被割走的最大一塊領土作為重建的新波蘭的一部分領土。德國的海外殖民地被一些盟國瓜分，尤其是在非洲的英國，但引起最大憤慨的是那些構成新獨立波蘭的割讓領土，包括德國的但澤、東普魯士和一些其他地區。納粹的宣傳建立在德國人普遍認為該條約不公平的觀點上——許多德國人從不認為該條約是合法的，並將他們的政治支持借給了阿道夫·希特勒。

俄羅斯帝國

 
1918-19 年俄羅斯內戰的歐洲戰場
參見：協約國武裝干涉俄國內戰

蘇聯從德國的損失中受益，因為停戰的第一個條款是廢除《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在停戰時期，俄羅斯正處於內戰之中。內戰造成了超過700萬人死亡，國家的大片地區遭到破壞。整個國家在社會和經濟上都受到了影響。

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獲得獨立。他們在1940年再次被蘇聯占領。

芬蘭獲得了持久的獨立，儘管它不得不多次與蘇聯爭奪其邊界。

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和阿塞拜疆在高加索地區建立為獨立國家。然而，在 1917 年俄羅斯軍隊撤出後，以及 1920 年土耳其入侵亞美尼亞期間，土耳其占領了阿爾特溫、卡爾斯和厄德爾周圍的亞美尼亞領土，這些領土損失是永久性的。由於土耳其和俄國紅軍的入侵，三個外高加索國家在1920年宣布成立蘇維埃共和國，並隨着時間的推移被吸收到蘇聯中。

羅馬尼亞從俄羅斯手中獲得了比薩拉比亞。

俄羅斯在天津的租借地於1920年被中國人占領；1924年，蘇聯放棄了對該地區的要求。

奧匈帝國

主條目：特里亞農條約和聖日耳曼條約

隨着戰爭決定性地變得不利於同盟國，奧匈帝國人民對其盟國失去了信心，甚至在 11 月停戰之前，激進的民族主義已經導致1918年11月之後中南歐多國宣布獨立。由於中央政府在廣大地區停止運作，這些地區發現自己沒有了政府，許多新的團體試圖填補這一空白。在同一時期，民眾面臨着糧食短缺，並且在很大程度上由於戰爭期間的損失而士氣低落。各種政黨，從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到社會民主黨人，再到共產黨人，都試圖以不同民族的名義建立政府。在其他地區，現有的民族國家，如羅馬尼亞，與他們認為屬於自己的地區進行了接觸。 這些行動創造了事實上的政府，使外交官、理想主義者和西方盟國的生活變得複雜。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匈帝國的分裂

西方軍隊應該正式占領舊帝國，但很少有足夠的軍隊來有效地做到這一點。他們不得不與那些有自身議程要完成的地方當局打交道。在巴黎的和平會議上，外交官們不得不調和這些地方當局與戰爭期間向他們尋求幫助的民族主義者之間的競爭性要求、西方盟國本身的戰略或政治願望，以及其他議程，例如貫徹十四點和平原則。

例如，為了實現十四點和平原則的自決理想，德國人，無論是奧地利人還是德國人，都應該能夠決定自己的未來和政府。然而，法國人尤其擔心擴大的德國將帶來巨大的安全風險。使情況更加複雜的是，捷克和斯洛文尼亞等代表團對一些德語地區提出了強烈的領土要求。

結果是條約損害了許多理想，冒犯了很多盟友，並在該地區建立了全新的秩序。許多人希望，新的民族國家將使該地區進入一個繁榮與和平的新時代，擺脫過去50年來民族間的激烈爭吵。事實證明這種希望過於樂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領土格局的變化包括：

 
隨着《特里亞農條約》的簽訂，匈牙利王國失去了 72% 的領土（包括克羅地亞）和 330 萬匈牙利族人

這些變化在《凡爾賽條約》中得到了承認，但並非由該條約引起。隨後《聖日耳曼條約》和《特里亞農條約》進一步闡述了這些變化。

1919年的條約通常包括對少數民族權利的保障，但是沒有執行機制。東歐的新國家大多都有大量的少數民族。數以百萬計的德國人在新成立的國家中成為少數民族。超過200萬的匈牙利人發現自己生活在匈牙利以外的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王國。這些少數民族中的許多人發現自己處於敵對狀態，因為現代政府有意定義國家的民族特性，這往往以犧​​牲其他民族為代價。在根據族裔民族主義建立的新國家中，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對於宗教信仰少數群體來說是很艱難的。由於少數宗教和獨特的亞文化，猶太人是尤其不受信任。與奧匈帝國時期相比，這是一個戲劇性的轉變。儘管在哈布斯堡統治時期，反猶主義很普遍，但猶太人沒有面臨官方的歧視，因為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多民族國家和君主制的熱情支持者[10]。

戰爭造成的經濟混亂和奧匈帝國關稅同盟的結束在許多地區造成了巨大的困難。儘管許多國家在戰後建立為民主國家，但除捷克斯洛伐克外，它們一個接一個地恢復了某種形式的專制統治。許多國家之間爭吵不休，但由於實力太弱，無法有效競爭。後來，當德國重新武裝起來時，中南歐的民族國家無力抵抗它的進攻。在德國的統治下，其受奴役程度遠遠超過了奧匈帝國時期。

奧斯曼帝國

主條目：鄂圖曼帝國的分裂、土耳其獨立戰爭和希土戰爭 (1919年－1922年)
 
根據《色佛爾條約》（1920年）確定的土耳其邊界，該條約於1923年被廢止並被《洛桑條約》取代

戰爭結束後，同盟國軍隊占領了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奧斯曼政府垮台了。1920年8月10日，奧斯曼帝國簽署了《色佛爾條約》，旨在彌補奧斯曼人在戰爭期間給獲勝的協約國製造的損失，但從未得到蘇丹的批准。

1919 年5 月18日，希臘占領士麥那（英語：Occupation of Smyrna）引發了一場要求廢除條約條款的民族主義運動。奧斯曼帝國指揮官凱末爾領導的土耳其國民運動拒絕執行此條約，並以奧斯曼陸軍總檢察長的名義離開伊斯坦布爾前往薩姆松，以組織剩餘的奧斯曼軍隊來抵抗條約的條款。在東部戰線上，在 1920 年入侵亞美尼亞並與蘇俄簽訂《卡爾斯條約》後，土耳其奪取了被亞美尼亞和後帝國時期的俄羅斯奪走的領土[11]。

在西部戰線上，土耳其民族主義勢力日益強大，導致希臘在英國的支持下，深入安納托利亞，企圖對革命者造成打擊。 在杜姆盧珀納爾戰役（英語：Battle of Dumlupınar）中，希臘軍隊被擊敗並被迫撤退，導致士麥那被燒毀，希臘從小亞細亞撤出。隨着民族主義者獲得權力，軍隊繼續前進以奪回伊斯坦布爾，導致了查納克危機（英語：Chanak Crisis），勞合·喬治被迫辭職。在土耳其抵抗力量獲得對安納托利亞和伊斯坦布爾的控制後，《洛桑條約》（1923年）取代了《色佛爾條約》，該條約正式結束了所有敵對行動，促成了現代土耳其共和國的建立。因此，土耳其成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唯一一個推翻其戰敗條款，以平等身份與協約國談判的大國[12]。第一等託管地

《洛桑條約》正式承認了國聯在中東的新委任統治區、割讓其在阿拉伯半島的領土，以及英國對塞浦路斯的主權。國聯承認了敘利亞、黎巴嫩託管統治區，以及英國對美索不達米亞和巴勒斯坦託管地的A級託管，後者包括兩個自治區：巴勒斯坦託管地和外約旦酋長國。奧斯曼帝國在阿拉伯半島的部分地區成為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和也門的一部分。奧斯曼帝國的解體成為現代中東建立的一個關鍵里程碑，其結果見證了該地區新衝突和敵對行動的誕生[13]。

聯合王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法殖民帝國達到頂峰

在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為戰爭提供資金帶來了嚴重的經濟損失（英語：Post–World War I recession）。它從世界上最大的海外投資國（債權國），變成了最大的債務國之一，利息支出占政府所有開支的40%左右。 從1914年到1920年的高峰期，通貨膨脹增加了一倍多，而英鎊的價值（消費者支出[14]）下降了61.2%。德國以免費煤炭為形式的戰爭賠款壓制了地方工業，引發了1926年英國大罷工。

英國政府下令出售私人在海外的投資，籌集到了5.5億英鎊，而戰爭期間也新增了2.5億英鎊的對外投資。因此，淨財政損失約為3億英鎊；這個數字，按戰前平均水平，少於兩年的海外投資量，但實際上卻超過了英國從戰後截至1928年的海外投資總額。[15]物質損失「輕微」：最重要的是40%的英國商船隊（英語：Merchant Navy (United Kingdom)）被德國U型潛艇擊沉。其中大部分在1918年及戰後立即得到了更換[16]。軍事歷史學家柯瑞里·巴尼特（英語：Correlli Barnett）辯稱，「客觀上講，大戰並沒有給英國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但戰爭「在心理上削弱了英國人，而非其他方面。」[17]

不太具體的變化包括英聯邦國家對英國越來越強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加里波利之戰和加拿大的維米嶺戰役導致了民族自豪感的增強，並更加不願意繼續屈從於英國，從而導致了20世紀20年代其外交自主權的增長。在這些國家的宣傳中，這些戰役往往被裝飾為他們在戰爭期間力量的象徵。英屬印度和尼日利亞等海外領地也因參與戰爭而變得越來越自信。這些國家的人民越來越意識到他們自己的力量和英國的脆弱性。

英國在愛爾蘭遲遲未能找到解決自治問題的辦法，而政府對1916年復活節起義的嚴厲回應，以及1918年在愛爾蘭實行徵兵制的失敗嘗試，更加劇了這一問題。這導致了對分裂主義激進分子的支持增加。這間接導致了1919年愛爾蘭獨立戰爭的爆發。在這場衝突之後創建的愛爾蘭自由邦實際上代表了英國的領土損失，幾乎等於德國遭受的損失（此外，與德國相比，損失的領土占戰前領土的比例更大）。儘管如此，愛爾蘭自由邦仍然是大英帝國內的一個自治領。

第一次世界大戰還引起了英國議會政治的重大調整，導致了民主社會主義工黨的崛起和社會自由主義自由黨的瓦解和衰落。出身自由黨的首相阿斯奎斯不僅與作為反對派的保守黨有分歧，而且與以大衛·勞合·喬治為首的本黨成員有分歧，他們不同意首相處理戰爭的方式。儘管阿斯奎斯同意組建聯合政府，但爭端依舊，最終勞合·喬治領導自由黨的一個派別與保守黨合作，組建了新的聯合政府（英語：Lloyd George ministry）。戰後，在1918年的「配給券選舉」（"coupon election"）中，由聯盟（英語：Coalition Coupon）支持的保守黨和自由黨在英國議會中贏得壓倒性多數。然而，勞合·喬治的國民自由黨（英語：National Liberal Party (UK, 1922)）和阿斯奎斯的獨立自由黨（英語：Independent Liberal Party (UK, 1918)）之間的分裂致命地削弱了自由黨。另一方面，儘管主和派和主戰派領導人之間的關係緊張，但工黨內部仍然保持團結，利用戰爭擴大了英國的工會運動，並從《1918年人民代表法令》規定的普選權中受益。結果，自由黨的這兩個派別在1922年大選中均表現不佳，而工黨首次成為了官方反對派。自由黨很不情願地與工黨合作，幫助工黨組建了由拉姆齊·麥克唐納領導的短暫的少數內閣。直到1928年阿斯奎斯去世，自由黨才完全重新統一，此後其主要通過信任供給以及在議會懸峙的情況下組建聯合政府來施加影響。[18][19]

 
Henry J. Glintenkamp預測戰爭後果的漫畫，於 1914 年首次發表在《群眾（英語：The Masses）》雜誌上

美國

雖然對戰爭感到失望，因為它沒有實現伍德羅·威爾遜總統承諾的崇高理想，但美國的商業利益確實為歐洲在德國的重建和修復工作提供了資金，至少在大蕭條爆發之前是這樣。美國在向德國人和奧地利人提供援助是否合適的問題上存在分歧，波音公司高管Edgar Gott與德國與奧地利貧困婦女兒童救濟委員會主席Charles Osner之間的信件往來就證明了這一點。Gott認為，救濟應該首先提供給那些在同盟國手中遭受苦難的國家的公民，而Osner則呼籲更普遍地應用人道主義理想[20]。美國的經濟影響使大蕭條開始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將歐洲也拉入其中。

法國

 
在占領魯爾區期間，法國騎兵進入埃森。

阿爾薩斯-洛林回到了法國，這個地區在1871年普法戰爭後被割讓給了普魯士。在1919年的和平會議上，喬治·克列孟梭總理的目標是確保德國在接下來的幾年中不會尋求報復。為此，盟軍總司令費迪南·福煦要求，為了保護法國的未來，萊茵河現在應該構成法國和德國的邊界。根據歷史，他相信德國將再次成為一個威脅，在聽到不能損傷德國根基的《凡爾賽條約》的條款時，他說：「這不是和平，這是20年的休戰。」

對法國領土造成的破壞將通過在凡爾賽談判的賠償得到補償。這一財政需求在整個1920年代主導了法國的外交政策，導致了1923年對魯爾區的占領以迫使德國付款。然而，德國無力支付，並得到了美國的支持。因此，道威斯計劃是在雷蒙·普恩加萊總理占領魯爾後談判達成的，然後是 1929 年的揚計劃。

在這場戰爭中，法國殖民地部隊的參與也極為重要（他們占法國在整個戰爭中部署兵力總數的10%左右），包括塞內加爾散兵（英語：Tirailleur），以及來自印度支那、北非和馬達加斯加的部隊。當這些士兵回到他們的祖國並繼續被當作二等公民對待時，許多人成為了支持民族獨立的團體的核心。

此外，在敵對行動期間宣布的戰爭狀態下，法國經濟為了能夠轉變為「戰時經濟」而有所集中，導致了與古典自由主義的第一次決裂。

最後，社會主義者對國民聯盟政府的支持（包括亞歷山大·米勒蘭被提名為戰爭部長）標誌着工人國際法國支部轉向社會民主主義和參與「資產階級政府」，儘管萊昂·布魯姆仍維持着社會主義的言論。

意大利

 
1919年9月，阜姆的居民為鄧南遮和他的軍團成員歡呼。當時，阜姆總人口為35,839人，其中有22,488名（占人口的62%）意大利人。

1882年意大利與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聯合組成三國同盟。然而，即使與柏林的關係變得非常友好，與維也納的聯盟仍然是純粹的形式，因為意大利人渴望獲得特倫蒂諾和的里雅斯特，這是奧匈帝國中由意大利人居住的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意大利與協約國結盟，而不是加入德國和奧地利。這可能會發生，因為協約國正式擁有的只有防禦特權，而同盟國是發動進攻的一方。根據《倫敦條約》，英國秘密向意大利許諾特倫蒂諾和蒂羅爾，直至布倫納、的里雅斯特和伊斯特拉半島，除阜姆外的所有達爾馬提亞海岸，阿爾巴尼亞發羅拉的全部所有權和阿爾巴尼亞保護國，土耳其的安塔利亞以及土耳其與德國殖民帝國的份額，以換取意大利反對同盟國。

勝利後，意大利部長會議主席維托里奧·奧蘭多和外交部長西德尼·桑尼諾作為意大利代表被派往巴黎，目的是獲得承諾的領土和儘可能多的其他土地。意大利對阜姆有特別強烈的領土意見。他們認為由於在當地的意大利人口，阜姆理所當然屬於意大利，這與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一致，其中第九點是：

「根據民族性原則，重塑意大利邊境。」

然而，在戰爭結束時，協約國意識到他們之間達成了相互矛盾的協議，特別是關於中歐和中東地區的協議。在「四巨頭」的會議上，奧蘭多的外交能力因其不懂英語而受到限制，強權們只願意將特倫蒂諾交給布倫納，達爾馬提亞的扎達爾、拉斯托沃島和幾個小的德國殖民地。所有其他領土都承諾給其他國家，強權們擔心意大利的帝國野心；尤其是威爾遜，他堅定地支持南斯拉夫在達爾馬提亞的權利，拒絕承認《倫敦條約》[21]。結果，奧蘭多怒氣沖沖地離開了會議。這僅僅有利於英國和法國，它們瓜分了非洲的前奧斯曼帝國與德國領土[21]。

在意大利，不滿情緒是相關的：領土收復主義者聲稱阜姆和達爾馬提亞是意大利的土地；許多人認為國家參加了一場毫無意義的戰爭，卻沒有得到任何值得一提的好處。這種「殘缺的勝利（英語：Mutilated victory）」的觀念是導致阜姆聯盟（英語：Italian Regency of Carnaro）誕生的原因。1919年9月12日，民族主義詩人加布里埃爾·鄧南遮率領大約2600名來自意大利皇家衛隊、民族主義者和領土收復主義者的部隊奪取了這座城市，迫使協約國（美國、英國和法國）占領軍撤離。

「殘缺的勝利」（vittoria mutilata）成為意大利法西斯宣傳的一個重要部分。

中國

中華民國曾是協約國之一；在戰爭期間，他們向法國輸送了成千上萬的勞工。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團呼籲結束西方在中國的帝國主義機構，但遭到拒絕。中國要求至少正式恢復其自1898年以來在德國殖民控制下的膠州灣領土。但西方盟國拒絕了中國的要求，而同意將德國戰前在中國的所有領土和權利轉讓給日本。隨後，中國沒有簽署《凡爾賽條約》，而是於1921年與德國單獨簽訂了和平條約。

奧匈帝國和德國在天津的租界由中國政府管理；1920年，中國也占領了俄羅斯的在華租借地。

西方盟國以中國為代價大幅擴張日本的領土野心，這導致了中國五四運動的爆發。這是一場對後來的中國歷史有着深遠影響的社會和政治運動。五四運動經常被認為是中國民族主義誕生的標誌，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都認為五四運動是他們自己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

日本

由於日本在1902年與英國簽訂的條約，日本在戰爭期間是盟國之一。在英國的協助下，日本軍隊襲擊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省的領土，其中包括德意志帝國海軍在東亞的供煤港。德國軍隊被打敗，於1914年11月向日本投降。日本海軍還成功地奪取了德國在西太平洋的幾個島嶼屬地：馬里亞納群島、加羅林群島和馬紹爾群島。

在 1919 年的巴黎和會上，日本被授予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省的所有戰前權利（儘管中國在戰爭期間也是協約國之一）：完全擁有在膠州灣的領土與在該省其他地區的有利商業權利，對日本海軍奪取的德屬太平洋島嶼的委任統治權。此外，日本還獲得了國際聯盟理事會的一個永久席位。然而，西方列強拒絕了日本提出的將「種族平等」條款納入《凡爾賽條約》的要求。在美國於華盛頓會議期間的調解下，山東於1922年重新回到中國的控制之下。1930年，威海緊隨其後[22]。

領土得失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獲得、重獲領土或獨立的國家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失去領土或獨立的國家

  • 作為奧匈帝國內萊塔尼亞繼承國的奧地利
  • 保加利亞：西色雷斯被希臘占領，東馬其頓和西部失地的一部分被塞爾維亞（南斯拉夫）占領
  • 中國：膠州灣和山東大部分地區暫時為日本帝國統治
  • 作為德意志帝國繼承國的德國
  • 作為奧匈帝國外萊塔尼亞繼承國的匈牙利
  • 黑山宣布與塞爾維亞合併，隨後併入塞爾維亞、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王國（南斯拉夫）
  • 作為俄羅斯帝國繼承國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 作為奧斯曼帝國繼承國的土耳其（儘管它同時在《卡爾斯條約》中從俄羅斯帝國那裡獲得了一些領土）
  • 英國：失去大部分的愛爾蘭（成為愛爾蘭自由邦），1919年失去阿富汗，1922年失去埃及
 
在戰前的歐洲地圖上用紅色標明戰後邊界的地圖。注意：這張地圖沒有顯示愛爾蘭自由邦。

社會創傷

西方國家的戰爭經歷通常被認為導致了所有參戰國戰後的某種集體性民族創傷。1900 年的樂觀情緒完全消失了，那些戰鬥的人成為所謂「迷失的一代」，因為他們從未完全從痛苦中恢復過來。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歐洲大部分地區都在私下和公開地進行哀悼；成千上萬的村莊和城鎮都建立了紀念碑。

如此多的適婚年齡英國男子死亡或受傷，以至於一所女子學校的學生被警告說只有10%的人會結婚[23]:20,245。1921年的英國人口普查發現英格蘭和威爾士有19,803,022名婦女和18,082,220名男子，相差172萬，報紙稱之為「多餘的200萬」[23]:22–23。1931年，50%的人仍然是單身，其中35%的人在仍有能力生育的情況下沒有結婚。

早在1923年，斯坦利·鮑德溫就在一次裁軍演講中認識到英國面臨的新的戰略現實。毒氣和對平民的空中轟炸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新發展。許多世紀以來，英國平民沒有任何害怕入侵的重大理由。因此，敵方轟炸機投放毒氣彈的新威脅使人們對未來任何戰爭爆發時可能發生的平民死亡有了嚴重誇大的看法。鮑德溫在他的聲明中表達了這一點：「轟炸機總是會穿過來的。」英國傳統的歐洲均勢政策無法再保護英國本土的人口。

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實是，這是國際衝突中第一次有更多的人死於戰爭，而不是死於疾病，後者是以前大多數戰爭中死亡的主要原因。

這種社會創傷以許多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一些人對民族主義和他們認為的民族主義所造成的後果感到反感，因此他們開始通過國際聯盟等組織努力建立一個更加國際主義的世界。和平主義變得越來越流行。另一些人的反應則相反，他們認為在一個不尊重假想的文明概念的混亂、非人道的世界中，只能依靠軍事力量來保護自己。當然，一種幻滅感和憤世嫉俗的情緒變得很明顯。虛無主義越來越流行。許多人認為，戰爭預示着他們所知世界的終結，包括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崩潰。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從這一理論中獲得了力量，享有了前所未有的受歡迎程度。這些感受在直接遭受或受戰爭影響特別嚴重的地區最為明顯，例如中歐、俄羅斯和法國。

奧托·迪克斯、喬治·格羅斯、恩斯特·巴拉赫和凱綏·柯勒惠支等藝術家用直率的繪畫和雕塑表現他們自我或他們所在社會的經歷。同樣，像埃里希·雷馬克這樣的作家也寫下了詳述其戰爭經歷的殘酷小說。這些作品對社會產生了強烈的影響，引起了大量的爭議，並突出了對戰爭的矛盾解釋。在德國，包括納粹在內的民族主義者認為，這些作品大多是墮落的，破壞了社會凝聚力，也是對死者的不敬。

 
2004年，比利時伊普爾附近，一枚一戰時的鐵製彈藥被丟棄在一塊田地旁等候軍隊處置

彈藥殘骸

主條目：收穫鋼鐵（英語：Iron harvest）

在整個戰壕和戰線所在的地區，如法國的香檳地區，仍有大量的未爆彈藥，其中一些至今還很危險，在21世紀繼續造成傷害，偶爾也會造成死亡。有些是農民在耕地時發現的，被稱為鋼鐵的收穫。這些彈藥中有些含有有毒的化學物質，如芥子氣。清理主要戰場是一項持久的任務，未來幾十年內都看不到盡頭。每年，在比利時、法國和德國，清理小隊都會取出、拆除或銷毀數百噸兩次世界大戰遺留下的未爆炸彈藥[24]。

紀念館

紀念碑

無名戰士墓

  • 無名英雄紀念碑，貝爾格萊德，塞爾維亞
  • 印度門，新德里，印度
  • 無名戰士墓，渥太華 ，安大略省，加拿大
  • 凱旋門，巴黎，法國
  • 無名戰士墓，威斯敏斯特教堂，倫敦，英國
  • 無名戰士墓，阿靈頓國家公墓，弗吉尼亞，美國
  • 無名戰士墓，羅馬，意大利
  • 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堪培拉，澳大利亞
  • 無名戰士墓，惠靈頓，新西蘭
  • 無名戰士墓，憲法廣場，雅典，希臘
  • 無名戰士墓，布加勒斯特，羅馬尼亞
  • 無名戰士墓，巴塔利亞修道院，巴塔利亞，葡萄牙

另見

參考資料

  1. ^ Asmuss, Burkhard. Die Lebensmittelversorgung [The Food Supply].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November 2, 2000 [8 June 20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 November 2000） （德語）. 
  2. ^ Howard, N. P.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Allied Food Blockade of Germany, 1918-19 (PDF). German History. April 1993, 11 (2): 161–188 [2022-01-18]. doi:10.1093/gh/11.2.161.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17-10-10） –透過libcom.org. 
  3. ^ New-York Tribune 1919，第26頁.
  4. ^ ^ Connor, Steve, "Flu epidemic traced to Great War transit camp", The Guardian (UK), Saturday, 8 January 2000. Accessed 2009-05-09. Archived 11 May 2009.
  5. ^ NAP. [2022-04-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5-02）. 
  6. ^ Kamps, Bernd Sebastian; Reyes-Terán, Gustavo. Influenza Book. Influenza Report (Flying Publisher). [2022-04-24]. ISBN 3-924774-51-X.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0-28）. 
  7. ^ Handwerk, Brian. 'Bird Flu' Similar to Deadly 1918 Flu, Gene Study Finds. National geographic. 5 October 2005. （原始內容存檔於31 October 2005）. 
  8. ^ Mark Mazower, "Minorities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 interwar Europe." Daedalus 126.2 (1997): 47–63. in JSTOR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9. ^ Table IV (page 441) of The Economics of Inflation by Costantino Bresciani-Turroni, published 1937.
  10. ^ Marsha L. Rozenblit. Reconstructing a National Identity: The Jews of Habsburg Austria During World War I. Oxford UP. 2004: 163 [2022-04-24]. ISBN 97801951763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1-16）. 
  11. ^ ყარსის ხელშეკრულება [Treaty of Kars]. www.amsi.ge. 13 October 19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7 September 2007） （俄語）. 
  12. ^ Atatürk and the Turkish Nation. Country Studies. U.S. Library of Congress. [2022-04-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09-19）. 
  13. ^ Fromkin, David.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Creating the Modern Middle East 1914–1922. New York: H. Holt. 1989: 565. ISBN 0-8050-0857-8. 
  14. ^ RP 99-020.pdf (PDF). [2006-02-19].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06-02-19）. 
  15. ^ 泰勒, A. J. P. English History, 1914–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123. ISBN 0-19-821715-3. 
  16. ^ Taylor, A. J. P. English History, 1914–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122. ISBN 0-19-821715-3. 
  17. ^ Barnett, Correlli. 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 London: Pan. 2002: 424 and 426. ISBN 0-330-49181-4. 
  18. ^ Campbell, John. Pistols at Dawn: Two Hundred Years of Political Rivalry from Pitt and Fox to Blair and Brown. London: Vintage. 2010: 141–191. ISBN 978-1-84595-091-0. OCLC 489636152. 
  19. ^ Thorpe, Andrew, The Surge to Second-Party Status, 1914–22,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UK), 1997: 32–54 [2022-06-16], ISBN 978-0-333-56081-5, doi:10.1007/978-1-349-25305-0_3 （英語） 
  20. ^ Kuhlman, Erika A., Of Little Comfort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2012. pp. 120–121.
  21. ^ 21.0 21.1 (Jackson, 1938)
  22. ^ Stephen G. Craft, "John Bassett Moore, Robert Lansing, and the Shandong Quest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6.2 (1997): 231–249. onlin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23. ^ 23.0 23.1 Nicholson, Virginia. Singled Out: How Two Million British Women Survived Without Men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ISBN 978-0-19-537822-1. 
  24. ^ Neiberg, Michael. The World War I Reader. 200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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