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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尼奧·德·奧利維拉·薩拉查

安東尼奧·德·奧利維拉·薩拉查（葡萄牙語：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1889年4月28日—1970年7月27日）是葡萄牙政治家，1932年至1968年擔任葡萄牙總理，他是新國家政體（葡萄牙語：Estado Novo）的最高統治者。新國家政體是一個奉行社團主義的獨裁政府，此政體統治葡萄牙直到1974年康乃馨革命。

安東尼奧·德·奧利維拉·薩拉查
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
1968年官方肖像
第100任 葡萄牙葡萄牙總理
任期
1932年7月5日—1968年9月27日
總統安東尼奧·奧斯卡·德·弗拉戈索·卡爾莫納
弗朗西斯科·克拉維羅·洛佩斯
阿梅里科·托馬斯
前任多明戈斯·德·科斯塔·奧利維拉（英語：Domingos Oliveira）
繼任馬爾塞洛·達斯內維斯·阿爾維斯·卡丹奴
葡萄牙 葡萄牙總統 （代理）
任期
1951年4月18日—1951年8月9日
前任安東尼奧·奧斯卡·德·弗拉戈索·卡爾莫納
繼任弗朗西斯科·克拉維羅·洛佩斯
葡萄牙葡萄牙國防部長
任期
1961年4月13日—1962年12月4日
前任胡里奧·博特略·莫尼茲（英語：Júlio Botelho Moniz）
繼任高美士·德·阿勞霍
葡萄牙葡萄牙戰爭部長（英語：Portuguese Army）
任期
1936年5月11日—1944年9月6日
前任阿比里奧·帕索斯·埃·蘇薩
繼任費爾南多·山度士·科斯塔
任期
1932年7月5日—1932年7月6日
前任安東尼奧·洛佩斯·馬泰
繼任丹尼爾·羅德古斯·德·蘇薩
葡萄牙葡萄牙外交部長（英語：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ortugal)）
任期
1936年11月6日—1944年2月4日
前任阿明多·蒙泰羅（英語：Armindo Monteiro）
繼任祖些·卡埃羅·達·馬塔
葡萄牙葡萄牙財政部長（英語：Ministry of Finance (Portugal)）
任期
1928年4月28日—1940年8月28日
總理祖些·維森特·德·弗雷塔斯（英語：José Vicente de Freitas）
阿圖爾·伊文斯·費拉斯（英語：Artur Ivens Ferraz）
多明戈斯·奧古斯托·阿爾維斯·達科斯塔·伊·奧利維拉（英語：Domingos Oliveira）
前任祖些·維森特·德·弗雷塔斯（英語：José Vicente de Freitas）
繼任若昂·倫布拉萊斯
任期
1926年6月3日—1926年6月19日
總理祖些·門德斯·卡貝薩達斯
前任祖些·門德斯·卡貝薩達斯
繼任卡梅洛·卡布拉爾
葡萄牙葡萄牙海軍部長（英語：Portuguese Navy）
任期
1939年1月30日—1939年2月2日
前任曼紐爾·奧廷斯·德·貝當古
繼任曼紐爾·奧廷斯·德·貝當古
任期
1936年1月25日—1936年2月5日
前任曼紐爾·奧廷斯·德·貝當古
繼任曼紐爾·奧廷斯·德·貝當古
葡萄牙葡萄牙藩政部長
任期
1930年11月3日—1930年11月6日
總理多明戈斯·奧古斯托·阿爾維斯·達科斯塔·伊·奧利維拉（英語：Domingos Oliveira）
前任愛德華多·馬奎斯
繼任愛德華多·馬奎斯
任期
1930年1月21日—1930年7月20日
總理多明戈斯·奧古斯托·阿爾維斯·達科斯塔·伊·奧利維拉（英語：Domingos Oliveira）
前任愛德華多·馬奎斯
繼任愛德華多·馬奎斯
個人資料
出生1889年4月28日
葡萄牙 葡萄牙王國聖孔巴當
逝世1970年7月27日（81歲）
葡萄牙 葡萄牙共和國里斯本
政黨國民聯盟
配偶無
母校哥英布拉大學
專業法律和經濟
宗教信仰天主教
簽名

薩拉查是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1926年5月28日葡萄牙政變後，在總統安東尼奧·奧斯卡·德·弗拉戈索·卡爾莫納的支持下進入公眾生活，最初擔任財政部長，後來擔任總理。薩拉查反對民主、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自由主義，他的統治本質上是保守的和民族主義的。薩拉查將自己與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劃清界限，他批評法西斯主義是「異教的凱薩主義」，既不承認法律的局限性，也不承認道德的局限性。[1]薩拉查宣揚天主教，但認為教會的作用是社會的，而不是政治的，並在1940年通過與教會談判達成了協約。薩拉查政權的格言之一是「上帝、祖國和家庭」（葡萄牙語：Deus, Pátria e Família）。[2]

由於新國家政體使他能夠行使巨大的政治權力，薩拉查使用審查制度和秘密警察來平息反對的聲音，特別是任何與共產主義運動有關的反對聲。他在西班牙內戰中支持佛朗哥，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保持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中立，同時仍然向盟國提供援助。[3][4][5]儘管不是民主國家，但葡萄牙在他任內參加了重要國際組織的成立。葡萄牙是1949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12個創始成員國之一，於1950年加入歐洲支付聯盟（英語：European Payments Union），在1960年成為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創始國成員，並在1961年參與創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他的統治下，葡萄牙也於1962年加入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並開始了葡萄牙的殖民戰爭。多發性洲際主義學說是他的領土政策的基礎，他認為葡萄牙帝國是一個跨越多個大陸的統一國家。

1974年，在薩拉查去世四年後的康乃馨革命中，新國家政體倒台。對他的政權的評價各不相同，支持者讚揚其結果，批評者譴責其方法。然而，人們普遍認為薩拉查是葡萄牙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近幾十年來，葡萄牙歷史學家採用了新的資料來源和方法，試圖研究持續了48年的獨裁統治。

個人背景

家庭

薩拉查於1889年4月28日出生在維塞烏區，靠近聖孔巴當，家庭收入不高。[6]他的父親是一個小地主，最初是一名農業工人，後來成為佩雷斯特雷洛家族的管家。佩雷斯特雷洛家族是聖孔巴當地區的一個農村地主家族，擁有分散在維塞烏和哥英布拉之間的土地和其他資產。[7]他的父親是安東尼奧·德·奧利韋拉（1839-1932），母親是瑪麗亞·多雷斯蓋特·薩拉查（1845-1926），他們是第五代表親，他是他們的唯一的男孩。[6]他的四個姐姐分別是是小學教師瑪麗亞·多雷斯蓋特·薩拉查·德奧利韋拉、伊莉莎·多雷斯蓋特·薩拉查·德奧利韋拉、瑪麗亞·利奧波蒂納·薩拉查·德奧利韋拉，還有勞拉·薩拉查·德·奧利維拉，她於1887年嫁給了馬里奧·德·索薩的弟弟阿貝爾·佩斯·德·索薩，後者曾擔任薩拉查的內政部長。

教育

薩拉查一開始在他的小村莊上小學，後來又去了維塞烏的另一所小學。11歲時，他在維塞烏神學院獲得了一個名額，從1900年到1908年，他在那裏學習了8年。[8]薩拉查曾考慮成為一名司鐸，但像許多很小就進入神學院的人一樣，他決定在接受聖秩聖事後不再擔任司鐸。[8]1910年，在葡萄牙第一共和國成立的第一年，他來到哥英布拉，在哥英布拉大學學習法律。[9]在哥英布拉的這些學生歲月里，他對金融產生了特別的興趣，並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法律專業，專攻金融和經濟政策。1914年，他以19分（滿分20分）的成績畢業，這一優異的成績使他迅速成名，同時，他成為法學院經濟政策助理教授。1917年，他被教授祖些·阿爾貝托·多斯·里斯（英語：José Alberto dos Reis）任命為校務長，主導經濟政策和金融專長。第二年，薩拉查獲得了博士學位。

政治生涯

時代背景

更多資訊：葡萄牙第一共和國

薩拉查在1910年10月5日革命發生時只有21歲，那場革命推翻了歷史悠久的葡萄牙王國，建立了第一個葡萄牙共和政體。第一共和國的政治制度一直持續到1926年，之後被軍事獨裁所取代。這首先被稱為軍事獨裁（葡萄牙語：Ditadura Militar），然後從1928年開始，被稱為全國獨裁。

第一共和國時期被描述為「持續的無政府狀態、政府腐敗、暴動和搶劫、暗殺、任意監禁和宗教迫害」。[10]它見證了8位總統的就職，44次內閣重組和21次革命。[11][10]共和國的第一個政府持續了不到10周，最長的執政政府持續了一年多一點。葡萄牙的革命成了歐洲的一個笑柄。生活成本增加了25倍，而貨幣貶值到其黃金價值的1⁄33。葡萄牙的公共財政和經濟面臨着嚴峻的考驗，而且它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就面臨着違約的威脅。[12][13]貧富差距繼續擴大。1916年，該政權領導葡萄牙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然勝利了，但是這一舉動只會加劇該國的危險局勢，所得到的利益並不能彌補支出。與此同時，天主教會受到共和國反教權共濟會的騷擾，政治暗殺和恐怖主義變得司空見慣。根據警方的官方數據，在1920年至1925年間，有325枚炸彈在里斯本街頭爆炸。[14]英國外交官喬治·倫德爾爵士表示，他無法用「政治圖景」來形容這件事，只能說它是可悲的……與後來在薩拉查先生的政府統治下的有序、繁榮和管理良好的國家大不相同。[5]薩拉查後來執政的時候一定不會忘記這種混亂的景象。

公眾的不滿導致了1926年5月28日的政變，受到大多數平民階級的歡迎。[15]當時，葡萄牙的普遍看法是，政黨是分裂的因素，議會制度正處於危機之中。這導致了對獨裁政權的普遍支持，或者至少是容忍。[16]葡萄牙新出現的反議會主義是對以往體制經驗的反應。自由主義和議會制度在英國和美國可能行得通，但葡萄牙人認為自由主義在他們的國家和文化中是不合適的。[17]

從政早期的道路

作為一個年輕人，薩拉查參與政治源於他的天主教觀點，這是由第一共和國新的反教權立場引起的。他成為與政治無關的基督教民主學術中心（葡萄牙語：Centro Académico de Democracia Cristã）的成員。[18]薩拉查反對君主主義者，因為他認為他們反對教宗良十三世所擁護的社會教義，他認可這個教義。他經常為與社會研究有關的期刊撰稿，尤其是他的朋友（後來成為里斯本樞機主教）曼紐爾·岡薩爾維斯·塞雷熱拉（英語：Manuel Goncalves Cerejeira）主持的《社會研究周報》（葡萄牙語：O Imparcial weekly）。[19]當地媒體稱他是「新一代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20]

1921年，薩拉查被說服參加議會選舉，儘管他很不情願。他只在議會大廳里出現過一次，就再也沒有回來，他被自己目睹的混亂和一種徒勞無益的感覺所震驚。薩拉查堅信自由個人主義導致了社會的分裂和對民主進程的歪曲。[21]

 
戈梅斯·達·科斯塔將軍和他的軍隊在1926年5月28日政變後的軍事遊行。

在1926年5月28日的政變之後，薩拉查短暫地加入了何塞·門德斯·卡貝卡達斯的政府擔任財政部長。6月11日，一小群官員從里斯本驅車前往聖孔巴當，勸說他擔任財政部長。薩拉查在里斯本呆了五天。他提出的控制開支的條件被拒絕了，他很快就辭職了。兩小時後，他坐上了回哥英布拉大學的火車，他解釋說，由於經常發生糾紛和政府的管理混亂，他無法正常工作。[22]

1926年，葡萄牙最主要的問題是其龐大的公共債務。從1926年到1928年，薩拉查數次拒絕了財政部的任命。他以健康狀況不佳、年邁的父母需要他盡孝以及偏愛修道院為藉口。1927年，在西奈爾·德·科德斯的領導下，公共赤字持續增長。政府試圖在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的支持下從巴林兄弟（Baring Brothers）獲得貸款，但條件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1928年4月26日，在共和主義者、共濟會成員卡爾莫納當選總統後，薩拉查最終同意出任第81任財政部長。然而，在接受這個職位之前，他從卡爾莫納那裏得到了一個明確的保證：作為財政部長，他可以自由否決所有政府部門的支出，而不僅僅是他自己的部門。薩拉查實際上從上任之日起就是財政沙皇。

在一年的第一年，憑藉特殊的權力，薩拉查平衡了預算並穩定了葡萄牙的貨幣。恢復國家財政的秩序，實施緊縮政策，減少浪費，薩拉查創造了許多預算盈餘，這在葡萄牙是前所未有的。[23]

1929年7月，薩拉查再次遞交辭呈。他的朋友，時任司法部長馬里奧·德·菲格萊多（英語：Mario de Figueiredo）通過了一項新立法，為組織宗教遊行提供了便利。新法律激怒了反對教權的共和主義者，引發了內閣危機，菲格萊多威脅要辭職。薩拉查建議菲格萊多不要辭職，但告訴菲格萊多，他會和菲格萊多一起做出決定。不過菲格萊多還是辭職了，薩拉查於是也於7月3日辭職，當時他因腿部骨折住院治療。卡爾莫納於4日親自去了醫院探望，懇求薩拉查改變主意。此時反對卡莫納政策的總理何塞·文森特·德弗雷塔斯（英語：Jose Vicente de Freitas）離開了內閣，於是薩拉查仍然作為財政部長留在內閣，但獲取了更多的權力。[24]

薩拉查長期穩定的擔任財政部長，而軍方的總理則經常辭職。從他執政的第一個成功年份開始，他找到了了解決軍事獨裁動盪的財政和政治方案，而軍事獨裁還沒有產生一個明確的領導人。最後，在1932年7月5日，卡爾莫納總統任命薩拉查為葡萄牙第100任總理，從那以後，他開始更接近葡萄牙政壇的權力核心。[25]獨裁政府由一個右翼聯盟組成，他能夠利用審查制度和針對政治圈外人士的鎮壓來拉攏每一股政治潮流中的溫和派。那些被認為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的人被監禁或流放。[26]保守的天主教徒是薩拉查最早和最忠誠的支持者，而不能被吸收的頑固的共和主義者在早期成為他最危險的對手。他們企圖發動幾次政變，但從未形成統一戰線，因此這些企圖很容易被鎮壓。薩拉查從來都不是一個真正的君主主義者，但他卻贏得了大多數君主主義者的支持，因為葡萄牙最後一位流亡並被廢黜的國王曼努埃爾二世總是支持薩拉查。後來，在1932年，正是由於薩拉查的認可，被廢黜的國王得到了國葬的待遇。全國的工團主義者在支持現政權和反對現政權之間十分的矛盾。最後他們得到了足夠多的象徵性讓步，使得薩拉查贏得了其中溫和派的支持，但其餘的人受到了政治警察的鎮壓。1933年，薩拉查試圖阻止葡萄牙國家社會主義的興起，不久之後，國家社會主義者就沉默了。

薩拉查作為誠實高效的財政部長樹立的公眾形象、卡爾莫納總統的大力支持和精明的政治定位，推動了他的掌權。1940年7月，《美國生活》雜誌發表了一篇關於葡萄牙的文章，並在提到葡萄牙最近的混亂歷史時斷言，「任何15年前見過葡萄牙的人都可能會說，它活該滅亡。」它被殘暴的統治，破產，骯髒，疾病和貧窮所充斥。這是如此的混亂，以至於國際聯盟創造了「葡萄牙」這個形容詞來描述國家福利的絕對低下。然後軍隊推翻了把這個國家帶到了這個可悲的關口的共和國。」該雜誌補充說，統治葡萄牙很困難，並解釋了薩拉查如何在混亂與貧窮的基礎上進行艱難的改革。[12][a]

新國家政體的建立

薩拉查的政治哲學基於對天主教社會教義的嚴密解釋，就像奧地利當時的恩格爾伯特·陶爾斐斯政權一樣。[27]這種被稱為「社團主義」的經濟體系，是基於對《新事》[28]和《四十周年》[28]的類似解讀，這兩份通諭的目的是防止階級鬥爭，並將經濟問題置於社會價值之上。《新事》認為，工會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就像家庭一樣。《四十周年》為社團主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藍圖。[29]

一群律師、商人、神職人員和大學教授起草了一部新憲法，薩拉查為其精神領袖，馬爾塞洛·達斯內維斯·阿爾維斯·卡丹奴也發揮了重要作用。[30]憲法創立了新國家政體，理論上是一個代表利益集團而非個人的社團主義國家。他希望建立這樣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代表人民的是社團，而不是分裂的政黨，國家利益優先於地方主張。薩拉查認為，葡萄牙的政黨制度已經無可挽回地失敗了。[31]

與墨索里尼和希特拉不同，薩拉查從未打算建立一個黨治國家。薩拉查反對全黨概念，並於1930年創建了一黨國民聯盟，並將其標榜為「無黨派」。國民聯盟的成立是為了控制和限制輿論，而不是為了動員輿論，其目標是加強和維護傳統價值觀念，而不是促成一種新的社會秩序。部長、外交官和公務員從未被迫加入國民聯盟。[32]

立法機構被稱為國民大會，只允許國民聯盟的成員參加。它可以提出立法，但只涉及不需要政府開支的事項。[33]平行的社團議會包括市政當局、宗教、文化和專業團體的代表，以及取代自由工會的官方工人聯合會的代表。[33]

對霍華德·威阿爾達說：「在新國家體制下掌權的人真正關心的是他們國家的貧窮和落後，他們擺脫了英美政治的影響，發展了一種新的本土政治模式，緩解了城市和農村窮人悲慘的生活條件。」[34]

薩拉查提出的新憲法建立了一個反議會的獨裁政府，這個政府將持續到1974年。總統將由普選產生，任期7年。新文件賦予了總統廣泛的、幾乎是獨裁的權力，包括任命和罷免總理的權力。[35]總統被提升為卓越的「平衡輪」，國家政治的捍衛者和最終裁決者。[35][35] [b]然而，卡爾莫納總統自任命薩拉查為總理以來，或多或少讓他自由行事，並一直如此;卡爾莫納和他的繼任者大多是有名無實的領袖，因為薩拉查掌握着真正的權力。威阿爾達認為，薩拉查之所以能獲得權力，不僅是因為憲法的規定，還因為他的性格：盛氣凌人、專制、雄心勃勃、勤奮努力而且才智過人。[37]

1933年3月19日，葡萄牙全民公投通過了社團主義憲法。[35][38]一年前曾發表過一份草案，並邀請公眾在新聞界提出任何反對意見。[38]這些人大多都不表示反對，只有不到6000人投票反對新憲法。[38]新憲法以99.5%的選票獲得通過，但仍有488,840票棄權[38]（總計1330,258名登記選民）。[39]休·凱指出，選民投棄權票的人數之所以如此之多，可能是因為選民得到捆綁在一起的條款，他們只能全部認同或全部反對，沒有機會接受其中部分的條款，也沒有機會拒絕部分條款。[38]在這次公投中，葡萄牙首次允許女性投票，這是之前從未有過的。不過在這次投票中，女性選民需要受中等教育，而男性選民只需要會讀會寫，因此總的來說還是沒有做到男女平等。[40]

 
被認為是薩拉查所屬的國民聯盟的旗幟

1933年是葡萄牙歷史的分水嶺。在薩拉查的監督下，社團和社會福利部副部長特奧托尼奧·俾利喇（英語：Teotonio PereiraTeotonio Pereira）直接向薩拉查報告相關事項，並制定了廣泛的法律，形成了社團主義的結構，並開始了全面的社會福利制度。[41]這種制度既是反資本主義的，又是反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社團化伴隨着嚴格的商業法規。工人組織從屬於國家控制，但給予了他們以前從未享有的合法性，並成為各種新的社會項目的受益者。[42]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即使在充滿熱情的早期，社團主義機構也不是權力的中心，因此社團主義不是整個制度的真正基礎。[43]

1934年，薩拉查流放了弗朗西斯科·羅勞·普雷托，作為對葡萄牙民族辛迪加黨（又稱「藍襯衫」）領導層清洗的一部分。薩拉查譴責民族辛迪加主義者「受到某些外國模式的啟發」（意指德國納粹主義），並譴責他們「通過直接行動崇拜武力，在社會生活中國家政治權力至上的原則，在一個領導人背後組織群眾的傾向」，認為這是法西斯主義和新國家主義的根本區別。薩拉查自己的政黨全國聯盟是作為一個附庸的傘形組織成立的，目的是支持政權本身，因此沒有自己的理念。當時，許多歐洲國家擔心共產主義的破壞性潛力。薩拉查不僅禁止馬克思主義政黨，還禁止革命的法西斯-辛迪加主義政黨。對他的政權最重要的批評是，穩定是通過犧牲人權和自由來換取和維持的。[33]

社團主義與貝尼托·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主義有一些相似之處，但在治理國家的道德方法上卻有相當大的不同。[44]儘管薩拉查欽佩墨索里尼，並受其1927年《勞動憲章》的影響，[30]但他與法西斯專政保持距離，他認為法西斯專政是一種不承認法律和道德界限的異教凱撒主義政治制度。薩拉查還認為德國納粹主義擁護他認為令人厭惡的異教元素。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薩拉查發表了這樣的宣言：「我們反對一切形式的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工團主義，以及一切可能導致家庭破裂的東西。」我們反對階級鬥爭、世俗主義和對國家的不忠；反對農奴制，因為農奴制是一種唯物主義的生活觀念，在農奴制之下強權戰勝公理。」[1]

大多數學者並不認為薩拉查是法西斯分子。斯坦利·G·佩恩寫道，「薩拉查的體制最好被描述為一種威權社團主義，甚至是威權社團自由主義，」而不是法西斯主義。[45] 歷史學家胡安·何塞·林茨說法西斯主義從未在薩拉查的葡萄牙紮根，[46]葡萄牙的新國家與法西斯主義的區別甚至比佛朗哥的西班牙更加深刻。薩拉查實際上是葡萄牙的獨裁者，但他更喜歡一個被動的公權力和有限的政府，社會權力仍然掌握在教會、軍隊和大地主手中。[47]

歷史學家羅伯特·帕克斯頓注意到，定義一個政權是否是法西斯主義的主要困難之一是法西斯主義的元素被廣泛模仿。他寫道，「在法西斯主義的鼎盛時期，也就是20世紀30年代，許多非法西斯主義政權借用法西斯主義的裝飾元素，為自己增添一種力量、活力和群眾動員的氛圍。」他接着說，薩拉查「在複製了一些民眾動員的技巧後，粉碎了葡萄牙法西斯主義」。[48]

保護政權

薩拉查依靠秘密警察來執行他希望執行的政策。成立於1933年的「國家防衛和監視警察」（以下簡稱「警察」）。它在1945年被改型的國家安全警備總署所取代，一直持續到1969年他下台以後。秘密警察的存在不僅是為了保護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安全，而且還是為了鎮壓該政權的政治對手，特別是那些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或蘇聯有聯繫的人，該政權視蘇聯為葡萄牙的敵人。

西班牙內戰

始於1936年7月的西班牙內戰，是該政權激進化的表面原因。在國內，該政權不得不面對1935年的君主主義叛亂、1936年左翼政變的威脅，以及1936年和1937年的幾起炸彈襲擊的陰謀，包括1937年企圖暗殺薩拉查的陰謀。與此同時，西班牙共和軍在里斯本活動頻繁，西班牙軍隊部署在葡萄牙脆弱的邊境，嚴重威脅着葡萄牙的主權。[49]

在西班牙內戰開始時，薩拉查作為戰爭部長和外交部長承擔了更多的職責，同時保留了財政部部長的職責，從而使更多的權力集中在他的手中。[49]薩拉查支持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和西班牙國民軍與西班牙第二共和國勢力、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作戰。民族主義者在早期無法進入西班牙海港，所以薩拉查允許他們借道葡萄牙打回西班牙。而且薩拉查還幫助國民軍從海外獲取武器裝備，因此，國民軍稱里斯本為「卡斯提爾港」。[50]後來，佛朗哥在接受《費加羅報》採訪時盛讚薩拉查：「我所知道的最完美、最值得尊敬的政治家就是薩拉查。我認為他的智慧，他的政治意識和他的謙卑是一個非凡的人格。他唯一的缺點可能就是有的時候太過于謙虛了。」[51]

1936年9月8日，里斯本爆發了一場海軍起義。兩艘葡萄牙海軍艦艇的船員叛變了。這些水手隸屬於共產黨，他們把自己的軍官關了起來，並試圖將船隻駛出里斯本，這是為了加入在西班牙作戰的西班牙共和軍。薩拉查下令用炮火摧毀這些船隻。[49][52]第二天，所有公務員都必須宣誓效忠，並且嚴格審查。每一個政府官員都被迫宣佈他拋棄了共產主義。反共運動旨在剷除共產主義，但包括了支持民主的反對派。[49]這些在這場起義中被定罪的水手，是第一批被送到由薩拉查在佛得角群島建立的塔拉法爾集中營關押政治犯的人。這個集中營被稱為「緩慢死亡集中營」，數十名政治犯（大部分是共產主義者，但也有其他意識形態的追隨者）被囚禁在極端炎熱、不人道、不健康的條件下，最終死亡。[53]

1938年1月，薩拉查任命特奧托尼奧·俾利喇為葡萄牙政府與佛朗哥政府的特別聯絡員，他在佛朗哥政府中獲得了很高的聲望和影響力。[54]1938年4月，俾利喇正式成為葡萄牙駐西班牙大使，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直擔任這個職位。[55]

就在西班牙內戰結束的前幾天，即1939年3月17日，葡萄牙和西班牙籤署了《伊比利亞條約》，這是一項互不侵犯條約，標誌着伊比利亞關係的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佛朗哥和薩拉查之間的會晤在這一新的政治安排中發揮了重要作用。[56]事實證明，該條約是將伊比利亞半島排除在希特拉大陸體系之外的決定性工具。[57]

暗殺企圖

該政權的激進主義自然招致反對。恩伊迪奧·桑塔納是冶金家全國聯盟的創始人，他是一個參與反對獨裁的秘密活動的無政府集團主義者，企圖於1937年7月4日暗殺薩拉查。薩拉查當時正在前往里斯本巴博薩杜博凱奇大道一個朋友家的私人教堂做彌撒的路上。當他走出他的別克豪華轎車時，一個藏在鐵盒子裏的炸彈在離他只有3米（10英尺）遠的地方爆炸了。爆炸沒有傷到薩拉查，但他的司機卻變聾了。一年後，美國的主教們在一封公開信中一致表示，薩拉查沒死是「上帝的旨意」。官方的汽車被一輛克萊斯勒皇家裝甲汽車所取代。[58]在警察的追捕下，恩伊迪奧·桑塔納逃到英國，在那裏他被英國警方逮捕並被遣返回葡萄牙。隨後他被判處16年監禁。[59]

第二次世界大戰

薩拉查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艱難時期，葡萄牙在第一共和國時期參加了這場戰爭；在他執政期間，葡萄牙直到二戰結束都沒有捲入其中。薩拉查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保持葡萄牙中立而廣受讚譽。從1939年戰爭一開始，薩拉查就相信英國會損失慘重，但不會被打敗，美國將會介入這場衝突，盟軍將會獲勝。美國記者亨利·泰勒評論道：「我找不到另一位與他意見一致的歐洲大陸領導人。」[60]

保持中立

1934年，也就是戰爭開始的前幾年，薩拉查在一次官方演講中澄清，葡萄牙的民族主義並不包括「將一個民族或帝國神化的異教理想和反人類的理論」。1937年，薩拉查再次出版了一本書，在書中他批評了1935年在德國通過的紐倫堡法案，認為德國的民族主義「因明顯的種族特徵而起皺」，並強加了「法律觀點，公民和主體之間的區別——這可能會帶來危險的後果。」[61]

薩拉查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的勝利意味着法治的災難，也意味着像葡萄牙這樣的邊緣農業國家的災難。」[62]薩拉查不喜歡德國的納粹政權及其帝國野心，只是因為他認為德意志帝國是抵禦共產主義蔓延的堡壘，而不是一個盟友。出於對共產主義入侵葡萄牙的擔憂，他曾支持西班牙民族主義事業，但他對西班牙政府與軸心國建立緊密聯繫的前景感到不安。[63]因此，薩拉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葡萄牙的中立政策包括一個戰略組成部分。這個國家仍然擁有海外領土，葡萄牙無法抵禦軍事攻擊。與軸心國結盟將使葡萄牙與英國發生衝突，很可能導致其殖民地的喪失，而與盟國結盟則可能危及祖國大陸的安全。作為保持中立的代價，葡萄牙繼續向軸心國（部分經由瑞士）和盟國出口鎢和其他商品。[64]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葡萄牙政府宣佈，有600年歷史的英葡同盟仍然完整，但由於英國沒有尋求葡萄牙的援助，葡萄牙可以在戰爭中保持中立，並將這樣做。在1939年9月5日的一份備忘錄中，英國政府確認了這一諒解。[65]

各國的回應

英國戰略家認為葡萄牙的非好戰性是「阻止西班牙加入軸心國戰爭的關鍵」。[65]1940年5月15日，英國承認了薩拉查的重要作用，當時牛津大學註冊主任道格拉斯·維爾通知他，牛津大學「在上周一的會議上一致決定，邀請你（薩拉查）接受名譽民法博士學位」。[66][67]《生活》雜誌1940年7月的同一篇文章讚揚了薩拉查為葡萄牙所做的工作，文章評論道：「今年，葡萄牙幾百年來第一次對美國很重要。它是美國和歐洲之間所有人員、信息和外交交流的渠道。這場戰爭切斷了葡萄牙與北歐的交往，使葡萄牙成為地理上的理想國——不再是歐洲的一個遙遠的角落，而是歐洲的門戶。」[12][a]1940年9月，溫斯頓·丘吉爾寫信給薩拉查，祝賀他將葡萄牙排除在戰爭之外的政策，聲稱「在英葡聯盟的許多世紀中，英國和葡萄牙的利益在這個重要問題上總是一致的。」[66]1940年至1944年擔任英國駐馬德里大使的塞繆爾·霍爾爵士認識到薩拉查在二戰期間保持伊比利亞半島中立的關鍵作用，並為此稱讚了他。霍爾斷言，「薩拉查憎恨希特拉和他的所有作品」，他的社團主義國家從根本上不同於納粹或法西斯國家，薩拉查從不懷疑他想打敗納粹的願望。[c]歷史學家卡爾頓·海斯是民族主義研究領域的先驅專家，二戰期間曾任美國駐西班牙大使。他親自會見了薩拉查，並讚揚了他，表達了與霍爾在《戰時西班牙使命》一書中類似的觀點。[d]1943年11月，英國駐里斯本大使羅納德·坎貝爾爵士轉述薩拉查的話寫道，「嚴格的中立是盟國為從葡萄牙的中立中獲得戰略利益所付出的代價，如果她的中立不是嚴格的，而是厚此薄彼的，西班牙將不可避免地全身心投入德國的懷抱。」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半島就會被佔領，然後是北非，結果整個戰爭進程就會向有利於軸心國的方向轉變。」[71]

 
在亞速爾群島的皇家空軍海岸司令部。

羅納德·坎貝爾爵士認為薩拉查從根本上忠於英葡同盟。1943年5月，在代號為「三叉戟」的第三次華盛頓會議上，與會者一致同意佔領亞速爾群島（「敏捷行動」）。英國大使對美國國務院的建議作出的反應是，「在目前這個關鍵時刻，這麼做是尤其不合時宜和令人費解的。」他回顧說，在戰爭開始時，薩拉查在得到英國同意的情況下保持中立，並表示，「如果是出於極其必要的理由，他（薩拉查）將做出正確的響應」。英國大使是正確的，當英國在1943年8月請求在亞述爾群島建立軍事基地設施時，薩拉查以聯盟的名義作出了積極和迅速的反應：葡萄牙允許建立這些基地，允許英國使用奧爾塔和蓬塔德爾加達的亞述蘭港口，以及拉傑斯菲爾德和桑塔納菲爾德的機場。[4]從1943年11月英國獲得亞速爾群島的使用權，到1945年6月，8689架美國飛機從拉傑斯起飛，包括1200架B-17和B-24轟炸機飛越大西洋。貨機將重要的人員和設備運往北非、英國，以及在盟軍在西歐站穩腳跟後運往巴黎附近的奧利機場。從歐洲返回的航班運載着受傷的軍人。拉傑斯的醫務人員在前往美國進行醫療護理和康復的途中進行了大約3萬次空中撤離。使用拉傑斯機場將巴西和西非之間的飛行時間從70小時減少到40小時，這一效率的提升使飛機飛越的次數幾乎增加了一倍，清楚地表明了戰爭期間亞速爾群島的地理價值。英國外交官喬治·倫德爾爵士表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盟友的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遠比薩拉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為中立國的好得多」。[5]

難民

葡萄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保持中立的主要原因是戰略上的，並且符合英葡聯盟的總體目標。葡萄牙發揮的這一作用不大，但由於一些複雜的原因，它使得葡萄牙營救了大量戰爭難民。[65]

葡萄牙官方的民族主義並非基於種族或生理原因。薩拉查認為，葡萄牙民族主義並沒有美化一個種族，因為這種觀念是異教的，是反人類的。1937年，他出版了一本名為《如何建立一個國家》（葡萄牙語：Como se Levanta um Estado）的書，在書中他批評了納粹德國紐倫堡法案背後的哲學理想。[72]1938年，他給葡萄牙駐柏林大使館發了一份電報，命令德國明確葡萄牙法律不允許有任何種族歧視，因此葡萄牙籍猶太公民不能受到歧視。[73]前一年，阿道夫·貝納魯斯出版了一本書，讚揚葡萄牙沒有反猶主義。他是COMASSIS[e]的名譽主席，也是里斯本猶太人社區的領袖。[74]2011年，亞德·瓦謝姆歷史學家阿夫拉罕·米爾格拉姆表示，現代反猶太主義「連在葡萄牙的立足點都沒有」，而在20世紀初的歐洲，它在其它地方發展得相當厲害。[75]

1940年6月26日，在法國向德國投降的四天後，薩拉查授權位於巴黎的希伯來移民援助協會將其總部遷至里斯本。根據里斯本猶太人社區的說法，薩拉查非常尊重里斯本猶太人社區的領導人莫伊塞斯·本薩巴特·阿姆扎拉克，並允許阿姆扎拉克在獲得薩拉查同意的基礎上發揮重要作用。[76][77]

 
位於馬德拉的紀念直布羅陀人撤離的紀念碑

1940年7月，由於預計納粹德國即將對直布羅陀發動攻擊，因此直布羅陀平民被疏散。當時，葡萄牙的馬德拉同意收容大約2 500名直布羅陀難民，其中大部分是婦女和兒童，他們於1940年7月21日至8月13日抵達豐沙爾，並一直留在那裏，直到戰爭結束。[78]

葡萄牙，尤其是里斯本，是最後幾個歐洲人前往美國的出口點之一，[f]大量難民在葡萄牙找到了避難所。葡萄牙駐波爾多總領事阿里斯蒂德·德·蘇薩·門德斯幫助了幾個人，他的行為並不是個例，還有許多葡萄牙的領事官員也曾參與救人。違反指令簽發籤證在歐洲各地的葡萄牙領事館非常普遍，[79]儘管有些簽發得到了薩拉查的支持。1944年，葡萄牙駐布達佩斯大使卡洛斯·桑帕約·加里多幫助了大約1000名匈牙利猶太人。他租用房屋和公寓來庇護難民免受納粹德國及匈牙利王國的驅逐和屠殺。1944年4月28日，蓋世太保突襲了大使的家並逮捕了他的客人。大使也被逮捕。但他據理力爭，以外交公幹的治外法權為理由釋放了他的客人。[80]2010年，加里多被亞德·瓦謝姆認為這種行為是正義的。其他在戰爭中拯救猶太人的葡萄牙人包括弗朗西斯科·波拉·萊特·便度教授，他拯救了莫伊塞斯·本薩巴特·阿姆扎拉克。阿姆扎拉克是一位忠誠的猶太人，也是薩拉查的支持者，從1926年到1978年，他領導里斯本猶太人社區長達52年。

1944年7月20日暗殺阿道夫·希特拉的陰謀發生後，包括阿勃維爾員工在內的大批持不同政見者在葡萄牙尋求庇護。直到1942年底，移民都受到嚴格限制。在某些情況下，如果難民被懷疑不是希望通過葡萄牙過境抵達目的地，而是希望留在葡萄牙，那麼領事館需要得到里斯本的事先批准。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在國籍不明或有爭議的外國人、無國籍個人、俄羅斯人以及被驅逐出其原籍國的猶太人身上。[81]其他前往美洲的難民被允許利用這個國家作為逃跑路線。以這種方式利用葡萄牙作為逃生路線的名人名單相當廣泛。埃里希·瑪麗亞·雷馬克的小說《里斯本之夜》虛構了歐洲政治難民在這個時代通過葡萄牙尋求逃離納粹主義的經歷，情節着重描寫了許多人在獲得離開所需的文件和資金時遇到的困難。

據估計，戰爭期間從葡萄牙逃離的難民人數在幾十萬到100萬之間，這個數字很大，因為當時葡萄牙的人口大約有600萬。[82]戰後，葡萄牙繼續歡迎和支持難民避難。在葡萄牙明愛組織從1947年到1952年組織的一次行動中，5500名奧地利兒童，其中大部分是孤兒，由火車從維也納運送到里斯本，然後送到葡萄牙家庭的寄養中心。[83]

不僅僅是難民，許多在二戰時和希特拉同一陣營的人也得到了葡萄牙的庇護，比如匈牙利王國攝政王霍爾蒂·米克洛什，在企圖和盟軍停戰卻被德國發現推翻了他並佔領匈牙利全境，以及他在戰後為了躲避制裁也逃往葡萄牙，最終得以在葡萄牙安家。

維持政權

儘管薩拉查政權的審查制度和不人道的監禁了政治犯以壓制不同意見，《生活》雜誌於1940年7月卻表達了對薩拉查的認可，描述他是一個「仁慈的統治者」，雜誌補充說：「薩拉查沒有野心，他在軍隊的要求下接受了獨裁統治，並以人民的意願維持着它。（…）薩拉查的獨裁統治是隨和的、家長式的，敵人擁有廣泛的言論自由。（…）民主的支持者們可能會譴責薩拉查是個獨裁者，但他們不能否認，在共和國統治下，葡萄牙把自己弄得一團糟，薩拉查把葡萄牙從混亂中拉了出來。」[12][a]《國家地理》雜誌的一名記者對他在里斯本所享有的自由感到驚訝，他說，這種程度的自由在歐洲其他任何一個首都都無法享有。[84]

1945年10月，薩拉查宣佈了一項自由化計劃，旨在恢復在西班牙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受到壓制的公民權利，以期改善他的政權在西方世界的形象。這些措施包括議會選舉、普遍的政治大赦、恢復新聞自由、減少法律鎮壓和承諾實行人身保護令的權利。該政權開始圍繞一個廣泛的聯盟組織起來，這個聯盟就是民主統一運動（MUD），其成員從極端天主教徒和極右分子到葡萄牙共產黨都有。最初，民主統一運動是由溫和的反對派控制的，但它很快就受到了共產黨的強烈影響，共產黨控制了它的青年團。在領導層中有幾名共產黨人，其中包括奧克塔維奧·帕托、薩爾加多·贊哈、馬里奧·蘇亞雷斯、朱利奧·波馬和馬里奧·薩克拉門托。[85]在此影響下，經過幾波鎮壓，1948年政府宣佈MUD為非法的。暫時取消的限制後來又逐漸恢復。

隨着冷戰的開始，薩拉查的新國家政體仍保持着嚴格的專制主義。薩拉查之所以能夠穩定掌權，是因為公眾對1926年之前葡萄牙人生活的混亂記憶猶新。然而，到了20世紀50年代，出現了對這種不穩定沒有集體記憶的新一代。最明顯的跡象就是1958年的葡萄牙總統選舉。大多數中立觀察員認為，如果選舉公平進行，民主反對派的候選人溫貝托·德爾加多將擊敗薩拉查政權的候選人阿梅里科·托馬斯。德爾加多很清楚，從理論上講，總統解僱總理的權力是對薩拉查權力的唯一制衡。他有句名言：如果當選，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僱薩拉查。德爾加多能夠從政治光譜廣泛的反對派中獲得支持。他的支持者中有一些有爭議的人物，比如新聞活動經理弗朗西斯科·羅洛·普雷托，他是前納粹同情者，也是「藍衫軍」的前領導人，在20世紀30年代被薩拉查流放。[86]官方數據顯示，德爾加多獲得了四分之一的選票，總數約為100萬，遠遠落後於托馬斯。不過即使如此，薩拉查對這一事件非常震驚，他推動了一項憲法修正案，將總統的選舉權移交給兩個議會機構，這兩個議會機構都在他的牢牢控制之下。德爾加多被葡萄牙軍隊驅逐，並在巴西大使館避難，之後流亡國外。他被驅逐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巴西和後來的阿爾及利亞度過的。後來，在1965年，他被秘密警察誘騙到邊境城鎮奧利文薩附近。德爾加多和他的巴西秘書在試圖秘密進入葡萄牙時被殺。一份官方聲明聲稱，德爾加多是在自衛時被開槍打死的，儘管當時德爾加多手無寸鐵;他的秘書則是被勒死的。[87]

1968年，薩拉查在洗澡時跌倒，結果腦溢血。[88]托馬斯總統在聽取了各種專家的意見後，有些勉強地任命馬塞洛·卡丹奴接替他的職位。儘管受了傷，薩拉查還是又活了兩年。當他出乎意料地恢復清醒時，他的密友沒有告訴他他已經被剝奪了權力的事情，而是假裝他還在統治，直到1970年7月去世。[89]

選舉結果

政黨 薩拉查的職位 年份 得票率 投票數（包含無效票） % 投票率
國民聯盟 總理 1934 100 476,706 80.2
國民聯盟 總理 1938 100 694,290 83.7
國民聯盟 總理 1942 100 758,215 86.6
國民聯盟 總理 1945 100 489,133 53.8
國民聯盟 總理 1949 100 927,264 75.8
國民聯盟 總理 1953 100 845,281 68.2
國民聯盟 總理 1957 100 911,618 70.4
國民聯盟 總理 1961 100 973,997 74.0
國民聯盟 總理 1965 100 998,542 73.6

殖民政策

在君主政體和葡萄牙第一共和國的最後幾年裏，葡萄牙政府曾試圖獲得對非洲領土進行更牢固的控制。政府將自己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之一是為了保衛非洲帝國，殖民地被認為是國家身份的一部分。

 
葡萄牙在非洲的海外領土（1933-1974年）：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是迄今為止最大的領土

在擔任總理之前，薩拉查曾短暫擔任殖民地部長，在此期間，他起草了《1930年殖民法案》，該法案將海外領土的管理集中在他自己的體系中，並宣佈有必要將土著民族引入西方文明。同化他們是主要目標，除了大西洋殖民地佛得角（被視為葡萄牙的延伸）和亞洲殖民地印度和澳門（被視為有自己的「文明」形式）。與薩拉查任職之前一樣，土著人民和其他公民之間繼續存在着明顯的法律區別- -後者主要是歐洲人、一些克里奧爾精英和少數非洲黑人。為適應土著社區的部落傳統，他制定了一項特別法規。在理論上，允許當地人逐漸融入葡萄牙文化和公民身份，而在現實中，被同化的非洲人口的比例從未達到百分之一。[90]

1945年，葡萄牙仍然擁有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包括佛得角、聖多美普林西比、安哥拉（包括卡賓達）、葡屬幾內亞和非洲的莫桑比克;南亞的葡屬印度;澳門和遠東的東帝汶。薩拉查希望葡萄牙在國際上發揮作用，而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使他的理想成為可能。

1947年，葡萄牙國會議員恩里克·加爾沃上尉提交了一份報告，披露了葡萄牙在非洲殖民地的強迫勞動和不穩定的醫療服務狀況。它說，當地人只是被當作馱獸。加爾沃上尉勇敢的報告最終導致了他的垮台，1952年，他因為顛覆活動被捕。[91]雖然《土着法令》為土著居民獲得葡萄牙公民身份設定了標準，直到1961年被廢除，但殖民地的土著居民的生存條件仍然嚴酷，在其政策下，他們的法律地位低下。[92][93]根據殖民法案，非洲原住民可以被迫工作。通過要求所有非洲男性用葡萄牙貨幣繳稅，政府造成了這樣一種情況，即在任何一年之內，很大比例的時間男性只能通過為殖民地僱主工作來獲得支付稅款所需的硬幣。實際上，這使得葡萄牙定居者能夠大規模使用強迫勞動，經常導致可怕的虐待。[90]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殖民制度受到越來越多的譴責，20世紀50年代初，英國開始了非殖民化進程。比利時和法國也緊隨其後。與其他歐洲殖民列強不同，薩拉查試圖抵制這股潮流，維護帝國的完整。

為了證明葡萄牙的殖民政策和所謂的文明使命是正確的，薩拉查最終採納了吉爾伯托·弗雷的熱帶葡萄牙主義理論，該理論認為，葡萄牙人有一種特殊的天賦，能夠適應熱帶地區的環境、文化和生活，以建立和諧的多種族社會。長期以來，這種觀點一直受到批評，尤其是著名的殖民帝國歷史學家查爾斯·R·博克瑟更是譴責這種行為。[94][g]

總的來說，葡萄牙社會對葡萄牙殖民帝國的捍衛有廣泛共識。薩拉查的大多數政治對手（除了葡萄牙共產黨）也強烈支持殖民主義政策。曾經擔任殖民地部長的若昂·洛佩斯·蘇亞雷斯（馬里奧·蘇亞雷斯的父親）[h]、馬里奧·蘇亞雷斯支持的反對黨領袖諾頓·德·馬托斯將軍和薩拉查的著名對手安東尼奧·塞爾吉奧都是這種觀點。

薩拉查不願出國旅行，他越來越堅決地不承認殖民地的獨立，他拒絕承認他的政權不可能比他活得長，這些都是他任期的最後幾年的標誌。「驕傲地孤獨」是他最後十年的座右銘。對於葡萄牙政權來說，海外帝國是一個國家身份的問題。[96]

 
葡萄牙士兵在安哥拉巡邏

20世紀60年代，武裝革命運動和分散的游擊隊活動到達了莫桑比克、安哥拉和葡屬幾內亞。除了在葡屬幾內亞，葡萄牙陸軍和海軍部隊能夠通過使用輕步兵、民兵和特種作戰部隊的精心策劃的反叛亂戰役有效地鎮壓大多數叛亂。儘管早期取得了軍事上的成功，但弗朗西斯科·達·科斯塔·戈梅斯上校很快指出，葡萄牙的殖民問題不可能有永久的軍事解決辦法。1961年，被任命為國防部長的胡利奧·博特略·莫尼茲將軍試圖通過憲法「政變」說服總統阿梅里奧·托馬斯將年邁的薩拉查從總理職位上撤下。博特略·莫尼茲最終被免除了政府職務。儘管如此，他的政治盟友弗朗西斯科·達科斯塔·戈梅斯還是被允許在《大眾日報》（Diario Popular）上發表一封信，重申他的觀點，即在非洲採取軍事解決方案是不長久的。

20世紀60年代，由於葡萄牙的殖民政策，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排斥葡萄牙政府，尤其是新近獨立的非洲國家。在國內，包括商業、軍事、知識分子和教會在內的葡萄牙精英派系開始挑戰薩拉查和他的政策。後來，儘管馬塞洛·卡丹奴提出了開放政權的初步建議，但他不願結束殖民戰爭，因此國際社會大多數人都對此表示譴責。康乃馨革命使殖民地能夠獨立，隨後的權力真空導致1975年新獨立的共產主義國家成立，特別是安哥拉人民共和國和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國，它們迅速開始驅逐其所有葡萄牙白人公民。[97][98]這導致了一百多萬葡萄牙人成為赤貧的難民。

果阿的爭端

更多資訊：1961年果阿併入印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葡萄牙剩下的殖民地中，果阿是第一個失去的。一場短暫的衝突讓全世界對葡萄牙褒貶不一。在印度，由於其地理位置，這一行動在歷史上被看作是對印度領土的解放，而葡萄牙則認為這是對其國家領土和其公民的侵略。

印度於1947年8月15日獲得獨立後，英國和法國在這個新國家撤出了他們的殖民地。隨後，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啟動了尋找果阿問題外交解決方案的程序。葡萄牙人自1510年以來一直在果阿，而獨立的印度剛剛建立。尼赫魯認為，無論以何種標準來衡量，果阿邦都是印度人，而且果阿邦是一個被種族主義和法西斯殖民政權無情統治的殖民地，用他的名言來說，「只是印度表面上的一個小疙瘩」。薩拉查堅持認為，儘管果阿邦的地理位置和葡萄牙政治制度的性質不同，但它是葡萄牙的一個省，就像阿爾加維省一樣，是葡萄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薩拉查進一步聲稱，沒有任何地方的果阿人認為或稱自己為印度人，而是認為自己是果阿的葡萄牙人，而果阿人在葡萄牙立法機構中有代表;事實上，有些人已經升到政府和葡萄牙大學的最高管理階層。戈恩人擁有葡萄牙公民的充分權利，因此可以進入所有政府職位，並能夠在葡萄牙領土的任何地方謀生。

在薩拉查和尼赫魯的辯論中，果阿邦人似乎對任何一種立場都無動於衷，[99]果阿邦沒有對葡萄牙政權不滿的跡象。[100]來自《紐約時報》記者的報道顯示，不僅果阿邦的居民對印度主權的前景不感興趣，就連散居海外的印度人也不像印度政府所暗示的那樣充滿信心。[100]

由於印度的軍事行動迫在眉睫，薩拉查命令總督曼紐爾·瓦薩洛·席爾瓦戰鬥到最後一人，並採取焦土政策。[101]最終，印度在1961年12月發起了維傑行動，將葡萄牙從果阿和達曼-第烏驅逐出去。31名葡萄牙士兵在行動中陣亡，葡萄牙阿爾伯克基的阿方索號通報艦被摧毀，瓦薩洛·E·席爾瓦將軍投降。薩拉查因這位將軍不服從命令戰鬥到最後一人並向印度軍隊投降而將他驅逐出境。

包括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巴基斯坦、法國、荷蘭、西班牙和德國西部在內的許多國家的政府領導人和官方發言人發表聲明，譴責印度在果阿、達曼和迪烏使用武力。另一方面，蘇聯和所有蘇聯集團國家、南斯拉夫、阿拉伯國家、加納、錫蘭和印度尼西亞都表示完全支持印度的行動。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史蒂文森指責印度違反了《聯合國憲章》第二條規定的最基本原則之一。另一方面，蘇聯駐聯合國大使瓦勒里安·佐林堅持認為，果阿邦問題完全在印度的國內管轄範圍內，不應由安全理事會審議。[102]

援助羅得西亞

薩拉查是羅德西亞總理伊恩·史密斯的密友。1965年羅得西亞宣佈從英國獨立後，葡萄牙通過鄰國葡屬莫桑比克在經濟和軍事上支持它，直到1975年，儘管葡萄牙從未正式承認這個由少數白人精英統治的國家。1975年，莫桑比克解放陣線在同由康乃馨革命建立的新葡萄牙政權進行談判後接管了莫桑比克的統治。伊恩·史密斯後來在他的傳記《偉大的背叛》中寫道，如果薩拉查在位的時間比他還長，羅得西亞政府就會一直存在到今天，由一個名為津巴布韋羅得西亞的黑人多數政府統治。[96]

二戰後的國際關係

 
杜魯門總統與葡萄牙大使特奧托尼奧·俾利喇簽署了北大西洋公約。

儘管該政權具有獨裁性質，但葡萄牙並沒有經歷像西班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那樣的國際孤立。與西班牙不同，薩拉查領導下的葡萄牙接受了馬歇爾計劃，作為回報，它在戰爭的最後階段向盟國提供了援助。此外，與西班牙不同的是，葡萄牙是1949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12個創始成員國之一，這反映出儘管葡萄牙是唯一的非民主創始國，但它在冷戰期間仍是對抗共產主義的盟友。1950年，葡萄牙加入了歐洲支付聯盟， 1960年和1961年分別參與了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成立。它在1962年加入關稅和貿易總協定，最後，葡萄牙在1972年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簽署了一項自由貿易協定，仍然是在新國家政體的主持下。[103]

受教育率和識字率

雖然第一共和國的激進分子把教育作為他們的標誌性事業之一，但證據表明，在擴大基礎教育方面，更加民主的第一共和國不如專制的新國家政體成功。在第一共和國時期，7至14歲兒童的識字率從1911年的26%小幅增加到1930年的33%。而在新國家政體, 7至14歲兒童的識字水平在1940年增加到56%，1950年增加到77%，1960年增加到97%。[104]

 
新國家政體時期小學的必要元素:一個十字苦像和總理薩拉查和總統阿梅里科·托馬斯的畫像。

在薩拉查治下，小學的數量從1927年的7000所增加到1940年的10000所。在第一共和國的二十年裏，文盲率只下降了9%，而在薩拉查統治的二十年裏，文盲率下降了21%，從1930年的61.8%下降到1950年的40.4%。1940年，政府慶祝葡萄牙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大多數人都能讀寫的情況。[105]

1952年啟動了一項多管齊下的「普及教育計劃」，旨在最終掃除文盲，並讓學齡兒童入學。該計劃包括對不遵守規定的父母處以罰款，並嚴格執行。到20世紀50年代末，葡萄牙成功地將自己從文盲的深淵中拉了出來，學齡兒童的文盲幾乎消失了。[104][106]

識字率 1900 1911 1920 1930 1940 1950 1960
7–14歲兒童 20% 26% 31% 33% 56% 77% 97%

20世紀60年代，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海外省份建立了大學（羅安達大學和洛倫索馬奎斯大學）。1971年，葡萄牙政府承認了葡萄牙天主教大學的合法地位，並於1973年在葡萄牙大陸建立了幾所國立大學（米尼奧大學、新里斯本大學、埃武拉大學和阿威羅大學）。此外，里斯本和哥英布拉的歷史悠久的大學也得到了極大的擴展和現代化。新的建築和校園被建造，如位於里斯本的大學城和位於哥英布拉的阿爾塔大學。

從20世紀60年代到1974年的康乃馨革命，新國家政體的最後20年的特點是對中學和大學教育的大力投資，這經是葡萄牙歷史上教育增長率最快的歷史時期之一。

經濟政策

在經歷了葡萄牙第一共和國政治動盪和金融混亂的歲月之後，金融穩定是薩拉查最優先考慮的事情。作為內閣成員，他第一次涉足葡萄牙政治是在國家獨裁時期，當時葡萄牙的公共財政和經濟總體上處於危急狀態，至少從19世紀90年代葡萄牙王國時期開始就面臨着債務違約的威脅。[12][13]薩拉查成為總理後，為了平衡葡萄牙的預算和償還外債，他徵收了大量的稅收。薩拉查的第一年以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標誌。因此，他統治的第一個時代是一個基於自給自足和干涉主義政策的經濟計劃，作為對大蕭條的回應，這種政策在20世紀30年代很流行。[107]在薩拉查的領導下，從1928年起，葡萄牙的預算從資不抵債變成了每年都有可觀的盈餘。葡萄牙在國外市場上的信用價值上升，外部流動債務得到償還。然而，與歐洲其他國家相比，葡萄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發達，其人口相對貧窮，教育程度較低。

 
薩拉查，1939年，50歲

保守派的葡萄牙學者，如像傑米·諾蓋拉·便度[108]和芮·拉莫斯[109]聲稱薩拉查早期的改革和政策使得政治和金融穩定，因此社會秩序和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左翼政治家費爾南多·羅薩斯等歷史學家聲稱，薩拉查從上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的政策導致了經濟和社會停滯，以及大量人口流出，使葡萄牙成為歐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情況發生了變化，甚至左翼歷史學家也承認，「整個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工業增長總體上是相當積極的，考慮到葡萄牙的基本國情，一個更有創造力的自由政權可能只會略微改善一點」。[110]

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薩拉查對經濟政策保持同樣的進口替代方針，這種方針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確保了葡萄牙的中立地位。從1950年到薩拉查去世，葡萄牙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以年均5.7%的速度增長。上世紀60年代初，擁有經濟學和技術工業專業背景的新技術官僚的崛起，導致了一個新的經濟培育時期，葡萄牙成為一個對國際投資具有吸引力的國家。整個1960年代工業發展和經濟增長將繼續下去。在薩拉查任職期間，葡萄牙於1960年參加了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的成立，並於1961年參加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成立。在1960年代初，葡萄牙還加入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關貿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標誌着薩拉查更加開放的經濟政策的開始。葡萄牙的對外貿易出口增長了52%，進口增長了40%。1960年至1973年的經濟增長和資本形成水平的特點是，GDP（6.9%）、工業生產（9%）、私人消費（6.5%）和固定資本形成總額（7.8%）的年增長率都是空前強勁的。[111]

儘管在非洲領土上對游擊隊進行了代價高昂的戰爭投入，但葡萄牙在1960年至1973年期間的經濟增長為其與西歐發達經濟體的真正一體化創造了機會。1960年，葡萄牙的人均國內總產值僅為歐洲共同體（EC-12）平均水平的38%;到1968年薩拉查執政結束時，這一比例已升至48%;1973年，在馬塞洛·卡丹奴的領導下，葡萄牙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歐盟12國平均水平的56.4%。[112]

宗教政策

四十年來，葡萄牙是由一個在神學院受過教育的人統治的，他接受過一些不太重要的命令，並曾考慮成為一名司鐸。[8]在接受財政部長一職之前，薩拉查曾與幾次天主教運動有聯繫，並與曼紐爾·岡薩爾維斯·塞雷熱拉建立了非常親密的友誼，後者於1929年成為里斯本樞機主教。在哥英布拉的大學期間，他們合住在一所名為「Os Grilos」的老修道院。[113]

1929年7月，在薩拉查擔任財政部長的情況下，政府廢除了一項有利於組織宗教遊行的法律。薩拉查向總理遞交了書面辭呈，他說：「閣下知道，我從未要求任何可能改善天主教徒法律地位的事情。」他小心翼翼地避免給這個已經陷入困境的國家增加更多的麻煩，但他不能接受「對法律或前政府已經承認的對天主教或葡萄牙教會的權利的侵犯」。[24]

 
里斯本大耶穌像

儘管他在掌權前就認同天主教遊說團體，而且他的政治哲學基於對天主教社會教義的嚴密解釋，但在他執政的最初階段，他並沒有直接為宗教做任何事情。他想要避免第一共和國的分裂，他知道政治精英中的很大一部分仍然是反教權的。教會和國家仍然是分開的。[114]沒有人試圖建立神權政治。教會失去的財產從未恢復。[114]

1932年，薩拉查宣佈天主教政黨是不必要的，因為所有的政黨都將被鎮壓，他「邀請」其成員加入他自己的政治組織——國民聯盟。他認為，教會的角色應該是社會的，而不是政治的。作為回應，樞機主教塞雷熱拉於1933年創建了天主教政黨，並一直在為政治權力而戰，直到1934年，教宗庇護十一世告訴塞雷熱拉，他應該關注社會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在1933年的憲法中，第45條規定了所有宗教的公開和私人崇拜自由，以及根據法律和秩序準則建立教會組織和協會的權利。[114]

薩拉查的政治理論以教宗的教義為基礎，並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在天主教世界獲得了極大的聲望。1936年，聖公會在一份田園詩中表達了對該政權的全力支持，次年葡萄牙天主教會領袖重申了這一立場。教宗庇護十二世說：「我衷心地祝福他，我最熱切地希望他能夠成功地完成他的民族復興工作，包括精神和物質方面的工作。」[115]1938年，紐約天主教教區成立的福特漢姆大學授予薩拉查榮譽法學博士學位。薩拉查想讓教堂恢復到原來的地位，但也想讓教堂知道自己的地位並保留它。他明確表示，「國家將避免與教會進行政治交易，並確信教會將避免任何政治行動。」[116][117]

1940年5月，葡萄牙政府和梵蒂岡簽署了一項協約。[118]在簽署協議之前的談判中遇到了一些困難;教會仍然渴望重新建立它的影響力，而薩拉查同樣決心防止政治領域內的任何宗教干預，這是國家的專屬領域。議會共和國的立法沒有根本改變：學校的宗教教學仍然是自願的，而民事婚姻和民事離婚得到保留，宗教誓言沒有重新確立。主教是由羅馬教廷任命的，但是最終的提名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神職人員要服兵役，但要對武裝部隊實行牧養，戰時還要對醫療單位實行牧養。[116]教會可以建立和維持私立學校，但它們將受到國家的監督。天主教的宗教和道德將在公立學校教授，除非家長提出反對意見。[116]信奉正統婚姻的天主教徒不允許進行民事離婚。該法律規定，「人們的理解是，正是慶祝一樁正統婚姻的事實，意味着配偶放棄了要求離婚的法律權利。」儘管有這一禁令，到1961年，全國近91%的婚姻是正統婚姻。[119][i]

便度和雷佐拉認為，薩拉查用來穩定其政權的一個關鍵策略是通過《協約》與天主教達成協議。反教權主義將會受到打擊，教會將會在葡萄牙人的生活中獲得榮耀和中心地位。教會同意遠離政治，但它確實為成年人和年輕人運作了許多社會團體。教會的角色成為新國家「有限多元化」的主要支柱。[120][121]

 
里斯本發現的紀念碑入口的側面，將阿維茲之劍展示在一個造型精美的十字架上，象徵着帝國和信仰的成長。

儘管達成了這一里程碑式的協議，葡萄牙的教會-國家關係和教會間關係在20世紀40年代仍然存在一些緊張。著名的反對派牧師，如阿貝爾·瓦茲姆和約阿金·阿爾維斯·科雷亞，在1945年公開支持MUD，並要求給予工人更多的社會權利。阿貝爾·瓦齊姆是該政權的支持者，但是他攻擊薩拉查和他對社團主義國家的天主教信仰的主張，認為該政權不忠實於天主教的社會教義，因為人民處於貧困之中。這導致了瓦爾齊姆的報紙《工人報》於1948年停刊。[122]在他的個人日記中，他寫道：「在葡萄牙，薩拉查的國家統治教會」。喬奎姆·阿爾維斯·科雷亞被迫流亡美國，於1951年去世。1958年總統選舉的反對派候選人溫貝托·德爾加多是一名羅馬天主教徒，也是該政權的異見者。他引用教宗庇護十二世的話來說明該政權的社會政策是如何與教會的社會教義相違背的。同一年，1958年7月，薩拉查受到波爾圖主教安東尼奧·非利喇·戈梅斯的嚴重打擊。戈梅斯給委員會主席寫了一封批評性的信，批評對人權的限制，並譴責葡萄牙的貧困狀況。他說，現在是教會走出墓穴，說出自己想法的時候了。[117]薩拉查對此非常憤怒。主教雖然沒有被正式流放，但他決定離開這個國家，似乎里斯本向羅馬明確表示，主教在葡萄牙的存在是不合適的。[117]

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大量天主教徒開始積極參與民主反對派。[123]分別於1961年3月、1963年1月和1964年9月在安哥拉、幾內亞和莫桑比克爆發的殖民戰爭加劇了天主教部門內部沿着進步主義和傳統主義路線的分歧。1964年12月，教宗決定前往孟買參加聖餐大會，這對這位葡萄牙政府首腦來說，無異於對整個國家的直接侮辱。自1961年12月以來，這位葡萄牙政府首腦將印度一直視為非法佔領果阿的敵人。1964年10月，外交部長弗朗哥·諾蓋拉正式將此次訪問定義為「歡迎會」。

與教宗訪問印度直接相關的是，在教宗訪問葡萄牙之前發生的第二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1965年5月13日，金色玫瑰被歸為法蒂瑪聖所所有。保羅六世於1967年5月3日正式宣佈，他打算參加第一次報道的法蒂瑪顯靈50周年慶祝活動，這也是庇護十二世將世界獻給聖母無玷聖心瑪利亞的第二十五周年紀念活動。從一開始，他就盡一切努力消除這次訪問的政治意義。這次朝聖被限制在法蒂瑪，而且只有一天，而不是里斯本，教宗使用的是蒙特雷空軍基地，而不是里斯本機場，這將賦予這次朝聖更多的官方性質。

在葡萄牙，除天主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很少或沒有什麼訴求。在薩拉查的新國家政體期間，沒有歧視猶太和新教少數群體的問題，普世運動蓬勃發展。[123]

著作

 
在埃斯波森迪的阿茲勒赫瓷磚畫上印有薩拉查的一句名言

葡萄牙文學歷史學家安東尼奧·何塞·薩萊瓦是一名共產主義者，也是薩拉查的終身政治對手。他聲稱，讀過薩拉查的演講和筆記的人，會被其清晰簡潔的風格所折服。薩萊瓦認為，薩拉查的散文在葡萄牙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但只有政治上的障礙使其失去了這一地位。薩萊瓦說，薩拉查的文章寫得很清晰，就像17世紀的偉大散文一樣，掃除了那些經常掩蓋葡萄牙學者散文的干擾和馬虎。[124][125][126]

薩拉查出版了《如何建立一個國家》（Como se Levanta um Estado）和《如何重建一個國家》（Como se Reergue um Estado）兩本書，並且在書中他批評了紐倫堡法案背後的哲學理想[72]。

死亡和葬禮

 
薩拉查墓

1968年，薩拉查腦溢血。大多數消息來源認為，這一事件發生在他從避暑別墅的椅子上摔下來的時候。然而，在2009年2月，一些匿名證人在對薩拉查最為保守的秘密進行調查後承認，他是在洗澡時摔倒的，而不是從椅子上摔下來的。[88]總統托馬斯相信這位79歲的總理將在秋天后不久去世，於是解僱了薩拉查，由馬塞洛·卡丹奴代之。儘管受了傷，薩拉查還是又活了兩年。當他出乎意料地恢復清醒時，他的密友沒有告訴他他已經被剝奪了權力，而是假裝他還在統治，他們維持薩拉查辦公室的運作，並用假公文與假報紙讓他以為自己仍持續統理葡萄牙，直到他1970年7月去世。[89]

成千上萬的人在葬禮上，在傑羅尼莫斯修道院的安魂曲中，在運送棺木的專列的通道上，向他的家鄉維米耶羅致以最後的敬意。為了象徵性地展示他對葡萄牙和殖民帝國的看法，有一段著名的影片記錄了幾名來自非洲和歐洲的葡萄牙人在他的葬禮上表達敬意的場景。

評價

 
薩拉查（中間戴眼鏡者）觀察埃德加·卡多佐設計的聖克拉拉大橋的模型。它位於哥英布拉，於1954年竣工。

由於薩拉查的長期統治，對他做出客觀評價是困難的。有人認為認為他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葡萄牙的救世主和基督教政治哲學的倡導者，也有人認為他是一個有法西斯傾向的獨裁者，阻礙了葡萄牙的民主進程。

歷史學家湯姆·加拉格爾在1983年批評了薩拉查的過度承諾，他寫道，「1938年，薩拉查告訴安東尼奧·費羅，『我估計在五年內，這個國家的每個孩子都將有機會閱讀和寫作。』他的真正政策早在六年前就已經顯露出來了，當時他明確表示，『我認為創造精英比教會人們閱讀的必要性更緊迫』。」[127]然而，在2018年的回顧中，加拉格爾認為薩拉查將葡萄牙的重點放在了家庭、當地社區和天主教信仰的保守價值觀上。他拒絕了法國大革命中的世俗主義和反教權主義，後者在城市裏很有勢力，但在農村地區卻很弱。歐洲其他國家政府的負面特徵並不普遍。他從來沒有聲稱純葡萄牙血統的優越性。沒有反猶主義政策，他幫助猶太人逃離納粹。人們強調的是宗教，但主教和教宗必須在他平靜控制的體系中保持自己的地位，而不是大吹大擂或魅力四射。民族主義被用作建立一個巨大的全球帝國的主要理由，這個帝國比法國、英國和其他國家的帝國存在的時間要長得多。薩拉查還成功地利用民族自豪感戰勝了地方主義和在1930年以前長期困擾這個國家的痛苦的派系主義。他的聯盟將君主主義者、溫和的共和黨人、商人、教會人士、土地所有者和軍隊聚集在一起。這些團體都明白，只有在他的領導下，他們的特權才能得到保障。他相信穩定而不是民主，但葡萄牙仍然貧窮，因為歐洲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蓬勃發展。為了爭奪對許多殖民地的控制權，他在士兵身上花了大量的錢，儘管這是一場必敗的戰役。到這時，老人自己的聲望和地位都在下降。他總是拒絕現代化、進步和自由主義等目標，而喜歡傳統、穩定和保守主義，直到21世紀，他的崇拜者仍在重複這些主題。[128]

歷史學家尼爾·洛什利稱薩拉查是他那一代人中最有天賦的人之一，他為自己的工作和國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129]根據美國學者J. 威阿爾達的觀點，儘管在許多領域存在某些問題和持續的貧困，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共識是薩拉查在20世紀30年代在經濟領域、公共工程、社會服務以及政府的誠實、效率和穩定方面帶來了顯著的改善。[130][131]1940年7月，《生活》雜誌稱薩拉查為「仁慈的統治者」，稱他為「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好的獨裁者，他也是自航海家恩利克王子以來最偉大的葡萄牙人」，並補充說，「獨裁者建立了國家」。《生活》雜誌宣稱：「現代葡萄牙的大部分好東西都要歸功於安東尼奧·德·奧利維拉·薩拉查博士（……）獨裁者擁有大多數葡萄牙人所不具備的一切品質——冷靜、沉默、禁慾、清教、工作狂、對女人冷淡。他讓一個處於混亂和貧困之中的國家復興。他平衡了預算，修建了道路和學校，拆除了貧民窟，降低了死亡率，極大地提高了葡萄牙人的自尊心。」[12][a]

英國駐西班牙大使塞繆爾·霍爾爵士認可了薩拉查在二戰期間保持伊比利亞半島中立的關鍵作用，並對他大加讚賞。霍爾聲稱，在他30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會見了歐洲大多數的主要政治家，並高度評價薩拉查。在他看來，薩拉查是一位學識淵博、令人印象深刻的思想家——一半是教授，一半是牧師，一半是有着不可動搖的信仰的隱士。他認為他是一個苦行僧，專注於為國家服務，對歐洲有廣博的知識，對炫耀、奢侈和個人利益漠不關心。霍爾對薩拉查深信不疑，認為他「一心一意為國家謀福利」，畢生致力於的國家復興事業。[68]

歷史學家卡爾頓·海斯是民族主義研究領域的先驅專家，二戰期間曾任美國駐西班牙大使。他親自會見了薩拉查，並同意霍爾大使的意見。海耶斯寫道，薩拉查「看起來不像一個普通的獨裁者」。相反，他看起來是一個謙虛、安靜、非常聰明的紳士和學者……十幾年前，他從哥英布拉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教授職位上離開，目的是整頓葡萄牙的財政狀況。他在這方面幾乎取得了奇蹟般的成功，這導致了他在外交部長和憲法制定者等其他重要職務上的強勢地位。[69]海斯讚賞葡萄牙為同西班牙組成一個真正中立的半島集團所作的努力，這是一項不可估量的貢獻，在對抗軸心國的宣傳和呼籲方面，當時英國和美國對伊比利亞半島的影響要小得多。[70]

比利時外交官安德烈·德·斯達爾克是北約各國大使的負責人，曾在北約理事會任職近24年，他與薩拉查建立了親密而長久的友誼。在他的回憶錄中，斯達爾克用了整整一章來描述薩拉查，並將薩拉查、丘吉爾和保羅-亨利·斯巴克列為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偉大的三位政治領袖之一。[132]

葡萄牙文學史學家安東尼奧·何塞·薩萊瓦是一名共產主義者，也是薩拉查一生激烈的政治對手，他聲稱，「薩拉查無疑是葡萄牙歷史上最傑出的人物之一，他擁有非凡的人並不總是具備的品質：正確的意圖。」[133]

在法國《費加羅報》刊登的一次採訪中，西班牙獨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熱情洋溢地談到了薩拉查：「我所知道的最完美、最值得尊敬的政治家就是薩拉查。」我認為他的智慧，他的政治意識和他的謙卑是一個非凡的人格。他唯一的缺點可能就是有的時候太過謙虛了。」[51]然而，這是弗朗哥對薩拉查幫助他打贏西班牙內戰的回應，而他也努力防止葡萄牙陷入共產主義和第一共和國的混亂。

葡萄牙歷史學家、學者兼編輯A·H·德·奧利維拉·馬科斯在談到薩拉查時寫道：「他認為自己是這個國家的嚮導，認為有些事情只有他能做，這一點也讓越來越多的同胞相信了……」他變得越來越像一個獨裁者，越來越傾向於把自己神化，越來越不信任別人。」[134]

1965年11月20日，《時代》雜誌這樣評價薩拉查：「每隔四年，總理安東尼奧·德·奧利維拉·薩拉查就會讓選定的少數「反對派」領導人參加一場政治作秀。在這期間，薩拉查會放鬆秘密警察的控制，使他們有足夠的時間競選葡萄牙擁有130個席位的國民議會。他們僅起橡皮圖章的作用。反對派候選人通常都是40年前被推翻、名譽掃地的第一共和國政權留下的老朽，薩拉查決定他們能說什麼，不能說什麼……」[135]

葡萄牙詩人、作家兼文學評論家費爾南多·佩索阿寫道，薩拉查「能夠在其專業領域（即金融科學）的範圍內治理國家，但不具備在全方位治理國家的能力」，並補充道，「如果奧利維拉·薩拉查只是財政部長，那沒問題，而他是一切事務的部長，這一點就很值得懷疑了。」[136]

美國作家、政治學家保羅·H·劉易斯曾這樣描述薩拉查：「儘管他從未接受過聖職，但他繼續過着司鐸般孤獨、苦行的生活——從未結婚，把所有的時間都投入到學術事業中，先是在哥英布拉大學當經濟學家，後來又開始經營政府。」他冷酷、聰明、專注——一個「具有令人痛苦的矜持：一種近乎摩尼派式的苛求，暗示着他可能厭惡性，總是全身心投入工作」的男人。[137]

2006年和2007年的兩個電視民意節目引起了爭議。薩拉查在RTP1頻道的「最偉大的葡萄牙人」節目中獲得了41%的選票，當選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葡萄牙人」。[138][139]學者詹姆·諾蓋拉·便度為他做了介紹。便度描述了他在接受這項任務後所面臨的一些觀眾做出了「困惑、驚訝、攻擊性甚至敵意的反應」。[108] 在一項由諷刺辯論節目「邪惡軸心」在SIC Noticias頻道進行的民意調查中，薩拉查也被評為「有史以來最糟糕的葡萄牙人」。然而，由該節目主持的兩輪官方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公眾實際上已經把薩拉查及其政權的主要反對者馬里奧·蘇亞雷斯評為「有史以來最糟糕的葡萄牙人」。[140][141][142] 這讓觀眾們對節目的可靠性和嚴肅性表示擔憂，爭議甚至延伸到節目「最偉大的葡萄牙人」的投票，馬里奧·蘇亞雷斯稱其「從頭到尾都是一派胡言」。[143]多年前，SIC頻道的一項調查也將薩拉查評為「20世紀葡萄牙最偉大的人物」。

後薩拉查時代

薩拉查認為他死後他的政權就沒有希望了。[108]儘管如此，在薩拉薩爾的長期助手、里斯本大學法學院知名學者、政治家、1933年憲法共同起草人馬塞洛·卡丹奴的指導下，新國家政體仍然堅持了下來。卡丹奴諾試圖削弱他幫助建立的政權的鋒刃，但是他能夠從政府的強硬分子中擠出的微薄的改革遠遠不能滿足人民中那些想要更多自由的人。新國家政體最終在1974年4月25日隨着康乃馨革命而倒台。

榮譽

勳章

薩拉查獲得了下列葡萄牙的勳章。[144]

  • 聖雅各佩劍大十字勳章（1929年4月15日）
  • 殖民帝國勳章大十字勛位（1932年4月21日）
  • 塔與劍騎士團的大十字勳章（1932年5月28日，第一個非貴族獲得這樣的榮譽）[145]
  • 恩里克王子勳章（1968年10月4日）

他還獲得了其他幾個國家的類似榮譽，包括法國、德國、比利時、波蘭、羅馬尼亞和西班牙。[146]

學術榮譽

薩拉查被授予以下學術榮譽。

其他

 
4月25日大橋，之前被稱為薩拉查大橋

連接里斯本和阿爾馬達的塔古斯河大橋建成後被命名為薩拉查大橋。它是世界上第五長的吊橋，也是美國以外最長的吊橋。後來改名為4月25日大橋。薩拉查體育場是莫桑比克新國家政體期間修建的一座值得關注的多功能體育場，以薩拉查的名字命名。隨着1975年新政府上台，它被重新命名為馬沙瓦體育場。[148]全國許多地方（街道、大道、廣場）都以薩拉查命名。自1974年康乃馨革命以來，尤其是在地區首府，許多地名都重新命名，例如澳門的薩拉沙博士大馬路被改稱友誼大馬路，但至今仍有大約20個地方提到薩拉查。[149]也有一些阿茲勒赫瓷磚畫引用了薩拉查的名言。

在流行文化中，薩拉查蛋糕（葡萄牙語：Bolo de Salazar）指的是薩拉查過去常吃的蛋糕。它既便宜又簡單，也許和海綿蛋糕有相似之處。在葡萄牙，廚房蛋糕鏟有時被稱為「薩拉查」，因為它能有效地不留任何殘留物。

2011年，一個名為「薩拉查的土地」的葡萄酒品牌獲得了國家研究院的批准。由於業主的經濟困難，這款葡萄酒一直沒有上市。[150]2012年，薩拉查的家鄉聖孔巴當議會宣佈了一個名為「薩拉查的回憶」的品牌，用於一系列地區產品，尤其是葡萄酒。它被同一研究所拒絕了，因為這可能在公眾中造成冒犯。市長稱，這一拒絕是荒謬的，他不會在未來的品牌命名方案中放棄或去掉薩拉查這個名字。他正在考慮提交「薩拉查葡萄牙」這一名稱，不過民眾對該政權的「記憶」可能是導致其被拒絕的原因之一。[151]

Salazar - Fatherland's Workman這個品牌註冊並運營着www.oliveirasalazar.org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網站，該網站收錄了與薩拉查有關的各種文件。

薩拉查發明了HCESAR鍵盤佈局，並於1937年7月17日頒佈了法令。[152][153][154]

註釋

  1. ^ 1.0 1.1 1.2 1.3 《生活》雜誌的全文，《葡萄牙：戰爭使其成為歐洲的前門》，可以在網上閱讀。
  2. ^ 根據當時英國駐里斯本大使館的一份快訊：「總的來說，這部新憲法得到了它應得的顯著認可。它的社團主義理論有一定的法西斯主義性質，這是對18世紀教條的中世紀的回歸。這種品質不適合我們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傳統，在一個迄今仍將其民主建立在法國哲學基礎上並發現其不適合民族氣質的國家，這種品質並不是不合適的。英國大使館還指出，葡萄牙的文盲問題使選舉變得困難和虛幻。[36]
  3. ^ 霍爾聲稱，在他30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會見了歐洲大多數的主要政治家，並且非常重視薩拉查。在他看來，薩拉查是一位學識淵博、令人印象深刻的思想家，部分是教授，部分是牧師，部分是對歐洲文明原則不可動搖的信仰的隱居者。霍爾認為他是一個苦行僧，專注於為國家服務，對歐洲有廣博的知識，對炫耀、奢侈和個人利益漠不關心。我們堅信薩拉查是「一個有一種理念的人，那就是國家的利益至上，並把畢生的公共生活都獻給了復興。」[68]
  4. ^ 海斯是這樣評價薩拉查的，說他「看起來不像一個普通的獨裁者」。相反，他看起來是一個謙虛、安靜、非常聰明的紳士和學者，十多年前，為了整頓葡萄牙的財政，他從著名的哥英布拉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的職位上被拉了出來，他在這方面幾乎奇蹟般的成功導致了其他主要權力和職責的強加，包括外交部長和憲法制定者。」[69][70]
  5. ^ 葡萄牙境內猶太難民援助委員會（COMASSIS）由奧古斯托·埃薩基和埃利亞斯·巴努埃爾領導，摩西·阿姆扎拉克和阿道夫·貝納魯斯擔任名譽主席。
  6. ^ 在電影卡薩布蘭卡的結尾處，伊莉莎·倫德（英格麗·褒曼飾）和她的丈夫逃到里斯本前往美國，這是最令人難忘的電影場景之一。銳克·布萊恩和伊莉莎·倫德命運多舛。銳克·布萊恩犧牲了他們原本可能在一起的生活，以確保她的安全。
  7. ^ 要對熱帶葡萄牙主義理論進行批判性的審視，可以參考傑拉爾德·J·本德的《葡萄牙統治下的安哥拉：神話與現實》一書。他在1979年至1987年於洛杉磯南加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擔任教授和非洲研究協會理事會成員。
  8. ^ 在第一共和國時期擔任安哥拉總督的諾頓·德·馬托斯在1953年出版了一本書，題目是《我們的非洲》，書中他為殖民主義政策辯護，這些政策比薩拉查的政策更具侵略性，並支持葡萄牙白人定居者大規模佔領領土的想法。[95]
  9. ^ 薩拉查的協約比他的新國家政體都要長壽30年。2004年，總理祖些·曼努埃爾·巴羅佐簽署了一份新的協約。1975年，為了允許天主教婚姻中的民事離婚，薩拉查的文本被做了輕微的修改，同時保留了所有其他條款。

參考資料

  1. ^ 1.0 1.1 Kay 1970，第68頁.
  2. ^ Gallagher 1983，第60頁.
  3. ^ Winston Churchill, 12 October 1943 Statement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4. ^ 4.0 4.1 Kay 1970，第123頁.
  5. ^ 5.0 5.1 5.2 Rendel 1957，第37頁.
  6. ^ 6.0 6.1 Kay 1970，第10–11頁.
  7. ^ Meneses 2009，第12頁.
  8. ^ 8.0 8.1 8.2 Kay 1970，第11頁.
  9. ^ Kay 1970，第12頁.
  10. ^ 10.0 10.1 Kay 1970，第26頁.
  11. ^ Wiarda 1977，第46頁.
  12. ^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Portugal: The War Has Made It Europe's Front Door. Life. 1940-07-29 [2015-04-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2-19）. 
  13. ^ 13.0 13.1 Derrick 1938，第39頁.
  14. ^ Derrick 1938，第38–44頁.
  15. ^ Wiarda 1977，第47, 92頁.
  16. ^ Wiarda 1977，第81頁.
  17. ^ Wiarda 1977，第82頁.
  18. ^ Meneses 2009，第14頁.
  19. ^ Kay 1970，第23頁.
  20. ^ Kay 1970，第24頁.
  21. ^ Kay 1970，第32頁.
  22. ^ Kay 1970，第38頁.
  23. ^ Wiarda 1977，第94頁.
  24. ^ 24.0 24.1 Menezes 2009，第64頁.
  25. ^ Wiarda 1977，第80頁.
  26. ^ Wiarda 1977，第79頁.
  27. ^ Meneses 2009，第162頁.
  28. ^ 28.0 28.1 Kay 1970，第63頁.
  29. ^ Wiarda 1977，第97頁.
  30. ^ 30.0 30.1 Wiarda 1977，第98頁.
  31. ^ Kay 1970，第53頁.
  32. ^ Gallagher 1990，第167頁.
  33. ^ 33.0 33.1 33.2 Kay 1970，第55頁.
  34. ^ Wiarda 1977，第88頁.
  35. ^ 35.0 35.1 35.2 35.3 Wiarda 1977，第100頁.
  36. ^ *British Embassy in Lisbon despatch on draft constitution. Contemporary Portuguese History Online. The Contemporary Portuguese History Research Centre. [2015-09-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5-18）. 
  37. ^ Wiarda 1977，第101頁.
  38. ^ 38.0 38.1 38.2 38.3 38.4 Kay 1970，第49頁.
  39. ^ Nohlen, D & Stöver, P. (2010) Elections in Europe: A data handbook, p. 1542 ISBN 978-3832956097
  40. ^ Adão, Áurea; Remédios, Maria José. The educational narrativity in the first period of Oliveira Salazar's government. Women's voices in the National Assembly (1935–1945). History of Educa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Society. 2006-05-23, 34 (5): 547–559. doi:10.1080/00467600500221315. 
  41. ^ Wiarda 1977，第109頁.
  42. ^ Wiarda 1977，第132頁.
  43. ^ Wiarda 1977，第155頁.
  44. ^ Kay 1970，第50–51頁.
  45. ^ Payne, Stanley. A History of Fascism, 1914–1945 1.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5. ISBN 9780299148744. 
  46. ^ Linz, Juan José.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1.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0: 226. ISBN 9781555878900. 
  47. ^ Paxton, Robert O. The Anatomy Of Fascism. NY: Alfred A. Knopf. 2004: 217. ISBN 1400040949. 
  48. ^ Paxton, Robert O. The five stages of fascism.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998, 70 (1): 1–23. 
  49. ^ 49.0 49.1 49.2 49.3 Wiarda 1997，第160頁.
  50. ^ Beevor, Antony. The Spanish Civil War. p. 97. ISBN 0911745114
  51. ^ 51.0 51.1 Lochery 2011，第19頁.
  52. ^ Meneses 2011，第200頁.
  53. ^ Tarrafal: Memórias do Campo da Morte Lenta/ by Diana Andringa (PDF). [2020-05-11].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1-01-16）. 
  54. ^ Hoare 1946，第45頁.
  55. ^ Kay 1970，第117頁.
  56. ^ Maria Inácia Rezola, "The Franco–Salazar Meetings: Foreign policy and Iberian relations during the Dictatorships (1942–1963)" E-Journal of Portuguese History (2008) 6#2 pp. 1–11. onlin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57. ^ Hoare 1946，第58頁.
  58. ^ Agência Lusa, Único atentado contra o ditador Oliveira Salazar foi há 70 anos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in Destak.pt
  59. ^ Emídio Santana. Arquivo Nacional Torre do Tombo. [2013-10-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0-17）. 
  60. ^ Henry Jay Taylor, Milwaukee Sentinel, 2 October 1968, as cited in Kay 1970，第123頁
  61. ^ Salazar, António de Oliveira. Como se Levanta um Estado. Lisbon: Golden Books. 1977: 69. 
  62. ^ Filipe Ribeiro De Meneses. Salazar: A Political Biography. Enigma Books. 2013: 223 [2020-05-11]. ISBN 978-19296319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02）. 
  63. ^ Kay 1970，第121–122頁.
  64. ^ Wheeler, Douglas. The Price of Neutrality: Portugal, the Wolfram Question, and World War II. Luso-Brazilian Review. Summer 1986, 23 (1): 107–127. JSTOR 3513391. 
  65. ^ 65.0 65.1 65.2 Leite 1998，第185–199頁.
  66. ^ 66.0 66.1 Meneses 2009，第240頁.
  67. ^ Oxford In Portugal 1941. British Pathé. 1941 [2014-06-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15）. 
  68. ^ 68.0 68.1 Hoare 1946，第124–125頁.
  69. ^ 69.0 69.1 Hayes 1945，第36頁.
  70. ^ 70.0 70.1 Hayes 1945，第119頁.
  71. ^ Leite, 'Document 2: Telegram From Sir Ronald Campbell'
  72. ^ 72.0 72.1 Salazar, António de Oliveira – 'Como se Levanta um Estado', ISBN 978-9899537705
  73. ^ Dez anos de Política Externa, Vol. 1, p. 137. Edição Imprensa Nacional 1961
  74. ^ Benarus, Adolfo. O Antisemitismo. Lisboa: Sociedade Nacional de Tipografia. 1937. 
  75. ^ Milgram 2011，第11頁.
  76. ^ Levy, Samuel. Moses Bensabat Amzalak.  . Israeli Community in Lisbon.   [2014-08-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9-23） （葡萄牙語）. 
  77. ^ Goldstein, Israel. My World as a Jew: The Memoirs of Israel Goldstei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84: 413. ISBN 978-0845347805. 
  78. ^ Mascarenhas, Alice. Madeira Gold Medal of Merit for Louis. Gibraltar Chronicle. 2013-01-09 [2014-04-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4-19）. 
  79. ^ Milgram 2011，第89頁.
  80. ^ Milgram 2011，第264頁.
  81. ^ Spared Lives, The Action of Three Portuguese Diplomats in World War II – Documentary e-book edited by the Raoul Wallenberg Foundation
  82. ^ Neil Lochery estimates a high end number of one million.
  83. ^ Sobral, Claudia. Depois da guerra, o paraíso era Portugal [After the war the paradise was Portugal]. Público (Portugal). 2013 [2014-04-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11-14） （葡萄牙語）. 
  84. ^ Klemmer, Harvey "Lisbon – Gateway to Warring Europe" (National Geographic, August 1941)
  85. ^ Rosas, Fernando (dir.) (1995). Revista História (History Magazine) – Number 8 (New Series)
  86. ^ Costa Pinto, António. The Blue Shirts – Portuguese Fascists and the New State.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Monographs, Boulder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ISBN 978-0880339827. 
  87. ^ Meneses 2009，第584–586頁.
  88. ^ 88.0 88.1 'Salazar fell in a bathtub, not from a chair' (Portuguese language). [2018-12-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12-06）. 
  89. ^ 89.0 89.1 Meneses 2009，第608–609頁.
  90. ^ 90.0 90.1 Kay 1970，第212–215頁.
  91. ^ Kay 1970，第215頁.
  92. ^ Armando Marques Guedes; María José Lopes; Stephen Ellis. State and traditional law in Angola and Mozambique. Almedina. 2007: 60 [2020-05-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2-19）. 
  93. ^ Bernard A. Cook. Europe Since 1945: An Encyclopedia. Taylor & Francis. 2001: 1033–1034 [2020-05-12]. ISBN 978-081534058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2-19）. 
  94. ^ Meneses 2011，第358–359頁.
  95. ^ Norton de Matos, José. África Nossa: O que Queremos e o que não Queremos nas Nossas Terras de África. Oporto: Marânus. 1953. ASIN B004PVOVDW （葡萄牙語）. 
  96. ^ 96.0 96.1 Heinz Duthel. Global Secret and Intelligence Service – III. Lulu.com. 2008: 33 [2020-05-12]. ISBN 978-140921090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2-19）. 
  97. ^ Flight from Angola. The Economist (London). 1975-08-16 [2020-05-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7-23）. 
  98. ^ Dismantling the Portuguese Empire. Time (New York). 1975-07-07 [2019-03-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7-23）. 
  99. ^ Bravo, Philip. The Case of Goa: History, Rhetoric and Nationalism. Past Imperfect. 1998, 7 [2014-06-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8-25）. 
  100. ^ 100.0 100.1 Kay 1970，第305頁.
  101. ^ A Summary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Goa. GOACOM. 1916-04-04 [2013-09-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4-02）. 
  102. ^ India, Portugal, Indian (PDF).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18659. March 1962 [2014-06-02].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2-02-02）. 
  103. ^ Nicolau Andresen, "The Salazar Regime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1947–1972," European Review of History (2007) 14#2 pp. 195–214.
  104. ^ 104.0 104.1 Candeias, António; Simoes, Eduarda. Alfabetização e escola em Portugal no século XX: Censos Nacionais e estudos de caso.. Análise Psicológica. 1999, 17 (1): 163–194 [2014-05-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5-12） （葡萄牙語）. 
  105. ^ Ramos 2010，第641頁.
  106. ^ Candeias, António (2004). Alfabetização e Escola em Portugal nos SÈculos XIX e XX. Os Censos e as Estatísticas (Lisboa, Fundação Calouste Gulbenkian)
  107. ^ Mattoso, José; Rosas, Fernando. História de Portugal: o Estado Novo VII. Lisbon: Estampa. 1994: 251. ISBN 978-9723310863 （葡萄牙語）. 
  108. ^ 108.0 108.1 108.2 YouTube上的Os Grandes Portugueses: Prof. Dr. 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 in RTP, Jaime Nogueira Pinto in The Greatest Portuguese
  109. ^ História de Portugal. A luta de facções entre os salazaristas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Até os americanos já o tinham abandonado, temendo "recriar o caos que existia em Portugal antes de Salazar tomar o poder".', from História de Portugal (2009), Rui Ramos, Bernardo de Vasconcelos e Sousa, and Nuno Gonçalo Monteiro, Esfera dos Livros, cited in ionline.pt
  110. ^ Historian Stanley Payne on Fernando Rosas works and Anne Pitcher's works. [2014-11-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4）. 
  111. ^ Mattoso, José; Rosas, Fernando. História de Portugal: o Estado Novo VII. Lisbon: Estampa. 1994: 474. ISBN 978-9723310863 （葡萄牙語）. 
  112. ^ Eric Solsten, ed. Portugal: A Country Study – Economic Growth and Change. Washington: GPO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93 [1]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113. ^ Menezes 2009，第19頁.
  114. ^ 114.0 114.1 114.2 Kay 1970，第359頁.
  115. ^ Cited from The Whole Truth About Fatima, Vol. II, p. 412.
  116. ^ 116.0 116.1 116.2 Egerton 1943，第301頁.
  117. ^ 117.0 117.1 117.2 Kay 1970，第359–360頁.
  118. ^ Full text Salazar's concordat (1940) available online in this link. [2020-05-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2-30）. 
  119. ^ Fundação Francisco Manuel dos Santos: Statistical date can be found in the following link: [2]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120. ^ António Costa and Maria Inácia Rezola, "Political Catholicism, Crisis of Democracy and Salazar's New State in Portugal," Totalitarian Movements & Political Religions (2007) 8#2 pp. 353–368.
  121. ^ Tom Gallacher, "Portugal," in Tom Buchanan and Martin Conway, eds, Political Catholicism in Europe, 1918–196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22. ^ Menezes 2009，第327頁.
  123. ^ 123.0 123.1 Kay 1970，第362頁.
  124. ^ António José Saraiva. Salazarismo. Revista Expresso. 1989-04-22, IV (22): 15 （葡萄牙語）. ...a sua prosa digna de entrar na história da literatura portuguesa. 
  125. ^ João Medina. Salazar, Hitler e Franco: estudos sobre Salazar e a ditadura. Livros Horizonte. 2000: 245 [2020-05-12]. ISBN 978-972241074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2-19） （葡萄牙語）. 
  126. ^ James A. Moncure. Research guide to European historical biography, 1450–present. Beacham Pub. July 1992: 1734 [2020-05-12]. ISBN 978-093383328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26）. 
  127. ^ Gallagher 1983，第99頁.
  128. ^ Tom Gallagher, "Salazar: Portugal’s Great Dictator A contemporary of Hitler, Franco and Mussolini, Salazar is remembered by some of his compatriots as the greatest figure in the nation's history. Why?" History Today (Sept 2018) 68#9 onlin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129. ^ Lochery 2011，第14–15頁.
  130. ^ Wiarda 1977，第156頁.
  131. ^ See other comments for the 1930s achievements in Time Magazine 1935, Life magazine 1940, and books from: Derrick 'The Portugal Of Salazar', William C. Atkinson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Portuguese New State pp. 346–354', Jacques Ploncard d'Assac 'Salazar', Freppel Cotta 'Economic Planning in Corporative Portugal'.
  132. ^ Staercke, André de. Mémoires sur la Régence et la Question Royale.. Bruxelles: Editions Racine. 2003: 24. ISBN 978-2873863166. 
  133. ^ Saraiva, António José, Expresso journal of 22 April 1989. In Portuguese: "Salazar foi, sem dúvida, um dos homens mais notáveis da História de Portugal e possuía uma qualidade que os homens notáveis nem sempre possuem: a recta intenção."
  134. ^ A. H. de Oliveira Marques. History of Portugal: From Lusitania to Empire; vol. 2, From Empire to Corporate Stat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215 [2020-05-12]. ISBN 978-023103159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2-19）. 
  135. ^ Editorial series. Portugal: Against the Situation. Time Magazine 86 (20) (Time Inc.). 1965-11-12 [2020-05-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8-01）. 
  136. ^ José Barreto. Salazar and the New State in the writings of Fernando Pessoa. The Free Library. Portuguese Studies. 2008-09-22 [2020-05-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15）. 
  137. ^ Lewis, Paul H. Salazar's Ministerial Elite, 1932–1968.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August 1978, 40 (3): 622–647. JSTOR 2129859. doi:10.2307/2129859. 
  138. ^ Grandes Portugueses – Informação – Especializada – RTP. [2015-05-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2-16）. 
  139. ^ Poll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Technically correct poll made by the TV station RTP and Eurosondagem, following the victory of Salazar in its television show 'Os Grandes portugueses', at www.rtp.pt
  140. ^ Official Blog, Poll. O Pior Português de Sempre. [2015-05-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2-01）. 
  141. ^ Official poll results for the first part, started on 2006-12-01, votação
  142. ^ Official poll results for the final round, started on 2007-02-05, votação
  143. ^ Mário Soares: Programa "Grandes Portugueses" é um disparate Cultura : TV e Cinema Diário Digital. Diário Digital / Lusa. [2015-05-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5-18）. 
  144. ^ Ordens Honorificas Portuguesas. Página Oficial das Ordens Honorificas Portuguesas. Presidência da República Portuguesa. [2015-09-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9-11）. 
  145. ^ Meneses 2009，第76–77頁.
  146. ^ Salazar – O Obreiro da Pátria. [2015-04-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0-27）. 
  147. ^ Newspaper Archive of Southern Cross, 30 June 1938, p. 8/24
  148. ^ Clube Ferroviário de Moçambique - Estádio da Machava (antigo Salazar). [2015-04-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15）. 
  149. ^ Salazar "sobrevive" na toponímia nacional em 20 localidades portuguesas. Público, Comunicação Social. 2009-04-24 [2015-04-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1-10）. 
  150. ^ INPI autorizou vinho com o nome de Salazar. Diário de Notícias. 2012-11-29 [2015-04-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7-22）. 
  151. ^ Ribeiro, Graça Barbosa. Santa Comba Dão queria lançar vinho "Memórias de Salazar" mas marca foi chumbada. Público, Comunicação Social. 2012-11-28 [2015-04-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2-19）. 
  152. ^ Regulamento da Organização da Mocidade Portuguesa, Diário do Governo nº 284, I série de 4 de Dezembro de 1936 e os Decretos nº 27882 e nº 27868 de 21 de Julho de 1937.
  153. ^ Lira, Sérgio, Os museus e o conceito de património amarante (article), Fernando Pessoa University, [2020-05-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7-18） .
  154. ^ Fernando Pessoa University, [2020-05-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2-02） .

來源

A mocidade e os princípios, 1889–1928 (3. ed. com estudo prévio pelo Joaquim Veríssimo Serrão) 1 3a. Porto [Portugal]: Civilização Editora. 2000 [1977]. ISBN 978-9722618397. 
Os tempos áureos, 1928–1936 (2. ed.) 2. Porto: Livraria Civilização. 1977. ISBN 978-9722618403. 
As grandes crises, 1936–1945 3 5a. Porto: Livraria Civilização. 1978. ISBN 978-9722618434. 
O ataque, 1945–1958 4 4a. Porto: Livraria Civilização. 1980. ISBN 978-9722618441. 
A resistência, 1958–1964 5 4. Porto: Livraria Civilização. 1984. ISBN 978-9722618410. 
O último combate (1964–1970) 6. Porto [Portugal]: Civilização Editora. 1985. 

延伸閱讀

史學資料

初級資料

  • Salazar, António de Oliveira. Doctrine and action: Internal and foreign policy of the new Portugal, 1928–1939.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39. ASIN B00086D6V6. 

葡語資料

  • Coelho, Eduardo Coelho; António Macieira. Salazar, o fim e a morte: história de uma mistificação; inclui os textos inéditos do Prof. Eduardo Coelho 'Salazar e o seu médico' e 'Salazar visto pelo seu médico' 1. Lisboa: Publ. Dom Quixote. 1995. ISBN 978-9722012720. 
  • de Melo Rita, Maria da Conceição; Vieira, Joaquim. Os meus 35 anos com Salazar 1st. Lisbon: A Esfera dos Livros. 2007. ISBN 978-9896260743 （葡萄牙語）.  – Salazar seen by "Micas", one of his two adopted children.

外部連結

安東尼奧·德·奧利維拉·薩拉查
出生於：1889年4月28日逝世於：1970年7月27日
統治者頭銜
前任者：
多明戈斯·德·科斯塔·奧利維拉（英語：Domingos Oliveira） 		葡萄牙總理
1932年7月5日－1968年9月27日 		繼任者：
馬爾塞洛·達斯內維斯·阿爾維斯·卡丹奴
前任者：
安東尼奧·奧斯卡·德·弗拉戈索·卡爾莫納 		葡萄牙總統（代理）
1951年4月18日－1951年8月9日 		繼任者：
弗朗西斯科·克拉維羅·洛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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