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基百科

威廉·侯活·塔夫脫

第27任美国总统

威廉·侯活·塔夫脫（英語：William Howard Taft，1857年9月15日—1930年3月8日）是史上唯一出任過美國總統和美國首席大法官兩項職位的人，曾於1909至1913年當選第27任總統，1921至1930年當上第十任首席大法官。他在1908年作為狄奧多·羅斯福挑選的繼任者當上總統，但1912年羅斯福另組進步黨參加大選，導致共和黨分裂，塔夫脫競選連任不敵民主黨候選人活羅·韋爾遜。1921年，華倫·加馬利爾·哈定提名塔夫脫出任首席大法官，他持續任職到去世前一個月。

威廉·侯活·塔夫脫
William Howard Taft
美國總統 第27任美國總統
任期
1909年3月4日—1913年3月4日
副總統
前任狄奧多·羅斯福
繼任活羅·韋爾遜
第10任美國首席大法官
任期
1921年7月11日—1930年2月3日
提名華倫·加馬利爾·哈定
前任愛德華·道格拉斯·懷特
繼任查理斯·埃文斯·休斯
第42任美國戰爭部長
任期
1904年2月1日—1908年6月30日
總統狄奧多·羅斯福
前任羅脫
繼任盧克·愛德華·賴特
首任古巴臨時總督
任期
1906年9月29日—1906年10月13日
指定狄奧多·羅斯福
前任湯馬士·埃斯特拉達·帕爾馬
（主席）
繼任查理斯·愛德華·馬貢
菲律賓總督
任期
1901年7月4日—1903年12月23日
指定威廉·麥金萊
前任小亞瑟·麥克阿瑟
（軍事總督）
繼任盧克·愛德華·賴特
美國聯邦第六巡迴上訴法院法官
任期
1892年3月17日—1900年3月15日
指定班哲文·夏里遜
前任新設職位
繼任亨利·富蘭克林·塞弗倫斯
第六任美國訟務次長
任期
1890年2月4日—1892年3月20日[1]
總統班哲文·夏里遜
前任奧洛·查普曼
繼任查理斯·奧爾德里奇
個人資料
出生(1857-09-15)1857年9月15日
 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
逝世1930年3月8日(1930歲—03—08)（72歲）
 美國華盛頓特區
墓地阿靈頓國家公墓
政黨共和黨
配偶海倫·赫倫（1886年結婚）
兒女
父母
學歷
簽名

塔夫脫1857年生於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父親亞豐素曾任美國司法部長和戰爭部長，還是耶魯大學骷髏會的創始人，塔夫脫進入該校深造並加入骷髏會。成為律師後，塔夫脫二十幾歲就當上法官。他晉升迅速，先後出任訟務次長和聯邦第六巡迴上訴法院法官。1901年，威廉·麥金萊任命他出任菲律賓民事總督。1904年，羅斯福選擇塔夫脫擔任戰爭部長，隨後他又成為總統欽點的接班人。塔夫脫的個人心願是出任首席大法官，但對政治事業的責任心促使他多次謝絕進入美國最高法院的機會。

憑藉羅斯福助力，塔夫脫順利拿到1908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11月普選又輕取民主黨對手威廉·詹寧斯·拜仁。入主白宮後，他對東亞事務的關注超過歐洲，還多次出手支持或推翻拉美國家政府。關稅此時是聯邦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塔夫脫力主降低稅率，但最後通過的法案受特殊利益集團影響很大。他傾向支持共和黨保守派系，但羅斯福支持進步派系，塔夫脫政府兩大派系爭議不斷，平肖－巴林傑之爭和塔夫脫政府遞交的反壟斷訴訟令關係緊張的兩人分道揚鑣。羅斯福在1912年與塔夫脫爭奪總統候選人提名，塔夫脫利用黨派政治機器控制權以微弱多數拿下提名，羅斯福憤而退黨。共和黨的分裂導致塔夫脫連任希望渺茫，最後他只拿下猶他州和佛蒙特州，韋爾遜大殺四方。

塔夫脫下台後回到耶魯大學擔任教授，同時繼續參與政治事務並通過強制和平同盟會反戰。1921年，哈定總統任命塔夫脫出任後者希冀已久的首席大法官。塔夫脫首席大法官對商業事務傾向保守，個人權利在他執掌最高法院期間有所進步。塔夫脫1930年2月因身體不佳辭職，一個月後便與世長辭，遺體葬在阿靈頓國家公墓，是下葬此地的首位美國總統和首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歷史上多次美國總統排名中，塔夫脫大多位於中等水平。

早年經歷和教育

 
耶魯學院保留的塔夫脫照片

威廉·侯活·塔夫脫1857年9月15日生於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父親叫亞豐素·塔夫脫（Alphonso Taft），母親叫路易絲·托里（Louise Torrey）[2]。塔夫脫家族算不上富裕，全家住在奧本山郊區的簡樸民居。亞豐素曾擔任法官、大使，並在尤利西斯·格蘭特總統內閣任職，擔任戰爭部長和司法部長。[3]

塔夫脫童年時沒有特別聰明的表現，但非常勤奮。父母對五個兒子要求嚴格，催促他們只能成功，不許失敗。威廉進入辛辛那提活沃德高中就讀，1874年獲耶魯學院錄取。大學期間塔夫脫體格魁梧、平易近人，曾在校內重量級摔跤比賽奪冠。同學稱他雖然不是最聰明的學生，但還是憑勤奮和正直取得認可。[4][5]在校期間他還入選骷髏會，是首位加入該組織的未來總統，之後只有喬治·夏拔·獲加·布殊和喬治·獲加·布殊父子也曾加入[6]。1878年，塔夫脫在全班121名學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績畢業[7]。他還進入辛辛那提法學院深造[8]，1880年畢業並獲法學士學位。就讀法學院期間他為穆拉特·霍爾斯特德（Murat Halstead）主編的《辛辛那提商報》（The Cincinnati Commercial）工作[7]，受命報導當地法院新聞，在此期間還到父親的事務所研習法律，兩項活動讓他學到許多課堂上無法了解的實踐法律知識。從法學院畢業前不久，塔夫脫趕到州首府哥倫布參加律師資格考試並輕易通過。[9]

政壇崛起（1880至1908年）

俄亥俄州律師和法官

取得俄亥俄州律師執業資格後，塔夫脫全職投入《辛辛那提商報》的工作。霍爾斯特德承諾只要塔夫脫放棄當律師就為他加薪轉正，但塔夫脫沒有接受。1880年10月，塔夫脫獲命出任辛辛那提所在的咸美頓縣助理檢察官，次年一月就職。他在這個位置上工作一年，起訴各種常規案件。[10]1882年1月，塔夫脫辭職接受切斯特·亞倫·阿瑟總統任命，負責俄亥俄州第一區（以辛辛那提為中心）國稅徵收[11]。塔夫脫拒絕解僱那些工作能力足以勝利但政壇失寵的職工，後在1883年3月辭職並致信總統，自稱打算在辛辛那提開辦律師事務所[12]。1884年，塔夫脫為共和黨候選人、緬因州聯邦參議員占士·G·拜仁競選，但贏得總統寶座的是民主黨候選人、紐約州州長格羅弗·克里夫蘭[13]。

1887年，辛辛那提高等法院法官位置出缺，州長約瑟夫·福勒克任命29歲的塔夫脫繼任。一年後任期截止，塔夫脫競選連任成功得到五年完整任期，這是他首次參加選舉，除此以外只參加過兩次總統大選。擔任州法官期間，塔夫脫流傳下來的裁決意見約有20餘項，其中以「摩爾斯公司訴一號磚瓦工會案」（Moores & Co. v. Bricklayers' Union No. 1，1889年[註 2]）最有名，1908年競選總統時，該案成為對手攻擊他的彈藥。案件起因是磚瓦工會與帕克兄弟公司發生爭議，因此拒絕為任何同該司有業務往來的公司工作。塔夫脫裁定工會做法屬於不合法的次級抵制。[14]

塔夫脫結識海倫·赫倫（暱稱內莉）的確切時間已不可考，只能確定最晚是在1880年，她把塔夫脫的聚會邀請寫進日記。1884年兩人已經常約會，拒絕一次後，內莉（Nellie）於1885年同意結婚，第二年6月19日在女方家中舉辦婚禮。塔夫脫在近44年的婚姻生活中一直鍾愛夫人，內莉就像公公和婆婆一樣嚴格要求丈夫，非常坦率地提出批評。[15][16]兩人共有三個孩子，長子羅拔當上聯邦參議員[2]。

訟務次長

1889年，美國最高法院出缺，福勒克州長向夏里遜總統建議任命塔夫脫。塔夫脫此時還只有32歲，最高法院大法官一直是他的職業目標。他積極爭取提名，致信請福勒克助力，但面對他人時自認應該不大可能獲選。1890年，夏里遜提名塔夫脫出任美國訟務次長，同年二月他抵達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時，該職位已空缺兩個月，工作堆積如山。他努力處理積壓事務，同時學習聯邦法律和擔任俄亥俄州法官時不需要了解的司法程序。[17]

紐約州聯邦參議員、前州務卿威廉·M·埃瓦茨是亞豐素·塔夫脫在耶魯大學的同學[註 3]，威廉上任後他馬上打來電話，將昔日老友的兒子和兒媳帶入首都社交圈。內莉對夫妻二人的未來充滿雄心，但對丈夫總是與最高法院大法官打交道感到厭煩，希望多和狄奧多·羅斯福、海約翰、亨利·卡伯特·洛奇這些掌握決斷權力的首都人士及其夫人交往。[19]

塔夫脫擔任訟務次長戰績斐然，在最高法院打的18場官司有15場獲勝[2]，但他還是更想當法官。1891年3月，美國國會為每個聯邦上訴法院增加一名法官。1892年3月，塔夫脫辭職接受夏里遜任命，出任駐辛辛那提的第六巡迴上訴法院法官。[20]

聯邦法官

美國聯邦法官可終身任職，而且有望晉升最高法院大法官。塔夫脫同父異母的哥哥查理斯（Charles Phelps Taft）生意成功，領取政府薪水的弟弟跟着沾光，一家人生活頗為如意。塔夫脫的工作一方面是審理巡迴區案件，包括俄亥俄州、密芝根州、肯塔基州和田納西州；另一方面是與充當巡迴法官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約翰·馬歇爾·哈倫，以及第五巡迴法院其他法官審理上訴案。1892至1900年擔任聯邦法官期間，塔克脫的工作和生活穩定發展。[21]

據歷史學家路易斯·古爾德（Louis L. Gould）記載：「塔夫脫雖然也像19世紀90年代絕大多數中產階級那樣對社會動盪充滿憂慮，但他沒有批評者所說的那般保守。他支持勞工建立組織並罷工的權利，裁決多起過失案時站在反對僱主一邊。」[2]如1897年的「沃伊特訴巴爾的摩與俄亥俄西南鐵路公司案」（Voight v. Baltimore & Ohio Southwestern Railway Co.[註 4]），塔夫脫對鐵路事故導致工人受傷案件的看法與當代契約自由原則學說衝突，裁決被最高法院推翻[註 5]。不過，他對「阿迪斯頓管道和鋼鐵公司訴合眾國案」（Addyston Pipe & Steel Co. v. United States[註 6]）的裁決獲最高法院認可[註 7]。塔夫脫的判決主張，管道製造商協會操縱招標之舉違反《休曼反壟斷法》[23]。為他立傳的歷史學家亨利·普林格（Henry F. Pringle）認為，該裁定令《休曼反壟斷法》起死回生並確立法律地位[24]。

1896年，塔夫脫當上母校辛辛那提法學院院長兼物權法教授，他需要每周備課並講座兩小時[25]。他認真對待母校的工作，致力法律教育，在課程中納入個案教學法[26]。聯邦法官不能參與政治事務，但他還是積極關注並且一直支持共和黨。1894至1895年，俄亥俄州州長威廉·麥金萊積極競選，塔夫脫頗感沒譜，稱「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根本沒人喜歡他」。[26]但1896年3月，他已經看出麥金萊很可能會拿到提名，此後勉強表態支持。同年七月，前內布拉斯加州聯邦眾議員威廉·詹寧斯·拜仁在民主黨全國大會上發表黃金十字演講，民主黨人陣腳大亂後推舉他為候選人，塔夫脫隨即堅決支持麥金萊。拜仁的演講和競選都極力主張自由鑄造銀幣，塔夫脫認為如此政策在經濟上過於激進。塔夫脫擔心人們會因預料拜仁當選總統而囤積黃金，但身為聯邦法官他除擔心外無法採取任何手段。麥金萊最終贏得大選，擔任總統期間最高法院只有1898年出缺，但他提名的是約瑟夫·麥肯納（Joseph McKenna）。[27]

19世紀90年代起直到去世，塔夫托在國際司法領域發揮重要作用，是世界範圍仲裁運動的領軍人物，還在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國際法[28]。1910至1912年，塔夫托和羅斯福漸行漸遠終至決裂，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羅斯福堅持認為仲裁實在幼稚，重大國際爭端只能靠戰爭解決[29]。

菲律賓時期

 
1901年3月27日，賈瑪魯·基拉姆二世與菲律賓委員會主席塔夫脫在蘇祿蘇丹國首都霍洛見面

1900年1月，塔夫脫受命前往白宮，以為總統會提名他進入最高法院，但麥金萊其實是想他進入委員會，負責在菲律賓組織民事政府。總統需要他辭職接受任命，承諾只要這項工作完成，下一次最高法院出缺就提名塔夫脫。塔夫脫要求執管委員會，對任務成功與否負責，總統同意後，塔夫脫於1900年4月趕赴菲律賓。[30]

美國介入意味着菲律賓革命融入美菲戰爭，菲律賓人為獨立而戰，但1900年軍事總督小亞瑟·麥克阿瑟[註 8]為首的美軍已佔上風。麥克阿瑟覺得委員會純屬累贅，這時就叫毫無準備的菲律賓人民自治根本不切實際。但麥金萊授權委員會控制駐菲美軍預算，所以將軍只能配合塔夫脫。[31]1900年9月1日，委員會接手菲律賓行政權；1901年7月4日，塔夫脫當上民事總督。阿德納·查菲將軍接手麥克阿瑟的美軍司令職務，不再設軍事總督。[32]

塔夫脫想與菲律賓人合作，逐步實現菲律賓自治，在他看來該國數十年前就已獨立。菲律賓許多美國人把當地人視為劣等種族，但塔夫脫曾在抵達前不久表示：「我們要徹底消除他們的這種看法」。[33]塔夫脫不在正式活動中要求種族隔離，從社會角度平等對待菲律賓人[34]。據內莉回憶，「政治立場和種族都不應該在任何程度上影響我們的態度」[35]。

1901年9月，麥金萊遇刺身亡，狄奧多·羅斯福繼任。塔夫脫和羅斯福在1890年左右交上朋友，當時塔夫脫是訟務次長，羅斯福在公務員委員會任職。塔夫脫曾在麥金萊當選後促使總統任命羅斯福出任海軍助理部長，看着羅斯福從戰爭英雄到紐約州州長和美國副總統的旅程。1902年1月，塔夫脫在感染導致兩次手術後前往華盛頓療養，兩人再度見面。[36]塔夫脫在參議院委員會就菲律賓局勢作證，他希望菲律賓農民憑藉土地所有權在新政府取得一席之地，但大部分耕地掌握在天主教修道會手中，這些人大部分都是菲律賓人憎恨的西班牙教士。羅斯福派塔夫脫前往羅馬與教皇良十三世談判購買土地並安排西班牙教士離開，美國人取而代之並將當地人培訓成神職人員。塔夫脫的羅馬之行沒有解決問題，但1903年時雙方對兩個問題均達成協議。[37]

1902年下半年，羅斯福告知塔夫脫小佐治·希拉斯大法官即將辭職，最高法院將要出缺，希望塔夫脫就任。雖然這是他長久以來的職業夢想，但塔夫脫覺得總督的任務尚未完成，謝絕總統邀請。[38]1903年，羅斯福又提議塔夫脫擔任戰爭部長。菲律賓由戰爭部管理，塔夫脫可以繼續在當地任職，現任部長羅脫也同意推遲到1904年離職，方便塔夫脫為馬尼拉的事務收尾。塔夫脫與家人商議後同意，並於1903年12月回國。[39]

戰爭部長

 
1906年《帕克》雜誌封面：羅斯福引介塔夫脫皇儲

塔夫脫於1901年1月就任戰爭部長，但總統打算親自管理軍隊，不需要部長對此花多少時間。羅斯福希望塔夫脫能在困難局勢下負責排錯並提供法律建議，他還打算競選總統，希望塔夫脫能為他演講。塔夫脫在演說中極力維護羅斯福的過往立場，後者贏得大選但選舉過程非常艱辛，塔夫脫對此表示，如此選舉實在令他心有餘悸，哪怕別人保證勝算他也不想競選總統。[40][41]

1905至1907年，塔夫脫明白自己很可能會獲得共和黨下一個總統候選人提名，但他無意積極爭取。1905年亨利·布朗（Henry B. Brown）大法官辭職，塔夫脫謝絕總統任命，1906年最高法院再度出缺，但他依然沒有改變立場[42]。第一夫人伊蒂絲·羅斯福對塔夫脫和丈夫關係越來越緊密不滿，覺得兩人立場太接近，塔夫脫極少反對總統的意見，所以對總統沒有多大幫助[43]。

塔夫脫想當首席大法官，對1908年已75歲的現任首席大法官梅爾維爾·富勒身體情況非常關注，但又覺得他還會活好多年。羅斯福表示，只要有機會就很可能任命塔夫脫執掌最高法院，也有人認為司法部長菲蘭德·C·諾克斯更合適。不過這都無關緊要，富勒直到羅斯福下台都是首席大法官。[註 9][45]

1903年巴拿馬脫離哥倫比亞並簽署美巴條約，美國取得在巴拿馬地峽修建運河的權力。國會授權法案沒有明確哪個部門負責挖河，羅斯福把任務交給戰爭部。塔夫脫1904年前往巴拿馬視察運河選址，並與巴拿馬官員會晤。地峽運河委員會一直難以找到能夠勝任同時又願意長期做下去的總工程師，1907年2月約翰·史蒂文斯（John D. Stevens）辭職後，塔夫脫推薦陸軍工程師佐治·華盛頓·戈特爾斯（George Washington Goethals），戈特爾斯接手後項目進展順利。[46]

1898年，西班牙失去對古巴殖民地的控制權，考慮到自由古巴是戰爭的主要目標，美國沒有在西班牙人離開後順勢吞併，而是佔領一段時間後在1902年由其獨立。但是，新國家首先面對的就是選舉舞弊、腐敗和派系之爭。1906年9月，古巴總統湯馬士·埃斯特拉達·帕爾馬要求美國干預。塔夫脫帶領少量美國軍人抵達古巴，並根據1903年古美關係條約自我任命為古巴臨時總督，努力告知古巴人民美方意在穩定，無意長期佔領，直到兩周後由查理斯·愛德華·馬貢繼任。[47]

塔夫脫繼續參與菲律賓事務。1904年羅斯福競選期間，塔夫脫主張菲律賓農產品銷往美國時免稅，此舉引來美國糖類和煙草種植戶抗議，羅斯福要求塔夫脫轉變立場，但後者不同意並威脅辭職[48]，羅斯福最後沒有堅持[49]。塔夫脫1905年帶領國會議員代表團到訪菲律賓，1907年再返該群島召開首屆菲律賓下議會（後更名菲律賓眾議院）[50]。

塔夫脫擔任戰爭部長期間共兩次前往菲律賓，兩次都曾到日本與當地官員會晤[51]。1905年7月的會晤一個月後，日本和俄國在美國調停下議和，最終簽署《樸茨茅夫和約》結束日俄戰爭。塔夫脫與日本首相桂太郎面談後簽署備忘錄，其中不含新內容，只是重申官方立場：日本無意侵略菲律賓，美國不反對日本控制朝鮮。[52]美方對大量日本勞工前往美國西岸頗感憂慮，1907年9月塔夫脫第二次到訪日本期間，該國外相林董非正式地同意少向此類人員發放護照[53]。

1908年大選

獲取提名

 
塔夫脫接到羅斯福打來的電話，告知他剛剛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

麥金萊遇刺後留給羅斯福近三年半任期，1904年選舉獲勝當晚，羅斯福公開宣佈不會在1908年尋求連任，但他很快就後悔不該這麼衝動。羅斯福信守承諾，覺得選戰爭部長繼任最合適，但塔夫脫對競選興趣不大。[54]羅斯福利用黨派政治機器幫助塔夫脫[54]，要求他任命的官員要麼支持戰爭部長，要麼閉上嘴，否則就捲鋪蓋走人[55]。

財政部長佐治·科特爾尤（George Cortelyou）等共和黨政治家試水參選，但都決定置身事外。紐約州州長查理斯·埃文斯·休斯參選後，羅斯福在休斯發表重要政策講話當天向國會遞交特別建議，措辭強烈地警示企業腐敗。總統的建議引來大量報導，休斯講話的消息只刊登在報紙角落。[56]面對支持者呼籲他再干四年的熱情，羅斯福只能忍痛謝絕[57]。

1908年2月，美國郵政局助理局長法蘭克·希區柯克（Frank H. Hitchcock）辭職主持塔夫脫的競選活動[58]。同年四月，塔夫脫巡迴演講，西部最遠的一站是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然後受命前往巴拿馬解決選舉爭議。1908年共和黨全國大會於六月在芝加哥舉行，塔夫脫沒有值得一提的對手，首輪投票就贏得提名。不過，成為黨派新旗手的塔夫脫卻沒有多少自主權，他本希望競選搭檔是像艾奧瓦州聯邦參議員莊拿芬·多利佛（Jonathan Dolliver）這樣的中西部進步人士，但大會最後提名的是紐約州保守派聯邦眾議員占士·S·舍曼。6月30日，塔夫脫辭去戰爭部長職務全身心投入競選。[59][60]

普選競選

塔夫脫的普選對手是拜仁，是最近四次總統大選中三次的民主黨候選人。羅斯福有許多改革源於拜仁的提議，民主黨人宣稱拜仁才是繼承羅斯福衣缽的理想人選。《1907年蒂爾曼法》規定聯邦政治競選收受企業獻金違法，拜仁主張進一步禁止公司管理人員或董事的捐款，或至少及時披露。塔夫脫認為這些獻金在選舉過後披露即可，努力確保沒有收取與政府打官司的企業管理人員或董事捐助。[61]

 
1908年塔夫脫與舍曼競選海報

許多人批評塔夫脫只是羅斯福的棋子，行事根本身不由己。塔夫脫火上澆油，前往薩加莫爾山的羅斯福故居為接受提名演說尋求建議，自稱需要「總統的裁定和判斷」。[62]塔夫脫支持羅斯福的大部分政策，主張勞工有權組織但無權抵制，企業和富裕階層同樣要遵守法律。拜仁要求鐵路收歸國有，但塔夫脫認為鐵路應歸私有，州際貿易委員會可以限定最高費率並接受司法覆核。塔夫脫還主張，近來發生的1907年恐慌是股票炒作及其他濫權行為導致，有必要改革貨幣制度（美國此時施行金本位制度），確保經濟不景氣時政府能靈活響應，還需要專門針對托拉斯立法，補充《休曼反壟斷法》；此外還應用憲法修正案增設所得稅，推翻最高法院裁定此類稅收違憲的判決。羅斯福擴大行政權力之舉一直頗具爭議，塔夫脫着意延續他的政策，但放緩步調，通過立法建立更加堅實的法律基礎。[63]

塔夫脫挑選希區柯克出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負責總統競選事宜，令部分進步人士頗感失望。希區柯克馬上將與大企業關係緊密的人帶入塔夫脫陣營。[64]1908年8月，塔夫脫到維珍尼亞州巴斯縣溫泉城（Hot Springs）度假，這段時間花在高爾夫球上的時間比競選戰略還多，令政治顧問深感惱火。羅斯福看到報上刊登塔夫脫大力揮杆打球的照片後也很不滿，警告塔夫脫不要再讓人偷拍照片。[65]

 
1908年大選結果，紅色是共和黨贏出，藍色民主黨，數字代表各州選舉人票數

羅斯福對不便干涉選舉頗感鬱悶，他建議塔夫脫儘量保持良好形象，避免引起選民反感，最終讓拜仁揀便宜。羅斯福的支持者散步謠言，聲稱塔夫脫的競選其實是總統主持，此舉令從未信任羅斯福夫婦的內莉·塔夫脫感到憤怒。[66]羅斯福在塔夫脫的競選中投入極大熱情，以致幽默作家笑稱「塔夫脫」的英語「Taft」其實是「聽取羅斯福建議」（Take advice from Theodore）的首字母縮寫。[67]

拜仁主張建立銀行擔保體系，這樣銀行倒閉後儲戶也能拿回存款，塔夫脫反對並提出郵政儲蓄體系[61]。9月中旬，禁酒成為競選重要議題，嘉莉·納蒂翁（Carrie Nation）致電塔夫脫要求他表明立場。塔夫脫和羅斯福一致認為黨綱無需着墨禁酒議題，納蒂翁憤怒地掛斷電話，宣稱塔夫脫沒有宗教信仰而且反對禁酒。對此塔夫脫遵照羅斯福的建議不予置評。[68]

塔夫脫以顯著優勢輕取對手，獲51.6%的普選票和321張選舉人票，拜仁只有162張選舉人票[69]。對於此次競選內莉表示：「除了不知道也不在乎政治遊戲怎麼玩以外，他的行為無可指責」[70]。據長期擔任白宮招待員的艾克·賀夫（Ike Hoover回憶，競選期間塔夫脫經常拜見羅斯福，但當選後直到1909年3月4日就職都很少再來白宮[71]。

總統任期（1909至1913年）

就職和任命

 
1909年塔夫脫總統就職典禮

塔夫脫於1909年3月4日宣誓就職，華盛頓此時還因冬季風暴天寒地凍，所以他沒有按慣例在國會大廈外宣誓，而是在參議院大廳舉行儀式。新總統的就職演說表示，很榮幸過去能擔任「傑出前總統的顧問」，並參與「他發起的改革。如果不把維持並執行這些改革當作政府最重要的日程，我就沒有忠於自我、沒有信守承諾，更沒有遵守黨綱中的宣言」。[72]他承諾讓改革持久，確保誠信商人的利益不因政策更迭受損。他主張降低1897年的丁利關稅，提倡反壟斷改革並繼續推動菲律賓實現全面自治。[73]羅斯福帶着遺憾離開白宮，對擔任總統的經歷念念不忘，但為給新總統讓路，他決定前往非洲打獵，至少一年後才回國[74]。

共和黨全國大會結束後不久，塔夫脫和羅斯福就已商定保留羅斯福內閣哪些成員。塔夫脫只保留農業部長占士·韋爾遜（James Wilson）和郵政局長佐治·馮·倫格克·邁耶（George von Lengerke Meyer，已轉到海軍部）。加入塔夫脫內閣的其他官員包括：麥金萊和羅斯福手下司法部長菲蘭德·C·諾克斯擔任國務卿，富蘭克林·麥克維（Franklin MacVeagh）任財政部長。[75][76]

羅斯福與媒體關係融洽，但塔夫脫顯然無福消受，所以他不像前總統那樣經常接受採訪和拍照[77]。羅斯福以領袖魅力為標誌的政府風格告一段落，變成沉穩追求法治的塔夫脫政府[78]。

塔夫脫政府內閣
職務 姓名 任期
總統 威廉·侯活·塔夫脫1909－1913年
副總統 占士·S·舍曼1909－1912年
無1912－1913年
國務卿 菲蘭德·C·諾克斯1909－1913年
財政部長 富蘭克林·麥克維1909－1913年
戰爭部長 雅各·迪金森1909－1911年
亨利·路易斯·史汀生1911－1913年
司法部長 佐治·威克斯漢姆1909－1913年
郵政總長 法蘭克·希區柯克1909－1913年
海軍部長 佐治·馮·倫格克·邁耶1909－1913年
內政部長 李察·巴林傑1909－1911年
華特·費沙1911－1913年
農業部長 占士·韋爾遜1909－1913年
商務與勞工部長 查理斯·納格爾1909－1913年
 
塔夫脫首屆內閣，1910年
 
塔夫脫第二屆內閣，1912年

對外政策

組織和原則

美國印鈔局刻版的塔夫脫總統肖像

塔夫脫優先考慮改組國務院，聲稱現有國務院「是根據1800而非1900年的政府需求組織」[79]。國務院在他任內首度按地域分區組織部門，各自負責遠東、拉丁美洲和西歐事務[80]。國務院還首度建立在職培訓計劃，上任官員需在首都學習一個月再前往各自崗位[81]。塔夫脫與國務卿諾克斯關係密切，在對外和國內事務領域都聽取他的意見。歷史學家保羅·科萊塔（Paolo E. Coletta）指出，諾克斯不擅外交，而且與參議院、媒體及眾多外國領導人關係惡劣，特別是拉美國家領導人。[82]

塔夫脫和諾克斯在重大外交政策目標方面達成廣泛共識：美國不干涉歐洲事務，如有必要可以用武力在美洲推行門羅主義。塔夫脫擔任總統期間巴拿馬運河一直在修（後於1914年通航），保護運河是美國在加勒比地區和中美洲外交政策的核心訴求。聯邦政府過去也曾推動美國在海外的商業利益，塔夫脫更進一步，利用美國外交官和駐外領事館組成網絡，進一步推動貿易。塔夫脫希望商業關係能夠促進世界和平。[82]他推動英法兩國的仲裁條約，但批准條約是憲法賦予參議院的特權，參議院無意與總統分享[83]。

關稅與互惠

塔夫脫擔任總統期間，共和黨的基本立場是利用關稅保護國內貿易[84]。1897年的丁利關稅就旨在保護美國工業對抗外國競爭。1908年黨綱支持修改丁利法案，但沒有明確如何操作，塔夫脫對此的理解是降低關稅。1909年3月15日，他召集國會特別會議商討關稅問題。[85]

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塞雷諾·佩恩（Sereno E. Payne）曾於1908年下半年舉行聽證，隨後提出立法草案。法案整體小幅降低關銳並於1909年4月在眾議院通過，但參議院審核期間，財政委員會主席、羅德島州議員納爾遜·奧爾德里奇（Nelson W. Aldrich）又用大量修正條款提高稅率。進步派對此深感憤怒，威斯康星州參議員羅拔·拉佛萊特（Robert M. La Follette）敦促塔夫脫表態批評法案與黨綱不符，總統沒有接受，對進步人士火上澆油。[86]塔夫脫堅持要求從菲律賓進口的大部分產品免稅，歷史學家當奴·安達臣（Donald F. Anderson）表示，對於這些了解充分而且非常在意的事務，塔夫脫的領導能力行之有效[87]。

塔夫脫不贊成反對人士在關稅法案加入所得稅條款，理由是最高法院此前就已裁定該稅違憲。反對派於是提出第十六條憲法修正案，7月上旬通過兩院後再送各州批准，最後於1913年開始生效。塔夫脫獲得委員會對限制木材稅等事務的支持，委員會報告得到兩院認可，1909年8月6日塔夫脫簽字頒佈。《佩恩－奧爾德里奇關稅法》生效後馬上引起爭議，據科萊塔記載：「塔夫脫已經喪失主動，激烈關稅辯論中的創傷始終沒有癒合」。[88]

 
紐頓·麥康奈爾的漫畫，加拿大人懷疑塔夫脫等人只對繁榮時的加拿大感興趣

1910年12月，塔夫脫在國情咨文中呼籲與加拿大達成自由貿易協定。英國此時仍然主控加拿大外交，塔夫脫發現英國和加拿大政府都願意與美國自由貿易。但是，許多加拿大人反對達成協議，兩國曾於1854年簽署《額爾金－馬西條約》，加拿大人擔心美國會像1866年那樣只待時機成熟就把加拿大一腳踢開。此外，美國的農場主和漁業組織也反對協議。1911年1月與加拿大官員商議後，塔夫脫將不屬於正式條約的協議遞交國會，同年7月下旬通過。以總理威爾弗里德·勞雷爾為首的加拿大國會對協議無法達成共識，加拿大人在1911年9月大選中把勞雷爾趕下台，羅拔·萊爾德·博登繼任。最後兩國沒有達成跨境協議，激烈辯論令共和黨內分歧深化。[89][90]

拉丁美洲

塔夫脫和國務卿諾克斯針對拉丁美洲制訂美元外交政策，認為美國投資能讓所有參與方獲利，同時消除歐洲對門羅主義推行地區的影響。但這項政策應者寥寥，拉美國家不願淪為美國的金融保護國，許多參議員認為美國不應插手海外。[91]墨西哥政權崩潰，該國隨後陷入混亂的墨西哥革命，對塔夫脫外交政策的挑戰空前絕後[92]。

 
1909年，塔夫脫與墨西哥總統波費里奧·迪亞斯在墨西哥華雷斯城會晤

塔夫脫上任之初，墨西哥就已在波費里奧·迪亞斯的長期獨裁統治下日趨動盪，許多墨西哥人支持反對派首腦法蘭西斯科·馬德羅[93]。墨西哥叛軍多次穿過兩國邊境搶奪馬匹和武器，塔夫脫下令美國陸軍在邊境地區演習。他告知軍事助手雅池博·巴特（Archibald Butt）：「我準備鎮壓叛亂，而且沒那麼容易收手」。[94]塔夫脫與迪亞斯在德薩斯州艾爾帕索和墨西哥華雷斯城會晤，以此表示支持迪亞斯，這不但是兩國總統首次會晤，還是美國總統首度到訪墨西哥[95]。峰會當天，費德歷·羅素·伯納姆和德薩斯騎警抓到持有手掌手槍的刺客，此人一度衝到距兩位總統僅數英尺之遙[95]。迪亞斯在墨西哥大選前囚禁反對派候選人馬德羅，後者的支持者拿起武器。最終迪亞斯下台，墨西哥陷入持續十年的革命。美國亞利桑那領地兩位公民被殺，十餘人受傷，部分是因跨境槍擊引起。塔夫脫反對激烈回應並如此指示領地總督。[92]

尼亞加拉瓜總統何西·山度士·塞拉亞有意撤銷授予美國公司的商業特許[註 10]，美國外交官私下傾向支持胡安·埃斯特拉達（Juan Estrada）為首的叛軍[97]。該國欠下許多大國債務，美國不希望另一條運河線路落入歐洲人之手。受美軍干預影響，選舉產生的塞拉亞接班人何西·馬德里斯（José Madriz）無法平息叛亂，埃斯特拉達的勢力於1910年8月攻陷首都馬拿瓜。美國迫使尼亞加拉瓜接受貸款，並派官員確保該國用政府收入還款。尼亞加拉瓜遠未穩定下來，1911年再度發生政變，1912年發生的騷亂更多，塔夫脫派兵控制局勢，後來一直到1933年才結束佔領。[98][99]

1903年巴拿馬革命引起的爭端經巴拿馬、哥倫比亞和美國三方條約解決，1909年初，羅斯福跛腳鴨政府簽署條約並獲參議院和巴拿馬批准，但哥倫比亞拒絕批准。1912年大選過後，諾克斯表示願向哥倫比亞補償一千萬美元，後來最高提升到2500萬美元。哥倫比亞認為數額太少要求仲裁，塔夫脫下台時此事仍未解決。[100]

東亞

主政菲律賓的經歷令塔夫脫當上總統後依然熱心關注東亞事務[101]，他認為美國與歐洲的關係不那麼要緊，並出於貿易和投資潛力的考量將駐華大使視為外交領域頭號要職。諾克斯對此不敢苛同，謝絕派他前往北京實地考察的建議。塔夫脫認為羅斯福所派大使柔克義對涉華貿易不感興趣，用麥金萊和羅斯福多次派往歐洲的嘉樂恆（William J. Calhoun）取代。但諾克斯對嘉樂恆的政策建議不以為然，兩人經常發生爭執[102]。塔夫脫和諾克斯力圖將海約翰的門戶開放政策擴展到滿洲，但勞而無功[103]。

1898年，美國企業獲得漢口至四川省的鐵路特許權，但因該司在美國境外出售多數股權違反協議，清朝政府於1904年撤消協議。清政府從英屬香港獲得資金賠償美國公司，條件是如果清朝今後修建鐵路需要外國資本投入會優先考慮英國。1909年，以英國為首的財團已開始對華談判。[104]諾克斯同年五月得知後要求准許美國銀行參與，塔夫脫親自同攝政王載灃商議後美方得以加入，但各方直到1911年5月才簽署協議[105]。中方授權協議的法令要求所涉省份地方鐵路公司國有化，各股東所獲補償不足，引起的不滿與其他因素共同引發辛亥革命[106][107]。

起義領袖推舉孫中山擔任後來的中華民國臨時總統，推翻清朝統治。美國公眾傾向承認新政府，塔夫脫對此不大情願。1912年2月聯邦眾議院通過決議支持中華民國，但總統和國務卿認為美國在承認大國新政府上應該與西方其他強國同步。1912年12月，塔夫脫在他最後一份國情咨文中表示打算在中華民國全面建立後承認，屆時他已競選連任落敗，無法繼續跟進。[108]

塔夫脫延續羅斯福時期政策反對華人和日本移民。1911年美日兩國修訂並簽署友好與通航條約，承諾美國的日本人和日本的美國人享有廣泛對等權利，但前提是繼續執行《紳士協約》。條約遞交參議院批准期間美國西岸部分人士反對，塔夫脫告訴他們移民政策保持不變。[109]

歐洲

塔夫脫反對委派政治金主出任大使要職的傳統做法，不希望美國大使都過着窮奢極侈的生活，用他的話來說，希望自己挑選的大使能夠一眼看出他人是不是美國人。塔夫脫走訪歐洲期間對美國駐法大使亨利·懷特（Henry White）印象很差，決定換人，此舉導致國務院其他職業人員擔心因政治因素失業。塔夫脫還想換掉羅斯福任命的倫敦大使懷特勞·里德（Whitelaw Reid），但里德是《紐約論壇報》業主，曾支持塔夫脫競選，總統夫婦都很喜歡他報上的八卦，里德留任直到1912年去世。[110]

塔夫脫倡導以仲裁解決國際爭端，他與英法兩國談判條約，要求將分歧交由仲裁，條約在1911年8月簽署，談判期間塔夫脫和曾任聯邦參議員的諾克斯都沒有和參議院商議。此時已經有許多共和黨人站到總統的對立面，塔夫脫擔心大力宣傳條約會導致參議院不批准。他在十月幾次講話中支持條約，但參議院加入的修正條款令他難以接受，條約最後夭折。[111]

雖然沒能訂立仲裁條約，但塔夫脫政府還是以和平手段解決美英兩國許多爭端，其中多次就是仲裁。這些爭端包括緬因州和新不倫瑞克省之間定居點的邊境問題，白令海涉及日本的海豹捕獵權長期爭端，以及紐芬蘭島近海的類似漁業分歧。解決捕獵海豹爭端的仲裁結果持續生效到1940年被日本廢除。[112]

國內政策和政治

反壟斷

 
安德斯·佐恩創作的塔夫脫白宮正式肖像

塔夫脫繼續羅斯福的執政實踐，通過《休曼反壟斷法》提起訴訟拆分合併企業。羅斯福擔任總統七年共啟動40起訴訟，塔夫脫四年啟動70起。羅斯福時期起訴標準石油和美國煙草公司的案件於1911年獲最高法院裁決支持政府。[113]1911年6月，民主黨主控的眾議院開始針對美國鋼鐵公司開展聽證，該司在羅斯福執政期間顯著擴張，前總統支持他們收購田納西州煤炭、鋼鐵和鐵路企業，以此制止1907年恐慌繼續深化。羅斯福出席聽證並為當年決定辯護，塔夫脫擔任戰爭部長期間也曾讚賞該公司的收購。[114]古爾德認為羅斯福很可能受到蒙昧，誤以為美國鋼鐵公司無意收購田納西企業，但這不過是商業談判中常見的討價還價手段，對於羅斯福來說，質疑此事等於質疑他的個人誠信。[115]

1911年11月，司法部起訴美國鋼鐵公司，要求該司旗下上百家子公司取得獨立經營權，將許多知名企業高管和金融家列為被告。案件訴狀未經塔夫脫審核，其中還指稱羅斯福「被狡猾的企業家蒙蔽助長壟斷」。[114]羅斯福對訴狀中涉及他和治下行政當局的內容深感冒犯，認為自稱不知情的塔夫脫至少存在領導責任[116]。

1911年12月，塔夫脫向國會發出特別訊息，要求復會後修改反壟斷法規，國會充耳不聞。1912年起訴農業設備製造商萬國收割機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mpany）對塔夫脫政治影響也很大。羅斯福政府曾調查該司，但沒有起訴，當時塔夫脫也贊成不起訴。羅斯福出馬爭奪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塔夫脫的支持者宣稱羅斯福當年不起訴之舉失當，羅斯福非常憤怒，指責塔夫脫等到三年半後面對挑戰時舊事重提，對當年他也支持的決定出爾反爾。[117]

平肖－巴林傑之爭

羅斯福熱心環保，他任命的內政部長占士·魯道夫·加菲（James Rudolph Garfield）[註 11]和國家林業局局長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等官員對此有志一同。塔夫脫認同環保需要，但覺得應由立法而非行政命令推動。他沒有保留俄亥俄州同鄉加菲的部長職位，改為任命來自西海岸的前西雅圖市長李察·巴林傑（Richard A. Ballinger）。羅斯福以為塔夫脫之前承諾保留加菲的職位，對內政部長換人頗感意外，此事進一步促使他明白塔夫脫的政策訴求不同。[118]

羅斯福曾收回許多原屬公共領域的土地，例如阿拉斯加州原本以為富含煤炭的地區。1902年，愛達荷州企業家克拉倫斯·坎寧安（Clarence Cunningham）在阿拉斯加州發現煤炭礦藏後提出採礦要求，政府的調查曠日持久，羅斯福下台時仍未結束，其中1907到1908年巴林傑正擔任美國土地總局（General Land Office）局長。[119]土地總局特派員路易斯·格拉維斯（Louis Glavis）調查坎寧安的主張，內政部長巴林傑1909年批准，但等不及的格拉維斯違反政府協議，離開內政部向平肖求助[120]。

1909年9月，格拉維斯通過雜誌文章公開指控巴林傑兩度出任公職期間都在為坎寧安謀取利益，如果指控屬實，巴林傑就有違避免利益衝突的公務員準則[121]。9月13日，塔夫脫根據司法部長佐治·威克斯漢姆（George W. Wickersham）兩天前發佈的報告開除格拉維斯[122]。平肖決定把事鬧大，促使總統也把他開除，塔夫脫很不情願，擔心這會導致還在國外的羅斯福不滿。總統要求已當上參議員的羅脫調查，羅脫也主張解職平肖。[121]

塔夫脫對政府官員下達封口令[123]，但平肖吃了秤砣鐵了心地要繼續鬧大。1910年1月，他致信艾奧瓦州聯邦參議員多利佛，聲稱坎寧安對公共土地的採礦要求屬於欺詐，除林業部門的所做所為外，總統也準備批准。普林格指出，身為行政部門下屬卻用這種手段向立法機構申訴，平肖之舉可謂令人大跌眼鏡，塔夫脫別無選擇只能解除他的職務。[124]心願得遂的平肖遠赴歐洲，去向羅斯福告狀[125]。隨後的國會調查雖然多數議員認為巴林傑之舉沒有問題，但格拉維斯律師路易斯·布蘭迪斯證實威克斯漢姆的報告已經過時，令行政機構頗感難堪，塔夫脫只能承認。平肖－巴林傑之爭導致進步人士和羅斯福的支持者認為塔夫脫言而無信，背棄羅斯福的主張。[126]

公民權利

塔夫脫在就職演講中宣佈，不會任命非裔美國人出任郵政局長之類聯邦公職，以免引起種族摩擦。相比之下，即便白人拒絕與黑人官員打交道，羅斯福也不會因此替換官員。塔夫脫的立場人稱「南方政策」，馬上就導致白人抗議示威反對黑人官員。塔夫脫從諫如流，解除南方大部分黑人官員職務，在北方任命的非裔美國人官員也很少。[127]

塔夫脫上任時，非裔美國人領袖曾探討黑人應何去何從。布克·華盛頓認為大部分黑人應該學會做工，少數接受高等教育；W·E·B·杜波依斯以更激進的立場主張平等；塔夫脫傾向華盛頓的主張。據科萊塔所述，塔夫脫要求非裔美國人「安份守己」，這種做法過於短視，「沒有看到和遵循歷史上與共和黨緊密相連的人道主義使命，導致北方和南方的黑人開始投向民主黨懷抱」。[128]

塔夫脫是一神論者，在20世紀初主張從積極角度着眼、重新評估天主教歷史角色的潮流中發揮主導作用。該潮流力求消除反天主教思想，特別是新教勢力不強的西岸地區。菲律賓的美國政府官員、新聞工作者和知名作家承認天主教傳教士的貢獻，宣揚菲律賓的天主教信仰和文職機構能促進經濟和文化發展。塔夫脫是馬尼拉的最高美國官員，是此次重新評估活動的發言人。1904年他在印第安納州的天主教聖母大學演說，稱讚「西班牙英雄秉持傑出的事業心、勇氣和忠誠對待職責，冒着極其可怕的危險把基督教信仰和歐洲文明帶到遙遠的東方」（指菲律賓）。他還在1909年稱讚胡尼佩羅·塞拉神父推動「加利福尼亞文明的開始」，是了不起的「使徒、立法家和建設家」。[129]

塔夫脫支持自由移民，曾否決國會在工會支持下通過的法案，該法要求開展掃盲測試，對不懂技術的工人限制極大。[130]

司法任命

 
塔夫脫晉升大法官愛德華·道格拉斯·懷特出任美國首席大法官

塔夫脫共任命六人進入最高法院，數量在歷任總統中僅次於佐治·華盛頓和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131]。1909年10月魯弗斯·佩克漢姆（Rufus Peckham）去世，塔夫脫任命老友兼第六巡迴上訴法院同僚、佐治亞州法官賀拉斯·路頓（Horace H. Lurton），他曾敦促羅斯福任命路頓進入最高法院，但前總統沒有同意。司法部長威克斯漢姆反對，指出路頓是民主黨人，還曾是邦聯軍人而且已經65歲，但塔夫脫還是在1909年12月13日提名，參議院在一周後口頭表決確認。路頓至今仍是就職時最年長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休斯第二次進入最高法院接替塔夫脫時已67歲，但職位是首席大法官。歷史學家莊拿芬·盧里（Jonathan Lurie）認為，塔夫脫此時深受關稅和保守派爭議困擾，想要從官方途徑做出點成績聊以自慰，更重要的是他覺得路頓完全有資格進入最高法院。[132]

1910年3月28日，大衛·喬西亞·布魯爾（David Josiah Brewer）去世，塔夫脫提名紐約州州長休斯。他還告訴休斯，如果首席大法官位置出缺，他很可能提名休斯繼任。參議院很快便確認休斯的提名，但首席大法官富勒又在同年7月4日謝世。塔夫脫用五個月時間考慮替換人選，最後他選擇晉升愛德華·道格拉斯·懷特大法官，懷特也成為史上首位晉升美國首席大法官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此後只有哈倫·菲斯克·斯通和威廉·芮恩奎斯特獲同等待遇。盧里指出，塔夫脫想當首席大法官，所以選擇任命更年長的懷特。休斯比他年輕，後來也的確比他活得更久。為填補懷特的大法官席位，塔夫脫提名來自懷俄明州的聯邦上訴法院法官威利斯·凡·德凡特（Willis Van Devanter）。1910年12月提名懷特和凡·德凡特時，威廉·亨利·穆迪（William Henry Moody）又因病退休，所以總統提名路易斯安那州民主黨人約瑟夫·拉馬爾（Joseph R. Lamar）；塔夫脫曾在打高爾夫球時見過拉馬爾，後來得知他是法官而且聲譽很好。[133]

1911年10月哈倫大法官去世，塔夫脫得到第六次填補最高法院空缺的機會。國務卿諾克斯謝絕任命後，總統提名新澤西州最高法院大法官馬隆·皮特尼（Mahlon Pitney）。馬特尼至今仍是最後一位沒有在法學院學習過的最高法院大法官[134]，與塔夫脫任命的另外五位大法官相比，他過往的立場更加傾向於反對勞工權益，也只有他在參議院確認時遭遇反對票，投票結果是50票贊成，26票反對[135]。

塔夫脫共任命13位聯邦上訴法院法官和38位聯邦地區法院法官，還有各種專業法院的法官，如聯邦商務法院和聯邦關稅暨專利上訴法院的前五名法官[136]。商務法院1910年設立，源自塔夫脫建議設立的專業法院，負責審理州際貿易委員會上訴。該院設立引來許多人反對，特別是在法官羅拔·沃德羅·阿奇堡爾德（Robert W. Archbald）1912年因腐敗問題受到彈劾，並在第二年被參議院解職後。塔夫脫否決國會要求廢除商務法院的法案，但活羅·韋爾遜在1913年10月簽署類似法案。[137]

1912年大選

更多資訊：1912年美國總統選舉

與羅斯福分道揚鑣

1909年3月至1910年6月，羅斯福在大西洋彼岸停留15個月，兩人基本沒有通信往來。盧里認為兩人都在等對方踏出第一步，拉開彼此關係的新篇章。羅斯福風光歸國之際，塔夫脫邀請他前往白宮。前總統謝絕邀請，在寫給朋友的私人信件中表示對塔夫脫感到失望。不過，羅斯福還是在信中表示希望塔夫脫1912年再獲共和黨提名，而且沒有表示親自參選的意向。[138]

塔夫脫和羅斯福1910年兩度會晤，兩人表面依然和善，但已經沒有往日的親密感[139]。1910年夏末秋初，羅斯福在西部各地演說，譴責最高法院1905年對洛克納訴紐約州案[注 1]的裁決。他指責聯邦法院破壞民主，呼籲剝奪大法官的司法審查權。塔夫脫雖然私下裏也認為洛克納案裁決失當，但對前總統如此直接地攻擊最高法院深感驚恐。羅斯福呼籲「消除出於政治目的的企業支出，對鐵路財產實物估價，監管企業合併，設立出口關稅委員會並徵收累進所得稅」，他還主張制訂工人賠償法，各州和國家立法機關管控女工和童工，全面公開競選支出。[140]約翰·墨菲（John Murphy）以兩位總統分道揚鑣為主題的期刊文章指出：「羅斯福開始轉左，塔夫脫轉右」[140]。

羅斯福在1910年中期選舉競選期間投身紐約政壇，塔夫脫試圖通過捐款並施加影響確保前俄亥俄州副州長、共和黨候選人華倫·加馬利爾·哈定拿下州長選舉。共和黨在1910年選舉中損失慘重，民主黨佔據眾議院多數席位，參議院的共和黨優勢也大幅縮減。民主黨人活羅·韋爾遜當選新澤西州州長，哈定在州長選舉中失利。[139]

羅斯福接下來繼續倡導進步的新民族主義理念，令塔夫脫非常失望。羅斯福批評塔夫脫政府，聲稱其主導原則不屬於林肯的政黨，而是鍍金時代產物。[141]1911年沒有什麼重要選舉，雙方爭議時起時息。威斯康星州聯邦參議員拉佛萊特宣佈爭奪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進步人士大會表態支持。羅斯福1911年下半年開始擺出再度競選總統的架勢，聲稱總統不競選第三個任期的傳統只針對連續任期。[142]

許多支持者來信敦促羅斯福參選，共和黨官員代表他建立組織。羅斯福之前擔任總統時，許多政策都被國會和法院阻止，但如今公眾的支持令他信心大增，相信能輕鬆奪回白宮推行進步政策，而且不會再有人反對。[143]1912年2月，羅斯福宣佈願意接受共和黨提名。塔夫脫別無選擇，在他看來，輸掉11月的普選是黨派失利，但要是輸掉提名，那就是個人的恥辱。[144]塔夫脫不願反對當初幫他走上總統寶座的羅斯福，但當上總統後他決心爭取連任，這就不可能坐視羅斯福當選[145]。

初選和大會

 
塔夫脫與雅池博·巴特（右二）

羅斯福在進步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塔夫脫認為進步主義威脅政府根基，決心奪得黨派提名[146]。曾在羅斯福手下任職的雅池博·巴特前往歐洲度假，後隨鐵達尼號沉入大西洋。塔夫脫與羅斯福的聯繫本就寥寥無幾，巴特去世令他深受打擊。[147]

 
塔夫脫與羅斯福——1912年的政敵

羅斯福在初選所向披靡，確定初選結果的1912年共和黨全國大會在芝加哥舉行，362名代表中羅斯福拿下278票。塔夫脫掌控黨派政治機器，所以毫不意外地獲得各選區和州大會多數代表支持。[148]支持塔夫脫的代表未達絕對多數，但只要爭取到南方代表團就很可能勝出。羅斯福質疑代表推舉不當，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駁回他的大部分反對意見，所以他唯一的機會就是爭取大會主席支持，希望主席在代表席位上的裁決對自己有利。塔夫脫遵循傳統留在首都，但羅斯福親赴芝加哥競選，[149]他在演講中對支持者表示：「現在是最危險的時刻，我們是為神而戰」[150][151]。

塔夫脫爭取到羅脫的支持，說服他同意競選大會臨時主席，羅斯福也推舉人選，但羅脫勝出[150]。羅斯福勢力轉為要求替換他們認為沒資格當代表的人選。此時羅脫的裁決至關重要，規定有爭議的代表不能把票投給自己，但可以投給其他爭議人選，最後羅斯福的勢力以507票對567票失利，塔夫脫獲提名已成定局。[152]顯然，羅斯福如果拿不到提名，共和黨將四分五裂，會上部分代表想推舉妥協人選避免選舉災難，但於事無補[153]。哈定提名塔夫脫後講話稱讚總統併力圖團結黨派，但很快就被憤怒的進步人士打斷[154]。塔夫脫在第一輪投票勝出，大部分羅斯福的支持者拒絕投票[152]。

競選與落敗

 
主張塔夫脫理應連任的競選廣告

羅斯福及其支持者宣稱塔夫脫竊取提名，自行組建進步黨（Progressive Party）[155]。塔夫脫知道普選無望，但依然認定有必要從羅斯福手中搶到提名，維護共和黨身為「保守政府和保守機構守護神」的地位[156]。在他看來，選舉雖然註定要失敗，但卻是為保持共和黨在保守派控制下的必要鬥爭[157]。民主黨候選人是新澤西州州長活羅·韋爾遜，他認為羅斯福的威脅更大，基本沒有攻擊塔夫脫。韋爾遜聲稱，自己才是真正的改革派，羅斯福當總統時根本沒有積極反對托拉斯[158]。塔夫脫用他主張的「進步保守主義」與羅斯福的進步民主對比，聲稱進步民主就是要建立「仁慈的專制」[159]。

 
1912年大選結果，紅色是塔夫脫勝出，綠色羅斯福獲勝，藍色韋爾遜拿下，數字代表各州選舉人票數

塔夫脫基本遵循1888年前總統爭奪連任不積極競選的傳統，只在8月1日接受提名時公開演說[160]。企業家認定他毫無勝算，不如支持韋爾遜來阻止羅斯福，所以塔夫脫根本無法為競選籌集足夠資金。共和黨在九月佛蒙特州三黨爭雄的選舉中以微弱優勢勝出，塔夫脫一度發表頗具信心的聲明，但從未幻想贏得大選。[161]他曾希望內閣官員為競選出力，但卻發現他們根本沒有意向，只有參議員羅脫為他演講一次[162]。

副總統舍曼獲得共和黨大會提名，但在競選期間病重，最後在選舉日六天前去世，是最後一位在任上去世的美國副總統。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接棒，但他和總統最後只拿下猶他州和佛蒙特州，僅八張選舉人票，創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新低，直到1936年被阿爾夫·蘭登追平。羅斯福拿下88票，韋爾遜以435票當選。普選數方面韋爾遜雖然得票最多，但沒有超過總票數的一半。塔夫脫只有350萬普選票，比前總統還少60萬餘票。[163]此外，加利福尼亞州和南達科他州進步黨人還確保塔夫脫沒有在兩州參選的資格[164]。

返回耶魯（1913至1921年）

塔夫脫離開白宮後既無退休金也沒有任何政府可能提供的補償，計劃返回已經生疏多年的律師崗位。考慮到他任命的聯邦法官很多，其中包括最高法院大部分大法官，塔夫脫如果作為律師走上聯邦法院，很可能因利益衝突引發爭議。所幸此時耶魯法學院邀請他出任根德法學和法律史教授，塔夫脫接受後在佐治亞州度假一個月，然後在1913年4月1日抵達紐黑文並受到熱烈歡迎。此時新學期已經開始太久，不適合他再上學術課，塔夫脫於是備課八節「現代政府問題」講座並在五月宣講。[165]他靠演講並在雜誌發表文章賺錢養家，離任八年存款反倒增多[166]。1916年，塔夫脫在耶魯大學完成論文《首席裁判官及其權力》（Our Chief Magistrate and His Powers）[167]。

 
1922年5月30日，塔夫托（左）、華倫·加馬利爾·哈定總統和羅拔·托德·林肯參加林肯紀念堂落成儀式

塔夫脫擔任總統期間曾是林肯紀念堂委員會主席，民主黨人提議用黨內同胞換掉前總統時，塔夫脫笑稱輸掉總統席位倒沒什麼感覺，丟掉這個位置才真傷人。建築師亨利·貝肯（Henry Bacon）想用科羅拉多州的尤爾大理石修建紀念堂，但南方民主黨人要求使用佐治亞州大理石。塔夫脫為貝肯的主張遊說，美術委員會最終支持前總統和建築師。紀念堂開建後，塔夫脫將於1922年以首席大法官的身份為紀念堂揭幕。[168]1913年，塔夫脫當選美國律師協會主席，任期一年。在任期間，他將路易斯·布蘭迪斯和賓夕凡尼亞大學法學院院長威廉·德雷珀·路易斯（William Draper Lewis，支持進步黨）等對手踢出委員會。[169]

塔夫脫和韋爾遜親切對待彼此。塔夫脫雖然私下批評韋爾遜的部分政策，但只對菲律賓事務公開發表見解。1916年1月拉馬爾大法官去世，總統提名布蘭迪斯，令塔夫脫非常震驚，他一直沒有忘記布蘭迪斯在平肖－巴林傑之爭中所起的作用。參議院的聽證會沒有發現總統提名人選存在任何問題，塔夫脫插手干預，信上有他與其他前美國律師協會主席的簽名，聲稱布蘭迪斯不適合進入最高法院，但民主黨主控的參議院依然確認提名。[170]塔夫脫和羅斯福的關係依然緊張，韋爾遜上任的前三年裏，兩人只在耶魯大學某次葬禮上見面，簡短的交談禮貌、正式而疏遠[171]。

擔任強制和平同盟會（League to Enforce Peace）主席期間，塔夫脫希望通過國際間的國家協會組織防止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肆虐期間，塔夫脫於1915年向韋爾遜表示支持他的對外政策。[172]總統接受塔夫脫邀請在同盟會講話，並在1916年5月的演講中提倡建立戰後國際組織，防止戰爭復發[173]。塔夫脫支持促使休斯大法官辭職接受共和黨提名競選總統，休斯辭職後力求羅斯福與塔夫脫和解，相信只有團結一致才能戰勝韋爾遜。10月3日，羅斯福與塔夫脫在紐約見面，但羅斯福只願握手，沒有發表隻言片語。除此以外，共和黨人在競選期間依然困難重重，最後韋爾遜以微弱優勢連任。[174]

1917年3月，塔夫脫加入康涅鍬格州防衛隊，以行動公開表示支持積極參與戰爭[175]。1917年4月韋爾遜要求國會向德國宣戰，塔夫脫極力支持。塔夫脫還是美國紅十字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這份職務佔用他大部分時間。[176]1917年8月，韋爾遜授予紅十字會高管軍銜，方便他們在戰時開展工作，塔夫脫官拜少將[177][178]。

戰爭期間，塔夫脫為主持美國戰時勞工委員會（National War Labor Board）運作離開耶魯，負責確保企業主與職工關係良好[179]。1918年2月，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新任主席威廉·海斯（Will H. Hays）聯繫塔夫脫，希望他能與羅斯福和解。同年五月，塔夫脫入住芝加哥布萊克斯通酒店（Blackstone Hotel）期間得知羅斯福和支持者在此用餐，他主動前去見面。兩人在眾人的掌聲中擁抱，但關係尚未超出禮儀範圍，羅斯福就於1919年1月辭世。[180]塔夫脫後來表示：「或許他死時仍對我抱有敵意，對此我抱憾終生。我永遠愛他、懷念他」[181]。

韋爾遜建議以凡爾賽條約部分條款為基礎建立國際聯盟，塔夫脫公開表示支持。他沒有和政黨步調一致，共和黨參議員此時還不願批准條約。隨後塔夫脫在是否應該對條約增加保留條款的問題上立場調頭，導致雙方都對他非常不滿。韋爾遜政府視他為路人，共和黨人稱他是黨的叛徒和韋爾遜支持者。參議院最後拒絕批准凡爾賽條約。[182]

首席大法官（1921至1930年）

任命

 
塔夫脫首席大法官，攝於1921年左右

塔夫脫在1920年大選期間支持共和黨候選人、聯邦參議員哈定和麻省州長卡雲·古列茲，兩人順利當選[183]。塔夫脫應邀前往總統當選人在俄亥俄州馬里昂的故居，為新總統任命官員提供建議。塔夫脫與哈定在1920年12月24日會晤，據塔夫脫事後回憶，兩人交談期間，哈定隨口問起塔夫脫是否願意接受任命進入最高法院，如果是他就願意提名。塔夫脫提出一項條件，他當過總統、此時的最高法院有兩名大法官是他任命，並且最高法院還有對頭布蘭迪斯，塔夫脫只會接受首席大法官席位。哈定沒有回答，塔夫脫在感謝信中重申他的條件，還稱首席大法官懷特多次向他表示，自己就是在為塔夫脫繼續堅持任職，只等共和黨總統上台。1921年1月，塔夫脫從中間人口中得知哈定計劃在有機會時任命他執掌最高法院。[184]

懷特此時身體虛弱，但1921年3月4日哈定宣誓就職時仍未辭職[185]。3月26日塔夫脫致電首席大法官，發現對方已經生病，但仍堅持工作而且無意退休[186]。懷特最終於1921年5月19日在任上去世，塔夫脫參加追悼儀式後開始焦急地等待，不知哈定是否會提名他繼任。外界普遍推測總統會提名前總統出任首席大法官，但哈定沒有馬上宣佈。[187]塔夫脫私下遊說爭取，特別是向組成總統核心圈子的俄亥俄州政治家[188]。

哈丁推遲提名的重要原因是他還承諾提名猶他州聯邦參議員佐治·薩瑟蘭（George Sutherland）進入最高法院，所以想等上一段時間看看法院會否再度出缺[註 12][189]。總統還曾考慮威廉·R·戴大法官的提議，戴希望當上首席大法官，為職業生涯增添姿彩，承諾會在上任六個月後辭職。塔夫脫得知後認為，如此短暫的任職時間對首席大法官行使職責不利，進而影響職位威信；而且一旦參議院確認提名，戴現有的聲望都會受到不利影響。哈定拒絕戴的提議後，支持塔夫脫繼任的司法部長哈里·M·多爾蒂敦促總統填補最高法院空缺，哈定於是在1921年6月30日提名塔夫脫。[187]參議院僅在執行會議上短暫辯論就於當天以61票贊成，四票反對確認提名，沒有任何委員會聽證。投反對票的三人是進步共和黨人，一人是南方民主黨人。[註 13][190]時至今日，塔夫脫仍是唯一出任過美國總統和美國首席大法官兩大要職的人[2]。

塔夫脫法院成員時間軸

佐治·薩瑟蘭約翰·赫辛·克拉克路易斯·布蘭迪斯占士·克拉克·麥克雷諾茲愛德華·特里·桑福德馬隆·皮特尼威利斯·凡·德凡特皮雅斯·巴特勒威廉·R·戴小奧利華·溫德爾·荷姆絲哈倫·菲斯克·斯通

麥金萊任命 羅斯福任命 塔夫脫任命 韋爾遜任命 哈定任命 古列茲任命

法學

更多資訊：塔夫脫時期美國最高法院案例列表

貿易條款

塔夫脫執掌期間，最高法院對憲法貿易條款的法理解讀趨於保守，從實際層面導致聯邦政府難以管控企業；塔夫脫法院還取消眾多州法。法院中的自由派只有布蘭迪斯和荷姆絲，哈倫·菲斯克·斯通1925年加入，他們有時提出異議，主張有序進步必不可少，但大部分情況下支持多數派意見。[191]

懷特法院曾於1918年在「哈默訴戴根哈特案」（Hammer v. Dagenhart[註 14]）裁定國會限制童工的法律違憲[192]。國會此後試圖向僱傭兒童的企業徵稅來制止童工，但最高法院又在1922年的「貝利訴德雷克塞爾家具公司案」（Bailey v. Drexel Furniture Co.）中以八比一推翻國會立法，塔夫脫撰寫法院多數意見[註 15]。最高法院主張，國會稅法不是為了增加收入，而是要管控根據憲法第十條修正案只有各州才能管控的事物[193]，容許這種稅法就會消除各州的權力[2]。同年塔夫脫法院在「斯塔福德訴華萊士案」（Stafford v. Wallace）以七比一維持聯邦法規[註 16]，塔夫脫起草的多數意見認為，養殖場動物加工與州際貿易緊密相關，所以在國會監管權力範圍內[194]。

1923年，最高法院在以五比三裁決「阿德金斯訴兒童醫院案」（Adkins v. Children's Hospital），這次首席大法官是其中的少數派[注 2]。薩瑟蘭起草的法院多數意見認為，不久前生效的第十九條修正案保證女人選舉權，這表明談判工作待遇時男女地位平等，國會的最低工資法只保障哥倫比亞特區女工人的最低工資，沒有做到男女平等。塔夫脫的少數意見認為多數派看法不切實際。[195]入主最高法院期間，塔夫脫極少發表異議，而且很少從寬泛視角解讀政府治安權，阿德金斯是其中難得的例外[196]。

政府權力

1922年，塔夫脫法院在「巴爾扎克訴波多黎各案」（Balzac v. Porto Rico[注 3]，該案是海島系列案例的組成部分）一致裁定波多黎各雖屬美國領地但不是州份，所以不適用保護美國公民權利的憲法修正案，因此原告巴爾扎克對第六條修正案陪審團審判權的主張不成立。[197]

 
1925年美國最高法院集體照，塔夫脫坐在下排中間

1926年，最高法院在以六比三裁定「邁爾斯訴美國案」（Myers v. United States[注 4]），塔夫脫起草的判決書認為，國會無權要求總統撤職任命官員前獲得參議院批准，因為憲法沒有限制總統免職官員的權力。邁爾斯案所涉撤職官員是郵政局長，[198]但塔夫脫的意見認為本案還不足以廢除《任期法》（Tenure of Office Act），前總統安德魯·詹森曾因違反該法受國會彈劾，但最終參議院裁定罪名不成立[199]。塔夫脫認為邁爾斯案是他最重要的判決[200]。

1927年，最高法院在「麥格倫訴多爾蒂案」（McGrain v. Daugherty[注 5]）首次裁定憲法授權國會強迫證人出庭作證。國會委員會調查前司法部長道格蒂是否牽涉茶壺山醜聞案，為此傳召道格蒂的哥哥馬利（Mally）提供記錄。馬利拒絕合作，指稱國會無權從他手中獲取文件。最高法院一致裁定道格蒂敗訴，凡·德凡特起草的判決書認為國會有權開展調查，以此輔助立法職能。[201]

個人權利

1925年，塔夫脫法院為權利法案對個人權利的各項保護通過第十四條修正案合併應用各州奠定基礎。法案在「吉特洛訴紐約州案」（Gitlow v. New York[注 6]）以六比二維持吉特洛的有罪判決，塔夫脫雖是多數方，但多數意見是愛德華·桑福德（Edward T. Sanford）起草，無論多數還是少數意見（荷姆絲起草，布蘭迪斯附議）都認為第一條修正案保障言論和新聞出版自由的條款同樣適用各州。[202]

1925年，塔夫脫法院在「皮雅斯訴姐妹會案」（Pierce v. Society of Sisters[注 7]）一致裁定推翻俄勒岡州的私立學校禁令。占士·克拉克·麥克雷諾茲起草的判決書主張，州政府可以規管私立學校，但無權禁止。法院判決認定父母有控制子女教育的權利，但因首席原告（姐妹會）開辦的是天主教學校，判決對宗教信仰自由打擊很大。[202]

1922年的「美國訴蘭扎案」（United States v. Lanza[註 17]）事涉禁酒令。蘭扎涉嫌觸犯州法和聯邦法律，華盛頓州法院裁定罪名成立後他又受到聯邦地區法院起訴。被告主張，第二次起訴違反第五條修正案的雙重審判條款。最高法院一致裁定蘭扎敗訴，塔夫脫起草的判決書指出，州政府和聯邦政府擁有雙重主權，雙方都有權起訴違反其法律的行為。[203]

行政和政治影響

 
1924年6月30日《時代雜誌》封面

塔夫脫利用首席大法官職權影響其他大法官的決定，敦促全體一致裁決，勸阻異議。阿爾菲斯·梅森（Alpheus Mason）在《美國律師協會期刊》（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發文指出，塔夫脫從寬理解首席大法官的權力，但對他曾經出任的美國總統權力卻主張嚴格限制。[204]塔夫脫認為，白宮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時，他完全可以提出意見，同時對媒體的批評頗感氣憤。他在哈定1923年去世後堅定支持古列茲總統，但對新總統選擇的大法官人選非常失望，對繼任古列茲位置的夏拔·賀夫也有同樣看法。[205]執掌最高法院期間，塔夫脫建議共和黨總統避免布蘭迪斯或荷姆絲這類「越位」任命[191]。不過，他曾在1923年讚賞布蘭迪斯工作努力，荷姆絲已到年老體弱需要車輛代步時仍堅持工作[206]。

塔夫脫主張首席大法官對聯邦法院負責，希望能有行政下屬協助工作，還認為首席大法官應該有權臨時調任法官[207]。塔夫脫覺得聯邦法院運作不力，許多下級法院就像最高法院一樣有大量案件積壓[208]。他上任後很快就與司法部長道爾蒂商議提出新法規[209]，並在國會聽證、法律期刊和全國各地的演講中表達立場[210]。1921年12月國會開幕審議法案，建議新增24名法官，授權首席大法官臨時調動法官消除積壓案件，還准許他主持各巡迴法院資深上訴法官聯合召開的司法會議。國會反對法案部分內容，要求塔夫脫在獲得相應巡迴法院資深法官同意後才能調派法官。1922年9月國會通過法案，首次資深巡迴法官司法會議同年12月召開。[211]

最高法院一直有審不完的案件，這其中除戰時訴訟外，還包括巡迴上訴法案審理的案件，根據法律，如果案件涉及憲法問題，敗訴方有權向最高法院上訴。塔夫脫認為上訴案在巡迴法院審結即可，只有重大案件才需大法官審理。他與其他大法官提出法案，建議最高法院對大部分積壓案件有酌處權，只有大法官下達調卷令的案件才需最高法院全面審議。令塔夫脫頗感鬱悶的是，雖有他和其他大法官遊說，但國會依然花費三年時間才通過《法官法》，1925年2月生效。同年下半年，塔夫脫終於看到積壓案件顯著減少。[212]

塔夫脫上任時，最高法院還沒有專門的辦公樓，只能在國會大廈辦公和開會。辦公室雜亂無章、人滿為患，但富勒和懷特都反對新建最高法院大樓。1925年，塔夫脫開始爭取新建最高法院辦公樓，國會兩年後撥款買下國會大廈南面土地。卡斯·吉爾伯特（Cass Gilbert）制訂建築方案後獲政府聘用負責建築大樓，塔夫脫期望看到最高法院搬進新大樓，但事與願違，他去世五年後大樓才於1935年建成。[213]

身體惡化與謝世（1930年）

塔夫脫素有最重總統之名，他身高一米八，即將卸任總統時最重，達152至154公斤[214]，之後倒瘦下去很多，1929年時體重111公斤。塔夫脫當上首席大法官時身體就開始惡化，他精心制訂健身方案，每天從家步行4800米去國會大廈上班。下班回家時他一般會走康涅狄格大道，經過岩溪上的橋。塔夫脫去世後，這座橋得名塔夫脫橋。[215]

除減肥計劃外，塔夫脫還聘請英國大夫納撒尼爾·愛德華·約克-戴維斯（Nathaniel Edward Yorke-Davies）擔任飲食顧問。兩人保持通信往來20年，塔夫脫每天記錄自己的體重，食量和體力活動。[216]

 
塔夫脫堅持由查理斯·埃文斯·休斯繼任首席大法官

1929年3月4日，塔夫脫主持賀夫就職典禮時說錯部分誓詞，他事後在信中寫道：「我的記憶不夠準確，有時很沒把握」，信中引用的誓詞同樣出錯[217]。塔夫脫的身體健康自擔任首席大法官以來已經持續惡化十年，但他又覺得賀夫太傾向進步主義，不想就此退休讓新總統任命繼任人選。他在同年寫給弟弟賀拉斯（Horace）的信中表示：「我年紀大了，行動遲緩，反應遲鈍而且有些走神兒。但只要還不是徹底的老糊塗，我就能繼續工作，我必須留在法院，防止布爾什維克掌權。」[218]

哥哥查理斯1929年12月31日去世後，塔夫脫堅持前往辛辛那提參加葬禮，如此奔波對他的身體不利。1930年1月6日最高法院開庭，塔夫脫尚未返回首都，凡·德凡特大法官代為傳達的兩條意見雖是塔夫脫起草，但都因病痛未能完成。塔夫脫前往北卡羅萊納州阿什維爾休養，但一月末時他已基本無法言語並產生幻覺。[219]塔夫脫擔心斯通會當上首席大法官，直到賀夫承諾任命休斯才辭職（[注 8][220]。2月3日，已經辭職的塔夫脫返回首都，八位大法官聯名來信致敬，但他已無力在回信上簽字。1930年3月8日，威廉·侯活·塔夫脫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家中與世長辭，終年72歲。[219]

去世三天後，塔夫脫的遺體於3月11日陳列在國會大廈圓形大廳接受瞻仰[221]，隨後葬在阿靈頓國家公墓，是首位葬於此地的美國總統和大法官[222][223]。他的墓碑是占士·厄爾·弗雷澤（James Earle Fraser）雕刻，採用斯托尼克里克的花崗岩[222]。

影響和歷史評價

 
位於阿靈頓國家公墓的塔夫脫墓碑

盧里認為，塔夫脫的政治成績未獲應得的公眾認可。羅斯福任職期間，起訴托拉斯的案件獲得大量宣傳，但真正拆分的托拉斯很少。塔夫脫為人不像前任總統高調，提起的反壟斷訴訟數量超越羅斯福，而且不接受前總統所謂有些托拉斯「很好」的主張。盧里指出，塔夫脫缺乏領袖魅力和與媒體打交道的天賦，為人「沉悶——誠實、親切但沉悶」，這對他的總統任期不利。[224]國家憲法中心的史葛·邦比（Scott Bomboy）撰文聲稱，塔夫脫相對而言雖是「非常有趣、聰明和全能的總統……美國首席大法官、耶魯摔跤手、改革家、和平活動家、棒球迷」，但「如今人們對他最大的印象卻是體型龐大到卡在白宮浴缸的總統」，然而歷史上根本沒發生過這種事。[157][225]此外，塔夫脫還因另一項身體特徵為後人牢記，他是歷史上最後一位留鬍鬚的美國總統[226]。

梅森認為塔夫脫執掌的白宮「平淡無奇」[207]。科萊塔覺得塔夫脫在推動國會立法方面無可指責，但要是講究政治技巧，他應該能成就更多[227]。安達臣指出，塔夫脫的所有聯邦職位都來自任命，他從未競選重要行政或立法職務，所以沒有鍛煉出操縱輿論的能力，問題就在於：「總統不能靠現場培訓」[167]。科萊塔指出：「在人民主張逐步變革的動盪時代，他卻認為現有秩序已經足夠」[228]。

塔夫脫的從政經歷無可避免地與羅斯福聯繫起來，一直籠罩在後者的華麗陰影下。是羅斯福把他送進白宮，也是羅斯福令他下台。[229]但要是據此將塔夫脫描述成被最親密朋友背叛的受害者也難免有失偏頗。正如科萊塔所述，塔夫脫政治上的失敗與其說是受人陷害，倒不如說是他缺乏預見和想像力，看不到政治風暴是如何醞釀，直到席捲而來把他吞沒才後知後覺地驚醒。[230]羅斯福善於利用權力槓桿達成當時幾乎不可能的政治目標，但他的繼任者沒有如此天賦，塔夫脫行動遲緩，而且一旦有所動作往往也會像平肖－巴林傑之爭那樣招來敵人。羅斯福深得媒體青睞，報導往往對他有利，塔夫脫保持着法官的本能不與記者交流，而且他執掌的白宮總對提問無可奉告，心存敵意的記者就會用政敵言論填充版面。[231]在羅斯福一手操縱下，公眾記憶中的塔夫脫仿佛布坎南，而且塔夫脫主張嚴格限制總統權力，不願為公共利益採取行動。安達臣指出，羅斯福的自傳於1913年出版，此時兩人都已卸任總統，書中意圖把羅斯福脫離共和黨合理化，對他曾經敬佩並欽點的繼任人選沒有半句好話，對後人眼中塔夫脫形象的影響持久而深刻。除羅斯福以外，[232]當時所有大報記者都對塔夫脫的總統任期充滿怨言[233]，對此他的回應只是總統權力憲法論文[232]。

 
1930年為紀念塔夫脫發行的四美分郵票

塔夫脫堅信歷史會還他清白。媒體在他下台後認為，他的成績在歷任總統中屬中等水平，之後許多歷史學家的排名維持類似結論。科萊塔指出，中等水平其實很不錯，塔夫脫得以和占士·麥迪遜、約翰·昆西·亞當斯及麥金萊比肩。[234]盧里研究塔夫脫時期的進步政策後主張，歷史學家大多因為塔夫脫不善演講和寫作忽視他在進步政策領域的成績[235]。古爾德稱，塔夫脫的體重、他執掌白宮時是如何生硬，他的思想和理論又是何等保守……這些老生常談雖然都不至於毫無根據，但如此着眼政治舞台未免有失公允，無法體現他雄心勃勃、在黨派內部政治領域足智多謀的一面[236]。安達臣認為，塔夫脫一生當上行政首腦又成為司法總管，這「在司法和共和黨政治史上都是驚人的壯舉」，今後都不大可能重現[188]。

後人將塔夫脫評為偉大的首席大法官[237]，後世大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指出，這恐怕「不是因為他的觀點，而是因為許多觀點都與歷史發展背道而馳」[238]。首席大法官厄爾·華倫也有類似看法：「塔夫脫通常伴隨着『保守』的標籤，雖然批評家經常把這個詞掛在嘴邊，但它在此顯然不是貶義，是人們往往把保守和『反動』混為一談」[181]。大部分評論認為，塔夫脫擔任首席大法官最大的貢獻是倡導最高法院改革，敦促並最終改善法院程序和設施[181][192][239]。梅森認為1925年《法官法》是塔夫脫在最高法院取得的重大成就[192]。安達臣指出，塔夫脫當上首席大法官後在司法領域竭力追求自身主張，程度與狄奧多·羅斯福擔任總統相比也不遑多讓[240]。

塔夫脫出生並度過童年的辛辛那提故居如今是國家歷史遺蹟[241]。他是首批美國國家社會科學研究所金牌得主[242]。他的兒子羅拔也是知名政治家，曾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並三次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有力爭奪者，但身為保守派每次都不敵偏向自由派的東部共和黨候選人[注 9][243]。

盧里如此總結威廉·侯活·塔夫脫的一生：

華盛頓傳說中的櫻花樹代表對內莉·塔夫脫的紀念，但卻沒有什麼紀念他丈夫的東西，或許只有最高法院那雄偉的辦公樓，他當年熱切奔走，卻尚未看到破土動工便與世長辭。1912年競選連任一敗塗地後，塔夫脫寫道：「我必須等待多年才能得到人民平反……只需等待即可。」或許他已經等得太久。[244]

多媒體文件

塔夫脫視頻片段集
1908年塔夫脫在密歇里州堪薩斯城的演講：《農民與共和黨》

參見

註釋

  1. ^ 198 U.S. 45 (1905)
  2. ^ 261 U.S. 525 (1923)
  3. ^ 258 U.S. 298 (1922)
  4. ^ 272 U.S. 52 (1926)
  5. ^ 273 U.S. 135 (1927)
  6. ^ 268 U.S. 652 (1925)
  7. ^ 268 U.S. 510 (1925)
  8. ^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1941年任命斯通擔任首席大法官。
  9. ^ 分別是1940年的溫德爾·威爾基，1948年的湯馬士·杜威和1952年的懷特·艾森豪威爾。
  1. ^ 舍曼在任上去世。憲法第二十五條修正案1967年通過前，副總統一旦出缺，要到下一次總統選舉後才補上。
  2. ^ 1889 Ohio Misc. Lexis 119, 10 Ohio Dec. reprint 181
  3. ^ 亞豐素擔任大使期間因病退休，1891年在加利福尼亞州去世[18]。
  4. ^ 79 F. 561 (6th Cir. 1897)
  5. ^ Baltimore & Ohio Southwestern Railway Co. v. Voight, 176 U.S. 498 (1900)。最高法院意見由小佐治·希拉斯（George Shiras Jr.）大法官起草，只有哈倫大法官持異議[22]。
  6. ^ 85 F. 271 (6th Cir. 1898)
  7. ^ 175 U.S. 211 (1899)
  8. ^ 他的兒子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後來也是在菲律賓戰鬥的著名將領。
  9. ^ 羅斯福執政期間，富勒的長壽一直令白宮頗感鬱悶，甚至是行政機構流傳的笑話素材。羅脫笑稱，富勒會一直活到審判日並且死死抱住首席大法官寶座，除非開槍打死他才會放手。[44]
  10. ^ 據稱國務卿諾克斯是其中一家公司的大股東[96]。
  11. ^ 已故前總統占士·艾伯林·加菲之子。
  12. ^ 薩瑟蘭後於1922年進入最高法院。
  13. ^ 三名共和黨議員分別是：加利福尼亞州的海勒姆·詹森，愛達荷州的威廉·波拉（William E. Borah）和威斯康星州的拉佛萊特。民主黨議員是佐治亞州的湯馬士·屈臣（Thomas E. Watson）。[190]
  14. ^ 247 U.S. 251 (1918)
  15. ^ 259 U.S. 20 (1922)，約翰·赫辛·克拉克（John Hessin Clarke）反對但沒有在判決書上留下意見。
  16. ^ 258 U.S. 495 (1922)，威廉·R·戴大法官沒有參與，占士·克拉克·麥克雷諾茲大法官反對但沒有在判決書上留下意見。
  17. ^ 260 U.S. 377 (1922)

腳註

  1. ^ Kenneth & 1993，第428頁
  2. ^ 2.0 2.1 2.2 2.3 2.4 2.5 Gould 2000.
  3. ^ Lurie，第4–5頁
  4. ^ Lurie，第4–7頁
  5. ^ 10 birthday facts about President and Chief Justice William Howard Taft.
  6. ^ Jackson & Sterbenz 2015.
  7. ^ 7.0 7.1 Taft Gained Peaks In Unusual Career，第27頁
  8. ^ Lurie，第8頁
  9. ^ Pringle vol 1，第49–53頁
  10. ^ Pringle vol 1，第54–55頁
  11. ^ Pringle vol 1，第57–58頁
  12. ^ Lurie，第10–11頁
  13. ^ Pringle vol 1，第63–67頁
  14. ^ Pringle vol 1，第95–105頁
  15. ^ Lurie，第13–15頁
  16. ^ Pringle vol 1，第80–81頁
  17. ^ Pringle vol 1，第106–111頁
  18. ^ Pringle vol 1，第119頁
  19. ^ Pringle vol 1，第110–114頁
  20. ^ Pringle vol 1，第120–123頁
  21. ^ Lurie，第28–30頁
  22. ^ Lurie，第33–34頁
  23. ^ Lurie，第36–38頁
  24. ^ Pringle vol 1，第143頁
  25. ^ Coletta 1973，第23頁
  26. ^ 26.0 26.1 Pringle vol 1，第148頁
  27. ^ Pringle vol 1，第150–153頁
  28. ^ Noyes 2011.
  29. ^ Campbell & 1966，第279–298頁
  30. ^ Pringle vol 1，第159–162頁
  31. ^ Lurie，第41–42頁
  32. ^ Lurie，第44頁
  33. ^ Pringle vol 1，第174頁
  34. ^ Pringle vol 1，第175頁
  35. ^ Lurie，第50頁
  36. ^ Lurie，第52–55頁
  37. ^ Burton 2004，第35–37頁
  38. ^ Pringle vol 1，第242–247頁
  39. ^ Pringle vol 1，第251–255頁
  40. ^ Coletta 1973，第6–7頁
  41. ^ Lurie，第64頁
  42. ^ Lurie，第70–71頁
  43. ^ Morris，第380頁
  44. ^ Anderson 2000，第328頁
  45. ^ Pringle vol 1，第264–265頁
  46. ^ Pringle vol 1，第279–283頁
  47. ^ Pringle vol 1，第305–310頁
  48. ^ Pringle vol 1，第261頁
  49. ^ Lurie，第67頁
  50. ^ Pringle vol 1，第293–295, 301頁
  51. ^ Minger，第269, 274頁
  52. ^ Minger，第281–282頁
  53. ^ Minger，第285, 291頁
  54. ^ 54.0 54.1 Anderson 1973，第37頁
  55. ^ Pringle vol 1，第321–322頁
  56. ^ Pringle vol 1，第337–338頁
  57. ^ Morris，第523–526頁
  58. ^ Pringle vol 1，第347頁
  59. ^ Pringle vol 1，第348–353頁
  60. ^ Coletta 1973，第15頁
  61. ^ 61.0 61.1 Coletta 1973，第15–16頁
  62. ^ Morris，第529頁
  63. ^ Coletta 1973，第16–18頁
  64. ^ Anderson 1973，第45頁
  65. ^ Morris，第524–525頁
  66. ^ Pringle vol 1，第358–360頁
  67. ^ Lurie，第136頁
  68. ^ Pringle vol 1，第374–376頁
  69. ^ Anderson 1973，第57頁
  70. ^ Anderson 1973，第58頁
  71. ^ Coletta 1973，第19頁
  72. ^ Pringle vol 1，第393–395頁
  73. ^ Pringle vol 1，第395頁
  74. ^ Coletta 1973，第45頁
  75. ^ Pringle vol 1，第383–387頁
  76. ^ Coletta 1973，第50頁
  77. ^ Rouse 2006.
  78. ^ Anderson 1973，第60頁
  79. ^ Anderson 1973，第68頁
  80. ^ Anderson 1973，第71頁
  81. ^ Scholes and Scholes，第25頁
  82. ^ 82.0 82.1 Coletta 1973，第183–185頁
  83. ^ Anderson 1973，第276–278頁
  84. ^ Lurie，第102–103頁
  85. ^ Coletta 1973，第56–58頁
  86. ^ Coletta 1973，第60–65頁
  87. ^ Anderson 1973，第102–108頁
  88. ^ Coletta 1973，第65–71頁
  89. ^ Coletta 1973，第141–152頁
  90. ^ Pringle vol 2，第593–595頁
  91. ^ Coletta 1973，第185, 190頁
  92. ^ 92.0 92.1 Anderson 1973，第271頁
  93. ^ Burton 2004，第70頁
  94. ^ Burton 2004，第72頁
  95. ^ 95.0 95.1 Harris & 2009，第1–2頁
  96. ^ Coletta 1973，第188頁.
  97. ^ Burton 2004，第66–67頁
  98. ^ Coletta 1973，第187–190頁
  99. ^ Burton 2004，第67–69頁
  100. ^ Coletta 1973，第186–187頁
  101. ^ Scholes and Scholes，第109頁
  102. ^ Scholes and Scholes，第21–23頁
  103. ^ Anderson 1973，第250–255頁
  104. ^ Scholes and Scholes，第126–129頁
  105. ^ Coletta 1973，第194–195頁
  106. ^ Coletta 1973，第196頁
  107. ^ Scholes and Scholes，第217–221頁
  108. ^ Coletta 1973，第198–199頁
  109. ^ Coletta 1973，第199–200頁
  110. ^ Scholes and Scholes，第19–21頁
  111. ^ Burton 2004，第82–83頁
  112. ^ Coletta 1973，第168–169頁
  113. ^ Coletta 1973，第154–157頁
  114. ^ 114.0 114.1 Coletta 1973，第157–159頁
  115. ^ Lurie，第145–147頁
  116. ^ Lurie，第149頁
  117. ^ Coletta 1973，第160–163頁
  118. ^ Coletta 1973，第77–82頁
  119. ^ Pringle vol 1，第483–485頁
  120. ^ Coletta 1973，第85–86, 89頁
  121. ^ 121.0 121.1 Coletta 1973，第89–92頁
  122. ^ Pringle vol 1，第510頁
  123. ^ Lurie，第113頁
  124. ^ Pringle vol 1，第507–509頁
  125. ^ Coletta 1973，第94頁
  126. ^ Pringle vol 1，第509–513頁
  127. ^ Harlan & 1983，第341頁
  128. ^ Coletta 1973，第30頁
  129. ^ Moran & 2013，第434–474頁
  130. ^ Coletta 1973，第28頁
  131. ^ Anderson 2000，第332頁
  132. ^ Lurie，第121頁
  133. ^ Lurie，第123–127頁
  134. ^ Lurie，第127–128頁
  135. ^ Anderson 2000，第339–340頁
  136. ^ Biographical Directory of Article III Federal Judges, 1789-present.
  137. ^ Commerce Court, 1910–1913.
  138. ^ Lurie，第129–130頁
  139. ^ 139.0 139.1 Pringle vol 2，第569–579頁
  140. ^ 140.0 140.1 Murphy，第110–113頁
  141. ^ Murphy，第117–119頁
  142. ^ Coletta 1973，第222–225頁
  143. ^ Pavord，第635–640頁
  144. ^ Coletta 1973，第226–230頁
  145. ^ Lurie，第157頁
  146. ^ Anderson 1973，第183–185頁
  147. ^ Lurie，第158頁
  148. ^ Hawley，第208頁
  149. ^ Lurie，第163–166頁
  150. ^ 150.0 150.1 Hawley，第209頁
  151. ^ Gould 2008.
  152. ^ 152.0 152.1 Lurie，第166頁
  153. ^ Gould 2008，第72頁
  154. ^ Dean，第29–30頁
  155. ^ Pavord，第643頁
  156. ^ Anderson 1973，第193頁
  157. ^ 157.0 157.1 Bomboy 2013.
  158. ^ Hawley，第213–218頁
  159. ^ Milkis 2012.
  160. ^ Pringle vol 2，第818頁
  161. ^ Pringle vol 2，第832–835頁
  162. ^ Lurie，第169–171頁
  163. ^ Pringle vol 2，第836–841頁
  164. ^ Gould 2008，第132, 176頁
  165. ^ Gould 2014，第5–12頁
  166. ^ Pringle vol 2，第856–857頁
  167. ^ 167.0 167.1 Anderson 1982，第27頁
  168. ^ Gould 2014，第14頁
  169. ^ Gould 2014，第19–20頁
  170. ^ Gould 2014，第45, 57–69頁
  171. ^ Pringle vol 2，第859–860頁
  172. ^ Gould 2014，第47–49頁
  173. ^ Gould 2014，第69–71頁
  174. ^ Pringle vol 2，第890–899頁
  175. ^ Taft Joins Home Guard to Defend Connecticut.
  176. ^ Gould 2014，第87–91頁
  177. ^ Gives Taft Title of Major General.
  178. ^ Taft and Davison now Majors General.
  179. ^ Gould 2014，第93, 95頁
  180. ^ Gould 2014，第107–110頁
  181. ^ 181.0 181.1 181.2 Warren，第360頁
  182. ^ Gould 2014，第110–134頁
  183. ^ Pringle vol 2，第949頁
  184. ^ Gould 2014，第166–168頁
  185. ^ Gould 2014，第168頁
  186. ^ Pringle vol 2，第956頁
  187. ^ 187.0 187.1 Pringle vol 2，第957–959頁
  188. ^ 188.0 188.1 Anderson 2000，第345頁
  189. ^ Trani & Wilson，第48–49頁
  190. ^ 190.0 190.1 Gould 2014，第170–171頁
  191. ^ 191.0 191.1 Mason，第37–38頁
  192. ^ 192.0 192.1 192.2 Mason，第37頁
  193. ^ Regan，第90–91頁
  194. ^ Regan，第91–92頁
  195. ^ Regan，第92頁
  196. ^ Pringle vol 2，第1049頁
  197. ^ Torruella & 1988，第96–98頁
  198. ^ Regan，第94–95頁
  199. ^ Myers, 272 U.S. at 166, 176
  200. ^ Pringle vol 2，第1025頁
  201. ^ Regan，第95–96頁
  202. ^ 202.0 202.1 Regan，第96頁
  203. ^ Pringle vol 2，第985–986頁
  204. ^ Mason，第38頁
  205. ^ Pringle vol 2，第1057–1064頁
  206. ^ Pringle vol 2，第969頁
  207. ^ 207.0 207.1 Mason，第36頁
  208. ^ Pringle vol 2，第973–974頁
  209. ^ Warren，第359頁
  210. ^ Scalia，第849–850頁
  211. ^ Pringle vol 2，第995–996頁
  212. ^ Pringle vol 2，第996–1000頁
  213. ^ Warren，第361–362頁
  214. ^ Sotos & 2003，第1133–1142頁
  215. ^ Pringle vol 2，第963–964, 1072頁
  216. ^ Bivins，Marland & 2016，第757–780頁
  217. ^ Bendat & 2012，第36–38頁
  218. ^ Pringle vol 2，第963, 967頁
  219. ^ 219.0 219.1 Pringle vol 2，第1077–1079頁
  220. ^ Anderson 2000，第349–350頁
  221. ^ Lying in State or in Honor & Architect of the Capitol.
  222. ^ 222.0 222.1 William Howard Taft & Arlington.
  223. ^ Gresko 2010.
  224. ^ Lurie，第196–197頁
  225. ^ Coe 2017.
  226. ^ Peterkin & 2001，第36–37頁
  227. ^ Coletta 1973，第259, 264–265頁
  228. ^ Coletta 1973，第266頁
  229. ^ Coletta 1973，第260頁
  230. ^ Coletta 1973，第265頁
  231. ^ Coletta 1973，第262–263頁
  232. ^ 232.0 232.1 Anderson 1982，第30–32頁
  233. ^ Coletta 1973，第290頁
  234. ^ Coletta 1973，第255–256頁
  235. ^ Lurie，第198頁
  236. ^ Gould 2014，第3–4頁
  237. ^ Coletta 1989，第xviii頁
  238. ^ Scalia，第849頁
  239. ^ Coletta 1989，第201頁
  240. ^ Anderson 2000，第352頁
  241. ^ Lee 1986.
  242. ^ Gold Medal Honorees.
  243. ^ Rae 2000.
  244. ^ Lurie，第200頁

參考文獻

擴展閱讀

  • Wilensky, Norman N. Conservatives in the Progressive Era: The Taft Republicans of 1912.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65. 
  • Anderson, Judith Icke. William Howard Taft, an Intimate History. W W NORTON. 1981 [2020-12-06]. ISBN 97803933363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07）. 
  • Ballard, Rene N. The Administrative Theory of William Howard Taft.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954-03, 7 (1): 65–74 [2020-12-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07）. 
  • Burns, Adam David. Imperial vision: William Howard Taft and the Philippines, 1900-1921 (PDF) (PhD論文).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2010 [2020-12-06].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1-03-07）. 
  • Burton, David H. Taft, Roosevelt, and the limits of friendship. Madison, N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2020-12-06]. 
  • Butt, Archibald W. Taft and Roosevelt: The Intimate Letters of Archie Butt, Military Aid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Doran. 1930 [2020-12-06]. 第一卷，第二卷
  • Coletta, Paolo E. "William Howard Taft." in The Presidents: A Reference History (1997)
  • Coletta, Paolo E. "The Election of 1908" in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nd Fred L Israel, eds., History of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1789-1968 (1971) 3: 2049–2131. online
  • Coletta, Paolo E. "The Diplomacy of Theodore Roosevelt and William Howard Taft," in Gerald K. Haines and J. Samuel Walker, eds.,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A Historiographical Review (Greenwood, 1981)
  • Collin, Richard H. "Symbiosis versus Hegemony: New Directions in the Foreign Relations Historiography of Theodore Roosevelt and William Howard Taft." Diplomatic History 19#3 (1995): 473-497 onlin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Korzi, Michael J., "William Howard Taft, the 1908 Elec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cy, 43 (May–August 2016), 227–54.
  • Delahaye, Claire. "The New Nationalism and Progressive Issues: The Break with Taft and the 1912 Campaign," in Serge Ricard, ed., A Companion to Theodore Roosevelt (2011) pp 452–67. onlin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Ellis, L. Ethan. Reciprocity, 1911: A Study in Canadian-American Relations (Yale UP, 1939)
  • Goodwin, Doris Kearns. The bully pulpit: Theodore Roosevelt, William Howard Taft, and the Golden Age of journalism (2013) online
  • Gould, Lewis L. The William Howard Taft Presidency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9).
  • Gould, Lewis L. "Theodore Roosevelt, William Howard Taft, and the Disputed Delegates in 1912: Texas as a Test Case." South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80.1 (1976): 33-56 onlin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Hahn, Harlan. "The Republican Party Convention of 1912 and the Role of Herbert S. Hadley in National Politics." Missouri Historical Review 59.4 (1965): 407–423. Taft was willing to compromise with Missouri Governor Herbert S. Hadley as presidential nominee; TR said no.
  • Hechler, Kenneth W. Insurgency: Personalities and Politics of the Taft Era (1940), on Taft's Republican enemies in 1910.
  • Hindman, E. James. "The General Arbitration Treaties of William Howard Taft." The Historian 36.1 (1973): 52-65 onlin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Manners, William. TR and Will: A Friendship That Split the Republican Party (1969) covers 1910 to 1912.
  • Mason, Alpheus T. Bureaucracy Convicts Itself: The Ballinger-Pinchot Controversy of 1910 (1941)
  • Noyes, John E. "William Howard Taft and the Taft Arbitration Treaties." Villanova Law Review 56 (2011): 535+ onlin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covers his career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arbitration.
  • Ponder, Stephen. "'Nonpublicity' and the Unmaking of a President: William Howard Taft and the Ballinger-Pinchot Controversy of 1909–1910." Journalism History 19.4 (1994): 111–120.
  • Rosen, Jeffrey. William Howard Taft: The American Presidents Series (2018) excerpt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Schambra, William. "The Election of 1912 and the Origins of Constitutional Conservatism." in Toward an American Conservat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95-119.
  • Schultz, L. Peter. "William Howard Taft: A constitutionalist's view of the presidency."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9#4 (1979): 402-414 onlin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Solvick, Stanley D. "William Howard Taft and the Payne-Aldrich Tariff."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50#3 (1963): 424-442 onlin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Taft, William Howar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Howard Taft (8 vol.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12004) excerpts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Taft, William H. Four Aspects of Civic Duty; and, Present Day Problems ed. by David H. Burton and A. E. Campbell (Ohio UP, 2000).
  • Taft, William Howard. Present Day Problems: A Collection of Addresses Delivered on Various Occasions (Best Books, 1908) onlin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Crowe, Justin. "The forging of judicial autonomy: Political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reforms of William Howard Taft." Journal of Politics 69.1 (2007): 73-87 onlin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Fish, Peter G. "William Howard Taft and Charles Evans Hughes: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s Chief Judicial Reformers." The Supreme Court Review 1975 (1975): 123-145 onlin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Mason, Alpheus T. The Supreme Court From Taft to Burger (2nd ed. 1980)
  • Post, Robert. "Judicial Management and Judicial Disinterest: The Achievements and Perils of Chief Justice William Howard Taft." Journal of Supreme Court History (1998) 1: 50–78. onlin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Post, Robert C. "Chief Justice William Howard Taft and the concept of federalism." Constitutional Commentary 9 (1992): 199+ onlin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Rooney, William H., and Timothy G. Fleming. "William Howard Taft, the Origin of the Rule of Reason, and the Actavis Challenge." Columbia Business Law Review (2018) 1#1: 1–24. onlin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Starr, Kenneth W. "The Supreme Court and Its Shrinking Docket: The Ghost of William Howard Taft." Minnesota Law Review 90 (2005): 1363–1385 onlin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Starr, Kenneth W. "William Howard Taft: The Chief Justice as Judicial Architect." U. of Cincinnati Law Review 60 (1991): 963+.
  • Taft, William Howard.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Under the Act of February 13, 1925." The Yale Law Journal 35.1 (1925): 1-12.

外部連結

 
維基共享資源中相關的多媒體資源：威廉·侯活·塔夫脫

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威廉·霍华德·塔夫脱&oldid=85318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