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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曼·斯科特

美国海军少将

諾曼·斯科特（英語：Norman Scott，1889年8月10日—1942年11月13日），美國海軍少將，榮譽勳章受勛者。1911年畢業於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隨美軍雅各·瓊斯號驅逐艦赴歐洲作戰，在處置一起U型潛艇襲擊中表現突出。一戰後期，斯科特返回海軍部，曾短暫擔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海軍事務助理。兩次大戰間期，他先後在不同軍艦上服役，二戰前夕擔任彭薩科拉號重巡洋艦（英語：USS Pensacola (CA-24)）艦長。

諾曼·斯科特
Norman Scott
Norman Scott
諾曼·斯科特少將，攝於1942年
出生(1889-08-10)1889年8月10日
美國印地安納州印第安納波利斯
逝世1942年11月13日(1942歲—11—13)（53歲）
所羅門群島薩沃島海域
效命 美國
軍種 美國海軍
服役年份1911年-1942年
軍銜海軍少將
部隊第64特遣艦隊
統率彭薩科拉號重巡洋艦（英語：USS Pensacola (CA-24)）
參與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獲得勳章榮譽勳章（追授）
紫心勳章
配偶瑪喬麗·斯科特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斯科特晉升為海軍少將，帶領艦隊投入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1942年10月11日夜，斯科特在埃斯佩蘭斯海角以經典的T字戰法（英語：Crossing the T）取得二戰美國海軍水面艦隊的首場勝利，一舉打破了日本海軍「夜戰不敗」的神話。1942年11月13日瓜達爾卡納爾海戰首夜，斯科特隨另一位美軍少將丹尼爾·卡拉漢指揮的第67特遣艦隊（英語：Task Force 67）第4支隊於薩沃島海域迎擊前來炮轟瓜島亨德森機場的日軍艦隊，混戰中在座艦亞特蘭大號輕巡洋艦（英語：USS Atlanta (CL-51)）上中彈陣亡，後追授榮譽勳章。他是美國海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殉職的第二位將軍[註 1]。美軍有兩艘驅逐艦以他的名字命名。

早年生涯

諾曼·斯科特1889年8月10日出生於印地安納州首府印第安納波利斯。其父羅伯特·F·斯科特來自愛爾蘭的多尼戈爾郡，其母瑪莎為印第安納波利斯本地人[2]。兩人育有四子，諾曼是其中一個。在當地的肖特里奇高中（英語：Shortridge High School）畢業後，斯科特於1907年在州議員阿爾伯特·貝弗里奇（英語：Albert J. Beveridge）推薦下進入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就讀[3]。日後企業號航空母艦艦長喬治·穆雷（英語：George D. Murray）、大西洋艦隊司令奧斯卡·白吉爾（英語：Oscar C. Badger II）、羅斯福總統的海軍事務助理丹尼爾·卡拉漢等與他同期[4]。在校期間的斯科特十分熱衷格鬥，尤其擅長擊劍。他曾在全美軍校擊劍比賽中擊敗西點軍校選手奪得冠軍，一時聲名鵲起[5]。斯科特於1911年從海軍學院畢業，首先分配到愛達荷號前無畏艦，後接連調至詹金斯號驅逐艦、迪克西號驅逐艦母艦（英語：USS Dixie (1893)）和艾門號驅逐艦，並於1912年3月晉升為海軍少尉[6]。1916年7月，他被任命為雅各·瓊斯號驅逐艦副艦長（英語：Executive officer）[3]。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戰間期

 
斯科特（下排右一）和其他美軍軍官1938年訪問巴西時的合影。

1917年4月，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瓊斯號前往大西洋海域，負責在愛爾蘭海巡邏並為協約國商船提供護航。1917年12月6日，該艦在巡邏途中遭德帝國海軍U艇王牌漢斯·羅斯（英語：Hans Rose）指揮的U-53號潛艇雷擊，短短8分鐘即沉入海底。危急時刻，斯科特沉着指揮艦員將艦橋上的救生圈和防破片網拋入大海並幫助部下有序棄艦逃生，許多艦員因此得救，他也因優異表現獲得表彰。[3]

瓊斯號損失後，斯科特被分配到梅爾維爾號驅逐艦母艦（英語：USS Melville (AD-2)）。1918年1月他離開前線返回美國，在華盛頓的美國海軍作戰部長辦公室工作了14個月，並從1918年9月起額外擔任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海軍事務助理。隨後斯科特搭乘杜邦號驅逐艦前往同盟國占領下的君士坦丁堡，指揮一支鷹級巡邏艇（英語：Eagle-class patrol craft）支隊執行遠洋巡邏任務，並於1920年2月重返本土海軍部，後就職於海軍通訊局及海軍航務局（英語：Bureau of Navigation (United States Navy)）。[3]

斯科特的1920年代大半在航海中度過。1920年6月他重返驅逐艦隊，任斯托德特號驅逐艦（英語：USS Stoddert (DD-302)）副艦長，後又在紐約號戰列艦和駐夏威夷珍珠港的第14海軍軍區服役。1924年至1930年間，斯科特歷任愛達荷號和艦隊旗艦加利福尼亞號軍官，以及海軍作戰艦隊（英語：Battle Fleet）參謀部副官。1927年至1930年，他還在母校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任教，教授電氣工程與物理學。30年代初，斯科特曾在太平洋艦隊指揮過兩艘驅逐艦麥克利什號（英語：USS MacLeish (DD-220)）和保羅·瓊斯號（英語：USS Paul Jones (DD-230)）。1932年至1934年，他前往美國海軍戰爭學院進修高級軍官課程。此後，他在輕巡洋艦辛辛那提號（英語：USS Cincinnati (CL-6)）上任副艦長，長期於海上執勤。1937年至1939年間他作為美國海軍使團一員出訪巴西，回國後晉升為上校，並成為彭薩科拉號重巡洋艦（英語：USS Pensacola (CA-24)）艦長，這是他第一次指揮主力艦隻。[3]

第二次世界大戰

 
時任彭薩科拉號重巡洋艦（英語：USS Pensacola (CA-24)）艦長的斯科特上校，攝於1940至1941年間。

1941年11月29日，斯科特率彭薩科拉號離開珍珠港，護送一支運輸艦隊前往菲律賓馬尼拉，增援當地美軍兵力。12月7日時，該艦隊正在夏威夷西南約2,000英里（3,219公里）的菲尼克斯群島，幸運地躲過了日本對珍珠港的空襲[7]。鑑於菲律賓局勢惡化，12月9日，美國陸海軍聯席會議命令他放棄馬尼拉的運輸任務，返回檀香山[8]。隨後斯科特從前線調回華盛頓，擔任海軍作戰部長歐內斯特·金上將的參謀[9]。按照中途島海戰的英雄雷蒙德·斯普魯恩斯中將的說法，斯科特顯然很不樂意在這一關鍵時刻從事文職工作，於是他「故意把身邊的每件事都弄得一塌糊塗，直到最終得償所願——派回海上執勤」[5]。1942年5月，斯科特晉升為海軍少將，派往太平洋戰場擔任作戰指揮[9]。在美國海軍內，斯科特以鬥志旺盛聞名，有人甚至認為他「像個小哈爾西」——後者是指揮過突襲馬紹爾及吉爾伯特群島和空襲東京等大膽行動，人稱「蠻牛」的猛將[5]。

但機會並不永遠垂青鬥士。1942年7月，盟軍開始為旨在反攻所羅門群島的「瞭望塔行動」聚集力量。斯科特負責指揮第62特遣艦隊第四支隊（Task Group 62.4，含旗艦輕巡洋艦聖胡安號（英語：USS San Juan (CL-54)）、澳大利亞輕巡洋艦霍巴特號（英語：HMAS Hobart (D63)）和兩艘驅逐艦），為登陸瓜達爾卡納爾島總指揮凱利·特納（英語：Richmond K. Turner）少將的運輸艦隊提供掩護[10]。就在美軍成功登陸瓜島兩天後，他目睹了被稱為「美國海軍二戰最恥辱慘敗」的薩沃島海戰[11]。當時他的TG 62.4正在薩沃島以東佛羅里達島和瓜島之間的東方水道上沿南北向巡邏，和日軍中將三川軍一的艦隊最近距離不過15,000碼（13,716公尺）。然而日艦隨即以24節高速折返逃逸，未與TG 62.4發生交火[12]。兩周後，斯科特擔任第18特遣艦隊哨戒艦隊指揮官，負責為胡蜂號航空母艦護航[13]。這一次，誤以為交戰尚早的航母戰鬥群司令弗蘭克·弗萊徹中將在交戰前夕下令第18特遣艦隊南返加油，導致其錯過了24日的東所羅門海戰[14]。就這樣，斯科特在瓜島戰役的前三個月一直與大戰擦肩而過[9]。

埃斯佩蘭斯角海戰

主條目：埃斯佩蘭斯海角海戰

準備

1942年9月的美軍正深陷危機。在海上，薩拉托加號航空母艦在8月31日被日軍潛艇擊傷，胡蜂號則在9月15日被潛艇擊沉，美軍在太平洋戰區一度僅一艘航母可用[15]；在瓜島，日軍通過用驅逐艦分批偷運援兵上岸的「東京快車」增強了兵力，於9月12日至14日多次衝擊埃德森嶺，威脅到至關重要的亨德森機場[16]。迫於壓力，9月20日南太平洋戰區（英語：South Pacific Area）司令羅伯特.戈姆利（英語：Robert L. Ghormley）中將下令在10月8日將陸軍第164步兵團（英語：164th Infantry Regiment (United States)）從努美阿運上瓜島，預計10月13日到達[17]。作為行動的一環，斯科特被任命為新編第64特遣艦隊（Task Force 64）指揮官，負責從西翼掩護運輸船隊，並摧毀前來炮轟或增援瓜島的日軍艦隊[5][17][18]。

斯科特在上任伊始就立刻為此次作戰行動展開了周密的準備。他清醒地認識到美日雙方在戰鬥水準上的巨大差距，因而擬定了一個簡單直接的方案，以儘量實現可達成目標[17]。根據方案，美軍艦隊將排成一列縱隊，驅逐艦位於隊列兩端，巡洋艦居中。艦載雷達發現敵人後，驅逐艦將用探照燈對目標進行照射，並分別用魚雷和艦炮攻擊大型和小型目標。巡洋艦一旦發現目標即可自行開火，無需等待命令。艦載水上飛機負責發現並用照明彈指示敵艦方位。若敵方驅逐艦占優，美軍將分散編隊以減小目標[19]。為了能在三周內追上苦練夜戰二十年的日本海軍，斯科特對艦隊進行了斯巴達式的高強度訓練[20]。每天晚上，TF 64都會處於戰備狀態，出海實施射擊和高速機動演練，並按方案進行模擬戰鬥[21]。這種回歸基礎、雷厲風行的作風令他深受官兵愛戴。亞特蘭大號（英語：USS Atlanta (CL-51)）上的一名軍官回憶道：「斯科特集勇氣、智慧與洞察於一身，這三者往往能成就一名戰士。」[22]10月8日，TF 64進行了最後一次夜戰演習，斯科特即將直面日軍「東京快車」的挑戰，並予以迎頭痛擊[22][23]。

交戰

 
埃斯佩蘭斯角海戰中被重創的日軍旗艦青葉號，攝於戰鬥結束後。

10月11日，日軍少將五藤存知率三艘重巡洋艦青葉號、古鷹號和衣笠號及兩艘驅逐艦吹雪號和初雪號組成的炮擊群從肖特蘭出航前往瓜島，準備掩護城島高次（日語：城島高次）少將的增援群（水上飛機母艦兩艘、驅逐艦六艘）向瓜島輸送援軍，並在夜間炮轟亨德森機場[24]。當天下午，日軍艦隊在科隆班加拉島和喬伊索島之間海域被盟軍偵察機發現。斯科特聞訊後隨即於16時07分率TF 64駛向瓜島準備攔截[25]。他的TF 64擁有兩艘重巡洋艦舊金山號（英語：USS San Francisco (CA-38)）和鹽湖城號、兩艘輕巡洋艦海倫娜號（英語：USS Helena (CL-50)）和博伊西號（英語：USS Boise (CL-47)）以及一個中隊共五艘驅逐艦[26]。由於對新型SG厘米波雷達不熟悉，又不信任老式SC米波雷達的可靠性，斯科特依照傳統選擇重巡舊金山號作為旗艦，同時關閉全艦的SC雷達，由裝備SG雷達的兩艘輕巡為艦隊導引[27]。22時33分，斯科特艦隊通過埃斯佩蘭斯角，隨即按方案轉換為作戰隊形。三艘驅逐艦法倫霍特號（英語：USS Farenholt (DD-491)）、鄧肯號（英語：USS Duncan (DD-485)）和拉菲號打頭陣，四艘巡洋艦居中，布坎南號（英語：USS Buchanan (DD-484)）和麥卡拉號驅逐艦（英語：USS McCalla (DD-488)）殿後[28]。

斯科特並不知道，早在23時25分，海倫娜號便已用SG雷達發現了五藤艦隊的方位，並在海圖上測繪出了其大致軌跡。但由於溝通不暢，該艦在整整17分鐘後才將敵情傳達給艦隊司令[29][30]。此時一件意外打亂了他的判斷：由於逼近薩沃島西岸的巡邏線終點，斯科特在23時33分下令艦隊左轉折返，以230航線向西南航行。艦隊的三艘前衛驅逐艦在轉向中掉隊至艦隊右側，並一度失聯。此時此刻收到敵情通報的斯科特便認定兩艘輕巡發現的不過是那三艘掉隊的友軍驅逐艦[28]。法倫霍特號隨後報稱其位於艦隊右舷，進一步加深了他的誤解，導致他遲遲無法下定決心投入交戰[31][32]。至23時45分，雙方的距離接近到5,000碼（4,572公尺），海倫娜號的瞭望哨已能用肉眼觀測目標。海倫娜號艦長胡佛（英語：Gilbert C. Hoover）上校堅信自己發現的確為敵人，時不我待，便按美國海軍通用信號規章向司令連發兩遍無線電信息：「Interrogatory Roger」，意為「是否允許開火」[33][註 2]。斯科特卻把這裡的「Roger」當成無線電通訊用語（英語：Procedure word）中的「收到」，於是回了兩個「Roger」，表示他確實收到了信息[34]。以為得到許可的海倫娜號於23時46分率先向右舷目標開火，埃斯佩蘭斯角海戰在雙方指揮官都不知情的情況下爆發了[33]。

 
博伊西號（英語：USS Boise (CL-47)）執行了斯科特戰前「主炮要連射，不要等齊射（英語：Broadside）」的命令，發揮出「機槍般」的猛烈火力。照片攝於1944年初新幾內亞戰役期間。

斯科特是十分幸運的。在日軍艦隊從西北方殺來時，美軍艦隊剛好完成向西南的變向機動，航線橫跨日軍艦隊，形成了T字橫頭（英語：Crossing the T）的有利陣型[35]。五藤自恃日軍「夜戰無敵」，沒有料到入夜後還能遇到美軍艦隊，整場戰鬥儼然成了薩沃島海戰的逆向翻版[36]。戰鬥伊始，博伊西號的6英寸艦炮（英語：6"/47 caliber gun）就以一輪「機槍般的連續射擊」橫掃青葉號艦橋[37]。不明就裡的青葉號以燈光信號呼救：「我是青葉」，結果引來更多美艦的猛烈炮擊，五藤本人也被炮彈擊中，傷重不治[38][39]。

然而斯科特此時卻仍因擔心誤擊友軍（英語：friendly fire）而舉棋不定。23時47分，他下令全艦隊停火以便確認己方前衛驅逐艦的方位，這險些將出其不意的戰術優勢拱手讓出[40][41]。但當時美軍一心為報薩沃島海戰一箭之仇，下至普通水手上到旗艦舊金山號的艦長都對停火令陽奉陰違。少將後來承認：「讓艦隊停火費了一些時間。事實上，艦隊從來沒有完全停火過。」[38]在此期間他用無線電和第12驅逐艦中隊指揮官托賓取得聯繫，並確認了法倫霍特號發出的燈光識別信號，才最終確認目標無疑，一來一去浪費了4分鐘時間[40]。

23時51分，美軍重新開火。慌亂之中，日軍艦隊分兵兩路，開始向西北方逃避[42]。位於艦隊古鷹號見旗艦青葉號有難，主動衝上來掩護其撤退，隨即遭到美軍圍攻。一枚炮彈擊中了古鷹號艦舯的九三式氧氣魚雷發射管，頓時將其化作一支燃燒的火炬，吸引來更多炮火[43]。古鷹號最終因大量進水於次日凌晨2時28分沉沒[44]。吹雪號驅逐艦由於和旗艦青葉號一同右轉，與美軍艦隊距離僅1,400碼（1,280公尺），目標極為清晰，因此完全暴露在巡洋艦的重點攻擊下，1分鐘內便被擊沉[45]。23時54分，斯科特下令整隊，航向轉向西北，準備追擊日軍艦隊。他向戈姆利（英語：Robert L. Ghormley）中將和陸戰1師師長亞歷山大·范德格里夫特少將發報：「與敵重巡洋艦交戰中。」[44]進入追擊階段，TF 64遭到了日軍精準的艦炮還擊。博伊西號被衣笠號重創，險些沉沒[46]。鹽湖城號為掩護博伊西號和衣笠號展開交火，互有損傷[47]。0時16分，斯科特命舊金山號轉向330度，試圖繼續追擊。然而此時日軍已近完成撤退、美軍編隊又顯鬆散、加上擔心舊金山號被後續艦隊誤認為敵艦，他於0時20分下令停火，並在8分鐘後中止對日軍的追擊行動，向西南方脫離，同時搜尋失聯的博伊西號和法倫霍特號。至此埃斯佩蘭斯角海戰結束[42][48]。

尾聲

10月12日上午，斯科特帶領TF 64返回聖埃斯皮里圖島，受到了英雄般的熱烈歡迎。他的威名迅速傳遍全南太平洋戰區（英語：South Pacific Area），並伴隨他終生[49]。在戰況匯報中，斯科特手下的艦長們認為美軍共擊沉日軍巡洋艦3艘、驅逐艦4艘，他本人對此有所保留。事實上美軍只擊沉了重巡洋艦古鷹號和驅逐艦吹雪號，自身付出了鄧肯號（英語：USS Duncan (DD-485)）沉沒、博伊西號（英語：USS Boise (CL-47)）、鹽湖城號和法倫霍特號（英語：USS Farenholt (DD-491)）大修的代價[50]。並且，他也未能成功阻止城島高次（日語：城島高次）的增援群向瓜島輸送兵力的行動。儘管如此，斯科特在埃斯佩蘭斯角的勝利提振了薩沃島以來美軍的低迷士氣，為亨德森機場爭取了一天的安全，同時粉碎了日軍水雷戰隊夜戰戰無不勝的神話[51]。日軍在戰報中苦澀地寫道：「天命在薩沃島近海海戰（日方對埃斯佩蘭斯角海戰的稱呼）中拋棄了我們，令我軍蒙受重大損失......對於以夜戰見長的我軍水雷戰隊，未來一片黑暗。」[52]

第一次瓜達爾卡納爾島海戰

主條目：瓜達爾卡納爾海戰
 
斯科特最後的座艦亞特蘭大號（英語：USS Atlanta (CL-51)）。排水量6,000噸，8座雙聯裝127毫米高平兩用炮。該級設計初衷是為艦隊提供防空火力，並不擅長水面戰鬥。

11月8日，美軍情報部門獲悉日軍即將再次大舉進攻瓜島。次日，斯科特奉南太平洋戰區（英語：South Pacific Area）新任司令威廉·哈爾西中將命令帶領TG 62.4特遣艦隊從聖埃斯皮里圖島出發，沿聖克里斯托瓦爾島北上，於11月12日與丹尼爾·卡拉漢少將指揮的第67特遣艦隊（Task Force 67）匯合，搶先日軍一步在瓜島倫加海角（英語：Lunga Point）卸下了陸軍第182步兵團（英語：182nd Infantry Regiment (United States)）等共5,500人和一批給養[53][54]。當天下午，登陸總指揮特納（英語：Richmond K. Turner）少將得知有巡邏機發現日軍艦隊正從所羅門群島以北駛來，判斷其很可能計劃趁夜炮擊亨德森機場。他命令運輸艦迅速撤離，留下斯科特和卡拉漢的軍艦準備在瓜島以北海面迎擊日軍[55]。在艦隊司令人選上，特納不顧斯科特為美軍旗開得勝的戰績，以「卡拉漢比斯科特早15天晉升少將」為由任命尚無對日海戰經驗的卡拉漢作為TG 67.4的指揮官[56]，這反映出當時美國海軍談資論輩的官僚作風[57]。卡拉漢沿用了斯科特的戰術，但並未向各艦下達作戰方案[58]。12日夜，卡拉漢率TG 67.4啟航，以14節的航速向倫戈海峽（英語：Lengo Channel）前進，計劃在午夜時分於薩沃島海域迎擊阿部艦隊[59]。美軍艦隊共2艘重巡洋艦、3艘輕巡洋艦以及8艘驅逐艦，6,000噸的亞特蘭大號輕巡洋艦（英語：USS Atlanta (CL-51)）上升起了副司令斯科特的少將旗，為這艘脆弱的防空巡洋艦帶來了極大的鼓舞[60]。他們面對的是日軍中將阿部弘毅指揮的2艘金剛級戰列艦比叡號和霧島號、1艘輕巡洋艦和11艘驅逐艦，無論在艦炮還是魚雷敵方均具有明顯優勢[61]。

交戰與殉職

11月13日01時24分，海倫娜號憑藉SG雷達再次率先發現日軍艦隊，比對方整整早了18分鐘[62]。但一如埃斯佩蘭斯角海戰中的斯科特，卡拉漢也並不相信日軍艦隊近在咫尺，為了避免誤擊友軍他首先下令全艦用無線電向旗艦舊金山號重巡洋艦（英語：USS San Francisco (CA-38)）報告方位，浪費了12分鐘時間[63]。01時37分，他終於下令艦隊向北右轉，試圖重演斯科特的制勝法寶——搶占日艦的T字橫頭（英語：Crossing the T），但這最終卻將美軍帶入了一場血腥的混戰：位於美軍隊首的庫欣號驅逐艦（英語：USS Cushing (DD-376)）由於離日艦過近，為避免相撞猛向左轉，後續的三艘驅逐艦連同亞特蘭大號也跟着轉舵，結果意外把整個艦隊帶入了阿部艦隊正中央，原本的伏擊戰變成了遭遇戰[63]。雙方隨即在不足2,000碼的距離上短兵相接，頓時火光沖天。用一名美軍艦長的話說，猶如「在熄了燈的酒吧裡的一場群毆」[64]。

幾乎就在卡拉漢下令開火的同時，日軍比叡號戰列艦和曉號驅逐艦突然打開探照燈，徑直照在斯科特的座艦亞特蘭大號上。斯科特的一名參謀日後回憶，其光源之近、光線之強，幾乎令艦橋上的人感到逼人的熱量[65]。亞特蘭大號立刻對光源還擊並進行反照射，但同時遭到了比叡號、曉號、雷號和電號的大小艦炮圍攻，又被兩發魚雷命中輪機艙，喪失了動力，開始向南漂流[66][67]。就在此時，兩輪大口徑炮彈突然從3,500碼外襲來，準確命中了亞特蘭大號的艦橋，上層結構頓時面目全非，人員死傷慘重。斯科特少將在這輪炮擊中當場陣亡，一同陣亡的還有他的三名參謀。而一直陪同斯科特的亞特蘭大號艦長詹金斯上校，則剛好因有事走開，奇蹟般躲過一劫[68]。

包括日本官修的《戰史叢書》在內，以往戰史大多認為斯科特是死於日軍炮火[69]。而海軍歷史學家理查德·弗蘭克（英語：Richard B. Frank）等對此進行研究後發現，亞特蘭大號其實是在美軍旗艦舊金山號準備向敵艦開火時漂進了其射線，被友軍誤擊（英語：friendly fire）所傷。其中彈部位遍布舊金山號的8英寸（203公釐）炮彈獨有的綠色染色劑，進一步支持了這一觀點。數分鐘後，舊金山號在和日軍旗艦比叡號的決鬥中被炮火重創，卡拉漢少將也步了斯科特的後塵[70]。夜戰開始不到一小時，美軍已經損失了兩位少將和多艘軍艦。但他們的犧牲並沒有白費：這場海上的白刃戰令日軍司令阿部中將精神崩潰，在不明美軍虛實的情況下，他對繼續深入失去了信心，最終放棄了炮擊亨德森機場的任務，帶着艦隊倉皇北撤。一同撤退的還有田中賴三（日語：田中頼三）少將指揮的、原定支援瓜島陸上作戰的「東京快車」運輸艦隊[71]。戰鬥以美軍的戰術勝利告終。戰鬥結束後，水兵們為斯科特舉行了海葬[72]。其座艦亞特蘭大號因傷勢過重，於13日下午由美軍自行鑿沉[73]。

1942年11月19日，南太平洋戰區司令哈爾西晉升為海軍上將。授銜儀式上，他換下象徵中將的兩枚三星領章，分別寄送給斯科特少將和卡拉漢少將的遺孀，表示：「我能得到這第四顆星（上將軍銜），完全仰仗斯科特和卡拉漢的非凡勇氣。」[74]

對美軍戰術的影響

斯科特是第一位在水面戰鬥（英語：Surface warfare）中戰勝日本海軍的美軍指揮官，他首創的戰術對其他指揮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9]。作為在馬漢的制海權理論影響下成長的海軍將官，他堅信艦炮而非魚雷才是戰鬥走向的主宰者並將該觀念貫徹於制定的戰術中，而對於日本新型九三式氧氣魚雷的強大威力幾乎一無所知[75]。因此，他選擇了最適合巡洋艦重炮發揮火力的單縱陣，而驅逐艦僅擔任艦隊前後護衛。在勝利後的一片歡呼聲中，只有太平洋艦隊司令（英語：Commander, U.S. Pacific Fleet）尼米茲上將一針見血地指出，由於驅逐艦分散在編隊中的前列與後列，且離巡洋艦很近，令其無法脫離編隊齊射魚雷，導致艦隊能齊射的25枚魚雷只發射了7枚，且無一命中[76]。

遺憾的是，許多美軍指揮官同樣將馬漢的「大艦巨炮」思想奉為圭臬，埃斯佩蘭斯海角海戰的「大捷」反而加深了他們「僅靠艦炮即可贏得戰鬥」的錯誤認知。在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以及新喬治亞島戰役前半段的戰鬥中，美軍指揮官經常選擇模仿斯科特的戰術，以求重現他的勝利，但結果往往是災難性的：一個月後的瓜達爾卡納爾海戰中，丹尼爾·卡拉漢少將完全照搬了斯科特的戰術，一艘輕巡洋艦和四艘驅逐艦在一小時內的混戰中沉沒，其中四艘被日軍魚雷擊沉[77]；同月，塔薩法隆加海戰（英語：Battle of Tassafaronga）的指揮官卡爾頓·萊特（英語：Carleton H. Wright）少將重犯了斯科特遲疑不決和過度集火的錯誤，再次遭到日軍氧氣魚雷的痛擊；即便九個月之後，瓦爾登·安斯沃思（英語：Walden L. Ainsworth）少將仍然迷信雷達瞄準的6英寸（152公釐）艦炮威力並頑固地將驅逐艦用於防守，結果在庫拉灣和科隆班加拉海戰（英語：Battle of Kolombangara）中吃了大虧。更為遺憾的是，斯科特自己本有可能對這一戰術作出改進，但卻在一個月後的下一場戰鬥中便中彈殉職，針對日軍夜戰的作戰綱領直到1944年索羅門群島戰役結束後才由太平洋司令部發布[78]。至1943年下半年，美軍在維拉灣海戰中終於重新認識到艦炮結合魚雷的錘砧戰術（英語：Hammer and anvil）在水面戰鬥中的強大威力，並由阿利·伯克上校在聖喬治角海戰中進一步發揚光大。這一戰術在1944年萊特灣大海戰的蘇里高海峽夜戰中臻於完善：美軍驅逐艦先主動發射魚雷重創日軍戰列艦，再由己方戰列艦隊給予致命一擊，最終在夜戰中完勝苦練二十年的日本海軍艦隊[79]。

榮譽

 
描繪斯科特和榮譽勳章的油畫，海軍畫家麥克萊蘭·巴克萊（英語：McClelland Barclay）（1891-1943）作。

1942年12月9日，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追授斯科特少將榮譽勳章，由其子20歲的小諾曼·斯科特海軍學員（英語：Midshipman）替父代領[3]：

茲表彰在1942年10月11日至12日的埃斯佩蘭斯角夜戰以及11月12日至13日夜間在瓜達爾卡納爾海戰中與日軍奮戰時表現出的超越職責的英雄主義和大無畏精神。在前一場海戰中，斯科特少將率領艦隊成功攔截了企圖突襲我軍陣地並增援瓜島的日軍艦隊，憑藉果敢的戰術技能和高超的艦隊協調，摧毀敵方艦艇8艘並逼退殘敵。一個月後，面對頑敵的瘋狂反撲他再次接受挑戰，率領麾下艦隊勇敢迎擊敵優勢艦隊並堅定地指揮近距離作戰，直至在敵方優勢火力的狂轟濫炸中壯烈犧牲。在這兩場戰鬥中，斯科特於千鈞一髮之際表現出的無所畏懼的進取精神、身先士卒的領導風範和審慎睿智的先見之明為擊潰強敵艦隊入侵，並最終挫敗日軍攻勢作出了決定性貢獻。為保衛祖國，他義無反顧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除榮譽勳章外，斯科特還被追授紫心勳章，准授亞特蘭大號總統單位嘉獎緞帶及副本。在軍旅生涯中，他曾先後獲得過墨西哥服役獎章（英語：Mexican Service Medal）和一戰勝利勳章（英語：World War I Victory Medal (United States)）加配驅逐艦勛扣，並准授本土防禦服役獎章（英語：American Defense Service Medal）加配艦隊勛扣、亞太戰役獎章（英語：Asiatic–Pacific Campaign Medal）、以及二戰勝利勳章[3]。他的名字和其他三萬六千餘名陣亡美軍一起，被鐫刻在菲律賓馬尼拉美軍公墓（英語：Manila American Cemetery）犧牲將士名錄碑上[80]。

為紀念斯科特，美國海軍有兩艘驅逐艦以他的名字命名。第一代諾曼·斯科特號是一艘弗萊徹級驅逐艦，1943年4月26日開工，同年8月23日由斯科特夫人主持下水，1943年11月5日建成服役。該艦曾先後參與過包括吉爾伯特和馬紹爾群島戰役、馬里亞納群島戰役、硫磺島戰役、沖繩島戰役直到炮擊日本本土等一系列重要戰事，是一艘獲得過5枚戰鬥之星的功勳艦[81]。第二代斯科特號（英語：USS Scott (DDG-995)）原本是伊朗巴列維王朝於70年代向美國訂購的居魯士級驅逐艦納迪爾號，1979年2月12日動工。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訂單取消，美國接收後將其繼續建造完成並改名為基德級斯科特號，部署於波斯灣地區。該艦參與過美國在兩伊戰爭、波斯尼亞戰爭、毒品戰爭等戰爭中的軍事行動，並曾於1985年協助搜索被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劫持的客輪阿基萊·勞倫號，1998年12月退役。該艦隨後於2003年出售給中華民國海軍，更名為基隆號並服役至今[82]。

家庭

斯科特的妻子瑪喬麗來自夏威夷檀香山，他們有兩個孩子：大兒子小諾曼·斯科特於1922年出生，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1944屆畢業生（1943年畢業）。他曾在1943年11月作為衣阿華號戰列艦的一員護送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前往瓦赫蘭出席德黑蘭會議，後成為海軍飛行員。1947年退役後從事海運工作，積極倡導集裝箱海運概念，並一度成為尼克松總統的海軍部長候選人。2002年去世[83]；小兒子邁克爾·斯科特於1925年出生，1948年從耶魯大學畢業。曾在海軍服役，後從事教育工作。2011年去世[84]。瑪喬麗在斯科特殉職後更姓為W·唐納森·愛德華，在舊金山度過餘生[2]。

參見

注釋

  1. ^ 第一位是在珍珠港事件中與座艦亞利桑那號戰列艦同沉的伊薩克·基德（英語：Isaac C. Kidd）少將[1]
  2. ^ 「Roger」代表海軍通用信號規章中的「R」，意為「開火」

參考資料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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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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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指文董旻傑工作室. 海战事典. 009：海權與日本近代國家命運.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16814826. 
  • 竹下高見.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 , 編. 南東方面海軍作戦(2)ガ島撤収まで. 戰史叢書 83. 朝雲新聞社. 1975: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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