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密悟
釋密悟（1904年—1966年），俗名霍履庸，藏語名巧吉多傑（藏語：ཆོས་ཀྱི་རྡོ་རྗེ་，威利轉寫：chos kyi rdo rje），男，河北省井陘縣天長鎮（原為井陘縣城）人，藏傳佛教史上首位考取拉然巴格西學位的漢族佛教僧人。[1][2]
生平
早年生涯
霍氏是井陘縣的名門望族，明朝、清朝時期數代為官。釋密悟的十六世祖霍鵬是明朝萬曆年間的左副都御史。霍履庸出生時，家道已經衰落。民國九年（1920年）華北五省大旱，井陘縣受災。北京佛教協會自北京、上海等地募得糧食及銀洋等等，到華北災區義賑。井陘縣城（今天長鎮）北關外顯聖寺的僧人蓮海（井陘縣單家村人，俗姓單）作為北京佛教協會籌賑會幹事，在井陘縣賑災。其間，北京佛教協會將包括霍履庸在內的許多生活無着的兒童收養到該協會的孤兒院（其中也包括日後的釋法舫）。後來，霍履庸被送到北京種德堂養士學校學文化以及佛教知識，此後又被送到華英中學念高中一年。[1][2]
1924年，釋大勇到北京傳法，隨後西藏佛教高僧白普仁也來北京傳法。釋大勇過去在日本學過日本佛教密宗，白普仁則精通藏傳佛教密宗，其經典不少是日本密宗所無，釋大勇聽白普仁講經後，遂希望赴西藏學習藏傳佛教密宗，便組織入藏學法團。霍履庸曾從釋大勇、白普仁學法，遂被北京佛教協會推薦參加了這個入藏學法團。[1]
1925年，釋大勇率入藏學法團的釋能海（後來曾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釋觀空、釋行演、釋法尊（抗日戰爭期間在重慶當漢藏交流院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中國佛學院副院長）及霍履庸一行，先到康定安雀寺學藏語以及入藏須知的禮儀，其間依止江巴喇嘛。在安雀寺，霍履庸正式剃度出家，起法名為「密悟」。[1]
其後，釋大勇率入藏學法團西進到甘孜，但因四川與西藏的衝突，西藏噶廈方面封鎖了金沙江，不准漢人過江，入藏學法團遂滯留甘孜大金寺。1929年，釋大勇在大金寺因病圓寂，入藏學法團遂解散，釋密悟留在大金寺，後來擔任大金寺堪布。[1]
拉薩求法
1932年，四川軍閥劉文輝聯手馬步芳反攻，派部隊攻占了甘孜。釋密悟曾學習藏語，此時又是大金寺堪布，劉文輝便邀請釋密悟到西藏參加調停川藏衝突。調停任務結束後，釋密悟留在拉薩哲蚌寺學經。此後，釋密悟的弟弟霍履謙也到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西藏辦事處任職。他在拉薩佛教界及各界上層人士中廣結善友，受到拉薩僧俗各界重視。[1]
從1932年到1943年，他一直在哲蚌寺拜師學經，起藏語名為「巧吉多傑」。其間，他學完了藏傳佛教格魯派規定要學習的五部大論。[1]
大約在1943年或者1944年，他在拉薩參加了「門朗欽布」（拉薩一年一度的祈禱大法會）大節日舉行的佛教考試，考中格西學位，並且因成績優異而獲拉然巴格西頭等第七名，稱為「昂格」（即超級格西。一等格西共錄取16名，其中前7名是有特殊榮譽的格西，稱為「昂格」）。密悟考取格西之後，十四世達賴曾專門宴請釋密悟，並且贈給他鑲金僧靴。從此，釋密悟在西藏佛教界備受尊重，甚至傳說他是來歷不明的佛爺轉世而成。他和西藏貴族如拉魯·次旺多吉、擦絨·達桑占堆、宇妥·扎西頓珠等人關係都很密切。[1]
再度返藏
大約1946年前後，他離開拉薩回到四川成都。作為考取格西的唯一漢族僧人，他受到四川佛教界的敬重。四川的各大寺院如文殊院、寶光寺、堯光寺以及寶慈佛學社、成都佛學社等佛教組織，都邀他講經。他在這些佛寺及佛教組織講解了格魯派的《菩提道次第廣論》、《法成因明七論》、《辯了不了義論》等等。[1]
大約1948年前後，中華民國政府多次邀請釋密悟到南京蒙藏委員會任職，但釋密悟認識的不少進步人士則勸他留在四川。常聽他講經的熊子俊是成都成華大學文學院院長、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劉伯承的同學，熊子俊勸釋密悟留在四川，為將來解放西藏做貢獻。[1]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四川，劉伯承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熊子俊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秘書長，熊子俊遂介紹釋密悟一起到重慶拜會劉伯承。劉伯承聽釋密悟介紹西藏情況後，請釋密悟赴西藏為西藏和平解放進行勸和工作，釋密悟當場同意，並且推薦賈題韜（成華大學文學院哲學教授，曾任國軍少將參議）一起前往。[1]
1950年春，釋密悟、賈題韜等五人組成的勸和團先於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個月出發前往西藏。為防途中不測，釋密悟化名「志清」。釋密悟等五人抵達康定後，同行的阿旺嘉措留下（後來擔任甘孜藏族自治州副主席），釋密悟的一個弟子也留下來，釋密悟、賈題韜等三人繼續西行。[1]
他們抵達甘孜準備渡金沙江時，因西藏噶廈方面戒備很嚴，他們沒有馬牌（即通行證）而無法渡江。釋密悟乃通過甘孜大金寺管家江巴龍珠渡金沙江同西藏方面聯繫，但無果，他們從而滯留德昌幾個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隨後在昌都戰役中攻克昌都，釋密悟乃前往昌都。臨行時，釋密悟動員德格土司支援中國人民解放軍併到昌都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召開的會議。[1]
釋密悟抵達昌都後，繼續西行，先於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個月進入西藏拉薩。釋密悟在進藏途中及進入拉薩後，為西藏和平解放做了很多工作。他頻繁接觸西藏各界上層人士，宣傳中央及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張及政策。他還動員沿途及拉薩各地的貴族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籌集糧食，騰出住房。[1]
留居西藏
西藏和平解放後，釋密悟留住西藏，不但繼續在西藏各界人士進行工作，而且組織翻譯藏傳佛教經典。他發動西藏的格西錯康喇嘛、羅桑孟浪、白馬降措、大馬丘瑞以及江措林活佛協助翻譯，同時翻譯工作也獲賈題韜教授的協助。[1]
從1952年到1959年，釋密悟先後翻譯了哲蚌寺自編的《因明入門》，法成七論中的《正理一滴論》、《成他相續論》、《因理一滴論》，《幾量論釋》的第一品、第二品，密宗的《密集金剛》義規中的《生圓次第》和《圓滿次第》等經典。其中，僅《幾量論釋》第一品、第二品（全論共有四品）的翻譯工作就用了兩年。[1]
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同年，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成立，釋密悟任副會長。賈題韜任副秘書長。[1][3]
蒙冤回川
1959年藏區騷亂發生，釋密悟、賈題韜蒙冤入獄，遭到審查。1964年，釋密悟、賈題韜獲釋，同年回到四川成都。釋密悟回成都以後，參加了四川省佛教協會的工作，居住在成都東門城隍廟，仍然屬於管制對象，由成都市佛教協會每月發30元人民幣生活費，並派釋仁勛、釋仁濟兩名僧徒照顧其生活。[1]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釋密悟遭迫害，帶回的佛經及翻譯稿遭紅衛兵全部毀滅，釋密悟也受紅衛兵迫害而死。1980年代初，釋密悟獲得平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