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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公民宗教

美國的類宗教信仰體系

美國公民宗教（英語：American civil religion）是一個社會學理論術語，指美國一種類似宗教的非宗派信仰體系，包含許多源自美國國史的神聖化符號。自19世紀起，美國學界一直將之描繪為一種促進美國社會與文化融合的共有價值體系。

美國國會大廈圓形大廳的屋頂畫《華盛頓的神化》，佐治·華盛頓在畫中以神化姿態居於天國

1967年，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撰寫《美國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一文，這一術語的現今定義就此明確。貝拉稱美國人接受了一種共有的公民宗教，有着特有的信念、價值、儀式和節日，而獨立於其信奉的宗教[1]。貝拉的文章後來成為許多宗教社會學會議的討論焦點，亦產生許多關於這一主題的論著。到1976年的美國建國二百周年之際，關於「美國公民宗教」的討論頗為火熱，達至巔峰[2][1][3][4][5]。

理論

 
美元紙幣背面的格言「我們信仰上帝」

貝拉認為，美國人將美國憲法、美國獨立宣言和美國權利法案視為其「公民信仰」或「政治信仰」的基石。政治社會學家安東尼·斯奎爾斯（Anthony Squiers）稱，這三份文檔近乎美國公民宗教的教條，是美國「神聖政治」的權威象徵。斯奎爾斯將「神聖政治」（politics of the sacred）定義為一種辨認對方是否符合公民宗教的神聖性的企圖，是一場根據事物「神聖性」而辨別它能與不能、應該還是不應該得到社群的接納容忍的爭鬥[6]:20。

美國人重視政治領袖以及國家烈士，將他們奉為類似於宗教中的核心人物，如亞伯拉罕·林肯，以及美國內戰期間戰死的軍人[7]。歷史學界指出，美國總統在歷史重要節點期間的言辭多有可視為公民宗教範疇的修辭字眼，如第二次世界大戰[8]、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9]、九一一襲擊事件等[10]。

安東尼·斯奎爾斯在其著作中基於調查結果，總結了美國公民宗教的十四核心信條[6]:51–74：

  1. 孝敬父母
  2. 敬仰美國政治象徵，如憲法、獨立宣言、星條旗
  3. 美國機構與制度是神聖的
  4. 信仰上帝或神靈
  5. 權利是被神聖地授予的
  6. 自由是上帝通過政府賜予的
  7. 政府權威是上帝或更高級別的超自然力量授予的
  8. 美國人的經歷可以證明上帝存在
  9. 上帝是最崇高的法官
  10. 上帝有着至高主權
  11. 美國的繁榮是上帝旨意
  12. 美國是山巔之城，是希望與正義的燈塔
  13. 犧牲和重生的原則
  14. 美國的利益高於個人利益

而且，斯奎爾斯發現，從統計結果上看，民主黨和共和黨各競選人的宗教性言辭並無顯著區別[6]:51–74。

這一信仰體系曾被用以排斥不符合美國傳統的理念和群體[2]，一部分理論家（如貝拉）認為美國公民宗教有着宗教上合法化、同化和預言的功用，但亦有學者反對[11]。

歷史發展

參見：世俗宗教（英語：Secular religion）和公民宗教
 
在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個教堂內，基督教旗幟和美國國旗展示在一起

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認為，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則源自基督宗教，基督教是民主時代下唯一能維護自由的宗教。他也注意到在當時的法國社會，基督徒和自由主義者（英語：French liberalism）之間存有仇恨，這種仇恨可追溯至啟蒙時代和法國大革命。1789年大革命前以及波旁復辟期間，基督徒一直和舊制度及保王黨站在一起。托克維爾稱，基督教和民主制在美國並不衝突，個人主義和唯物主義將引向無神論和暴政，美國是反抗它們的堡壘[12]。

關於美國公民宗教的研究大多遵循貝拉和涂爾幹的闡釋[13]。此外，主要的研究依據還包括，約翰·杜威在1934年關於「共同信仰」（common faith）的論述；社會學家羅賓·墨菲·威廉斯（英語：Robin Murphy Williams）所著之《美國社會：社會學解釋》（American Society: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1951）中關於「共同宗教」的描述；勞埃德·沃納（英語：Lloyd Warner）所著之《揚基城》（Yankee City, 1953 [1974]）中關於亡兵紀念日紀念活動的分析；歷史學家馬丁·馬蒂（英語：Martin Marty）闡述的「一般的宗教」（religion in general，1959）；理論家威爾·赫伯格（英語：Will Herberg）所述之美國生活方式（1960, 1974）；西德尼·米德（英語：Sidney Mead）所述之「共和國的宗教」（religion of the Republic）；以及英國作家卻斯特頓所言「美國是唯一基於信條建立的國家」，他還發明了美國是「有着教會的靈魂的國家」（a nation with a soul of a church）的說法[4][5]。

同時，如耶霍舒亞·阿里利（英語：Yehoshua Arieli）、丹尼爾·布爾斯廷、拉爾夫·亨利·加布里埃爾（英語：Ralph Henry Gabriel）等傑出史家也為美國民族主義、「美國信條」、美國文化宗教和民主信念的概念給出了宗教維度的評價[4]。

著名社會學家西摩·馬丁·利普塞特稱「美國主義」（Americanism）和「美國信條」是美國人獨有的價值體系，以近乎於宗教般的熱忱持有着[4]。

當代學者羅納德·溫布利（Ronald Wimberley）和威廉·斯韋托斯（William Swatos）稱，當今的社科學者公認在美國意識形態中有一部分本質上是宗教，可劃為一種公民宗教；並不如托克維爾和盧梭所述之「超然普世之宗教」那樣重大[5]。溫布利等學者做了大量調查分析，支持了貝拉「公民宗教不體現在美國政治或是傳統宗教上，而是美國社會獨特的文化現象」的觀點[5]。

如下的陳述反映了美國公民宗教的信仰：

之後的研究着眼於確認何者更熱衷於公民宗教。1978年，占士·克里斯滕松（James Christenson）和羅納德·溫布利的研究表明，公民宗教信仰在各行各業的美國人間相當普遍，不過在大學畢業生、政治或宗教自由主義者中沒那麼流行。新教和天主教教徒都持有同樣層次的公民宗教信仰。美國一些本土宗教如後期聖徒運動、再臨宗、五旬節運動的教徒的公民宗教思想最為顯著。猶太教、一位論派信徒和無宗教者的公民宗教思想最少見。即使程度上有差異，絕大多數美國人都多少持有貝拉所述之公民宗教思想[5]。

更有研究表明，選民在遴選候選人和政治立場時會有公民宗教層面上的考量。羅納德·溫布利在1972年美國大選臨近時調查了一些作禮拜的市民和當地其他公民，發現被訪者考慮候選人時比起政黨忠誠，更看重公民宗教信仰層面的因素。1982年，溫布利和克里斯滕松的新一項研究表明，公民宗教層面的重要性僅次於候選人的政治立場[5]。

約翰·科爾曼（John A. Coleman）則稱，公民宗教是歷史上普遍存在的概念，其演變通常有以下三個階段：未分化階段、現代化時期的國家支持階段、分化階段。他研究了日本、羅馬帝國、蘇聯、土耳其、法國和美國歷史，提煉其公民信仰，以支持其論述[14]。

實際運用

美國革命

美國革命是公民宗教思想的主要源頭，《國父之後：美國革命的公民宗教》（Sons of the Fathers: The Civil Religi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一書稱，佐治·華盛頓如同摩西，湯馬士·傑佛遜和湯馬士·潘恩像是先知，約翰·亞當斯和本傑明·富蘭克林是使徒，波士頓大屠殺罹難者以及內森·黑爾像是烈士，班尼狄·阿諾和黑森傭兵是魔鬼，美國獨立紀念館和福吉谷是聖地，樹立自由之竿是儀式，貝特西·羅斯旗是象徵，美國獨立宣言、美國憲法和美國權利法案則是經書[15]。

建國初期的慶典和儀式

 
2019年美國獨立日慶祝遊行

為了培養其選民認同，聯邦黨曾舉行各式轟動的慶典遊行[16]，還包括宗教色彩的朝聖活動，確定「神聖日」等，後來都成為公民宗教信仰的元素。華盛頓得到大加推崇，身份近乎賜福於聯邦黨人的半神[17]。聯邦黨人注重憲法紀念日和獨立日，為此組織遊行以吸引選民。組織者將傳統宗教的符號世俗化，用於此類慶典，由此創造出這一新生國家公民信仰的視覺形式[18]。美國獨立日也自此成為半宗教節日，波士頓的獨立日慶典強調全國性而非地方性的愛國主義，期間舉辦了演講、晚宴、民兵集結、遊行、彩車浮船和焰火表演。到1800年，美國獨立日已經成為和聯邦黨慶典密切相關的節日，共和黨人對此相當不滿，也開始組織慶典，雙方的慶典時有摩擦。兩黨各自的慶典使得節日氣氛和慶典規模一再濃重擴大。1815年起，聯邦黨走向衰落，獨立日逐漸變為去黨派化的節日[19][20]。

總統成為宗教領袖

自佐治·華盛頓起，美國總統在公民信仰體系中扮演多重角色，成為美國總統職位的特徵之一[21][22]。羅伯特·林德（Robert D. Linder）稱：

縱觀美國歷史，美國總統一直是公眾信仰的領袖。有時他是先知，像是亞伯拉罕·林肯。有時他是牧師，像懷特·艾森豪威爾。其餘時候，他是公民宗教的高等神職人員，像朗奴·列根。身為先知，總統基於超然的價值評判國家的行為，在危難期間號召國民犧牲奉獻，並為他們不符合國家理念的行為換取救贖。作為牧師，他立下美國核心價值，為國民提供精神鼓舞，敦促他們踐行價值，同時在苦難時提供安慰。作為神職人員，總統讓美國成為終極的參考點，領導公民支持國家，提醒公民肩負的使命，同時頌揚其政治班底[23]。

 
華盛頓紀念碑和林肯紀念堂

查爾斯·卡爾霍恩（英語：Charles W. Calhoun）稱在19世紀80年代，本傑明·哈里森講話中的修辭風格帶有美國公民宗教的色彩，可謂熟稔運用公民信仰思想的總統人選。哈里森在社會和經濟事務中運用基督教觀念，為社會福音、進步主義運動鋪平道路，也讓日後的社會開始認可政府出面解決社會問題的行為[24]。

林德還稱，比爾·克林頓的公民宗教色彩源自其浸禮宗背景。評論家威廉·薩費爾（英語：William Safire）指出，1992年大選期間「前所未有地反覆提及上帝之名，反覆強調美國如此徹底而全面地得到了上帝的賜福[25]。」根據林德的說法，克林頓反覆提及宗教字眼，因此更像是牧師型的總統。他有着世界共同信仰的普世觀念，不區分國內與國外[23]。

有觀點稱喬治·獲加·布殊總統受到了基督教基要主義的影響，曼弗雷德·布羅克（Manfred Brocker）稱這是歐洲人的誤解，因為小布殊總統更多使用公民信仰範疇的隱喻和意象，少有涉及基督教原本的用詞。小布殊的外交政策更像是基於美國國家安全的考量而非基督教基要主義的思想[26]。巴拉克·奧巴馬在2008年競選期間形容美國人是因對美國信條的信仰而團結在一起，因美國公民宗教而神聖[27]。

其他一些曾有望競逐美國大選的政治人物也曾提出不少公民宗教話語，如丹尼爾·韋伯斯特在1830年所述之「自由與聯合，現在且永遠，統一而不可分離[28]」是其名言之一，經常被參與辯論賽的學生引用。

美國軍人

 
阿靈頓國家公墓的聖誕花環紀念活動，2005年

美國軍人的角色是公民信仰的重要方面。軍人時刻準備着為國犧牲，他們在老兵節和亡兵紀念日等節日期間得到廣泛紀念。歷史學家喬納森·埃貝爾稱，這種「士兵救世主」是一種彌賽亞，體現了公民宗教和基督教關於犧牲和救贖理念的結合[29]。歐洲有許多專為二戰美國士兵設立的公墓，亦已成為美國人的聖地[30]。

對此，和平主義群體提出過尖銳的批評。例如摩拉維亞學院的凱莉·丹頓-博爾豪格（Kelly Denton-Borhaug）稱「犧牲」的概念令「美國戰爭文化」崛起[31]，轉移了公眾對於美國全球反恐戰爭期間的軍國主義、非道德、壓迫性的甚至荒蠻的行徑的注意力[32]。

美國國旗的象徵地位

根據學者亞當·戈德哈特的描述，美國國旗的現代含義以及現代美國人的崇敬最早來自美國內戰桑特堡戰役期間，羅伯特·安德森保衛國旗的戰鬥，這也是美國內戰的開端。美國內戰期間，國旗成為美國民族主義和反分裂主義的象徵。戈德哈特稱國旗成為了愛國主義的神聖象徵：

在那日之前，國旗只是個軍事旗幟，或者用來標示美國領地的便利品……或是獨立日等節日期間擺出來的東西，但在安德森少將保衛國旗的戰鬥過後，情況有所不同了。一夜間，一面面星條旗紛紛出現，插在房屋、店面、教堂前，插在村落綠地上，大學校園裏……老舊的旗幟有了新的含義。聯邦事業有了具象表達，成千上萬人為之奮戰犧牲[33]。

效忠宣誓和校園儀式

 
美國兒童向國旗敬貝拉米禮，攝於1941年

格蕾絲·高（Grace Y. Kao）和傑羅姆·科普爾斯基（Jerome E. Copulsky）稱，公民宗教概念流行，引起公眾對於憲法中效忠宣誓的討論。效忠宣誓的作用體現四個層面：保護主義、多元主義、教士層面和先知層面。爭論並不是在信上帝與不信上帝者之間展開，而是關乎公民宗教的地位展開[34]。

馬修·克勞德（Matthew W. Cloud）回顧了1787年以來的各種美國政治誓言，追尋當時民族團結和宗教信念二者的對立局面。他回顧美國最高法院有關效忠宣誓的主要判例，如矛盾的邁納斯維爾小學訴戈比蒂斯案（英語：Minersville School District v. Gobitis）（1940）和西弗吉尼亞州訴巴內特案（英語：West Virginia v. Barnette）（1943）兩案。前者判定公立學校可以強迫學生向美國國旗敬禮並背誦效忠誓詞，而後者則推翻前案判決，裁定根據第一修正案，學生可免於強制性的宣誓效忠。這一案件主要和耶和華見證人信徒有關，這一教派禁止教徒崇拜政治象徵物。1954年，效忠誓詞中加入了「上帝之下的國度」（one Nation under God）的字眼，克勞德認為這是出於反共立場[35]。

亞當·加莫蘭（英語：Adam Gamoran）於1990年的研究中發現，校園日常的宣誓效忠等行為，節慶期間的音樂和裝飾，以及社會研究、歷史和英文課程中，都體現了公民宗教信仰。公民宗教在校園扮演雙重角色，一方面將年輕人社會化，懷有社會共有的認識體系；另一方面，劃分出那些因文化或宗教背景而不參加公民宗教儀式的人群[36]。

少數族裔

貝拉的理論是從主流信仰和認識中提煉的，但也有學者將目光投向非主流的少數族裔群體，認為他們亦持有自身版本的公民宗教。

南方白人

 
《未竟事業》，亨利·莫斯勒繪於1868年

查爾斯·列根·威爾遜（Charles Reagan Wilson）研究了美國南方白人的公民宗教特點。他首先強調了南方白人的宗教中心主義傳統；19世紀晚期，南方白人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發展出自身的公民宗教形式，有着濃重的神話性、儀式性和組織性的特點。威爾遜指出，美國內戰中戰敗的南方人有着「未竟事業」的觀念，認為美國南方的戰敗是慷慨悲壯的命中注定，導致他們面臨着「邪惡的勝利」，有着懷疑和內疚的念頭，換句話說，對於自身生活懷有悲劇感[37][38]。

非裔

埃里克·烏德拉姆（Eric Woodrum）和阿諾德·貝爾（Arnold Bell）稱，非裔美國人的公民宗教思想不如白人深重，公民宗教的前導因素對於黑人和白人有着不同影響。例如，傳統宗教對於白人來說是正面的，而對於黑人來說則是負面影響。烏德拉姆和貝爾認為，這種差別是非裔美國人的宗教民族起源論及分裂主義思想的產物[39]。費德烈·道格拉斯在其1852年「對於奴隸來說美國獨立日是什麼」（What to the Slave Is the Fourth of July?）的演講中，公民宗教對於黑人群體來說較為複雜，「日光帶給你生命和療愈，卻帶給我斑紋和死亡。這獨立日屬於你們，不屬於我。你們可以慶祝，我則必須哀悼[40][41]。」

日裔

簡·石村（Jane Naomi Iwamura，音）認為，日裔美國人祭拜二戰日裔囚禁營，是其公民宗教特徵之一。這一行為始於1969年的曼贊納，祭拜活動包括誦經、奏樂、唱名，以及與新教徒、佛教徒、天主教徒和神道教徒的集會，旨在促進日裔美國人的文化聯繫，確保此類不公永不發生[42]。

拉丁裔

路易斯·萊昂（Luis D. León）的調查表明，墨西哥裔勞工領袖塞薩爾·查韋斯已經成為美國公民宗教的「聖人」。查韋斯有着天主教背景，善用天主教詞彙，他基於教義的政治「聖行」影響深遠，啟發新興的奇卡諾運動。查韋斯以非暴力手段踐行道德信念，成為拉丁裔公民信仰中的聖人[43]。

典籍

 
國家檔案館展出的獨立宣言、憲法和權利法案原件

在美國建國之前，殖民者以基督教典籍和價值觀念塑造其全新的政治體系，以取代腐朽的英國君主制度。官員四處佈道，令愛國主義情緒得以宣揚，激起北美定居者反抗英國腐朽而邪惡的統治。這樣的理念，加上傳教士和佐治·華盛頓等領袖半宗教化的語氣[44]，以及「上帝眷顧愛國事業」的觀念，令美國開國元勛們的著作成為近乎聖書一般的典籍[45]。

華盛頓特區的國家檔案館大樓展有美國獨立宣言、憲法和權利法案原件。這些文獻以大銅框鑲邊的形式展出[46]。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和法學家研究憲法及其社會功用，而歷史學家則更關注憲法本身的歷史背景。對於歷史學家來說，藉由上述典籍研究美國現代公民宗教的做法顯得不合時宜，因為隨着時間推進，美國人越發世俗化，而那些典籍卻近乎聖書[46]。許多批評者認為在獨立宣言的年代，美國的狀態是「盲目崇拜」且「異常地與革命價值觀不符」的，如此崇拜行為值得懷疑——1776年時的美國根本不是人們想像的那樣[47]。

制憲者對於憲法的看法也有所不同。華盛頓在告別演說中懇請後世「維護憲法神聖」；他在給占士·麥迪遜的回信中稱，即使是最明智而自由的政府，在社會競逐對抗之下也需要促成公民對憲法的崇敬，以維持必需的穩定公民認知。另一邊，反對「憲法崇拜」的傳統也頗為深厚。湯馬士·傑佛遜承認憲法崇拜的存在，「有些人認為憲法無比神聖，將之看作不可觸碰的約櫃」，但也堅信憲法是不完美的，應堅信「制度必須進步」（institutions must advance also）[48]。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摩門教）的教義認為美國憲法是受上帝啟示而著成的文檔[49][50]。

典籍崇拜與美國認同

「自由憲章」（獨立宣言、憲法和權利法案）與美國身份認同有着意識形態上的聯繫。塞繆爾·亨廷頓曾詳述大多數國家國民的共同聯繫，共同的民族、血統、經歷、語言、文化和宗教，促成國家認同。對此，桑福德·萊文森（Sanford Levinson）稱：

然而美國人的命運與「大多數國家」不同，美國認同並不建基於普魯斯特式的共同回憶，而是基於對亨廷頓所述之「美國信條」的認同。「美國信條」是一系列公開的政治承諾，包括強調個人權利，多數統治，以及受限政府權力的憲政秩序[51]。

亨廷頓概括之「美國信條」即，個人權利，多數統治，及受限政府權力的憲政秩序。美國並非因文化差異而自英國獨立，而是因獨立宣言中的理念而獨立。惠特爾·詹森（Whittle Johnson）稱，一種基於法律之下的自由的盟約群體形成了，超越了自然種族、宗教和階級，自由的理念為至高重要[52]。要成為美國公民，需要通過一系列有關獨立宣言、憲法和權利法案的測試，並要效忠服從美國憲法。漢斯·科恩（英語：Hans Kohn）稱，美國憲法不像其他憲法，美國憲法代表美國民族的命脈，是美國民族的至高象徵，與民族共存亡。亨廷頓認為，拋棄憲法就代表美國滅亡，美國民族滅亡，一切回歸原點[53]。

湯馬士·格雷（Thomas Grey）在其《作為經文的憲法》（The Constitution as scripture）一文中強調美國信條即是美國民族的唯一紐帶和信仰依託，他將美國同那些需要依靠上天指定權威君主，以天命統治而凝聚在一起的傳統社會作對比，按照憲法的第六條第三款，即「應宣誓或作代誓宣言擁護本憲法；決不得以宗教信仰作為擔任合眾國屬下任何官職或公職的必要資格」，兩種社會形成鮮明對比。這不僅是對於過往英國政教不分傳統的突破，同樣是對於當時美國各州的情況來說的理念上的大突破[54]。

「免責條款」（escape clause）的重要性。無論現代讀者在原版憲法中發現怎樣的過失和罪惡，其一些類似於「免責」的原本論述卻總能給後世發揮的空間。例如，其關於「人人生而平等」的原本論述能讓費德烈·道格拉斯在1860年為憲法貼上「廢奴」的標籤[55]，他聲稱「只有忽略憲法常識性文字的人才會忽略廢奴是符合憲法的，當奴隸主不再治國時，憲法就不再保障奴隸制。」這種言論成為主流[56]，令1783年馬薩諸塞州最高法院裁定廢奴[55]。

基於美國憲法第五條的各個修正案，以及對於國會和州級法案的司法審查，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政府和公民的關係。修正案被學者視為「二次憲法」——根據第十三條修正案，一切美國公民享有自由；根據第十四條修正案，所有美國人享有公民權；由第十五條修正案，投票權不再有種族限制；由第十九條修正案，投票權不再有性別限制。第十四修正案規定各州都應遵循憲法規定尊重公民權利。各州遵守這一規定，如1972年德州議員芭芭拉·喬丹所述，「我對憲法的信念是全心全意而徹底的[56]」。

美國憲法第五條允許修正案不斷完善，令修正案成為建構國家共識的政治催化工具。桑福德·萊文森在費城的憲法二百周年慶典期間展開思想調查，調查表明如果有人當日要簽署憲法，無論我們當下有何保留，如何清楚當下所做的事，穿越時空見到當時那些大大小小的缺陷時，也會認識到簽署憲法代表的是我們共同期待並為之努力的願景，不是固步自封，而是一個不斷成長，為了政治前景肩負責任的過程[57]。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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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

延伸閱讀

歷史編纂學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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