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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柴可夫斯基之死

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於1893年11月6日逝世

1893年11月6日（儒略曆10月25日[a 1]），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在他的第六交響曲「悲愴」首演後的9天在聖彼得堡去世，享年53歲。官方報告的死因是霍亂，很可能是幾天前喝了被污染的水而感染的。這一解釋被許多作曲家的傳記作者所接受。然而，即使在柴可夫斯基去世的時候，對這一診斷也有許多疑問。

柴可夫斯基之墓，位於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

柴可夫斯基飲用未煮沸的水和出現症狀之間的時間線受到了質疑，以及作曲家在霍亂流行和嚴格的衛生條例生效的情況下，在一家有信譽的餐館（根據一個說法）購買未煮沸的水這一事件也存在爭議。雖然當時霍亂確實席捲了俄羅斯社會的各個階層，但它被認為是下層社會的疾病。對於像柴可夫斯基這樣的名人來說，這樣的死亡所帶來的恥辱是相當大的，以至於許多人無法想像這種可能性的存在。曾經治療過柴可夫斯基的兩位醫生的醫療報告的準確性受到了質疑。對柴可夫斯基屍體的處理也受到審查，因為據說這不符合官方對霍亂患者的規定。作曲家尼古拉·里姆斯基-科薩科夫在他的自傳中提到了這一點，儘管有些版本對這部分進行了刪減。

多種關於柴可夫斯基的死亡是自殺的理論很快開始浮出水面。從作曲家自己的魯莽行為到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的命令，以及死亡報道者是可夫斯基的家人還是作曲家亞歷山大·格拉祖諾夫，各種猜測都有。自1979年以來，該理論的一個變體得到了一些支持——柴可夫斯基被帝國法學學校（英語：Imperial School of Jurisprudence）的校友在「榮譽法庭」上判處自殺，作為對其同性戀取向的指責。儘管如此，柴可夫斯基的死因仍有很大爭議，而且真相可能永遠不會揭開。

最後時日

 
柴可夫斯基最後的照片之一

傳記作家亞歷山大·波茲南斯基（英語：Alexander Poznansky）寫道，1893年11月1日（儒略曆10月20日，星期三），柴可夫斯基去劇院看了亞歷山大·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戲劇《火熱的心（英語：An Ardent Heart）》。之後，他與弟弟莫傑斯特（英語：Modest Ilyich Tchaikovsky）、外甥弗拉基米爾·「鮑勃」·達維多夫（英語：Vladimir Davydov）、作曲家亞歷山大·格拉祖諾夫和其他朋友一起去了一家名為「萊納」的餐廳，該餐廳位於聖彼得堡涅瓦大街的科托明樓（英語：Kotomin House）。在用餐期間，柴可夫斯基點了一杯水。由於該市爆發了霍亂，衛生法規要求餐廳提供的水在供應前必須煮沸。服務員告訴柴可夫斯基，當時沒有開水供應。據報道，餐廳隨後按他要求提供了未煮沸的冷水。宴會上的其他人警告他不要喝，但作曲家說他並不擔心感染霍亂，還是喝了水。[1]

第二天早上，在莫傑斯特的公寓裏，彼得沒有像往常一樣在起居室里喝茶，而是躺在床上抱怨腹瀉和胃部不適。莫傑斯特問要不要叫醫生，柴可夫斯基拒絕了，而是服用魚肝油，但沒有效果。三天後，他患上了全面的霍亂。他的病情惡化了，但他仍然拒絕看醫生。最後派來了一位醫生，但他不在家，所以又叫來了一位。霍亂的診斷最終由列夫·貝爾滕松（Lev Bertenson）醫生做出。在此期間，柴可夫斯基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轉，但隨後又退步，變得更加嚴重。他的腎臟開始衰竭。一位牧師被從聖艾薩克大教堂叫來主持最後的儀式，但柴可夫斯基已經神志不清，無法意識到他周圍發生了什麼。他於1893年11月6日凌晨3時去世。[2]

死後

 
尼古拉·里姆斯基-科薩科夫認為柴可夫斯基死後的程序對一個霍亂患者來說很奇怪

柴可夫斯基傳記作者大衛·布朗（David Brown）認為，甚至在醫生關於作曲家死亡的說法出現之前，在他哥哥莫傑斯特的公寓裏發生的事情就已經完全不符合霍亂死亡的標準程序。規章制度規定，屍體應立即裝入封閉的棺材移出死亡現場。[3]然而，柴可夫斯基的遺體被陳列在莫傑斯特的公寓裏，公寓自由地開放給希望致以最後敬意的訪客。在這些客人中，作曲家尼古拉·里姆斯基-科薩科夫似乎對他所看到的一切感到迷惑不解：[4]「多麼奇怪啊，儘管死亡是由霍亂造成的，但為死者舉行的彌撒仍然對所有人免費開放！我記得[亞歷山大]韋爾日比洛維奇[大提琴家，聖彼得堡音樂學院的教授]完全喝醉了……一直親吻死者的頭和臉。」[5] 這段話是在里姆斯基-科薩科夫的書之某個後期版本中被刪除了。

然而，里姆斯基-科薩科夫自己的評論似乎與謝爾蓋·迪亞吉列夫後來講述的他的行為相衝突。迪亞吉列夫後來以俄羅斯芭蕾舞團的創始人和經紀人而聞名，當時他是聖彼得堡的一名大學生，曾與作曲家會面並偶爾交談，[6]他與作曲家有遠親關係。[7]聽到柴可夫斯基的死訊後，迪亞吉列夫回憶說：

在絕望中，我衝出家門，儘管我意識到柴可夫斯基已經死於霍亂，但我還是直奔他居住的馬來亞-莫斯卡婭。門大開着，沒有人發現……我聽到另一個房間傳來的聲音，一進門就看到穿着黑色晨衣的彼得·伊里奇躺在沙發上。里姆斯基-科薩科夫和歌唱家尼古拉·菲格納正在搬一張桌子，把他放在上面。我們抬起柴可夫斯基的屍體，我扶着他的腳，把它放在桌子上。公寓裏只有我們三個人，因為柴可夫斯基死後，整個家庭都逃了……[8]

波茲南斯基用他自己的一些說法來反駁布朗的說法。他認為，儘管有里姆斯基-科薩科夫的評論，但發生的事情並不奇怪。他寫道，儘管偏見揮之不去，但普遍的醫學觀點是霍亂的傳染性比以前想像的要低。儘管以前不鼓勵為霍亂受害者舉行公共集會，但1893年春天，中央醫學委員會特別允許在霍亂受害者的葬禮上舉行公共服務和儀式。[9]此外，《彼得堡公報》刊登的醫學意見指出，柴可夫斯基是死於隨後的血液感染，而不是死於疾病本身。（據報道，這種疾病在11月3日星期五被有效阻止，也就是在作曲家去世前三天）。[10]波茲南斯基稱，由於對屍體的嘴唇和鼻孔採取了持續消毒的額外預防措施，即使是醉酒的大提琴手親吻死者的臉也沒有什麼可擔心的。[9]

亞歷山大三世自願親自支付作曲家的葬禮費用，並指示帝國劇院管理處組織這一活動。據波茲南斯基說，這一行動顯示了沙皇對這位作曲家的特殊重視。在這之前，俄羅斯君主只有兩次對一個隕落的藝術或學術界人士表示出如此的青睞。尼古拉一世曾在亞歷山大·普希金的致命決鬥後給他寫過一封信。尼古拉還在歷史學家尼古拉·卡拉姆津下葬前夕，親自來向他致以最後的敬意。[11]此外，亞歷山大三世特別允許柴可夫斯基的追悼會在喀山主教座堂舉行。[12]

柴可夫斯基的葬禮於1893年11月9日在聖彼得堡舉行。喀山大教堂可容納6000人，但有60000人申請門票參加儀式。最後，8000人被擠了進去。[13]作曲家被安葬在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季赫溫公墓，靠近同為作曲家的亞歷山大·鮑羅丁、米哈伊爾·格林卡和莫傑斯特·穆索爾斯基的墳墓；此后里姆斯基-科薩科夫和米利·巴拉基列夫也被埋葬在附近。[14]

俄羅斯的霍亂

 
死神帶來霍亂的畫作，刊於《小日報》

傳記作家安東尼·霍爾登（英語：Anthony Holden）寫道，在柴可夫斯基去世前不到一個世紀，霍亂已經來到歐洲。1818年，一場最初的大流行病襲擊了歐洲大陸。隨後又發生了三次，第五次是在1881年開始的，當時正在肆虐。[15]這種疾病由朝聖者從孟買傳入阿拉伯，並從那裏越過俄羅斯邊境。[16]

1888年，海參崴發生了俄羅斯首次報告的這種大流行病的病例。到1892年，俄羅斯是迄今為止受影響的21個國家中受影響最嚴重的。1893年，不少於70個地區和省份正在與流行病作鬥爭。[16]

霍爾登還說，根據當代俄羅斯的醫療記錄，奪走柴可夫斯基生命的具體流行病始於1892年5月14日，結束於1896年2月11日。在這段時間裏，有504924人感染了霍亂。在這個數字中，有226940人（44.9%）死於此病。[16]

社會污名

即使有這些數字，將柴可夫斯基的死亡歸咎於霍亂，也和他的突然死亡一樣令許多人驚訝。雖然霍亂觸及社會的各個階層，但它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窮人的疾病。這種污名使霍亂成為一種粗俗的、有損社會形象的死亡方式。柴可夫斯基死於這樣的原因，似乎降低了他在上層社會的聲譽，讓許多人感到不可思議。[17]

與其聲譽相符的是，1893年夏天開始在聖彼得堡爆發的霍亂主要局限於該市的貧民窟，那裏的窮人「生活在擁擠、不衛生的環境中，不滿足基本的醫療條件」。[18]這種疾病沒有影響到更富裕和受過教育的家庭，因為他們遵守了禁止使用或飲用未煮沸的水的醫療協議。[18]此外，隨着秋季寒冷天氣的到來，這種流行病已經開始減弱。10月13日，有200個霍亂病例被報告。到11月6日，即柴可夫斯基去世的那一天，這個數字已經減少到68例，同時「死亡率急劇下降」。[19]雖然這些數字取自《新報》和《證券交易報》，但波茲南斯基質疑這些數字不準確。[20]

另外，柴可夫斯基的朋友赫爾曼·拉羅什（Hermann Laroche）報告說，他在個人衛生方面很嚴格。[21]拉羅什寫道，為了少看醫生，「他首先依靠的是衛生，（在我這個外行人看來）他似乎在這方面是一個真正的大師」。[22]媒體在質疑這位作曲家的死亡時注意到了這一點。《彼得堡公報》的記者問道：「柴可夫斯基剛到彼得堡，生活在良好的衛生條件下，怎麼可能感染疾病？」[23]《俄羅斯生活報》的一位作者指出：「一個如此節制、謙虛、日常習慣簡樸的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感染了亞洲霍亂，這是很不尋常的事。」[24]

醫生沒有準備好

霍爾登認為，由於霍亂在他們行醫的社會上層很少遇到，因此在作曲家的病例之前，醫生瓦西里和列夫·貝爾滕森可能從未治療過甚至沒有見過霍亂病例。[21]他們對這種疾病的了解可能只是他們在教科書和醫學雜誌上讀到的內容。[21]波茲南斯基引用瓦西里·貝爾坦森後來承認他「沒有機會目睹霍亂的實際病例」，儘管他說作曲家是這種疾病的「典型病例」。[25]霍爾登還質疑列夫·貝爾滕森對柴可夫斯基病情的描述是來自他對病人的觀察，還是來自他曾經讀過的東西。如果是後者，那就意味着他在描述柴可夫斯基的診斷時可能用錯了術語的順序。[21]

那杯未煮沸的水

如果柴可夫斯基確實感染了霍亂，那麼我們不可能準確地知道他是何時或如何感染的。[26]報紙上刊登了親屬對柴可夫斯基在萊納餐廳喝下一杯未煮沸的水的描述，但都表示不清真相。相比之下，莫傑斯特認為他的哥哥是在星期四的午餐時間在他的公寓喝了那杯致命的水。[26]如果是這樣，一壺未煮沸的水在桌子上做什麼？「就在我們談論他所服用的藥物時，他倒了一杯水並喝了一口。水是未煮沸的。我們都很害怕：只有他一個人對此無動於衷，叫我們不要擔心。」[27]

根據一些權威人士的說法，霍亂的潛伏期為1至3天，[28]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是2小時至5天。[29]據報道，柴可夫斯基在星期四清晨開始出現症狀。如果將一到三天的時間間隔精細為24到72小時，那麼作曲家最遲可能在周三上午被感染，比當晚在萊納的晚餐或第二天下午在莫傑斯特的午餐要早。[26]

像萊納這樣的餐廳可能有未煮沸的水，這讓一些人感到驚訝。《祖國之子報》的一名記者寫道：「我們覺得非常奇怪，一家好的餐館竟然在流行病期間提供未煮沸的水」。「在我們的印象中，有一項具有約束力的法令，即商業機構、酒店、餐館等都應該有開水。」[30]波茲南斯基認為，莫傑斯特的故事也同樣缺乏可信度。[26]眾所周知，柴可夫斯基喜歡喝礦泉水。我們是否可以認為，萊納的礦泉水和開水都用完了？

報紙記者並不是唯一質疑這些說法的人。迪亞吉列夫回憶說。「關於柴可夫斯基的死亡，很快就出現了各種神話。有人說他是在萊納餐廳喝了一杯自來水而得了霍亂。當然，我們曾經看到彼得·伊里奇幾乎每天都在那裏吃飯，但當時沒有人喝未煮沸的水，我們似乎無法想像柴可夫斯基會這樣做。」[31]

理論

受污染的水導致的霍亂

波茲南斯基不排除柴可夫斯基因飲用受污染的水而感染霍亂的可能性。他冒昧地說，柴可夫斯基有可能在星期三在萊納家吃晚飯前喝了水，因為他習慣在吃飯時喝冷水。[32]在這一點上，他和霍爾登意見一致。霍爾登還說，柴可夫斯基甚至可能在周三晚上在萊納的晚餐前就知道自己得了霍亂。[33]

波茲南斯基還稱，霍亂桿菌在聖彼得堡的供水中比任何人在柴可夫斯基去世前想像的都要普遍。作曲家去世幾周後，涅瓦河和冬宮的供水都被發現受到了污染，一個特別的衛生委員會發現，一些餐館將煮沸的水和未煮沸的水混合在一起，以便更快地給顧客降溫。[34]

波茲南斯基提到的另一個因素是，柴可夫斯基在星期四早上已經處於胃部不適的情況下，喝了一杯「匈雅提·亞諾什」牌鹼性礦泉水，試圖緩解他的胃。礦泉水中的鹼性會中和柴可夫斯基胃中的酸。這將刺激任何存在的霍亂桿菌，給它一個更有利的環境來繁殖。[32]

來自其他途徑的霍亂

霍爾登在提到霍亂專家瓦倫丁·波科夫斯基博士時，提到了柴可夫斯基感染霍亂的另一種途徑——「糞口途徑」，即來自在聖彼得堡與男妓進行不太衛生的性行為。[35]這一理論是由倫敦《泰晤士報》當時的資深醫學專家托馬斯·斯圖塔福德博士單獨提出的。[35]雖然霍爾登承認沒有進一步的證據支持這一理論，但他斷言，如果真的是這樣，柴可夫斯基和莫傑斯特都會費盡心思隱瞞真相。[36]他們可能會為了家人、朋友、崇拜者和後人的利益，經雙方同意，上演柴可夫斯基在萊納喝未煮沸的水的戲碼。[36]由於柴可夫斯基在他生命中的這個時期幾乎是一個神聖的國家人物，霍爾登認為參與作曲家案件的醫生們可能會同意這種欺騙行為。[36]

由「榮譽法庭」下令自殺

另一種理論是由俄羅斯音樂學家亞歷山德拉·奧爾洛娃（Alexandra Orlova）在1979年移民西方時首次公開提出的。奧爾洛娃說法的關鍵證人是亞歷山大·沃特羅夫（Alexander Voitrov），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法學學校的學生，據說他積累了很多關於母校歷史和人物的資料。這些人中有尼古拉·鮑里索維奇·雅各比，19世紀90年代的參議院高級檢察官。據報道，雅可比的遺孀伊利沙伯·卡爾洛夫娜在1913年告訴沃特羅夫，一位名叫斯滕博克·弗諾爾的公爵對柴可夫斯基關注他年輕的侄子感到不安。斯滕博克·弗諾爾在1893年秋天給沙皇寫了一封指控信，並把信交給雅可比轉交。雅可比想避免公開的醜聞。因此，他邀請所有他能在聖彼得堡找到的柴可夫斯基以前的同學——共8人——參加一個「榮譽法庭」，討論這一指控。這次會議在雅各比的書房舉行，持續了近五個小時。會議結束時，柴可夫斯基沖了出來，臉色蒼白，情緒激動，一句話也沒說。其他人都離開後，雅可比告訴他的妻子，他們決定柴可夫斯基應該自殺。在這次會議後的一兩天內，作曲家患病的消息就在聖彼得堡流傳開來。[37]

奧爾洛娃認為這個榮譽法庭可能是在10月31日召開的。這是唯一的一天，期間沒有人知道柴可夫斯基白天的活動。布朗認為，也許莫傑斯特從那天晚上開始記錄他哥哥最後的日子是有意義的，當晚柴可夫斯基去聽了安東·魯賓斯坦的歌劇《馬加比人（英語：Die Maccabäer）》。[38]

1993年11月，BBC播出了一部名為《傲慢或偏見》的紀錄片，調查了有關柴可夫斯基之死的各種理論。接受採訪的有奧爾洛娃、布朗和波茲南斯基，以及各種俄羅斯歷史專家。蓋伊醫院的約翰·亨利博士是當時在英國國家毒物部門工作的專家證人，他在紀錄片中總結說，柴可夫斯基患病的所有報告症狀「與砷中毒非常吻合」。他表示，人們會知道急性腹瀉、脫水和腎衰竭類似於霍亂的表現形式。這將有助於加強將死亡作為霍亂病例的潛在幻覺。紀錄片中得出的結論在很大程度上傾向於「榮譽法庭」的理論。[39]

其他關於作曲家的研究對奧爾洛娃的說法提出了詳細的質疑，並得出結論，作曲家的死亡是由於自然原因。[40]在對奧爾洛娃論文的其他挑戰中，波茲南斯基揭示了沒有斯滕博克·費莫爾公爵，但有一個叫這個名字的伯爵。然而，他是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的馬夫，不可能需要一個中間人來給自己的僱主送信。至於柴可夫斯基的同性戀事務對聖彼得堡法學學校聲譽的所謂威脅，波茲南斯基將該學校描述為一個全男性性放蕩的溫床，甚至有讚頌同性戀樂趣的歌曲。[41]

沙皇下令自殺

關於柴可夫斯基之死的另一種說法是，它是由沙皇亞歷山大三世親自下令的。這個故事是由一位名叫羅伯特-阿洛伊斯·莫澤（英語：Robert-Aloys Mooser）的瑞士音樂學家講述的，據說他是從另外兩個人那裏得知的——聖彼得堡帝國劇院的作曲家兼樂長里卡多·德里戈（英語：Riccardo Drigo），以及作曲家亞歷山大·格拉祖諾夫。根據他們的設想，作曲家勾引了弟弟莫傑斯特公寓樓的看守人的兒子。對許多人來說，這個故事的合理性在于格拉祖諾夫據說證實了這一點。莫澤認為格拉祖諾夫是一個可靠的證人，強調他「正直的道德品質，對作曲家的崇敬以及與柴可夫斯基的友誼」。[42]最近，法國學者安德烈·利施克（英語：André Lischke）證實了格拉祖諾夫的供詞。利施克的父親是20世紀20年代在彼得格勒的作曲家的學生。格拉祖諾夫把這個故事告訴了利施克的父親，而他又把這個故事傳給了他的兒子。[43]

然而，波茲南斯基反駁說，格拉祖諾夫不可能證實自殺的說法，除非他絕對確定其真實性。不過，唯一可能的辦法是，柴可夫斯基最核心的圈子裏有人告訴他——換句話說，是在作曲家臨終前在場的人。然而，德里戈指責的正是這個親信圈子，他們隱瞞了「真相」，[波茲南斯基的引號是為了強調]要求當局、醫生和牧師提供虛假證詞。只有讓格拉祖諾夫發誓嚴格保密，這個圈子裏的人才會透露「真相」。波茲南斯基的結論是，格拉祖諾夫會與莫澤分享這一信息，這幾乎是不可想像的，因為這將使格拉祖諾夫名譽掃地。[44]

魯莽自殺

另一個版本認為，柴可夫斯基一直在經歷嚴重的個人危機。根據一些說法，這場危機是由於他對他的外甥弗拉基米爾·達維多夫（英語：Vladimir Davydov）的迷戀而引發的，達維多夫的家人和作曲家經常用「鮑勃」這個綽號來稱呼他。[45]據報道，這可以解釋第六交響曲中所表達的痛苦，以及圍繞其標題的神秘性。許多分析家從這個切入點出發，將《悲愴》解讀為強烈的自傳性作品。[43]根據這一理論，柴可夫斯基完全意識到他對鮑勃的感情，以及他們在身體上得到滿足的可能性。據稱，他將自己的痛苦傾注在這最後一部偉大的作品上，作為自殺的有意識的前奏，然後喝下未煮沸的水，希望能染上霍亂。這樣一來，就像他在1877年因婚姻受挫而涉入莫斯科河一樣，柴可夫斯基可以在不給家人帶來恥辱的情況下自殺。[46]

無有力證據

如果這些情況沒有有力的證據，就有可能無法得出明確的結論，作曲家的真正結局可能永遠無法得知。[41]霍爾登建議，決定性的證據將意味着挖出柴可夫斯基的屍體進行測試，以確定是否存在砷，就像對拿破崙·波拿巴的屍體所做的那樣，因為砷甚至在100年後還能留在人體中。[47]音樂學家羅蘭·約翰·威利寫道：「關於[柴可夫斯基]之死的爭論已經陷入僵局……謠言附於名人身上難以褪去……至於疾病，證據本身的問題使得解決問題的希望渺茫：診斷的狀況；證人的混亂；吸煙和酗酒的長期影響被無視。我們不知道柴可夫斯基是怎麼死的。我們可能永遠也不知道……」[48]

文藝創作

英國作曲家米高·費尼西（英語：Michael Finnissy）為柴可夫斯基的最後時日和死亡創作了一部短歌劇《可恥的罪惡》（Shameful Vice）。[49][50]

《悲愴》作為安魂曲

沃爾科夫寫道，甚至在柴可夫斯基去世之前，他的第六交響曲「悲愴」就被至少一些人視為作曲家對這個世界的藝術告別。在作曲家的指揮下最後一次排練該交響曲後，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諾維奇大公，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和作曲家的狂熱崇拜者，跑進綠廳哭泣並感嘆道：「你寫了什麼，這是一首安魂曲，一首安魂曲！」[51]

至於首演本身，沃爾科夫寫道：

柴可夫斯基開始指揮時，將指揮棒緊握在他的拳頭上……以他一貫的方式。但當交響樂的最後聲音消失，柴可夫斯基慢慢放下指揮棒時，觀眾席上一片死寂。大廳各處傳來的不是掌聲，而是窒息的啜泣聲。觀眾們都驚呆了，柴可夫斯基站在那裏，一動不動，低着頭。[52]

這似乎與其他傳記作者對這一事件的描述相矛盾。例如，霍爾登寫道，迎接這部作品的是對作曲家的尊敬的掌聲，但對作品本身普遍感到困惑。[53]然而，迪亞吉列夫顯然證實了沃爾科夫的說法。儘管他提到「在排練中意見分歧很大……」，但他補充說：「音樂會的成功自然是壓倒性的。」[8]

不管最初的反響如何，在柴可夫斯基去世兩周後，即1893年11月18日，作曲家的長期朋友、指揮家愛德華·納普拉夫尼克（英語：Eduard Nápravník）在聖彼得堡的紀念音樂會上領導了《悲愴交響曲》的第二次演出。這是在作曲家在同一個大廳里，在幾乎相同的觀眾面前指揮首演的三個星期後。

「這的確是一首天鵝之歌，是即將到來的死亡的預感，因此它給人以悲劇性的印象」，《俄羅斯音樂報》的評論員寫道。[54]尼古拉·里姆斯基-科薩科夫參加了這兩場演出，他將公眾意見的改變歸因於「作曲家的突然死亡……關於他的死亡預感的故事（人類很容易這樣），以及將這些預感與這部輝煌的……著名的、甚至時尚的作品的最後樂章的陰鬱情緒聯繫起來的傾向」。[55]迪亞吉列夫還說，納普拉夫尼克整個演出過程中都在哭泣。[8]

儘管一些現代音樂學家，如大衛·布朗，對柴可夫斯基將《悲愴》寫成自己的安魂曲的觀點提出異議，但其他許多人，特別是米爾頓·克羅斯（Milton Cross）、大衛·歐文（David Ewen）和米高·保羅·史密斯（Michael Paul Smith），都支持這種說法。音樂線索包括第一樂章的發展部分，其中快速發展的第一主題在弦樂中突然「轉變為中性」，長號中出現了一個相當安靜的和聲合唱曲。長號主題與它之前或之後的音樂沒有任何關係。它似乎是一個音樂上的「非連續性」——但它來自俄羅斯東正教的亡靈彌撒，其中唱到：「願他的靈魂與所有聖徒的靈魂一起安息。」

參見

註釋

  1. ^ 俄羅斯在19世紀仍然使用舊式的日期，文章中使用的信息來源有時報告的日期是舊式的而不是新式的。文章中的日期是逐字逐句摘自資料來源，因此與資料來源的風格相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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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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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rown, David, The Man and His Music (New York: Pegasus Books, 2007).
  • Buckle, Richard, Diaghilev (New York: Athenum, 1979).
  • Holden, Anthony, Tchaikovsky: A Biograph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 Norton, Rictor, "Gay Love-Letters from Tchaikovsky to his Nephew Bob Davidof", The Great Queens of History, 19 October 2002, updated 5 November 2005 <http://rictornorton.co.uk/tchaikov.htm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Poznansky, Alexander Tchaikovsky: The Quest for the Inner Man (New York: Schirmer Books, 1991)
  • Poznansky, Alexander, Tchaikovsky's Last Days.
  • Rimsky-Korsakov, Nikolai, Letopis Moyey Muzykalnoy Zhizni (St. Petersburg, 1909),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My Musical Life (New York: Knopf, 1925, 3rd ed. 1942).
  • Volkov, Solomon, St. Petersburg: A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

外部連結

  • 第六交響曲：國際樂譜典藏計劃上的樂譜  – 在「《悲愴》作為安魂曲」部分的最後一段所討論的段落，可以在樂譜中排練標記「K」後不久找到，或在錄音中的10:25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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