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霖
生平
早年生涯
1926年，董霖考入復旦大學學習英國文學專業，後來改學法政專業。在校期間，董霖秘密加入中國國民黨。大學畢業後，董霖赴西安，在西安中山大學（原國立西北大學）任教。不久，董霖出任中國國民黨西安市黨部宣傳部部長，由此開始從政。[1]
1936年，已擔任中央政治會議秘書的董霖，脫離政界，赴美國留學，先後獲得碩士、博士學位。[1]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董霖歸國來到上海，任教於美國傳教士辦的之江大學，後來秘密自上海赴重慶。1942年，董霖作為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參與修訂全國行政法規，並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主任秘書。1943年，董霖任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還在重慶發起創辦中國國際公法學會，並且兼任中華法學會秘書長。1943年4月，董霖獲國民政府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國楨邀請，調任外交部參事，由此開始外交生涯。抗日戰爭後期，中國重視對歐洲、美國的外交，董霖在處理歐洲事務方面發揮了自身專長。[1]
駐荷蘭大使
1944年底，二戰歐洲戰場德國已趨於失敗。為應對戰後局面，國民政府外交部調整外交布局。1945年3月，董霖被任命為中國駐荷蘭大使。[1]
1945年4月，董霖抵達荷蘭流亡政府所在地英國倫敦。1945年5月8日，德國宣布投降。此後，荷蘭流亡政府自英國遷回荷蘭國內。5月29日，董霖與荷蘭簽訂了《中荷新約》，廢除了荷蘭對華的不平等條約。同年10月，董霖將使館自倫敦遷至荷蘭海牙的新址。[1]
當時，荷屬東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亞）獨立運動掀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占領荷屬東印度。1945年日本投降後，當地抵抗領袖蘇加諾領導獨立運動，當地局勢混亂。荷屬東印度有華僑200萬人，華僑人身安全及財產遭嚴重威脅。董霖與荷蘭政府協商，了解荷蘭方面的動態，並通過荷屬東印度華僑留學的子女探聽當地情況，為國民政府及時掌握荷屬東印度情況作出了貢獻。[1]
1945年9月下旬，在荷蘭的華僑到中國駐荷蘭使館求助。因戰時華僑無法匯款回中國，戰爭結束後，華僑紛紛準備回款回中國，但荷蘭盾不是國際通用貨幣，需兌換為英鎊方能匯寄到中國國內。董霖乃吩咐秘書為華僑兌換，並代從英國倫敦匯款。回到倫敦後，董霖又發現中國農村無法收匯，正巧兩位途經倫敦的中國外交官在中國國內存有法幣，經協商匯價之後，終於解決了問題，兩位中國外交官收下英鎊，再以法幣交給華僑在國內的親屬。未料，後來荷蘭盾對英鎊升值，一些華僑向國民政府外交部控訴，認為使館從中牟利，損害華僑利益。董霖為避免這種中傷，特地請求國民政府外交部派員徹查。經過此事，董霖託病於1946年11月離開中國駐荷蘭大使任所回國。[1]
國共內戰
1947年初，回到中國的董霖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顧問兼美洲司司長，一直任至1948年12月。在外交部美洲司司長任上，董霖交涉辦理了中國與美國的一系列條約。[1]
第二次國共內戰中，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依賴美國援助，外交部的中心任務便是請求美國援助。當時，美國加強了對蔣介石政府的援助。董霖忙於同美國駐華使館商談經濟及軍事援助等問題，先後參與和經手了大量協定、換文，其中軍事方面有1947年11月中美互換同意美軍駐軍換文，1947年12月《中美海軍協定》；經濟方面有1948年7月《美國對華經濟援助協定》，1948年8月中美設立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換文；文化及慈善方面有1947年10月的中美《關於美國救濟援助中國人民之協定》，1947年11月中美《文化協定》等等。[1]
例如，美國國會通過《援華法案》，撥款3.38億美元為經濟援助、1.25億美元為軍事援助。此後，董霖代表中國政府與美國方面商談上述援款的具體實施辦法。因為此屬美國直接支持蔣介石政府內戰的行為，故外交部長王世傑為免泄密，要求董霖親自交涉。[1]
為了換取美國援助，董霖經手的這些協定、換文均依美國的要求籤訂。1948年7月，《美國對華經濟援助協定》簽字之前，王世傑認為協定規定美國方面有權對援華物資「直接監督及管理」，有損中國國體，故要求董霖交涉刪除相關條款。董霖對此十分不滿，追問王世傑，假如美國方面不同意刪除，中國政府是否拒絕協商從而放棄美援。董霖認為，這是中國人好面子的表現，毫無意義。[1]
1946年8月，中美簽署讓售戰時剩餘物資協定，美國將存於西太平洋的總價值約25.3億美元的戰時剩餘物資，以10%的價格「出售」給中國，中國則承諾將若干港口的房地產轉讓給美國駐華機構使用，以作為補償。但因中國各機構推諉，中國方面的承諾始終未能兌現。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為此大發脾氣，向蔣介石及行政院院長張群提出抗議。張群遂要求董霖牽頭處理。董霖迅速集合了有關部門負責人，商討出解決辦法，並且限期執行。問題很快解決。董霖自認為維護了美國方面的「合法」利益。但實際上，中國方面的利益由此受損。[1]
寓居美國
1948年12月20日，董霖升任外交部次長。此時，董霖知道中國國民黨大勢已去，便以處理中國駐法國使館凌其翰等人宣布起義事件、安撫中國駐外使館人心的藉口，於1949年10月飛抵歐洲。1949年12月，董霖電請辭職，由此脫離了中華民國政府。[1]
此後，董霖轉赴美國定居，以教學及著述為生。1957年春，獲聘為紐約聖若望大學研究院及大學部政治系主任兼教授。1962年秋，改任紐約市立大學研究院及昆士學院國際公法教授。[1]
1998年10月18日，董霖逝世，享年92歲。[1]
著作
- 董霖，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上海：光明書局，1930年
- 董霖，中國政府，上海：世界書局，1941年
- 董霖，戰前之中國憲政制度，台灣：世界書局，1968年
- 董霖、佩萱，法西斯主義與新意大利，黎明書局，1932年
- 董霖，中國與國際公法
- 董霖，近代中國之政治制度
- 董霖，聯合國制度下之國際組織
- 董霖，中國與列強
- 董霖，中國革命的回憶：1926～1949
- 董霖譯著，顧維鈞與中國戰時外交（傳記文學叢刊四十五），台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1]
- 董霖主編，國際公法與國際組織，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
- 佛勞林斯基（M. T. Florinsky），世界革命與蘇聯，董霖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