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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爾·卡拉漢

美国海军少将

丹尼爾·賈德森·卡拉漢（英語：Daniel Judson Callaghan，1890年7月26日—1942年11月13日），美國海軍少將，榮譽勳章受勛者。卡拉漢是資深的炮術和航海專家，1911年畢業於美國海軍學院，軍旅生涯長達三十餘年，其中有二十餘年先後在不同軍艦上服役，並參與過兩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隨紐奧良號巡洋艦（英語：USS New Orleans (CL-22)）赴歐洲參戰，擔任艦隊護航等任務。兩次大戰間期，卡拉漢因其資深履歷，擔任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海軍事務助理。

丹尼爾·賈德森·卡拉漢
Daniel Judson Callaghan
Daniel Judson Callaghan
卡拉漢少將立於三藩市號重巡洋艦艦橋上，攝於1942年
暱稱丹（Dan）
出生(1890-07-26)1890年7月26日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三藩市
逝世1942年11月13日(1942歲—11—13)（52歲）
英屬所羅門群島（英語：British Solomon Islands）薩沃島海域
效命 美國
軍種 美國海軍
服役年份1911年-1942年
軍銜海軍少將
部隊第67特遣艦隊（英語：Task Force 67）
統率特魯斯頓號驅逐艦
三藩市號重巡洋艦（英語：USS San Francisco (CA-38)）
參與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獲得勳章榮譽勳章（追授）
海軍傑出服役勳章
紫心勳章
配偶瑪麗·卡拉漢
親屬威廉·卡拉漢（英語：William M. Callaghan）（弟弟）

1941年太平洋戰爭前夕，卡拉漢重返前線，開始指揮三藩市號重巡洋艦（英語：USS San Francisco (CA-38)），1942年升任南太平洋戰區（英語：South Pacific Area）參謀長。1942年11月13日瓜達爾卡納爾島海戰首夜，卡拉漢指揮第67特遣艦隊（英語：Task Force 67）第4支隊於薩沃島海域迎擊前來炮轟瓜島亨德森機場的日軍艦隊，在敵眾我寡的混戰中因座艦三藩市號遭日艦艦炮擊中陣亡，後追授榮譽勳章。他是美國海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殉職的第三位將軍。美軍有兩艘驅逐艦以他的名字命名。其弟威廉·卡拉漢（英語：William M. Callaghan）曾任密蘇里號戰艦首任艦長，戰後官至中將。

早年生涯

丹尼爾·卡拉漢1890年7月26日出生於加利福尼亞州三藩市一個虔誠的天主教會家庭，其祖上來自愛爾蘭科克市。祖父老丹尼爾·卡拉漢在愛爾蘭大饑荒期間移民美國安家立業。父親查爾斯·卡拉漢是一名商人，受過良好教育。他和妻子蘿絲為新生的兒子取名丹尼爾，以示對其愛爾蘭父輩的紀念[1]。丹尼爾是家中的長子，他還有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他在屋崙的聖伊利沙伯寄宿學校接受早期教育，後以教會成員的身份就讀聖依納爵學院（英語：St. Ignatius College Preparatory）[2]。完成高中學業後，卡拉漢於1907年考入安納波利斯的美國海軍學院，並於1911年以193名中位列第38名的成績畢業，與日後在瓜島海戰中一同出生入死的指揮官諾曼·斯科特同期[3]。畢業後的卡拉漢首先分配到加利福尼亞號裝甲巡洋艦（英語：USS California (ACR-6)），擔任艦上8英寸（203毫米）主炮炮塔的指揮官[4]。1912年5月，卡拉漢晉升為海軍少尉[5]。

 
特魯斯頓號驅逐艦，卡拉漢指揮的第一艘軍艦

1913年6月，卡拉漢調至特魯斯頓號驅逐艦擔任魚雷炮術長兼領航員，並於1915年5月提拔至中尉。上任伊始，他就因其嚴於律己的個人作風聞名於全區艦隊：他勤勞踏實、嚴格戒酒並且定時參加彌撒[6]。同時，他在艦炮炮術方面也開始嶄露頭角。愛達荷號戰艦艦長普林格（Joel Pringle）日後這麼評價這位下屬：「他（卡拉漢）對任務的專注、合理的判斷以及激發忠誠的個人魅力，使得全艦火炮的射擊效率都有了長足而穩定的進步。在太平洋艦隊近期舉行的5英寸（127毫米）艦炮射擊演練中，他取得的命中率高居全艦隊之首。」[7]

在此期間，卡拉漢重逢了童年的青梅竹馬瑪麗·托梅，兩人很快墜入愛河。利用特魯斯頓號入塢修理的空閒時間，1914年7月23日，兩人在屋崙成婚，特魯斯頓號艦長擔任見婚人[8]。1915年10月16日，他們的獨生子小丹尼爾·卡拉漢在加州阿拉米達降生。

隨後的卡拉漢遭遇了軍旅生涯中的第一個重大挫折：1915年7月，特魯斯頓號在隨同三艘驅逐艦執行由加州前往阿拉斯加的航海任務途中，因引擎冷凝器發生故障，被迫終止航程，海軍調查委員會介入調查。委員會起初認為，卡拉漢作為特魯斯頓號副艦長（英語：Executive officer）兼輪機長，未能在海軍工廠領取正確型號的銅製墊圈，導致引擎損壞、軍艦拋錨，構成玩忽職守（英語：Dereliction of duty）。他被解除職務，移交軍事法庭審判。然而隨後法庭調查發現，特魯斯頓號的冷凝器損壞乃因獨特而複雜的電解現象所致，與墊圈無關；並且，卡拉漢本人對墊圈型號錯誤並不知情。他最終被無罪釋放，並於數月後升任特魯斯頓號上尉艦長。然而，審判帶來的巨大壓力還是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年僅25歲的卡拉漢，此時已是滿頭灰髮。[9]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戰間期

 
1920年代的卡拉漢

1916年11月，卡拉漢成為紐奧良號巡洋艦（英語：USS New Orleans (CL-22)）的輪機長。1917年4月，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卡拉漢隨紐奧良號前往大西洋，負責為紐約至地中海的運輸船隊護航直到戰爭結束[10]。戰爭期間，他結識了日後改變他一生命運的醫生羅斯·麥金泰爾（Ross McIntire），並且再次因一場救援行動中的突出表現而引人注目：1918年1月，一艘英國郵輪在愛爾蘭以北海域觸礁擱淺，紐奧良號聞訊前來救援。當時兩艘船均未配備拖曳設備，完全依賴身為輪機長的卡拉漢協調牽引工作。在風暴中，牽引鋼纜曾四次連上，又四次斷裂。紐奧良號的艦長一度打算放棄，但在卡拉漢堅持繼續。經過全艦官兵48小時的努力，紐奧良號最終成功固定了兩艦之間的鋼纜，拖曳排水量相當於自身三倍的郵輪脫離險境，移交給北愛爾蘭基地的拖船[11]。1918年11月，康邊停戰協定簽訂，一戰結束。紐奧良號返回港口，成為和平時期海軍的封存戰艦。卡拉漢少校奉命前往華盛頓向海軍部報道，為因停戰而降級的海軍士官和準尉重新分配事務。對於七年以海為家的他而言，定居華盛頓的人事工作並不理想；但也正是在此期間，他認識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當時羅斯福的職務是海軍助理部長（英語：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Navy）[12]。

 
愛達荷號戰艦，攝於1930年代艦隊演習期間

1920年10月，卡拉漢終於如願以償地調離海軍部，擔任新銳戰艦愛達荷號射控官，指揮該艦的副炮群。其精湛炮術和細緻教導很快便讓他廣受年輕軍官和上級愛戴[12]。在愛達荷號上服役兩年半後，卡拉漢轉至位於三藩市的美國海軍檢驗調查委員會（英語：Board of Inspection and Survey）太平洋海岸分部，負責監督西海岸造船廠驅逐艦、潛艇和輔助艦隻（英語：Auxiliary ship）等的設計建造工作。利用這一機會，他帶家庭返回屋崙，和妻兒度過了兩年的時光。1925年5月，卡拉漢暫別檢驗調查委員會，調往科羅拉多號戰艦，曾隨同科羅拉多號運送黃金前往澳大利亞[13]。不久，卡拉漢受前上司愛達荷號艦長普林格舉薦，改任密西西比號戰艦射控官。在任期間，他系統性地改進了密西西比號主炮的射擊程序，從裝填炮彈到校準彈道，從維護保養到傷員處置，全部事無巨細地予以規範化，降低了人為失誤對射擊精度的影響，這讓他再次深受尊敬。密西西比號艦長哈特（Thomas Hart）毫不掩飾對他的好感：「對這位軍官，再多溢美之詞也不過分。無論整體還是細節，他均表現優異、盡職盡責。他是極為稱職的炮術指揮官，我樂意推薦他擔任幾乎任何職位。」[14]

卡拉漢於1928年7月離開密西西比號，重返海軍檢驗調查委員會，參與對列克星頓號和薩拉托加號航空母艦的驗收工作[15]。兩年後的1930年6月，卡拉漢轉任太平洋艦隊戰艦司令（英語：ComBatPac）副官，後升為美國艦隊總司令副官，並於1931年6月晉升為海軍中校。隨後，卡拉漢被派往位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海軍預備役軍官訓練營（英語：Naval Reserve Officers Training Corps）任主管。1936年，他擔任砵蘭號重巡洋艦（英語：USS Portland (CA-33)）的副艦長，並向偵察巡洋艦隊司令部述職[16]。

按照一般情況，卡拉漢將在之後的職位變動中繼續晉升，但此時一個特殊的機遇不期而至。當年和卡拉漢一起在紐奧良號巡洋艦上服役的軍醫羅斯·麥金泰爾，一戰結束後官運亨通，於1932年起擔任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私人醫生，他和卡拉漢一直交情甚篤。1938年，時任美國總統的羅斯福提出需要一位「飽經風浪，而非空有官架子」的軍官擔任他的海軍事務助理，向麥金泰爾徵求人選。麥金泰爾不假思索便向總統推薦了卡拉漢。羅斯福總統也想起了1919年在海軍航務局（英語：Bureau of Navigation (United States Navy)）與卡拉漢見面時的情景。最終，他於1938年7月順利獲得了這一職位，並於同年10月晉升為海軍上校[16]。事實證明，由於其資深的航海和炮術閱歷，卡拉漢正是羅斯福尋找的最佳人選。在之後的三年裏，兩人的友誼在日常的要聞匯報和戰史講解等互動中愈發深厚[17]。與此同時，卡拉漢也積極利用這一職位推進海軍裝備的更新換代。在他的努力下，美國海軍艦艇開始換裝現代化的博福斯40毫米高射炮，二戰最有效的防空武器之一[18]。卡拉漢為羅斯福服務了三年，是羅斯福的海軍事務助理中在任時間最長的[19]。

第二次世界大戰

 
卡拉漢上校陪同羅斯福總統視察駐巴拿馬運河美軍，1940年2月

1941年初，鑑於日本威脅日益彰顯，太平洋局勢風雲變幻，卡拉漢向羅斯福總統主動請纓，希望能重返一線，繼續擔任海上勤務。多番請求後，羅斯福最終不情願地批准了他的申請，於1941年5月任命他為三藩市號重巡洋艦（英語：USS San Francisco (CA-38)）艦長，派往太平洋地區[18]。在他的適任報告中，羅斯福附註道：「卡拉漢上校辭去海軍事務助理一職，令我無限惆悵。在任期間，他在大小事務的處理方面均靈活高效，令人滿意。對於海軍內部及與政府其他部門關係中遇到的各種問題，他都具有獨到的理解。」[20]一如以往，卡拉漢在三藩市號上很快受到了熱烈歡迎，水手們親切地稱呼他為「丹叔叔」[21]。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軍戰機偷襲珍珠港。當時卡拉漢指揮的三藩市號正在珍珠港船塢內翻修，遠離攻擊重點戰艦大街（英語：Battleship Row），因此未受到損傷[22]。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於1942年4月晉升為海軍少將，擔任南太平洋戰區（英語：South Pacific Area）司令羅伯特.戈姆利（英語：Robert L. Ghormley）海軍中將的參謀長[16]。時任觀察員的戈姆利剛剛完成對英國抗戰能力的評估工作從倫敦返回。他的任務是在中途島海戰勝利的基礎上，發動一系列進攻戰役，收復被日軍佔領的一系列島嶼。這一計劃最終演變為攻佔所羅門群島的瞭望塔行動，即瓜島戰役[23]。

7月26日，法蘭克·弗萊徹中將召集約翰·麥凱恩（英語：John S. McCain Sr.）、托馬斯·金凱德、凱利.特納（英語：Richmond K. Turner）、維克托·克拉奇利（英語：Victor Crutchley）等海軍將領在泊於科羅島的薩拉托加號航空母艦上召開參謀會議，制定登陸瓜達爾卡納爾島的詳細作戰計劃。如此重要的會議，身為南太平洋戰區司令的戈姆利本應出席。但他以沒有時間為由，僅委派卡拉漢作為他的參謀長前往[22][24]。事後證明，由於和同僚間缺乏直接溝通，戈姆利在指揮中始終表現左右掣肘[24]。他最終因作戰不力於10月18日被太平洋艦隊司令（英語：Commander, U.S. Pacific Fleet）尼米茲上將解職，威廉·海爾賽中將接替戈姆利任南太平洋戰區司令[25]。航母艦隊出身的海爾賽在幕僚的人選上倚重航母艦隊，卡拉漢只得離開參謀系統，於10月30日重新執掌三藩市號重巡洋艦指揮[26][27]。為了支援海軍陸戰隊的陸上攻勢，10月31日，三藩市號作為第65特遣艦隊旗艦從聖埃斯皮里圖島出發，於11月4日對盤踞在瓜島北部科利海角的日軍進行炮擊（英語：Koli Point action）[28]。

第一次瓜達爾卡納爾島海戰

主條目：瓜達爾卡納爾海戰
 
1942年11月12日下午，三藩市號重巡洋艦迎擊日軍空襲

進入1942年11月，瓜島戰局再次陷入僵持階段。經過聖克魯斯海戰，美日雙方短時間內均再無航母可用。美軍此時雖已控制瓜島北部和亨德森機場，但無力阻止日軍在夜間通過驅逐艦將兵力和補給分批輸送上島的「東京快車」行動；而日軍也因為始終無法奪得制空權，又難以維持瓜島上日軍部隊的給養，暫時無法發動反攻[29]。11月8日，美軍情報部門獲悉日軍即將再次大舉進攻瓜島。11月12日，卡拉漢奉海爾賽中將命令指揮第67特遣艦隊（英語：Task Force 67）第四支隊（Task Group 67.4）和諾曼·斯科特少將指揮的第62特遣艦隊第四支隊（Task Group 62.4）各護航一支運輸隊，分別從聖埃斯皮里圖島和努美阿駛達瓜島，搶先日軍一步在瓜島倫加海角（英語：Lunga Point）卸下了陸軍第182步兵團（英語：182nd Infantry Regiment (United States)）等共5,500人和一批給養。這兩支艦隊隨後在下午遭到了日軍16架一式陸攻和30架零式戰鬥機的襲擊，11架一式陸攻和一架零戰被擊落，但其中一架一式陸攻在被擊中後撞上了卡拉漢的旗艦三藩市號重巡洋艦（英語：USS San Francisco (CA-38)）的後射控室，造成24人陣亡、45人受傷，卡拉漢本人倖免於難。[30]

同一時間，美軍偵察機發現一支日軍艦隊正從所羅門群島以北駛來。登陸總指揮特納（英語：Richmond K. Turner）少將判斷這支艦隊可能計劃趁夜炮擊亨德森機場，而此時海爾賽的第16特遣艦隊（英語：Task Force 16）（下轄企業號航空母艦、華盛頓號戰列艦和南達科他號戰列艦等）離瓜島太遠難以參戰[31]。他大膽決定調動手頭的TG 67.4和TG 62.4艦隊，在瓜島北方海面迎擊日軍艦隊。但特納對艦隊指揮官的選擇卻頗具爭議：斯科特已在海上指揮六個多月，並曾在埃斯佩蘭斯海角海戰成功擊敗過日軍艦隊，實戰經驗更豐富；而卡拉漢的指揮時間只有10月30日起的兩周，尚無對日海戰經驗[26]。但特納最後卻以卡拉漢晉升少將的時間比斯科特早15天為由，選擇前者作為艦隊司令[27]。合併後的TG 67.4包含了TG 62.4的四艘軍艦，共兩艘重巡洋艦三藩市號和砵蘭號、三艘輕巡洋艦阿特蘭大號（英語：USS Atlanta (CL-51)）、海倫娜號（英語：USS Helena (CL-50)）和朱諾號（英語：USS Juneau (CL-52)）以及8艘驅逐艦。卡拉漢依然選擇三藩市號為旗艦，斯科特則搭乘阿特蘭大號。他們面對的是日軍中將阿部弘毅指揮的兩艘金剛級戰艦比叡號和霧島號、一艘輕巡洋艦和11艘驅逐艦，無論在艦炮還是魚雷敵方均具有明顯優勢[32]。包括三藩市號和砵蘭號艦長在內，很多美軍官兵認為這一戰無異於有去無回的自殺。卡拉漢的回答是冷靜而堅定的：「我知道，但我們非打不可。」[33]12日夜，特納令卡拉漢率TG 67.4全隊出擊，務必阻止日軍趁夜破壞亨德森機場的企圖。他給卡拉漢發報：「此次敵軍似乎終於準備全力摧毀仙人掌航空隊……如果能給予其迎頭痛擊，那將遠比保護我的運輸船隊更加意義重大。祝你好運，丹，願上帝保佑你們，賜予你們力量。」[34]19時15分，卡拉漢命令TG 67.4組成單縱陣：8艘驅逐艦前後各四、巡洋艦居中，以14節的航速向倫戈海峽（英語：Lengo Channel）前進，計劃在午夜時分於薩沃島海域迎擊阿部艦隊[31][35]。

交戰

 
11月13日凌晨兩軍態勢，庫欣號正將美軍艦隊帶入日軍艦隊正中央

瓜島時間11月13日凌晨01時24分，裝備了新型SG對海雷達的海倫娜號發現了距離27,100碼（15.4英里）遠的日軍艦隊，比對方整整早了18分鐘[36]。但卡拉漢卻錯失了這一先發制人的天賜良機：他沒有料到日軍艦隊近在咫尺，為了避免誤擊友軍他首先下令全艦用無線電向三藩市號報告方位，浪費了12分鐘時間[37]。01時37分，他終於下令艦隊向北右轉，試圖效仿斯科特在埃斯佩蘭斯角海戰的戰術，搶佔日艦的T字橫頭（英語：Crossing the T）。此時，位於美軍隊首的庫欣號驅逐艦（英語：USS Cushing (DD-376)）突然發現日軍前衛就在前方僅2,000碼（1,800米）處，於是猛向左轉準備發射魚雷，後續的三艘驅逐艦和阿特蘭大號為了避免相撞也跟着轉舵。卡拉漢見狀發報質問：「你在搞什麼？」阿特蘭大號艦長詹金斯（Samuel Jenkins）回答：「規避我方驅逐艦。」[31]——如此一來，庫欣號意外地把整個艦隊帶入了阿部艦隊正中央，原本的伏擊戰變成了遭遇戰[37]。意識到被敵艦包圍的卡拉漢下令：「奇數船向右舷開火，偶數船向左舷開火。」[36]這在理論上確保了兩舷投射火力均衡，但卻完全忽視了敵艦在命令相反方向、或敵我實力過於懸殊的情況[38]。雙方隨即在極近的距離上展開了激烈的白刃戰，用一名美軍艦長的話說，猶如「在熄了燈的酒吧裏的一場群毆」[39]。

卡拉漢話音未落，比叡號戰艦和曉號驅逐艦就用探照燈發現了斯科特所在的阿特蘭大號。阿特蘭大號立刻遭到比叡號、曉號、雷號和電號的艦炮圍攻，又被兩發魚雷命中輪機艙，喪失了動力[40]。此時三藩市號剛剛用主炮擊傷了夕立號驅逐艦，艦長卡辛·楊（英語：Cassin Young）正命令向下一個目標射擊。但三藩市號的射擊指揮室由於視野狹窄，沒有注意到失控的阿特蘭大號正向自己的射界漂來。兩輪8英寸（203毫米）主炮齊射（英語：Broadside）不偏不倚地擊中了阿特蘭大號的上層建築，斯科特少將及其參謀死於非命[41][註 1]。目睹這一幕悲劇的卡拉漢立刻下令停火，但他的命令卻陰差陽錯地傳到了全艦隊，引起一陣混亂[42]。砵蘭號艦長杜博斯（Laurence DuBose）發報詢問：「什麼鬼命令？停火？」卡拉漢回訊：「狠狠打！」、「瞄準大傢伙射擊！先打大傢伙！」[36]

陣亡

 
1942年12月在加利福尼亞州馬雷島海軍船廠大修的三藩市號重巡洋艦，圓圈處為11月13日凌晨戰鬥中中彈的部位

臨近子夜2時，雙方的兩艘旗艦三藩市號和比叡號在僅約2,500碼（2,300米）的距離上交匯，展開了激烈交火[36]。三藩市號的主炮擊毀了比叡號的左舵，造成其操舵室進水。同時，比叡號也用三式燒霰彈打死了三藩市號所有裸露在外的艦員，隨後改用穿甲彈猛轟其艦橋[36]。在海倫娜號上，人們心驚膽戰地目睹着這一切：「不斷有人被爆炸的衝擊波從三藩市號的艦橋中炸飛出來，手足在空中舞動，猶如風中的破布娃娃。」[43]比叡號的副炮也接連命中三藩市號，其中一發打死了楊艦長，第二發直接命中艦橋上的一根鋼樑，卡拉漢少將和他的幕僚除一名參謀外全部當場陣亡[44]。暴風驟雨般的炮彈使三藩市號的高級軍官死傷殆盡，年僅31歲的布魯斯·麥坎德萊斯（英語：Bruce McCandless）少校接管了指揮權。儘管當時三藩市號已累計中彈45發、火炮大半被打啞、全艦25處起火、進水達500噸，但麥坎德萊斯為了避免全軍覆沒，隱瞞了斯科特和卡拉漢的死訊，帶領軍艦再次往西重返戰場[45]。由於美軍百折不撓的戰鬥，阿部弘毅對於在夜間繼續混戰失去了信心，又擔心繼續深入會遭到圖拉吉島美軍魚雷艇的偷襲。在日軍處於戰術優勢，旗艦比叡號未受致命傷的情況下，凌晨02時，阿部最終下令取消炮擊亨德森機場的原定計劃，撤回特魯克[46]。田中的艦隊也於凌晨03時44分放棄向瓜島運輸物資的企圖，返回肖特蘭待命。02時26分，美軍倖存的最高級軍官，海倫娜號艦長胡佛（英語：Gilbert C. Hoover）上校下令向東脫離戰鬥，瓜達爾卡納爾島海戰首夜的戰鬥以美軍的戰術勝利結束[47]。戰鬥結束後，水兵們為卡拉漢舉行了海葬[16]。

1942年11月19日，南太平洋戰區（英語：South Pacific Area）司令威廉·海爾賽晉升為海軍上將。授銜儀式上，他換下象徵中將的兩枚三星領章，分別寄送給卡拉漢少將和斯科特少將的遺孀，表示：「我能得到這第四顆星（上將軍銜），完全仰仗斯科特和卡拉漢的非凡勇氣。」[48]

評價

對卡拉漢在瓜達爾卡納爾海戰中表現的評價是兩極的：一方面，他成功挫敗了日軍11月12日至13日向瓜島增兵的計劃，擊沉敵驅逐艦兩艘並協助擊沉了日本海軍損失的第一艘戰艦比叡號，同時也為亨德森機場爭取了寶貴的一天[49]。另一方面，由於照搬了斯科特少將在埃斯佩蘭斯海角海戰中的戰術，卡拉漢不僅重犯了許多已有的錯誤，甚至還放大了一部分[50]。僅此一戰，美軍就損失了兩艘輕巡洋艦、四艘驅逐艦、多達1,439人陣亡，他自己也成為美國海軍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來陣亡的第三位將軍[38][註 2]。戰役結束後，卡拉漢因其一系列的決策失誤遭到了普遍批評。最大的失策在於他沒有向艦隊下達詳細的作戰方案，導致臨時拼湊的TG 67.4在陣型混亂後便陷入各自為戰的境地[51]。太平洋艦隊司令尼米茲上將對卡拉漢的批評還包括[50]：

  • 輕視雷達這一科技優勢在戰鬥中的作用，既沒有選擇裝備SG雷達的軍艦作為旗艦，也沒有將其部署在艦隊中的有利位置；
  • 機械地套用埃斯佩蘭斯角海戰中的單縱陣型。對於一支13艘船組成的艦隊，單縱陣實在難以調度。同時，把驅逐艦部署於艦隊兩頭使其「無端暴露在敵方火力下，且無法發動協調一致的魚雷攻擊。」（歐內斯特·金語）；
  • 迷信艦炮的威力（當時美軍指揮官的通病）並忽視己方驅逐艦的雷擊實力，同時低估了日軍的魚雷威力。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校長威廉·派伊（英語：William S. Pye）中將對卡拉漢的表現甚不以為然。他曾不客氣地評論：「諸如『狠狠打！』、『瞄準大傢伙射擊！』之類的命令更適合拿來作報紙頭條。」並聲稱：「如果卡拉漢在戰鬥中生還，等待他的將是軍法調查。」[50]不過，海軍歷史學家李察·弗蘭克（英語：Richard B. Frank）指出，正是因為卡拉漢的這些誤判，他才能歪打正着地給予阿部弘毅的神經以致命一擊，而那正是日軍艦隊最脆弱的部分。雙方犬牙交錯的纏鬥、自身所處的艦橋遭美艦橫掃、以及參謀長的陣亡，都促使阿部作出了不理智的決斷。弗蘭克認為，就當時美日雙方在裝備和訓練上的差距，倘若卡拉漢像斯科特那樣照本宣科地打一場更為保守的戰鬥，則很有可能既無法攔截阿部對亨德森機場的攻擊，也難以避免慘重的損失[52]。是役之後，通過總結此次戰鬥的經驗教訓，美國海軍採取了增設作戰情報中心（英語：combat information center）等改進措施，在接下來的兩年中實現了低能見度環境下作戰能力的突飛猛進[53]。

榮譽

 
布魯斯·麥坎德萊斯（英語：Bruce McCandless）少校在榮譽勳章授勳儀式後安慰卡拉漢少將家人時的場景

瓜達爾卡納爾海戰首夜三天後的1942年11月16日，羅斯福總統得知了卡拉漢的死訊。他扼腕長嘆：「我就知道，像丹那樣勇敢的男子漢註定是英雄命短。我敢打賭，在他徑直衝向敵人的時候，心中想的肯定是杜威和馬尼拉灣，以及我們一同討論這些戰鬥的歲月。」[54][註 3]次日，他親自寫信給卡拉漢的遺孀瑪麗：「想必您一定理解我此時內心的失落。丹和我在白宮共事時相處非常融洽。我為他自豪不已，他受任司令時的喜悅，我也感同身受。在悲痛之餘，我們將永遠銘記一個帶領艦隊所向披靡的、勇敢的靈魂。」[55]

1942年12月9日，羅斯福總統追授卡拉漢少將榮譽勳章，由其時任海軍中尉（英語：Lieutenant (junior grade)）的兒子，27歲的小丹尼爾·卡拉漢替父代領[56]：

茲表彰在1942年11月12日夜至13日在薩沃島海域對抗日軍艦隊時超越職責的英雄主義和大無畏精神。在敵人窮凶極惡、敵眾我寡的情況下，卡拉漢少將憑藉巧妙的戰術技巧和精湛的艦隊協調和敵人勇敢周旋，為擊潰強敵艦隊入侵，並最終挫敗日軍攻勢作出了決定性貢獻。面對敵方優勢火力的狂轟濫炸，他堅定地指揮近距離作戰，並在旗艦艦橋上犧牲。他在千鈞一髮之際表現出的無所畏懼的進取精神、身先士卒的領導風範和審慎睿智的先見之明集中體現了美國海軍最為傑出的傳統。為保衛祖國，他義無反顧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除榮譽勳章外，卡拉漢還被追授三藩市號總統單位嘉獎緞帶和紫心勳章。在軍旅生涯中，他曾先後獲得過尼亞加拉瓜戰役勳章（英語：Nicaraguan Campaign Medal）、墨西哥服役獎章（英語：Mexican Service Medal）、一戰勝利勳章（英語：World War I Victory Medal (United States)）加配護航勛扣，並准授本土防禦服役獎章（英語：American Defense Service Medal）加配艦隊勛扣、亞太戰役獎章（英語：Asiatic–Pacific Campaign Medal）、以及二戰勝利勳章[56]。

 
卡拉漢號驅逐艦 (DD-792)

為紀念卡拉漢，美國海軍有兩艘驅逐艦以他的名字命名。第一代卡拉漢號（英語：USS Callaghan (DD-792)）是一艘弗萊徹級驅逐艦，於1943年2月21日開工，同年11月27日竣工服役，卡拉漢的夫人主持下水儀式。該艦曾先後參與過包括塞班島戰役、天寧島戰役、菲律賓戰役、硫磺島戰役、沖繩島戰役等一系列重要戰事，是一艘獲得過8枚戰鬥之星的功勳艦。1945年7月28日，卡拉漢號在沖繩島海域遭一架神風自殺飛機撞擊，爆炸沉沒[57]。該艦是美國海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損失的最後一艘軍艦。巧合的是，參與救援卡拉漢號的軍艦中，有一艘正是卡辛·楊號（英語：USS Cassin Young）——其名來自當年和卡拉漢一同陣亡的三藩市號艦長[58]；第二代卡拉漢號（英語：USS Callaghan (DDG-994)）原本是伊朗巴列維王朝於70年代向美國訂購的居魯士級驅逐艦大流士號，1978年10月23日動工。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訂單取消，美國接收後將其繼續建造完成並改名為基德級卡拉漢號，1981年8月29日建成服役，卡拉漢的孫女主持命名儀式。該艦主要部署於遠東地區，曾參與過對大韓航空007號班機空難倖存者的搜救和毒品戰爭等行動，1998年4月退役。該艦後於2004年出售給中華民國海軍，更名為蘇澳號並服役至今[59]。

卡拉漢的名字和其他三萬六千餘名陣亡美軍一起，被鐫刻在菲律賓馬尼拉美軍公墓（英語：Manila American Cemetery）犧牲將士名錄碑上[16]。美國羅德島州紐波特海軍軍官訓練司令部（Officer Training Command）的一座禮堂、維珍尼亞州樸茨茅夫市諾福克海軍造船廠（英語：Norfolk Naval Shipyard）的一個運動中心以及加利福尼亞州瓦列霍市的一條街道均以卡拉漢的名字命名。二戰結束後，卡拉漢生前的旗艦三藩市號（英語：USS San Francisco (CA-38)）於1959年報廢拆解，彈痕累累的艦橋現陳列於三藩市的天涯海角公園（英語：Lands End (San Francisco)）[19]。

卡拉漢的大弟弟，比他小7歲的威廉·卡拉漢（英語：William M. Callaghan）也是一名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出身的海軍軍官。其兄陣亡時，他正在尼米茲上將的參謀部任上校後勤官。1944年6月，他被任命為新型戰艦密蘇里號的首任艦長。他因在沖繩島戰役期間下令以軍人禮節下葬一名撞擊密蘇里號的神風特攻隊機師而聞名。1957年以海軍中將軍銜退役。[60]

參見

註釋

  1. ^ 很長一段時間裏，人們將斯科特的死歸因於日軍炮火。近年來，根據海軍歷史學家弗萊徹·布拉特（英語：Fletcher Pratt）、李察·弗蘭克等人的考證，擊中阿特蘭大號艦橋是帶有綠色染色劑的8英寸（203毫米）炮彈，當時雙方艦隊中只有三藩市號符合這一條件。見：Pratt, Fletcher. The Navy's Wa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44: 第267頁. 
  2. ^ 第一位是在珍珠港事件中與座艦亞利桑那號戰艦同沉的伊薩克·基德（英語：Isaac C. Kidd）少將；第二位是和卡拉漢一同參與瓜達爾卡納爾海戰並在稍早陣亡的諾曼·斯科特少將[19]
  3. ^ 喬治·杜威（1837-1917），美國海軍元帥。1898年美西戰爭期間，杜威率領美國海軍艦隊在馬尼拉灣全殲西班牙海軍太平洋分艦隊，自身無一損失，是海戰史上最壓倒性的勝利之一。

參考資料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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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

在線資源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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