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口

漢口是武漢市其中一個組成部分，與武昌和漢陽並稱「武漢三鎮」，歷史上曾作為一個獨立的漢口特別市存在。

1877年的漢口

在清朝末期、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漢口經濟繁榮，繁華程度位居亞洲前列。民國時期的漢口因位於長江沿岸，為交通樞紐，工商業極為發達，與位於北美洲五大湖岸的芝加哥相似，被《芝加哥論壇報》稱為「東方芝加哥」。由於租界林立，對外貿易頻繁，新移民不斷湧入，漢口現代化程度和城建規模遠遠領先於中國絕大部分城市，因此漢口也被廣泛稱為「大漢口」。

漢口地處長江西北、漢水以北的地域，隔長江與其東南側的武昌相望，並漢江與其南側的漢陽相望，大致是今天的江岸區、江漢區、礄口區三個區所覆蓋的範圍。武漢三鎮不僅各有其獨特的歷史發展軌跡，而且分別各自形成獨特的城市面貌，在功能分工上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雖然三鎮在行政上已經合併接近60年之久，這種情形並未發生根本改變。

漢口得名於地處漢江注入長江之口，因古時稱漢水為夏水，故當時有「夏口」之地名。但夏口既沒有聚集成市，也不是今天的漢口之所在。

歷史

漢口獨立行政功能的變遷

自明代中期至清末，漢口歸漢陽府所屬漢陽縣管轄。

• 明嘉靖年間（1522年～1566年），漢陽縣設巡檢司管理漢口鎮。
• 清康熙年間（1662年～1722年），漢口巡檢司治所由漢陽的崇信坊遷到漢水對面漢口側。
• 雍正五年（1727年），巡檢司分為仁義、禮智兩分司，管理漢口居仁、由義和循禮、大智四坊。
•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實行「陽夏分治」，在漢口置夏口廳，治所二盛巷。
• 民國元年（1912年），夏口廳改為夏口縣。民國15年（1926年），國民政府設漢口市；次年，在境內天元善堂（舊址在今民主街）建漢口市政府大樓。
• 1926年11月，北伐軍攻克武漢三鎮之後，於1927年元旦，國民政府將武昌、漢陽、漢口三鎮作為「京兆區」，統稱武漢市，並正式從廣州遷都武漢。
• 1927年的寧漢合流之後，恢復漢口特別市。
• 1929年，裁撤了夏口縣。同年，漢口改為湖北省轄市。
• 1932年4月，改為特別市，7月又改為普通市。
• 1938年10月至1945年8月，武漢會戰後武漢三鎮被日軍侵佔。
• 抗日戰爭勝利後，於1947年改為漢口院轄市，直屬南京國民政府。
• 1949年5月1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武漢，漢口市被與武昌市、漢陽縣城區合併為武漢市。

明朝

在武漢三鎮中，武昌和漢陽都是擁有千年以上歷史的古城，而漢口作為商業集鎮，形成最晚，但是發展最快，後來居上。

由於近代漢口經濟的極度繁榮，漢口作為武漢三鎮中最年輕的一員，反而聲名崛起得最高。在香港九龍尖沙咀，至今還有漢口道；在上海、南京、青島，甚至台灣的台北市、台中市，現在還有漢口路。

根據當地地方志的記載，漢口的歷史肇始於明朝中葉。在明朝成化以前，漢水是從漢陽城以南注入長江，漢陽的地名本身就是他曾經位於漢江北岸的明證。今天漢口所在的地方，原來只是漢陽城北一片荒蕪的低洼沼澤地帶（後湖）。但是明朝成化年間，由於漢江幾經改道，改從龜山北面的集家嘴注入長江。漢水改道後，北岸的漢口開始與漢陽分離。不久，由於漢江在河口一段的江流系向北岸凹進，風浪較小，宜於商船停泊，同時，這裏擁有同臨兩江（長江、漢江）的地理優勢，迅速興起。

漢口最早的居民是張天爵一家，他們在明代天順年間，漢水改道的前夕，從蕭二手中轉包了龜山北麓一帶的河灘地，建屋定居，每年的地租是三分白銀。

嘉靖年間，開始設置漢口巡檢司管理這個新興市鎮，下設5坊，其中居仁、由義、循禮、大智四坊都位於漢水北岸，只有崇信坊位於漢水南岸（漢口巡檢司最初設置在漢水南岸的崇信坊，康熙年間始由南岸移至北岸）。一般認為這是漢口正式設鎮的標誌。嘉靖四年（1525年），根據丈量結果，鎮上建有房屋1281間。嘉靖二十四年，漢口已有居民1395戶。

到明朝末年的萬曆年間，漢口開始成為湖廣省（今湖北、湖南）的漕糧與淮鹽兩項大宗物資的轉運樞紐。當時，以盛產稻米著稱的湖廣地區（俗諺「湖廣熟，天下足」）不僅有大量漕糧需要在此集中，經長江轉入京杭大運河北運京城；而且有同樣數目可觀的糧食在此集中，經長江和運河運抵蘇州楓橋米市，彌補江南城鎮以及閩粵沿海糧食的不足。湖廣地區的食鹽供應來自兩淮鹽場（今江蘇北部），在儀徵集中後，轉入長江運至漢口，再分運湖北、湖南各府州縣每年由漢口轉銷湖廣的食鹽為777200引，大致在3億斤左右回空鹽船普遍裝載土特產品下行。

到明末天啟、崇禎年間，漢口已經相當繁華，形成一座規模可觀的商業集鎮。

由於漢口地勢低洼，對城鎮發展的最大威脅是每年夏秋之際的洪水。於是在崇禎八年（1635年），漢陽府通判袁瑁在鎮北主持修築了一條長堤，西起漢正街西端的礄口，東到漢正街東端的堤口（四官殿碼頭），同時堤外開挖兩丈寬的玉帶河，河上建有30多座橋樑，有六渡橋、廣益橋、三眼橋、燕山橋等。長堤以內的區域即漢口早期的鎮區，東西狹長。

漢口早期建築的特色，是漢水江邊的延綿數里的吊腳樓。樓的一半在岸上，一半搭在水上。同時，漢水江中常年「帆檣滿江」。，槳聲喧譁，也有為數眾多的船戶常年生活在水面上。

1644年－1860年

到清朝初期，漢口憑藉其地理位置的優越，經由長江上通四川，下通江西、安徽、江蘇；經由漢水上通陝西、河南；經由洞庭湖水系可達湖南以及貴州乃至雲南；有「九省通衢」之說，擁有其它城市無可比擬的交通優勢，因此商業更為繁盛，吸引了外省眾多商幫前來經營，形成五方雜處的商業大都會。到了漢口開埠前的十九世紀前半期，漢口已經成為中華帝國最大的貨物集散地。

雖然漢口的行政級別只是一個鎮，卻發展達到當時罕見的城市規模，：「火煙數十里，行戶數千家，典鋪數十座，船泊數千萬，九州諸大名鎮皆讓焉。」雍正五年，將漢口巡檢司分成仁義、禮智二分司。至清嘉慶年間，漢口與江西景德鎮、河南朱仙鎮、廣東佛山鎮並稱「四大名鎮」；並開始流行將漢口與北京、蘇州和佛山並列，稱為「天下四聚」之一的說法：「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寧、杭州以分其勢，西則惟漢口耳。」。

到十九世紀中期，漢口成為湖廣地區實際的第一大城市，並被外國商人、傳教士以及英國使團稱為中國最大的商業中心。傳教士和一些歐洲政府的報告中稱漢口的人口為100至200萬。。如果以人口密度和建築密度的角度看，漢口是當時中國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

而漢口的居民構成，一向以外省客商為主。來此經營的商幫有山西、陝西、徽州、江西、寧波等幫。根據當時的記載，「茶庵直上通橋口，後市前街屋似鱗，此地從來無土著，九分商賈一分民」。

當時漢口的行業與商品種類繁多，其中鹽、當、米、木、花布、藥材六行最大；而其市價行情對周邊地區的影響已經十分顯著，足以影響全省人心動向。1678年（康熙十七年），漢口米業公所建立，這很可能是中國最早的行會。之後，鹽業、錢業、茶業、藥業、木業等各個行業的公所、行會都建立起來。

漢口在這一時期的繁盛程度，還可以從乾嘉年間2次「漢口鎮火」的側面記述中亦可見一斑：乾隆末年，畢沅任湖廣總督期間，漢口鎮「失火燒糧船一百餘艘，客商船三四千隻，火兩日不息。嘉慶十五年四月十日，鎮上又失火，延燒三日三夜，約計商民店戶八萬餘家，不能撲滅。」。

漢口是一個純粹的商業城鎮，最突出的建築物是各地商幫的會館建築。街道名稱中以商品和行業名稱命名的比例極大，「街名一半店名呼」，如花布街、白布街、繡花街、打銅街、牛皮巷、燈籠巷、豆腐巷、藥幫巷、造紙街等。

1861年－1911年

開闢五國租界

參見：漢口英租界、漢口俄租界、漢口法租界、漢口德租界和漢口日租界

清朝晚期，依清政府與外國政府締結的天津條約（1858年）和北京條約（1860年），漢口被闢為長江沿岸最早的三個通商口岸（鎮江、九江、漢口）之一。漢口的發展進入了新的時期。

從19世紀開始，有五個國家在漢口開闢了租界，這使得漢口外國租界的數目在中國的各個通商口岸中僅次於天津。在漢口舊市鎮的下游，沿長江江岸，從上游往下游，依次排列着：漢口英租界、漢口俄租界、漢口法租界、漢口德租界和漢口日租界。按照開闢時間的先後，則依次是：漢口英租界（1861年）、漢口德租界（1895年）、漢口俄租界（1896年）、漢口法租界（1896年）和漢口日租界（1898年）。其中只有漢口英租界開闢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其餘四個租界均開闢於甲午戰爭結束後的數年中。此外，比利時也曾經策劃在漢口開闢租界，由於種種原因，計劃最後落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政府首先收回了德租界和俄租界；漢口英租界收回於1927年北伐的高潮中；法租界和日租界則一直維持到1940年代。

共有十餘個國家均選擇漢口作為他們在中國中西部省份開設領事館的首選地，駐漢口的外國領事館的轄區常常包括中國中西部的八九個省份，佔中國本部十八行省的將近半數。除了開闢租界的上述5個國家外，在此設領事館的國家還有：美國、比利時、瑞典等。

漢口從開埠之初，作為當時主要的出口物資——茶葉的集散地，其發展前景就為外國商人所看好（英人癖好沖泡的紅茶，俄人則嗜食磚茶），大英帝國、俄羅斯帝國、德意志帝國、美國等國商人來此開設洋行，經營大宗進出口業務。在所有洋行中，英資怡和洋行（1862年開設分行）一直穩居首位，被稱為「洋行之王」。

漢口的貿易量很快就超過了傳統的商埠廣州，僅次於上海。到20世紀，雖然天津、青島等北方港口也發展起來，漢口仍然繼續長期牢固地保持着中國三大港口的地位。1902年漢口進出口貨物共值10032.1萬兩白銀，1910年增加到15219.9萬兩白銀。

與其他港口不同的是，早在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以前，外商在漢口很早就大規模投資於工業，最初是英、俄商人開設的茶葉加工廠，其中尤以俄商開設的順豐磚茶廠（1863）、新泰磚茶廠（1866）和阜昌磚茶廠（1874）在漢口經濟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以後發展到其他農副產品的加工，利用華中地區豐富的人力和農產品資源，參與投資的外商以英、德兩國居多。其中，英商開辦的隆茂打包廠、平和打包廠；德商開辦的美最時蛋廠、禮和蛋廠，都擁有相當的規模。

外資銀行業在漢口也曾經擁有龐大的規模，開辦匯兌、信貸、儲蓄存款、發行鈔票等業務。這些銀行屬於7個國家，大部分建立於清末，到1920年其數目達到18家（英國5個，美國、日本各3個，其他屬於德、俄、比利時和法國）。它們操縱着漢口的外匯行情，甚至控制漢口海關關稅。其中設立最早的是英資麥加利銀行（1863年），規模最大的則是英資滙豐銀行。這些外資銀行於20世紀初在租界沿江建造的西方古典式分行大樓，至今仍是漢口江灘十分醒目的景觀。

由於漢口工商業的繁榮，周邊農民也大規模地湧入漢口。至20世紀初，漢口已經成為了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大城市，被部分人稱為「東方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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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紀晚期揚子江邊的漢口租界，由荷蘭著名攝影師約翰·湯姆森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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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的漢口租界，從左至右：英、美、比、法、德、意、日、荷、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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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橫濱正金銀行漢口分行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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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漢口英租界江灘街景：橫濱正金銀行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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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的漢口、漢陽、武昌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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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的漢口、漢陽、武昌地圖

舊市區的變化

1864年，由於受到捻軍南下的威脅，漢陽知府主持修築了漢口城堡（俗稱後城），上起礄口，下到沙包（一元路），長11華里，開門8座：玉帶門、便門、居仁門、由義門、循禮門、大智門、通濟門、便門。

後城築成以後，長堤失去防水功能，玉帶河也變成干河。於是長堤演變為一條手工作坊集中的街道--長堤街。

1904年，湖廣總督張之洞主持修築了長約30華里的張公堤。1905年，京漢鐵路通車。1907年，存在了40多年的漢口後城被拆除，改築為後城馬路（今中山大道）。

1911年－1926年

曾經的中國南北交通重要樞紐：漢口大智門火車站

辛亥革命期間

1911年11月30日，清軍敗退時，馮國璋下令火燒漢口街市，大火延燒四天四夜，使得漢口舊市區受到嚴重破壞。

收回德俄租界

1917年，中國對德國宣戰，收回漢口、天津兩地德國租界。漢口德租界收回以後，改為第一特別區。

1924年，漢口俄租界交還中國，改為第二特別區。

漢口模範區

1913年，蕭耀南派孫武設漢口地畝局，後者上任後倡建漢口模範區，意在與租界區媲美，擬為漢口之模範。華商總會內實業界人士積極響應，其中劉歆生提出以西起江漢路、北至京漢路、東至大智路、南抵中山大道的地段作為模範區。

1926年－1949年

主條目：漢口市 (中華民國)

國民政府時期

1931年大水後漢口市政府門前

漢口華界1930年代興建的民生路

1926年11月，北伐軍攻克武漢三鎮之後，於1927年元旦，國民政府將武昌、漢陽、漢口三鎮作為「京兆區」，統稱武漢市，並正式從廣州遷都武漢。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中將三鎮合併為一個行政區劃。黨政機構分設於漢口和武昌：國民政府設在後城馬路的南洋煙草公司大樓，外交部設在一元路，交通部設在京漢鐵路局大樓，財政部設在漢口軍警監督處，全國總工會設在友誼街程漢卿公館。中央黨部和司法部則設在武昌。

鮑羅廷發動聲勢浩大的反英運動，1927年1月，數萬名示威群眾衝進漢口英租界，英國僑民匆忙撤離。隨後，外交部長陳友仁與英方進行交涉，迫使英國將漢口英租界交還中國。漢口英租界交還中國以後，改為第三特別區。

1927年的寧漢合流之後，武漢市又被拆為漢口特別市（類似現行的直轄市）、武昌市和漢陽縣。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1944年12月，美軍對漢口進行戰略轟炸，是為漢口大空襲。

國共內戰時期

1949年5月武漢三鎮被攻佔，共產黨政權將其合併為武漢直轄市，後降為省轄武漢市，沿用至今。

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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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口車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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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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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口漢江沿岸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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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漢關

行政區劃

1949年以後，「漢口」便不再是一個官方的行政區劃名稱。這一點，漢口與武昌、漢陽不同。武昌、漢陽至今仍是武漢市區級行政區劃的名稱，而漢口由於規模相較於武昌、漢陽而言過於龐大，故被分割為江岸區、江漢區、礄口區、東西湖區四個區級行政區劃。同時，漢口地區也是武漢市人民政府以及其它市級政府部門的所在地。雖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級政府行政建制中，從來沒有漢口這個區劃，但是在一些系統之內還是常常將它們在武漢市的機構冠以「漢口」二字。例如鐵路系統的漢口站（除此之外另有武昌站和武漢站），水利系統的漢口水文站，漢口銀行等等。

商貿

漢口地區自從它形成之日起，就與商業緊密相關。直至今日，漢口地區仍然是武漢市的商業中心。

主要街道

• 漢正街：位於漢水北岸，漢口地區形成最早的一條街道。
• 江漢路：與長江垂直，曾屬英租界，如今為漢口最大的商圈之一。臨江起點為江漢關大樓。

參考文獻

來源

書籍

• 費成康. 《中国租界史》.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1年10月. ISBN 7805156492. 

延伸閱讀

• William T. Rowe（羅威廉）著，江溶等譯：《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 William T. Rowe（羅威廉）著，魯西奇等譯：《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區(1796-189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 李國祁：〈由上海、漢口與青島三都市的形成與發展論近代我國通商口岸的都市化作用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