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行儀
生平
梁行儀歷任通州錄事、榮州司功、滄州司法，被選拔擔任監察御史，很快轉任殿中侍御史，升任侍御史。不久梁行儀升任太子舍人，轉任尚書吏部員外郎，升任戶部郎中，又出任給事中。不久梁行儀出任朝散大夫、中書舍人。顯慶五年（660年），梁行儀又出任神丘道行軍大總管蘇定方的長史，征討百濟。征伐中，梁行儀為主帥蘇定方運籌帷幄、出謀劃策。大軍返回唐朝之後，梁行儀加勛上柱國，封上邽縣開國子。因軍中巨務纏身勞累過度，梁行儀在往返路途中染病。龍朔元年四月五日（661年5月8日），梁行儀在洛陽溫柔坊住宅中去世，虛歲六十。唐高宗詔令加以褒賜，以 「朝服葬」 的方式予以厚葬，陪葬班劍劍首、組玉佩等各類高規格器物[1]，又贈予中大夫、吏部侍郎。同年十月廿三日（661年11月20日），梁行儀歸葬於雍州萬年縣義善鄉家族舊墓[2][1]。
墓地與墓誌
2004年10月至2005年10月，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對包茂高速（G65）西安至柞水高速公路建設區域內勘探發現的古墓葬進行了考古發掘，此次考古發掘還在西安市長安區境內路段發現漢、唐墓葬20餘座，其中唐中書舍人贈吏部侍郎上柱國、上邽縣開國子梁行儀與夫人薛氏合葬墓（2004XZGM7）的發掘工作自2004年10月26日開始，至11月21日結束。唐梁行儀夫婦墓位於西安市長安區韋曲街道新寨村西北，唐長安城遺址東南約7千米，隋唐時代稱「少陵原」。該墓曾遭多次盜擾，共計出土隨葬器物108件（組），種類有陶人俑、陶動物俑、銅器、玉佩、青石墓誌等。梁行儀墓誌為正方形。志蓋盝頂，長50厘米，寬50厘米，厚11厘米。頂面劃方界格，陽刻篆書「大唐故中書舍人贈吏部侍郎梁公墓誌」，4行，行4字。四剎減地線刻四神，襯以遠山和流雲，四側線刻忍冬。志石長50.5厘米，寬50.5厘米，厚9厘米，劃細線棋格，陰刻正書34行，滿行35字，共計1156字。四側減地線刻壼門十二生肖，動物形態，襯以遠山、樹木和流雲。武周梁行儀妻薛氏墓誌，正方形。志蓋盝頂，由左上至右下裂為兩段，長53厘米，寬52厘米，厚8.5厘米，頂面陰刻篆書「大周故薛夫人墓志銘」，3行，每行3字。「夫人」二字由「府君」二字改刻。四剎減地線刻花卉，四側線刻水波紋。志石長55.8厘米，寬52厘米，厚8厘米，劃細線棋格，陰刻正書27行，滿行27字，共計702字[2]。
其他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拜根興指出，歷任太宗、高宗二朝的梁行儀不僅為官清廉，且文武兼備，在征伐百濟之戰中擔任神丘道行軍大總管長史一職，為實現唐王朝的戰略目標立下了汗馬功勞。因此，在梁行儀病亡之後，唐高宗哀傷不已，「有詔嗟傷，特加褒賜」，命朝廷有關部門予以風光厚葬。然而需要思考的是，為何這樣一位備受高宗重視的重要臣僚，卻在現存《舊唐書》《新唐書》，乃至《資治通鑑》中沒有絲毫記載？ 而且，與梁行儀共同出征百濟並被鐫刻於《大唐平百濟國碑銘》之上的其他將領，在現存史書中的記載亦甚少，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拜根興認為，從龍朔元年至咸亨年間，朝中經歷了由許敬宗、李義府一派掌權到劉仁軌一派掌權的轉變。在此情況下，當劉仁軌一派粉墨登場之後，便開始對許、李一派的官員，或者和許、李保持一定關係的官員進行清洗報復。相關史籍在大幅度刪改與許敬宗、李義府和蘇定方等人相關事跡的同時，甚至波及梁行儀及其他隨從蘇定方出征朝鮮半島相關人物，從而使這位深受唐高宗器重、文武雙全的良臣在國史中沒有留下隻言片語的記載，進而為此後修撰《舊唐書》《新唐書》造成困難。《武周梁行儀妻薛氏墓誌》，其行文不僅沒有記載子女的官職，甚至「連幾個兒子的名字都沒有羅列」。這一情況雖與唐前期女性墓誌書寫體例相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劉仁軌掌權後，梁行儀家族遭受打壓並逐漸沒落的現實情況[1]。
家庭
曾祖
祖父
- 梁子寔，北齊員外散騎侍郎、鎮遠將軍、陳留郡太守、兗州刺史[2]
父親
- 梁德高，隋朝左宗衛率府錄事參軍事、左監門府長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