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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

經濟體制

計畫經濟（英語：Planned economy），又稱指令型經濟，是一種經濟體制，在這種體系下，生產、資源分配以及消費等各方面，都是根據經濟計畫進行的。「指令型經濟」通常和計畫經濟用法相同，但是詳加區分的話，指令型經濟是指生產工具公有的經濟體制。所以指令型經濟必定是計畫經濟，但計劃經濟卻不必然為指令型經濟。

時至今日，世界上的經濟體系大多是市場經濟體系和混合經濟體系。但仍有部份國家如朝鮮（但朝鮮黑市經濟的規模和影響力占優[1]）、古巴（現已宣布進入市場化的改革）採用計劃經濟；而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越南、老撾[2][3][4]則在改革開放與革新開放後逐漸走出了另一條發展道路。

淵源與發展

計劃經濟的起源是與對市場經濟的批判開始。一般來說，最早出現計劃經濟構想的是李斯特對於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的批判，當時是作為政府干預經濟行為的第一次理論闡述，之後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更是系統的闡述了政府對經濟干預的必要性和對經濟發展的主導性。受其影響德國誕生了經濟歷史學派，大力宣揚政府控制經濟行為，同時以這種思想主導德國的經濟發展，實現了德國的快速經濟發展，這類主張被稱為國有社會主義，或是馬克思、列寧口中的「國家資本主義」，這種靠政府干預執行計劃目標的經濟發展模式，本質上與計劃經濟的精神相近。之後由於一戰德國戰敗，政府失去了對國際經濟關係有效的控制能力，歷史學派走向消亡，但是之後德國經濟依舊保留很強的政府干預特色，納粹上台以後，重拾了歷史學派的做法，恢復了德國經濟。所以德國的混合經濟實際上是脫胎於早期的計劃經濟，但最後走向了市場。

蘇聯出現以後，計劃經濟的理論發展得到了提高，蘇聯經濟學家普列布拉津斯基寫了《新經濟》，系統完善的樹立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干預經濟的模式。蘇聯雖然經歷了特定方面的發展，但後又陸續開放計劃經濟的市場程度，勉力維持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經濟實力直到被日本超過，蘇聯以經互會為媒介通過計劃經濟方式影響他國經濟，使得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成為世界上影響力最大也最主要的計劃經濟模式，可是1991年後隨着蘇聯解體，經互會解散，國際化下無力競爭的計劃經濟集團市場徹底崩潰，純粹的計劃經濟實行失敗，影響力便逐漸式微。中共則從早先的依樣照抄再到宣稱該體系與社會主義之間不存在必然關係，計劃經濟讓路並證明可行後便與之脫鉤，即使是現在引入的經濟計劃也是完全基於市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其中便是進一步建立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5]。

特點

在計劃經濟下，三個經濟問題都是根據經濟計劃決定的。所謂的三個經濟問題是指：生產什麼、怎樣生產和為誰生產。計劃經濟下的大部份資源根據經濟計劃分配，而不是由市場價格來決定。舉例來說，經濟計劃要求種植蘋果，在計劃經濟下，被選中的個人集體（一般為符合該類生產的要求）都要按指示進行種植蘋果的工作，但事實上實際生產的產品可能不符合實際需求。

計劃經濟中的私人企業也要受經濟計劃指示運作。私人企業要生產甚麼，由經濟計劃作主；私人企業以甚麼方法生產，由經濟計劃決定；生產出來的東西又如何分配，也是經濟計劃決定。受操控著的生產供應、價格以至銷售渠道，都是由經濟計劃決定。

計劃經濟是部分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常見的屬性之一，因此有時候計劃經濟又常被解釋與共產主義相通。隨着蘇聯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擴大，受到蘇聯影響的地區都或多或少的實行計劃經濟政策。主要根據馬克思的資本論（要有意識地計劃控制生產），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理論來開展，提倡和實踐計劃經濟是在列寧時期（斯大林時期）。最典型的計劃經濟例子數以蘇聯。而現存的少數例子則是朝鮮（但黑市經濟的規模和影響力占優[1]）、古巴（正在廢除）等。

中央計劃經濟

優勢

計劃長遠

一個政策在自由放任環境下，可能會不受人為控制地產生不可預知的問題。但在中央計劃經濟裡由政府計劃、預先設計好，一些可預期的問題就有機會避免。舉例來說，政府規劃一個城市的交通網絡時，管制個人私家車擁有數目，便可減少如塞車等交通問題。對於國家發展的長遠規劃較完善，比較不會有短視近利的缺點。

傾斜優先，發展快速

實行中央計劃經濟的國家，常是後發的落後國家想要趕超先進國的發展，基本上都是把有限的經濟資源不計收益的傾斜於某方面的發展。比如教育、交通、重工業、醫療等等，使其短時期內實現飛躍。蘇聯於1930年代將私人消費上限設為全國生產總值的50%[6]，繼此蘇聯於重工業實現了飛躍性的發展，但同時其農業板塊亦遭到巨大打擊。

社會福利

某些社會福利措施不適合完全以市場價格來分配或是市場機制不容易出現，例如教育、醫療、交通、老人照護。實行中央計劃經濟的國家，得以直接且公平的配置合適的資源，而不會受到市場影響。成功的中央計劃經濟國家，其公共福利水平都是較高的，而具體福利則需要視政府能控制資源多寡而決定。國際比較顯示，實行中央計劃經濟的國家的某些生命指標，例如兒童死亡率和預期壽命都高出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儘管這些數字經常是由這些國家自己公布的數據並且具體標準也有不同之處。[7]

弊端

如果有某個人或者相對小規模的機構，能完全知道社會中每個人對所有物品的需求強度，然後根據這些強度總和迅速反應，精確的分配所有資源、人力、財力進行各種所有物品生產，這樣理想狀態下的中央計劃經濟，的確是所有經濟形態中最高效的。但當然，顯而易見的，這個人或者這個小規模機構在人類可預見的將來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算上家庭這種極小的人口經濟體才可以勉強達到計劃經濟的理想狀態，甚至許多父母對家庭成員都做不到這樣的分配，而且家庭團體擴張下會更困難，而社會也是如此。所以現實上的中央計劃經濟，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低效率社會資源分配，與造成顯而易見的產能失調。而這還是私有化的狀態，如果資產徹底公有化更會導致生產力大幅下降與資源的過度浪費。

資源分配無效率

微觀資源無法有效分配，是中央計劃經濟裡最受批評的要點。因為國家所有資源都由政府決定，私人不掌握生產資料，於是乎國家可以罔顧私人的實際需要而進行經濟計劃。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路德維希·馮·米塞斯主張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因為經濟計算問題（economic calculation problem）註定了政府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複雜萬分的經濟體系。只要缺乏了價格機制，社會主義政府因為資訊不對稱而無從得知市場需求的情報，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計畫的失敗和經濟的徹底崩潰。

舉例而言，當國家要求全國廣種蘋果時，事實可以是民眾對芒果需求高於蘋果。如是者，多種出來的蘋果就會形成浪費，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政府卻沒有合適的機制（取代貨幣機制）可以準確而迅速的知道民眾對芒果或蘋果的正確需求。這便是說，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較高，政府仍不知道應該少種多少蘋果，多種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現在少種了多少芒果，多種了多少蘋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後芒果成熟時，廣大人民的需求有沒有轉變。這可能導致浪費和短缺。

缺乏積極進取的誘因

即使政府有效率的分配了資源，但中央計劃經濟下的效率通常還是低落的，主因是經濟決策缺乏私人參與，而是由政府一個全權決定。即是說，中央計劃經濟下缺少私人競爭。缺少私人競爭，就難以有效提高效率，以至價格也不能通過競爭而有所調整，個人的收益或物質回報也無從改變。個體的努力並沒有相應的物質回報，反而個體的怠惰無能的經濟仍然能得到整體平均的物質回報，由整體來共同承擔怠慢，共同享受努力的成果，從而演變成為平均主義。這便使得中央計劃經濟下的微觀個體缺乏積極進取、爭取效率的誘因。因此發展緩慢，如蘇俄開始在1980年代技術落後美國，儘管武器產量差不多甚至更高，卻無法帶動足夠的創新，龐大的總體國力也停滯不前了，直到21世紀後才開始復甦成長。 這也是中國1978年決定開始改革開放，1992年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因素之一。

減少個人自由

中央計劃經濟意味着經濟活動多由政府決定，而不是個人決定，個人的經濟決策自由就被犧牲。對於重視個性化的消費者，這造成負效用。經濟決策上的個人自由被壓抑有可能進一步導致其他領域的自由被破壞。1980年代，左翼理論家麥可·阿爾伯特（Michael Albert）和經濟學家羅賓·漢內爾（Robin Hahnel）為了平衡這個缺點便提出參與型經濟的設想，希望能解決這個問題。然而參與型經濟還沒有在任何一國範圍以上實施的例子。

尋租、不公平、腐敗

中央計劃經濟下政府擁有管制生產活動的權力，官員便因此得以利用管制權力從中獲利。這種獲利的型態，有的是非法貪污、有的是合法但不合理的規費稅捐，也有的是政策選定重點發展的對象以外被犧牲的弱勢者的利益。這些原本應屬於社會大眾的共同利益，因為計畫管制的關係而落入政府或官員私人的手裡、或是不公平的剝削。這不但妨礙了資源的公平運用、扭曲經濟發展的規律，也形成特權階級，產生社會矛盾，甚至衝突。 市場經濟體制的合法剝削和高層腐敗也因為類似的原因產生。

造成的結果

易造成均貧現象（實質是消費品不足、經濟落後而非資本主義的貧富分化）、在經濟落後的條件下可能造成政治經濟體系崩潰。例如蘇聯解體。

分散計劃經濟

分散計劃經濟是計劃經濟的一種類型，其中消費品和資本品的投資和分配根據廣泛的經濟計劃明確說明，並通過分散的經濟主體甚至是生產單位本身的分布式網絡來建立和運作協調。這通常與中央計劃經濟形成對比。[8][9][10]

實例

革命加泰羅尼亞

主條目：集體無政府主義
參見：西班牙內戰中的無政府主義加泰羅尼亞

在1936年西班牙革命期間，整個無政府主義西班牙（尤其是無政府主義加泰羅尼亞）已經實施了一些分散計劃經濟的做法。[11][12]

現今常見中央計劃經濟行為

就廣義而言，凡是政府對市場進行干預時，或者說是違反自由經濟時，就是一種中央計劃經濟的實現，故嚴格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或是市場經濟國家事實上並不存在。這行為為的是彌補資本主義自由經濟下的弊端，通常是長期的限制，而且若不限制即有可能導致一個國家自由經濟的崩盤。以下皆是現今常見政府計畫經濟中限制的對象：

參見

參考文獻

  1. ^ 1.0 1.1 存档副本. [2023-01-3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1-31）. 
  2. ^ 1986年，老挝和越南同时革新开放，30多年过去了，如今状况如何？. [2020-05-3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10）. 
  3. ^ 老挝的“革新开放”. [2020-05-3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3）. 
  4. ^ Prayaga, M. (2005). Renovation in vietnam since 1988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PhD thesis). Sri Venkateswara University. Chapter IV: The Metamorphosed Foreign Relations, p. 154.
  5. ^ 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公报. 財新網. [2020-11-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23）. 
  6. ^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322–3. ISBN 0-394-54674-1. 
  7. ^ Michael Ellman(2014). Socialist Plan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SBN 1107427320 p. 372.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8. ^ Lange, Oskar. The Computer and the Market. Calculemus.org. 1979 [12 September 20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7）. 
  9. ^ Cottrell, Allin; Cockshott, W. Paul (1993). Towards a New Socialism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Nottingham, England: Spokesman. Retrieved 17 March 2012.
  10. ^ Medina, Eden. Designing Freedom, Regulating a Nation: Socialist Cybernetics in Allende's Chile. J. Lat. Am. Stu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8 (38): 571–606. S2CID 26484124. doi:10.1017/S0022216X06001179. 
  11. ^ Wetzel, Tom. "Workers Power and the Spanish Revolution"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12. ^ Dolgoff, Sam, ed. (1974). 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1st ed.). Free Life Editions. p. 114. ISBN 978091415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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