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友鸞

20世纪中国著名媒体人

張友鸞(1904年11月10日[1][2]—1990年7月23日),字悠然,筆名悠悠草廠牛布衣等。祖籍安徽安慶中國著名報人。1922年考入北京平民大學新聞系。在校期間曾為邵飄萍所辦《京報》主編《文學周刊》。畢業後,於1925年受聘於《世界日報》,為總編輯。1926~1933年先後擔任《國民晚報》社長、南京《民生報》和《新民報》總編輯。1934年自辦《南京早報》。次年任上海《立報》總編輯。1936年,與張恨水合辦《南京人報》,任副社長兼總編輯。抗日戰爭時期,擔任重慶《新民報》主筆。抗日戰爭勝利後回南京,重新開辦《南京人報》,不遺餘力地呼籲和平、民主,反對內戰、獨裁。南京異幟後,繼任《南京人報》總經理。1953年奉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擔任古典文學編輯室主任,從事古典文學研究、整理及編著工作,參與了註釋《水滸》、《紅樓夢》和《三國演義》的工作。80年代中後期回南京定居,直至逝世。著有小說《白門秋柳記》、《秦淮粉墨圖》等,編注有《史記選》、《不怕鬼的故事》等,與人合譯有朝鮮名著《春香傳》。在中國新聞史上享有高度聲望和評價。

張友鸞
出生(1904-11-10)1904年11月10日
 大清安徽省安慶府
逝世1990年7月23日(1990歲—07—23)(86歲)
 中國江蘇省南京市
國籍 中華人民共和國
教育程度北京平民大學新聞系
職業報人
配偶崔伯苹
兒女張錦

生平

著名報人張友鸞和張友鶴兄弟是河北獻縣人,他們的祖父曾在安徽的太平縣擔任知縣,死在任上,他家便在當時的安徽省會安慶定居下來。他們兄弟倆都是在安慶出生的。

張友鸞生於1904年,其弟友鶴比他小三歲。他們的父親張孝亮是安慶法政專門學校的國文教員,很重視對孩子的教育。從小就培養了他們讀書的習慣,特別是友鸞喜歡博覽群書,接受了很多新的知識。

求學經歷

五四運動爆發時,15歲的友鸞就成了積極分子。第二年作為省立一中的學生代表參加了安慶學生聯合會。1921年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

張友鶴的性格與哥哥的開朗、熱情相反,他性格內向,寡言少語,喜好寫作。讀中學時就給上海的《申報》投稿,顯現出駕馭文字的才華。後來,友鸞與友鶴分別考進北平的平民大學和中國大學就讀。1924年張友鸞應老師邵飄萍聘用,在課餘時間為邵飄萍的《京報》編輯《文學周刊》,從此開始了他的報人生涯。

涉足新聞業

1927年7月,兄弟倆回安慶探望父病時,因北伐戰爭,道路不通,無法回到北平,便留在南京。哥哥友鸞參與了《民生報》的創刊工作,弟弟友鶴也受聘在該報擔任副刊編輯,同時兼任上海《時事新報》的駐南京記者。這兩位兄弟很快就在南京報界打出名氣,被稱作「大先生」和「二先生」。

他們兄弟倆不久就獨立門戶,各自辦報。1929年張友鸞協助弟弟張友鶴創辦《南京晚報》。接着張友鸞接受陳銘德之邀參與南京創辦《新民報》,擔任總編輯。抗戰時期,《新民報》和《南京晚報》都遷往重慶繼續出版。1945年後又都遷回南京復刊。這兩家報紙在當年都很有社會影響,因此張氏兄弟也成為報界的聞人。

《世界日報》時期

1925年秋,張友鸞還是北京平民大學的學生,此時的他,已經和同學辦過一個頗具規模的文學社,還辦過一個文學同仁刊物,在編輯方面具備了相當的才能。當時,張恨水是《世界日報》的總編輯,但他因為一些矛盾決定離開《世界日報》,並向社長成舍我提請辭職。

報紙沒有總編輯,那還怎麼辦?於是在一位安徽老鄉的推薦下,張友鸞被介紹給了成舍我。然而見面後,成舍我才發現,張友鸞只是個20出頭的小伙子。成舍我雖然口中答應張友鸞接替張恨水,然而心中卻不大放心,另一面仍舊大力挽留張恨水。張恨水終於答應不走了,於是僅到報社三天的張友鸞就被辭退了。年輕氣盛的張友鸞,一氣之下寫了一封信給成舍我,說他「狐埋狐搰,反覆無常」。這句話出自《國語·吳語》,意思是說,成舍我的這種做法,就跟多疑的狐狸一樣,剛把東西埋下,又挖出來看看,疑慮太多,不能成事。

成舍我看到張友鸞的信後,不僅沒有生氣,反而大喜過望,說:「此人非用不可!」此時,主編《世界日報》社會版的陳大悲正好離開報社,於是張友鸞被聘為社會版編輯。一年後,張友鸞開始擔任《世界日報》總編輯。

在《世界日報》工作期間,張友鸞經人引薦,結識了李大釗,並在李大釗支持下,接手了《國民晚報》。不久後,軍閥槍殺進步人士,報紙處境艱難,報人轉而南下。晚年回憶這段往事,張友鸞曾經不無遺憾地說:「大釗先生被害,《國民晚報》被封,我覺得回北京沒有意義,便決定留在南方。我為自己立下了戒條:『不做官,不入官報』,做一個『超政治』的新聞記者,但這終究是個幻想。」

《民生報》時期

1934年5月,張友鸞擔任《民生報》總編輯期間,刊發了一條新聞《行政院蓋大樓,建築商賄買政務處長彭學沛》,揭發汪精衛下屬彭學沛接受建築商賄賂,私蓋別墅。新聞一發表,彭學沛就向法院控告《民生報》「妨害名譽」。當時不少人從中調停,希望《民生報》登一個更正啟事,彭撤回訴訟。可是,因為事實俱在、證據確鑿,《民生報》拒絕更正,於是便鬧上了法庭。社長成舍我親自出庭答辯,並把萬言答辯書登在《民生報》上。彭學沛羞惱之下,找到汪精衛哭訴,汪精衛便施加政治壓力,把《民生報》上刊登的一條海通社消息硬說是「泄露軍機」,下令憲兵司令部派人到報社封門、抓人。見來者不善,張友鸞說:「我是總編輯,新聞有問題責任應該我負,我和你們去。」然而,憲警指名道姓要抓成舍我。結果,成舍我坐了四十天牢。

成舍我出獄後,為了表示自己的立場,「只要汪精衛一天在南京,《民生報》就一天不復刊。」

張友鸞刊發的那則新聞中所指的行政院大樓,就是今天位於長江路292號總統府東花園內的行政院南大樓。

《南京人報》時期

1936年,張恨水出資辦《南京人報》,張友鸞擔任總編輯。《南京人報》是一張四開小型報,因為內容生動有趣,貼近百姓,和當時流行的官辦報紙完全不同,因而一經推出就很受市民喜愛,一開始就銷量很大。

《南京人報》的辦報主張,堅持了張友鸞為民辦報的「超政治」主張。然而,1937年的七七事變,再次打破了張友鸞的新聞夢。就在七七事變後,《南京人報》編發了一條中央社的消息,標題做得十分醒目:《南京只剩一口兵》。這種明顯的諷刺,讓何應欽惱羞成怒,親自下令封門抓人,報社兩名記者先後被捕。在日軍佔領南京的前幾天,《南京人報》被迫關閉。此後,張友鸞遷往西南,在重慶、成都等地繼續辦報。

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4月8日,《南京人報》在南京復刊。張友鸞主張民營報紙必須為老百姓講話,要敢於講真話,政治上要「公平」、「中立」,這種書生氣的做法,讓他吃了不少苦頭,但是他一直堅持。《南京人報》復刊後,張友鸞曾為此和《救國日報》社長龔德柏之間有一場險惡的筆戰。

為了對付《南京人報》的「超政治」和「中立」,龔德柏多次發表文章,稱張友鸞是「共產黨的尾巴」。當時有常例的新聞招待會,龔德柏照例開罵《南京人報》,然後一左一右掏出兩隻手槍往桌上一拍。面對龔德柏的囂張,《南京人報》針鋒相對,奮起自衛,他們查到龔德柏在抗戰勝利後,以「少將參議」的身份接收了兩家價值頗高的日本印刷廠,於是報社將這則醜聞捅出,龔德柏才安靜了下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1952年,張友鸞主辦的《南京人報》停辦,不久後,張友鸞調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擔任古典部小說組組長,實現了從新聞人到文學編輯的轉變。

張先生進京後,詳盡註釋七十一回本《水滸》,對出版註釋古典名著作了開創性的嘗試。曾有過短暫的舒暢生活,和聶紺弩幾位文友招邀共飲,舉行「文酒之會」,談古論今,吟詩唱和。風暴很快到來,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聶紺弩蒙冤受審,接着社長馮雪峰也受到批判。張先生信任依靠的左聯作家、老黨員都倒下了,他雖然逃過這次劫難,但難逃1957年「反右」的厄運,因一篇《是蜜蜂不是蒼蠅》的文章被劃為右派。此即聶在詩中深表歉疚和自責的兩句:「大錯邀君朝北闕,半生無冕忽南冠」。張看詩後付之一笑說:「在劫難逃,與卿何干」。

從此,張先生過着「保命任教加白眼」(陳寅恪詩)、「低頭進、低頭出」、「夾着尾巴做人」的日子。十年浩劫中挨批判、被管制、罰掃街,熬過漫長的苦難歲月,終於盼到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已83歲高齡的張先生以衰病之身回到日夜思念的南京,在女兒家裏定居,三年後去世。

張友鸞去世後,家人遵照他生前願望,將其歸葬牛首山,與其祖母、父母、妻子相伴。

參考註釋

  1. ^ 張友鸞紀念文集編輯組. 张友鸾纪念文集. 文匯出版社. 2000年: 第239頁. ISBN 9787805318189. 
  2. ^ 張曄; 程曼麗、喬雲霞. 风雨苍茫老报人张友鸾(中国新闻传媒人物志 第6辑). 長城出版社. 2014年. ISBN 9787548302070. 

外部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