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僧事件
日僧事件是1932年發生在中國上海的一宗中日衝突事件，此事件直接促成一·二八事變的爆發。
蔡廷鍇等指出：「一二八」事變的「近因完全為暴日軍閥蠶吞中國之支動作。日僧事件及抵貨運動不過如中村失蹤及滿鐵被毀，為其同一自然之導火線耳。」[1]
背景
1931年9月，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關東軍扶持成立了滿洲國。中國人的對日反感情緒上升，上海的反日運動尤為高漲。生產毛巾的工廠三友實業社位於華界馬玉山路（今雙陽路），毗鄰上海公共租界東區（楊樹浦），被認為是反日運動的基地之一。
經過
1932年1月18日，在田中隆吉助手憲兵大尉重藤千春煽動下，天崎啟升、水上秀雄和佛教徒後藤芳平、黑岩淺次郎、藤村國吉5人舉行宗教儀式之寒中修行，途經楊樹浦馬玉山路三友實業社時，故意尋釁鬧事（中國方觀點），同該廠工人義勇軍發生衝突[2]:7。結果日僧三人被毆傷，一人傷重身亡[2]:7。上海工部局作出了回應。
後果
1月19日，村井倉松就「日僧事件」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口頭抗議，要求緝兇，並保留其他要求條件[2]:7。
1月20日凌晨2時40分，重藤千春在田中隆吉指使下，指揮上海「日本人在華青年同志會」32名暴徒，攜帶槍械、刺刀等武器和硝磺、煤油等引火物，潛赴三友實業社工廠，縱火焚燒毛巾工場廠房，並打死前來組織救火之公共租界工部局華捕一人，打傷二人[2]:7。田中深信「這樣一來，日華之間必然引起衝突」[3]。當日下午1時，在田中隆吉煽動下，約一千餘名日僑以「日僧事件」為藉口，在公共租界蓬路日僑俱樂部召開第四次僑民大會[2]:7。決議：「籲請帝國陸海軍立即增兵，並要求駐上海的帝國官府（總領事及海軍陸戰隊）採取強硬手段。」[4]嗣赴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及海軍陸戰隊遊行請願，陸戰隊指揮官鮫島具重海軍大佐向日僑保證：「為在萬一的情況下保護僑民的生命財產和行使自衛權，我們將決心採取果斷措施。而且現有兵力不足，隨時準備增兵。」[5]散會後，日僑在虬江路和北四路一帶鬧事，毆打行人，撕毀標語，搗毀多家商店[2]:8。
田中隆吉眼看暴動之狀況，加緊工作，一面向日本公使館及「支那派遣軍」游說出兵之重要，一面以手槍脅迫「三井物產」上海分公司負責人致電東京三井財閥負責人團琢磨，請其主張出動日軍[2]:8。
日僑在文監師路（今塘沽路）上海日本居留民團門前，要求中國政府道歉並懲辦兇手，賠償損失。上海工部局發佈戒嚴令。1月28日，中日兩國軍隊交戰，一二八事變爆發。
審判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田中隆吉少將對於日僧事件作出證言：所謂的「慘案」是由板垣征四郎委託其關東軍參謀花谷正少佐製造事端，實際執行則委託憲兵上校重藤憲史與田中之情婦、前清皇族川島芳子，僱用殺手攻擊在上海的日蓮宗僧侶，煽動日本僑民情緒製造混亂[6]。然而，川島芳子和日僧事件的關係並沒有除了田中的證詞以外的證據。1948年，川島芳子以漢奸罪名被處決。
參見
參考文獻
出處
- ^ 蔡廷鍇、蔣光鼐、戴戟著，《淞滬戰鬥詳報》，上海：中華書局，1933年，第7-8頁
- ^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 復旦大學歷史系日本史組編，《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0頁
- ^ 日本參謀本部：《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34頁
- ^ 關寬治、島田俊彥著，王振鎖等譯，《滿洲事變》，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第369頁
- ^ 《明治・大正・昭和・平成 事件・犯罪大辭典》，東京法経學院出版，2002年，第341頁、577頁
書目
- 「明治・大正・昭和・平成 事件・犯罪大辭典」、東京法経學院出版、2002年
- 黒井文太郎：「謀略の昭和裏面史」、寶島社文庫、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