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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人口外流

農村人口外流（英語：rural flight / rural exodus），又稱農村空心化、過疏化（日語：過疎化），是指從農村到城市地區的人口遷徙模式，是從農村角度觀察到的城市化。

愛荷華州農村波卡洪塔斯縣（左）與愛荷華州約翰遜縣城區（右）之間的人口年齡比較，顯示了愛荷華州的年輕人（紅色）到城市中心的流動[1]

在現代，農村人口外流常發生在實現了農業的工業化（此時較少的人就能實現同樣高的產量），並且相關的農業服務和產業被整合的地區。當人口下降導致農村服務（例如商業企業和學校）流失，進而導致農村人口進一步流失、去別處尋找這些服務時，人口流失將更加嚴重。

歷史趨勢

 
1936年5月南達科他州達拉斯的沙塵暴的影響

在工業革命之前，農村人口外流主要發生在局部地區。前工業化社會沒有發生大規模的鄉村至城市的遷徙，主要是由於城市無法支持大量人口。在缺乏足夠的產業提供就業、城市的高死亡率和低糧食供應的抑制下，前工業城市比現代城市要小。據學者估計，古雅典和羅馬在其人口高峰期分別擁有8萬和50萬人。[2]

19世紀後期，歐洲工業革命的開始消除了許多這些限制因素。隨着糧食供應的增加和穩定以及工業化中心的興起，城市開始能支持更多人口，從而開啟了農村人口大規模外流的閘門。[2]1800年，英國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區，而1925年，這個數字超過了70％。[3]雖然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部分農村人口外流集中發生在西歐和美國，但隨着工業化在20世紀傳播到世界各地，農村人口外流和城市化也緊隨其後。目前，在一些較新近的城市化地區，包括中國和最近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農村人口外流是一種特色鮮明的現象。[2][4]

沙塵暴

從混合自給農業向商品作物和畜牧業的轉變始於19世紀後期。新的資本市場系統和鐵路網絡使農業開始向每英畝雇用較少人力的大型農場的發展。這些較大的農場使用了更高效的技術，如鋼犁、機械收割機和高產品種儲備，減少了每單位產量的人力投入。[5]大平原的另一個問題是人們使用不適應土壤和天氣條件的耕作技術。大多數自耕農家庭農場通常被認為太小而無法生存（320英畝以下），而歐美自給農業無法繼續。

在20世紀30年代的沙塵暴和大蕭條期間，由於多年乾旱和大沙塵暴導致的商品價格低迷、負債率高企，大量人口逃離大平原和中西部的農村地區。[6]大平原的農村人口流失在文學中亦有描繪，例如約翰·史坦貝克的小說《憤怒的葡萄》（1939），其中大平原的一個家庭在20世紀30年代的沙塵暴期間遷移到加州。

現代的農村人口外流

「女性離開的人數比男性多。各地的女性都會遇到玻璃天花板，但在農村地區，它往往是厚鋼做的。」
——增田寬也，關於日本農村人口外流的報告的作者[7]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農村人口外流主要是由於工業化農業的擴散。小型、勞動密集型的家庭農業已經發展成為或者已經被重型機械化和專業化的工業化農場所取代。小型家庭農場通常生產各種農作物、園藝和動物產品——這些都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而大型工業農場通常只專注於少數作物或牲畜品種，使用大型機械和高密度的牲畜圍護系統，其單位產出所需的勞動力的非常少。例如，愛荷華州立大學報告愛荷華州的生豬農戶數量從1980年的65,000人下降到2002年的10,000人，而每個農場的生豬數量從200頭增加到1,400頭。[8]

飼料、種子、成品糧（英語：processed grain）和畜牧產業的整合意味着農村地區的小企業會減少。這種減少又加劇了對勞動力需求的減少。過去能給所有吃苦耐勞的年輕人提供就業機會的農村地區，越來越難以為年輕人提供機會。伴隨人口下降的學校、商業和文化等服務的減少令情況進一步惡化，剩餘人口的年齡的增長又進一步對農村地區的社會服務體系提出了要求。

小城鎮的荒廢

企業農業結構的興起直接影響到小農社區，導致人口減少、某些部門收入減少、收入不平等加劇、社區參與減少、零售店減少、零售貿易減少、環境污染加劇。[9]農村空心化是全球老齡化社會的一個大趨勢，可能部分地逆轉了定居點土地使用的歷史上的繁榮，即與人口增長同時開始，並伴隨着工業革命和治療性藥物普及的繁榮。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通過合併學校來集中農村地區的村、鎮或縣學校，以解決其中的一些問題。[10][11]切爾諾貝利是人類放棄土地使大量動物回歸的一個例子。[12]

決定因素

有幾個決定因素——推力和拉力——會助長農村人口外流：（人們感知的）農村社區的經濟機會水平與城市社區相比較低，政府對農村社區的投入水平較低，城市的教育、婚姻機會較多，城市地區的社會接受程度更高，以及農村生育率較高。

經濟決定因素

一些移民選擇離開農村社區，是因為希望能在城市地區追求更大的經濟機會。「更大的經濟機會」既可以是真實的，也可是感知的。根據哈里斯-托達羅模型，只要「預期的城市實際收入超過實際農業產出」，向城市地區的遷移就會繼續（127）。[13]然而，社會學家約瑟夫·古格勒指出，雖然增加工資的個人利益可能超過移民的成本，但如果足夠多的人遵循這一原理，就會產生有害影響，如全國性的過度擁擠和失業。[14]當城市化率超過經濟增長率時，這種現象被稱為過度城市化（英語：Overurbanization）（或「虛假城市化」）。[15]自農業工業化以來，機械化減少了農村社區的就業機會。一些學者還將農村人口流失歸因於全球化的影響，因為對提高經濟競爭力的需求致使人們選擇資本而非勞動力。[16]與此同時，農村生育率一直高於城市生育率。[2]農村崗位減少和農村生育率居高不下，共同導致農村人向城市遷移。農村人口流失還包含一個正反饋循環，農村社區的早期移民幫助新移民適應城市生活。移民網絡也被稱為連鎖式移民（英語：Chain migration），降低了農村人口外流的門檻。例如，中國絕大多數農村移民通過移民網絡在城市地區找到工作。[17]

一些家庭選擇將孩子送到城市作為投資未來的形式。Bates和Bennett（1974）進行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顯示，擁有其他可行的投資機會——例如牲畜——的贊比亞農村社區，與沒有可行投資機會的地區相比，農村向城市遷移的比率較低。將孩子送入城市可以作為長期投資，家長希望他們的孩子能夠在城市找到工作後匯款回家。[18]

可用的良田減少，使農業部門的貧困人口面臨着嚴峻的挑戰。通過外商直接投資（FDI）計劃進入的外國投資者被鼓勵在柬埔寨和埃塞俄比亞的農村地區租賃土地。這導致當地社區失去了耕地、牧場、林地和水源。由外商直接投資資助的大規模農業項目只會雇用一些專門從事相關新技術的專家。[19]

社會決定因素

還有一些情況下，農村人口外流可能是對社會決定因素的反應。2012年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印度農村的外流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由諸如舉家搬遷、婚姻和教育的社會因素造成的。舉家搬遷和婚姻的搬遷特別影響到婦女，因為她們往往是與家庭一起搬家或因結婚搬家的人，特別是在發展中地區。[20]

農村青年可以選擇離開他們的農村社區，作為走向成年、去尋求更寬廣的成功之路的方式。在農村經濟停滯和父母的鼓勵之下，農村青年可能會因為社會規範而選擇遷移到城市——以表現出領導力和自尊心。[21]由於這種社會鼓勵與農村經濟低迷共同作用，農村青年在遷入城市地區的移民中占很大比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Touray在2006年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約有15％（2600萬）的城市移民是青年。

最後，自然災害往往是導致臨時大規模的農村至城市的人口流動的單點事件。例如，美國的20世紀30年代的沙塵暴導致了1940年間大平原流失250萬人，其中許多人逃往西部的新城市。據估計，在20世紀30年代，平原的州的每四個居民中就有一個離開。[22]2006-2011年敘利亞的乾旱導致農村人口大量湧入主要城市中心。大量湧入城市地區，加上生活條件艱難，促使一些學者將乾旱與阿拉伯之春在敘利亞的到來聯繫起來。[23]

案例

美國和加拿大

該術語在美國和加拿大用於描述大平原和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人口遷移，以及較小程度上指東北部、東南部農村地區以及阿巴拉契亞地區的人口遷移。自1992年大西洋西北部鱈魚漁業崩潰以來，加拿大大西洋沿岸地區（特別是紐芬蘭島）的情況也特別引人關注。

中國

主條目：流動人口和民工

與許多其他工業化國家一樣，中國的農村人口外流起步相對較晚。在1983年以前，中國政府通過戶籍制度極大地限制了公民在國內遷徙的能力。自1983年以來，中國政府逐步取消了對國內遷徙的限制，導致遷入城市地區的人數大幅增加。[24]然而，即便在今天，戶口制度仍然限制了農民工以城市政府補貼後的較低價格獲得城市社會服務的能力。[25]

與大多數農村人口外流的例子一樣，有幾個因素導致了中國的大規模城市化。收入差距、家庭壓力、農村地區較高的平均生育率導致的勞動力剩餘，以及更好的生活條件，都助長了移民從農村流向城市地區的趨勢。[26] 目前約有2.5億農民工居住在城市，54％的中國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區。[25]

英格蘭和威爾士

地主對高效生產的追求導致了16-17世紀的圈地運動。[27]因為當時租戶無法放牧，這造成了農村地區的騷亂。他們有時要靠鋌而走險違法來養家糊口。[28]反過來，一些人後來又因犯罪被流放至國外——通常是澳大利亞。最終，經濟措施促成了英國農業革命。[29]

德國

中世紀

自11世紀以來，德國的農村人口外流已在某種程度上發生。德國法律中的相應原則是「Stadtluft macht frei」（城市空氣讓你自由），更完整的說法是「Stadtluft macht frei nach Jahr und Tag」（城市空氣讓你在一年零一天後自由）：按照習慣，從1231/32年開始，根據法規，在城市中度過了一年零一天的農奴可獲得自由，且前主人不可將他們召回。

德國Landflucht

Landflucht（即農村人口外流，相當於英語的「rural flight」）指的是19世紀後期德國（以及歐洲大部分地區）農民大規模遷移到城市。

1870年，德國的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64％；到1907年，這個數字下滑至33％。[30]僅在1900年，普魯士的東普魯士、西普魯士、波森、西里西亞和波美拉尼亞省就有大約160萬人流失到城市，[31]這些原農業工人被吸收成為迅速發展的工廠勞工階層；[32]這次大規模遷徙的原因之一是農村收入與城市的工資水平相比有所下降。[33]

Landflucht導致了德國農村和農業的重大轉變。機械化農業和移民工人，特別是東部的波蘭人（Sachsengänger），變得更常見，尤其是在普魯士在瓜分波蘭時獲得波森省。[33]德國東部的波蘭人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建立「波蘭走廊」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將奧德河-尼斯河線以東的土地併入波蘭的理由之一。此外，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被對勞動的需求少得多的企業所取代，如禁獵區（英語：Game preserve）。[34]

Landflucht這個詞在德語中具有貶義，因為它是由農場雇主（通常是德國貴族）造的，他們正哀嘆他們的勞動力短缺。[32][35]

蘇格蘭

蘇格蘭的農村人口外遷在英格蘭之後，但遲了幾個世紀。18世紀到19世紀，大約110年間，發生了農場整合和低效率租戶驅逐的事件，即高地清洗。[36]塞繆爾·約翰遜於1773年遇到此事，並將其記錄在他的作品《蘇格蘭西部群島之旅》（A Journey to the Western Islands of Scotland）中。他對人口的流失感到遺憾，但缺少信息來分析該問題。[37]

瑞典

瑞典的農村人口外遷可以追溯到兩波分別的事件。第一波是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當時82％的瑞典人口居住在農村地區），一直持續到19世紀80年代後期，這次主要是由於農村的貧困、失業、農業收入低、勞役償債、半封建社會和國教的宗教迫害。大多數移民都是臨時起意移民，遷往瑞典的三個大城市、美國、丹麥或德國。這些第一批移民中有許多是缺乏技術、幾乎不識字的勞動者，他們在城市尋找農活或日工。

第二波移民潮始於19世紀90年代後期，並在1922年至1967年間達到頂峰，農村人口外流率最高時是在20世紀20年代和50年代。瑞典的經濟增長和工業繁榮，這主要是「拉力因素」，其中城市地區的大規模經濟擴張和工資增長將年輕人「拉」到有工作崗位的地方，同時抑制了農村的工作機會。1925年至1965年間，瑞典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850美元增長到6200美元。同時，生活在農村地區的人口比例從1925年的54％急劇下降到1965年的21％。

俄羅斯和前蘇聯國家

俄羅斯和前蘇聯國家的農村人口外流時間晚於西歐。1926年，只有18％的俄羅斯人生活在城市地區，而同時在英國，這一比例超過75％。雖然農村人口外流開始得晚，但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隨後幾十年一直在快速進行。到1965年，53%的俄羅斯人生活在城市地區。[38]蘇聯作者M. Ya Sonin於1959年編制的統計數據顯示了蘇聯的快速城市化。1939年至1959年間，農村人口減少了2130萬，城市中心增長了3940萬。在這一人口劇變中，農村人口外流占變化的60%以上。[39]一般來說，大多數農村移民傾向於在他們所在地區的城鎮定居。[38]農村人口外流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持續。然而，隨着蘇聯解體，農村人口外流逆轉，城市的政治和經濟動盪促使許多城市居民返回農村。[40]

 
俄羅斯薩拉托夫州廢棄的村莊Novospasskoye中人去樓空的教堂

農村人口流失並非在整個蘇聯一致地發生。俄羅斯西部和烏克蘭的農村人口下降幅度最大，分別為30％和17％。相反，蘇聯的周邊地區，如中亞，出現了增長，與同時期農村往城市遷移的總體格局相反。作物多樣化和勞動力短缺是外圍農村人口增長的主要原因。[38]

俄羅斯和前蘇聯的農村人口外流有幾個主要決定因素。在俄羅斯和前蘇聯較晚來臨的農業工業化導致農村就業機會減少。較低的生活水平和艱苦的作業也促使一些農民遷移到城市地區。[38]特別是蘇聯集體農莊制度維持着蘇聯農民的低生活水平。從1928年左右開始，集體農莊制度取代了整個蘇聯的家庭農業。俄羅斯農民被迫在政府規定的低工資水平下長期工作，而且工資往往不隨通貨膨脹調整，生活條件相當低——尤其是與城市生活相比。[41]雖然勃列日涅夫1965年的工資改革改善了農民的低工資問題，但農村生活仍然令人窒息，特別是對技術人員和受過教育的人而言。[40]

 
俄羅斯雅羅斯拉夫爾州Menkovo的一個廢棄的郵局

雖然移民來自社會各階層，但有一些群體比其他群體更傾向於搬遷。和其他農村人口外流的例子一樣，年輕人比老年人更有可能遷移到城市。20歲以下的年輕女性是最有可能離開農村生活的人群。隨着自然增長率在20世紀急劇下降，年輕女性的外流進一步加劇了農村社區的人口轉變。最後，有一技之長和受過教育的人也可能遷移到城市地區。[38][40]

墨西哥

墨西哥的農村人口外流始於20世紀30年代，直到今天。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墨西哥工業化開始後不久，農村人口外流就開始加速了。[42]

20世紀30年代，卡德納斯總統實施了一系列農業改革，導致農民之間大量重新分配農業用地。一些評論家隨後將1940年至1965年期間稱為「墨西哥移民的黃金時代」。[42]在此期間，墨西哥農業的平均增長率為5.7％，超過了農村人口3％的自然增長率。同時，政府支持工業化的政策使城市工業就業人數大幅增加。墨西哥城編制的統計數據顯示了這一趨勢，20世紀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創造出了超過180萬個就業崗位。[42]與農村保守的環境相比，受學校教育的年輕人受到許多工作和更現代生活方式的吸引是，最有可能放棄農村生活而追求城市生活的人口群體。此外，由於對新工人的大量需求，許多這些工作的入職要求很低，還提供了在職工作培訓，為許多農村居民的遷入開闢了道路。從1940年到1965年，農村人口外流緩慢而穩定地進行，農業和工業同時增長。[42]

然而，隨着政府政策越來越青睞工業而不是農業，農村條件開始惡化。1957年，墨西哥政府開始通過大量進口來調節玉米價格，以保持城市較低的食品成本。[42]該法規嚴重壓低了玉米市場價格，降低了小農的利潤率。與此同時，綠色革命進入了墨西哥農業。受諾曼·布勞格工作的啟發，採用雜交種子和肥料添加劑的農民每英畝產量可翻番甚至增加兩倍。[43]不幸的是，這些產品成本相對較高，在玉米價格降低後許多農民無法企及。玉米價格監管和綠色革命的共同影響是將小農場合併為更大的莊園。[44]Osorio在1974年進行的一項研究得出的結論是，1960年，墨西哥約50.3％的地塊面積不到5公頃。相比之下，0.5％的莊園占全部耕地面積的28.3％。由於許多小農戶失去了土地，他們要麼遷移到城市，要麼成為在各大莊園之間流動的農民工。1950年至1970年間，農民工比例從總人口的36.7％增加到54％。[45]產業發展的中心化模式和政府政策絕大多數有利於工業化，這促成了墨西哥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到現在的大規模農村人口外流。[42]

後果

農村到城市的移民面臨着一些挑戰，這些挑戰可能會阻礙他們遷入城市化地區後的生活質量。許多移民沒有在城市獲得體面工作的受教育水平或技能，因而被迫從事不穩定的低薪工作。源源不斷的農村移民導致不充分就業和失業狀況惡化，這在農村移民中很常見。雇主為農民工提供較低的工資和較差的勞動條件，他們必須相互競爭以獲得有限的工作崗位，而且往往不知道自己的勞工權利。農村移民的生活條件往往也惡劣。許多城市人口激增，這些城市的服務和基礎設施無法跟上人口增長的步伐。農村人口的大量湧入可能導致嚴重的住房短缺，水和能源供應不足以及整個城市普遍存在貧民窟的狀況。[2][21]

此外，農村移民往往難以適應城市生活。在某些情況下，一個地區內的農村和城市地區之間存在文化差異。他們可能在城市地區陷入困境，很難繼續堅持自己的文化傳統。城市居民也可能會歧視這些往往不了解城市社會規範的新來者。在遭受邊緣化和遠離家鄉文化的情況下，移民進入城市時都面臨着許多社會上的挑戰。[21]

其中，婦女尤其面臨着一系列獨特的挑戰。一些婦女逃出農村，以逃避家庭暴力或逼婚。有些父母選擇派女性到城市尋找工作，以讓她匯款回家。一旦進入城市，雇主可能會試圖利用這些不熟悉勞動法、無社會網絡可依賴的女性。在最糟糕的情況下，貧困可能迫使婦女賣淫，使她們面臨社會污名和性傳播疾病的風險。[21]

不過，如果農村人口流出是緩慢、長期穩定的流動，一般情況下仍利大於弊，尤其是對於農村人口稠密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的農村往往存在嚴重的人地矛盾，人口稠密、農地的稀缺導致農戶人均擁有的土地很少，難以通過務農來擺脫貧困（參見《農業內捲化》）。農村人口流失後，農村人均耕地保有量提升，留下來的農戶有機會通過更低的成本擴張他們的田地或產業，從而掌握更多生產資料，縮短脫貧所需的時間。同時，離開農村前往城市的人則獲得了改善生活的機遇。例如，中國的農民工中有很多人通過進城務工改善了生活，且這一城市化進程也沒有在城市裡形成規模巨大或赤貧狀態的貧民窟。

參見

參考文獻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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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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