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炎林
莊炎林(1921年11月21日—2020年7月27日),男,福建安溪人,新加坡歸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曾任國家旅遊局副局長、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主席,第六屆、七屆、八屆全國政協委員。[1][2]
莊炎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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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 |
性別 | 男 |
出生 | 1921年11月21日 |
逝世 | 2020年7月27日 |
國籍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配偶 | 雷應申 |
生平
1921年11月,生於上海。中學在新加坡就讀,1935年回國。
1937年,報名參加上海童子軍抗日戰時服務團。1938年在桂林中學讀書。1938年10月,在桂林參加學生軍,發動群眾參加抗日,崑崙關會戰期間,在廣西武鳴縣日佔區組織發動群眾抗日,偵察敵情,救護傷兵,運送糧食和彈藥。1940年夏,離開學生軍,回到桂林中學讀書。1940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桂林市委領導下的桂林中學第二支部一名骨幹。1941年高中畢業後,就讀於廣西大學,任廣西大學新生黨支部副書記、書記。1942年5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組織部長郭潛被捕叛變(「南委事件」)。1942年7月7日郭潛引領中統特工到中共廣西省工委所在地桂林,從7月9日開始抓捕,導致了中共廣西省工委機關徹底破壞,省工委副書記蘇蔓、省工委婦女部長兼桂林市委書記羅文坤、中共南委特別交通員張海萍犧牲,即「七九反共事件」。根據中共廣西省工委的指示,與盧蒙堅一起完成廣西大學學生黨員撤離後,轉移到陽朔興坪漁村。之後在陳奕江的推薦下,省工委安排莊炎林跑柳州線,通知柳州地下黨撤退轉移。之後在融安縣吳贊之家住了一段時間,後到荔浦黃嘉(時任中共玉林地區委員會組織部長)的家裏隱蔽,期間遇中共廣西省工委書記錢興到荔浦向黃嘉佈置工作,黃嘉向錢興書記引薦莊炎林。隨後在錢興的安排下,莊炎林隨錢興到了鍾山英家,成為錢興、鄒冰夫妻外第一個到英家的省工委機關工作員,任省工委機關交通聯絡員,負責柳州、梧州等地的地下黨交通聯絡工作。由於廣西省工委與上級黨組織失去聯繫,斷絕了活動經費。為了解決省工委活動經費,潛回桂林找到父親莊希泉,請父親給予資助。莊希泉作為華僑領袖,在桂林、重慶聯合創辦織布廠和建光行,藉以掩護革命同志,支援抗日戰爭。父子二人潛回香港,「靠着兩條腿從桂林經柳州通過十萬大山,輾轉經廣州灣抵達澳門,突破日本的封鎖線潛到香港,把家產全部運了出來,足足裝了一艘機帆船。」將款項悉數交給廣西地下黨組織作為活動經費。為了取得與上級黨組織的聯繫,省工委書記幾次派莊炎林回桂林,通過其父親的關係,找到了原屬八路軍桂林辦事處領導的《廣西日報》駐柳州辦事處主任張兆漢,通過張兆漢的組織關係,將桂林「七.九」事變後中共廣西省工委的情況報告了中共中央。張兆漢傳達了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的三點意見:「一、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同意把中共廣西省工委的情況轉報黨中央;二、向中共廣西省工委傳達中央最近指示精神,特別是全國的抗戰形勢的分析;三、今後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和中共廣西省工委一般不發生橫向聯繫,但如特殊的重要問題,如中央的重要、緊急指示,他們會設法傳達,廣西的主要情況,他們也會向中央報告,過一段時間、安排、部署就緒後,廣西省工委可以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直接找中共中央南方局聯繫。」1943年下半年,受省工委的指派,莊炎林與韋立仁、李林林、何梅珍、覃舜恩先後到了蒼梧縣石橋鎮開闢新據點,以石橋鎮中心小學老師的公開身份,開展工作,莊炎林且任中共石橋支部書記,並繼續兼任省工委交通聯絡員,聯繫柳州地區的地下黨工作。1944年春,因事態變化,莊炎林等人從蒼梧石橋撤回鍾山英家。1944年7月,豫湘桂會戰日軍即將侵入廣西前夕,張兆漢在柳州向莊炎林轉達中央「放手發動群眾,加強抗日宣傳,做好武裝鬥爭準備,組織抗日游擊武裝,逐步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 的指示,接到中央轉達的指示後,莊炎林隨即趕回鍾山英家,向省工委書記匯報,經省工委研究做出了「放手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游擊隊,建立敵後根據地」的決定之後,且派人分頭向全省各地黨組織傳達、佈置,莊炎林奉命先到柳州,隨後到來賓、柳北、羅城和桂林陽朔向當地黨組織傳達省工委指示。1944年桂林淪陷前夕,何香凝、千家駒、歐陽予倩、張錫昌、徐賓初、高士其、莫乃群等一批文化名人自桂林到了昭平,不久又遷至昭平黃姚,這些文化名人到昭平後,籌辦《廣西日報》(昭平版),中共黨員張錫昌托歐陽予倩與莊希泉取得聯繫,希望得到中共黨組織的支持和領導,莊炎林向射省工委書記匯報後,在中共廣西地下黨組織的協助下,1944年11月1日《廣西日報》昭平版創刊。在莊炎林牽線下,省工委書記常到昭平黃姚與歐陽予倩、張錫昌等報社負責人交流國內外形勢和開展桂東敵後抗日民主運動的問題,《廣西日報》(昭平版)以中共「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反對倒退」的方針作為辦報的指導思想。
抗戰勝利後,由於形勢的變化,為了取得與黨中央的直接領導,1945年9月3日,莊炎林陪同省工委書記錢興前往重慶,向中共中央南方局匯報廣西黨的工作。為了節省經費,一路步行至貴州。到了貴州遇見其父親一個朋友,向其借了路費,才坐上汽車。到達重慶後,莊炎林通過抗戰時期轉移到這裏的七姑,找到了張兆漢,再通過張兆漢的關係將兩人到重慶的情況報告「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在榮高棠的安排下,二人住進「八辦」,開始撰寫匯報材料,幾天後南方局組織部長錢瑛接待了他們。材料寫好後,莊炎林向錢瑛匯報廣西「七·九」事變經過,錢興向王若飛作匯報廣西省工委工作情況和廣西各地黨組織情況。期間,王若飛轉達了周恩來副主席對廣西地下黨工作的看法和指示:「廣西黨在1942年遭到敵人破壞後,堅持鬥爭,保存了黨的一部分力量,在那裏堅持了黨的旗幟,這是很好的」。南方局恢復了與廣西地下黨的組織關係。莊炎林與錢興在重慶「八辦」前後住了十多天。匯報完畢很快回到廣西。根據形勢需要,成立桂林市工作委員會,莊炎林任桂林市工委書記。1946年春夏間,莊炎林受省工委書記委派到上海、南京與黨中央聯繫(此時中共代表團由重慶遷到南京,對內為中共中央南京局)。在南京梅園新村,錢瑛接待了莊炎林,並把莊炎林留在南京工作,後又派莊炎林到上海任華僑通訊社記者、上海經濟周報編輯、上海各界人民團體聯合會秘書處負責人和上海人民報總編輯,積極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做了大量群眾工作。中共軍隊佔領上海後,轉入《解放日報》社工作,隨後,在福建省委第一書記張鼎丞的領導下,籌建上海知識青年隨軍南下服務團,並任服務團黨委委員,青年團團委書記,青年處處長,受命負責組織上海知識青年參加南下服務團隨軍南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任中共福建省委青委委員,青年團福建省委常委、秘書長、副書記,福建省政府體委副主任,體育總會副主席,中共福建省委青委書記、共青團福建省委書記、省委文教部副部長、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政府副秘書長;1957年被下放僑鄉晉江縣任縣委第二、第一書記;1959年調任閩江水電工程局(今中國水利水電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黨委第一書記、南平地委書記,1962年任福建省人民委員會秘書長等職。
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衝擊。1970年被下放閩北農村落戶勞動。1972年任晉江縣革委會副主任、縣委書記。1974年,經外經部部長方毅點名,任駐坦桑尼亞使館經濟代表,負責包括坦贊鐵路在內的數十個經濟援建項目。
1977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經濟聯絡部辦公廳主任。1978年10月,任中國旅行遊覽事業管理總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中央利用僑資、外資建設旅遊飯店領導小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中國國際旅行社總社副總經理。積極推動利用外資發展旅遊業,牽線搭橋、多方奔走,克服種種困難,推動建設北京建國飯店,為打開北京市旅遊業的大門做了大量工作,也為全國旅遊業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鑑的管理模式和寶貴經驗。在擔任國家旅遊局領導期間,促成數十個僑資外資合作的大中型項目,為國家旅遊事業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兼任麗都飯店首任董事長。1981年7月起,先後任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黨組成員。1983年當選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6年,莊炎林退居二線,任國務院僑辦顧問。1988年當選全國政協第七屆委員,全國政協華僑委員會第一常務副主任。
1988年7月重返一線,被中共中央任命為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黨組書記,被全國僑聯全委會增補為第三屆全國僑聯副主席。1988年12月當選為第四屆中國僑聯主席、黨組書記。強調各級僑聯組織要按照「健全機構,艱苦創業;興辦實業,廣泛聯繫;積極服務,多作貢獻」的精神,使僑聯成為充滿生機並得到廣大群眾信賴的「歸僑僑眷之家」和「僑胞之家」,為僑聯各項事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1994年6月退出僑聯主席崗位,離職休養。1996年當選全國政協第八屆委員。
2015年,榮獲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
2020年7月27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
身後
2020年7月30日上午,莊炎林同志遺體送別儀式在北京舉行。栗戰書、汪洋、王滬寧、王晨、陳希、胡錦濤、朱鎔基、李瑞環、賈慶林、張德江、俞正聲、曾慶紅、賀國強、尤權、曹建明、張春賢、艾力更·依明巴海、陳竺、張慶黎和田紀雲、遲浩田、王兆國、李建國、王漢斌、杜青林、鄒家華、彭珮雲、李鐵映、顧秀蓮、胡啟立、張克輝、廖暉、陳宗興、王欽敏等送了花圈或以不同形式對莊炎林同志的逝世表示悼念,並向其親屬表示慰問。習仲勛夫人齊心也送了花圈,表達哀思。李海峰,中國僑聯領導、中央涉僑部門領導、福建省委領導、中國僑聯顧問,中國僑聯直屬機關同志、離退休同志、莊炎林同志生前友好和家鄉代表400餘人參加了送別。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同志送了花圈。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統戰部,全國政協辦公廳,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遊部,中國致公黨中央委員會,中共福建省委、省人民政府,中共廈門市委、市人民政府等送了花圈。
家庭
- 父親莊希泉(1888年-1988年),福建省廈門市(祖籍福建省泉州市安溪縣龍門鎮)人,愛國華僑領袖、實業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1911年在海外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1911年辛亥革命後,受上海軍政府委託組織南洋募餉隊,三下南洋為民主革命籌款。1912年任中華實業銀行南洋總分行協理。1916年在新加坡創辦中華國貨公司。1917年創辦南洋女校,探索「教育救國」的道路。在新加坡發動、組織華僑反對英國殖民當局迫害華僑的教育苛例,因而入獄。1922年初,為殖民教育問題為民請命,在南洋告敗英屬馬來亞當局總督,轟動南洋社會。因此被殖民當局強行驅逐出境。回國後與妻子余佩皋在廈門創辦廈南女子師範學校。1924年加入中國國民黨,任福建黨部執行委員。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莊希泉和夫人余佩皋以國共合作的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黨部執行委員的身份,組織成立「廈門國民外交後援會」,發動罷工、罷課,積極推進國共合作,開展抵制日貨運動。日本駐廈門領事館藉口其父曾在台北設有商號,稱為日本「屬民」,將其關押在鼓浪嶼日本領事館的地下監獄,後被押送到台灣囚禁了9個多月。經閩台各界多方營救獲釋後,設法返回內地繼續參加大革命,並在上海《新聞報》上公開聲明:「我是中國人,不是什麼日本屬民!」還特地改名「莊一中」。抗戰爆發後,在香港主持閩台抗日救亡同志會,救濟難民、籌集款項,聯繫、介紹海外華僑青年到延安求學參戰。1938年在香港主持福建救亡同志會,救濟難民,刨辦建光學校、立華女中,並協助台灣革命同盟出版《戰時日本》雜誌。1942年初日軍佔領香港後,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安排下從香港轉到廣西桂林。組織閩台協會和閩台建設協進會,掩護中共廣西地下黨員鬥爭。在重慶聯合創辦織布廠和建光行,藉以掩護革命同志。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返回香港、新加坡,經營進步電影和進出口貿易。1947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47年任香港工商委員會委員,積極協助中共做海外僑胞統戰工作。1949年饒彰風傳達了中共中央委託,專程飛往新加坡,邀請陳嘉庚回國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中僑委副主任委員。1951年兼任中央僑委生產救濟司司長、難僑處理委員會主任,國務院華僑事務辦公室副主任。與何香凝、陳嘉庚、廖承志等一道開創了新中國僑務工作。1955年協助陳嘉庚創辦全國僑聯,任副主席,陳嘉庚病逝後任第一屆全國僑聯代理主席,當選為第二屆中國僑聯主席,第三屆全國僑聯名譽主席兼任華僑大學董事長和中國華僑歷史學會會長、名譽會長等職。第三、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82年經中共中央直接批准,以95歲的高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正式黨員。
- 母親余佩皋(1888年-1934年),「南洋華僑女子教育的先驅」。高等女子師範(今北京師範大學)1911年畢業。廣西桂林省立女子師範校長。1915年任婆羅洲山口洋中華學校校長。1916年創辦新加坡南洋女子師範學校(今南洋女子中學前身)首任校長。1920年11月7日莊希泉、余佩皋在新加坡結婚。1920年12月5日,余佩皋受「華僑學務維持處」推選,以為南洋400萬華僑、300多所華僑學校師生爭取「享有共辦教育、學習華文的權利」目的,回國呼籲母國各界支持,在上海、北京演講宣傳,四處呼籲,多次赴外交部、教育部呈遞請願書,申述僑胞之急情;全國各報先後刊登有關此事的通電、通告和公函;廈門、北京、上海等地學生團體紛紛成立後援會。儘管輿論聲援,群情鼎沸,無奈北洋政府無所作為。余佩皋回國請願歷時一年又三個月。1922年5月1日創辦廈南女子學校。1924年加入中國國民黨,任福建黨部執行委員。1926年離開廈門到廣東參加北伐軍。1927年2月被調往福州,任國民黨福建省黨部執行委員、婦女部長。1927年四一二事變後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在上海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