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疆聯合委員會
蒙疆聯合委員會是1937年至1939年之間由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權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設立的聯合委員會。[1]
| 蒙古聯盟、察南、晉北聯合政府機構 | |
|---|---|
| 蒙疆聯合委員會 | |
| 蒙疆聯合委員會 | |
| 機構概要 | |
| 成立時間 | 1937年11月22日 |
| 解散時間 | 1939年6月11日 |
| 機構首長 | 總務部長： |
| 授權法源 | 《關於設立蒙疆聯合委員會的協定》 |
| 影像資料 | |
 上圖為察南自治政府，下圖為蒙疆聯合委員會 | |
背景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發動「察哈爾作戰」和「綏遠作戰」，形成了關東軍獨佔察南、晉北和綏遠的局面。日本陸軍中央及關東軍本來的計劃是，關東軍出兵南下，一方面策應華北日軍以使北平以西的中國軍隊對北平、天津的威脅得到消除，另一方面支持德穆楚克棟魯普（即「德王」）的蒙古軍政府，使「接滿地帶」的安全獲得鞏固。但是，關東軍佔領察哈爾省張家口之後仍繼續行動，並多次致電陸軍中央，要求將以張家口為中心的西線均劃歸關東軍。此前，1937年8月18日，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致電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陸軍省次官梅津美治郎稱，隨着對張家口的進攻，為更利於施策內蒙古，天津軍（即華北方面軍）可以把重點放在北平、天津、山東、山西方面，張家口區域則由關東軍設特務機關統治。陸軍中央對此表示同意。10月1日，關東軍制訂了《蒙疆方面政治工作指導要綱》，擴大其統治範圍，《要綱》稱：[1]
伴隨着關東軍在察哈爾平綏沿線的經略， 蒙疆方面政治工作的一般方針是：肅正該地域，特別是鞏固接滿地帶的安定，推進對內外蒙古及山西工作，以圖把打倒國、共及漢、蒙融合的基本方針明朗化，同時建成赤化防壁，把該方面掌握在我方實際控制之下，滿足軍事上的要求，使得對蘇聯、中國的施策容易進行。
關東軍決定在大同區域建立類似察南自治政府的傀儡政權，即隨後成立的晉北自治政府。此外，蒙古軍政府接收了綏遠，從而使平綏鐵路沿線全部成為關東軍統治範圍。為此，關東軍決定將平綏鐵路沿線的察南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蒙古軍政府這三個傀儡政權統一，「由上述三政權派遣委員若干名，在張家口設立蒙疆聯合委員會，以就三政權關係事項中的重大問題進行協議統治」，由關東軍控制。金井章次在回憶錄中稱，自己在平綏鐵路沿線成立統一傀儡政權的決策過程中起過關鍵作用，曾對關東軍的參謀表示，「根據經驗判斷將察南、晉北、厚和地區作為一個整體，成為高度自治區域是非常妥當的。」[1]
成立
1937年11月22日，上述三個傀儡政權（1937年10月27日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成立，取代了蒙古軍政府）在張家口簽訂《關於設立蒙疆聯合委員會的協定》，正式成立了蒙疆聯合委員會。該《協定》稱：「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認為在蒙疆方面利害休戚相同，有必要對相互關聯的重要事項進行協議統制，為此決定設立聯合委員會。」蒙疆聯合委員會下設總務委員會和金融、產業、 交通三個專門委員會。總務委員會是蒙疆聯合委員會的最高權力機關，三個傀儡政權所派委員比例為蒙古聯盟自治政府三名、察南自治政府二名、晉北自治政府二名，關東軍司令官可向蒙疆聯合委員會推薦最高顧問一名、參議一名、各專門委員會的顧問二名。在關東軍的內定之下，三個傀儡政權分別派員參加蒙疆聯合委員會擔任委員。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派出卓特巴札普、陶克陶、金永昌；察南自治政府派出於品卿、杜運宇；晉北自治政府派出夏恭、馬永魁。金井章次任蒙疆聯合委員會最高顧問並代理總務委員長，村谷彥治郎任參議。 [1]
蒙疆聯合委員會的決議必須經過最高顧問以及關係各顧問的合議。蒙疆聯合委員會管理的事宜有：統一管理平綏鐵路、郵政電信，改組並擴大察南銀行，統一三個政權的貨幣，為了調整財政故將鹽務、鴉片、煙草的經營歸蒙疆聯合委員會，鋼鐵、煤炭及主要的電業企業也歸蒙疆聯合委員會。《協定》中還規定：「非經各政權之同意，不得脫離本委員會。」這是為防止德王領導的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擅自脫離蒙疆聯合委員會。[1]
蒙疆聯合委員會在成立之際，便同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簽訂了《秘密交換公文》，內稱：[1]
- （一）鑑於貴帝國在此次事變中出兵的本意，本委員會在蒙疆地方的一切命令及行動要適應貴軍佔領的要求並要仰仗日滿兩國的充分協力，特別是深刻感到要求得貴軍司令官的內部指導。
- （二）本委員會的最高顧問、參議、顧問及委員會的主要職員由貴軍司令官推薦的日滿兩國人士擔任，在三政權內的日滿系顧問也以此為準。
- （三）本委員會管理或統制的重要交通及重要產業根據其必要委任給 貴軍司令官指定的日滿各機關經營或合辦，在合辦事業中要給予方便。以上企業根據合議，在脫離本委員會時，不向政府進行任何補償。
- （四）關於本委員會管下的金融事項，根本方針是把蒙疆銀行作為中央銀行，將來與此關聯的諸事項請求給以援助。
- （五）本委員會當前希望貴帝國軍駐兵，為此，在管理和經營事業的財政有餘力時，對於貴軍駐兵的經費應以現金或實物的方式進行分擔。
- （六）將來簽定正式條約時，關於蒙疆地方的以上各條在蒙疆政權的權限內進行變化調整。
在關東軍的策劃下，蒙疆聯合委員會還同滿洲國簽署了關係《議定書》，以解決雙方邊界劃分問題並開展合作，共同配合關東軍對蘇聯作戰的準備。[1]
改組
1938年8月1日，蒙疆聯合委員會改組，將各專門委員會改為總務部、產業部、財政部、保安部、民生部、交通部共六部。卓特巴札普任總務部長，野田武任總務顧問；金永昌任產業部長，高津彥次、森田清任產業顧問；馬永魁任財政部長，寺崎英雄、久間猛任財政顧問；陶克陶任保安部長，伊藤祐任保安顧問；杜運宇任交通部長兼民生部長，滿尾君祐、赤板亮一任交通和民生顧問。[1]
地位
蒙疆聯合委員會第一任最高顧問金井章次稱：「那些主張該蒙疆地區應隸屬於南京政府或華北政權的人，對於這個聯合委員會的設立是決不歡迎的。另一方面想建立蒙古國和成為國王的德王也不喜歡這個委員會。開始時是消極地不就任總務委員會委員 長，最後即使當上了，也大多由我這個最高顧問代行。」「日本的青年將校特別是中國班的那一伙人對於提倡蒙疆政權高度自治、建立單一政府心中不滿。企圖將蒙疆各政廳及盟公署直接隸屬於華北政權之下。這是王克敏等的華北政權屢次提出的。」「華北政權的一伙人把蒙古自治政府視為眼中釘。想把蒙古政府解體，作為各自的省或盟隸屬於華北政權。他們向華北方面軍哭求說提出高度自治、甚至實行單獨幣值，這對於華北政權的權威性來說是無法忍受的。從陸軍中的關係來看，我們在蒙疆的活躍行動也就是關東軍的行為，作為在中國日軍一部分的華北方面軍，對我們也許有一種微妙的感情。」金井章次認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的建立「這從對蘇作戰的立場來看是有決定性意義的」。 [1]
同華北政權的關係
蒙疆聯合委員會成立後，由於其轄下的察南、晉北地區屬於華北，故日本陸軍中央部分人士及華北方面軍認為察南、晉北地區應隸屬統治華北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但關東軍則堅持應在該地區建立獨立且同關東軍及滿洲國關係密切的傀儡政權，該傀儡政權的重點應放在向蘇聯及中國西北地區以至中亞的發展上。經過多次交涉，1937年12月28日，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致電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稱，[1]
關於蒙疆各政權的處理已報閣議，其決定體現在事變處理要綱（甲），察南、晉北兩政權將視情況與華北新政權合流，另外，決定華北政權與內蒙自治政權保持密切聯繫。政府的意見，對蒙疆的處理，現在維持現狀，察南、晉北地方政權的存廢也照此辦理。雖然根據蒙疆的現情大體承認內蒙和察南、晉北的關係，但當華北政權發展為全國性政權時，由於在對華指導上會有問題，將來在適當時期，換言之，在華北政權發展後，能夠確立其與蒙疆政權的關係時，對察南、晉北兩政權的地位關係再作調整。
駐蒙兵團成立後，繼承了原來關東軍的作法，要求將察南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蒙古聯盟自治政府統一，並獨立於華北政權。駐蒙兵團曾經致電日本陸軍中央稱：「我們認為在蒙疆地方大體上將現有 機構如察南、晉北及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合為一體，在華北政權之外單獨指導使其發達是最為合適的。」陸軍中央接受了駐蒙兵團的意見。駐蒙兵團改編為駐蒙軍並納入華北方面軍時，日本陸軍中央發佈了《蒙疆政務指導要綱》稱：[1]
對於蒙疆的政務指導，當前要按照以上的內容由華北方面軍司令官、駐蒙軍司令官實施。
- （一）對於蒙疆的政務指導要承認在該地域的廣泛的自治、並保持其特殊性。
- （二）保持蒙疆的行政機構、行政區域的現狀。
- （三）蒙疆的金融由蒙疆銀行承擔，將來對全中國的金融進行根本改革時也應充分考慮蒙疆金融組織的 特殊性。
- （四）蒙疆的經濟開發（包括交通、通信等）要與華北統一進行，但在實施時要充分考慮到蒙疆的特殊情況。
- （五）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對蒙疆的政務指導在 依據以上各項外，重要的事情要接受陸軍大臣的認可，另外對於涉及到滿洲國的事項要與關東軍司令官密切聯繫。
1939年3月，日本陸軍中央提出，對於蒙疆的政務指導須直接受陸軍大臣指示，蒙疆最終形成了「高度自治」。[1]
同蒙古獨立的關係
德王的目標是蒙古獨立，而蒙疆聯合委員會的組成與此相矛盾。他在《自述》中稱，「我對偽『蒙疆聯合委員會』的成立，起初是採取置之不理的態度，委員派誰就派誰，來了通知或指示， 合乎我心意的就執行，不合乎我心意的就放在一邊。」「總之，我對『蒙疆聯合委員會』的態度，不敢積極反對，只有消極抵抗。」[1]
德王對蒙疆聯合委員會名稱中使用的「蒙疆」二字很反感。他在《自述》中稱，「我總覺得，『蒙古』與『蒙疆』二字，不是微不足道的字義問題，而是有重大意義的政治和民族問題。因為『蒙古』二字不僅代表民族，並代表土地、人民。而且一提到『蒙古』二字，世界上是無人不知的。這是歷史上早就確定的名稱。如果改稱『蒙疆』，就意味着仍是中國的邊疆，不是獨立的蒙古政權，是隸屬於中國的地方政權。」於是，在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成立一周年之時，德王召集各盟長及札薩克，要求各盟旗都提出反對， 隨後德王命民政部長特克希卜彥起草了反對蒙疆聯合委員會的公文。公文中稱，張作霖曾任「蒙疆經略使」，壓迫東部蒙旗，使蒙古人十分反感「蒙疆」 二字。後來，德王還命各旗派出代表赴張家口面見駐蒙軍司令官蓮沼蕃、參謀田中隆吉、最高顧問金井章次，反對「蒙疆」二字。金井章次向代表解釋：「『蒙疆』是蒙古之疆域的意思，既能包括察南、晉北，代表新的政權，又能起到『協和民族 』的作用，並且，『蒙疆』二字早已成了常用的習慣語，你們蒙古還是蒙古，不會因為沿用『蒙疆』二字，而把蒙古取消了。」德王等人取消「蒙疆」的目的未達到。[1]
1938年10月，德王在首次訪問日本的時候，向日本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提出了蒙古建國方案。幾天後，板垣征四郎回復稱，「關於蒙古獨立建國問題，時機還不成熟，條件尚不具備，俟將『外蒙』收復，實現內外蒙的統一，才能幫助蒙古獨立建國，這是我們大日本帝國的對蒙古的國策，希望大家相信。」[1]
在此之後，駐蒙軍決定命德王擔任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經李守信、陶克陶勸告，德王最終同意就任。駐蒙軍隨即將德王召到駐蒙軍司令部，金井章次表示辭去代理總務長一職，駐蒙軍司令官蓮沼蕃當即任命德王為總務長。後來，德王又向駐蒙軍參謀大橋雄熊提出蒙古建國問題，但遭到大橋雄熊嘲弄。 [1]
結束
隨着蒙疆聯合委員會日漸成熟，駐蒙軍決定以蒙疆聯合委員會為基礎，合併察南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合併成立統一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這一方面回應了德王等人對蒙古獨立建國的日益渴望，另一方面因應汪精衛同日本合作準備在南京成立中國全國性傀儡政權的形勢，保持蒙疆的「高度自治」。1939年5月8日，駐蒙軍制定《蒙疆建設基本計劃》，內稱：「在促進蒙疆地區統合，民生向上，民族協和的方針下建成強有力的防共特殊地帶。為此，對於蒙疆的建設要在駐蒙軍實質性的內部指導之下，在1941年達到目標，應對以往的計劃重新進行研究，迅速作成關於將來的具體方案。」駐蒙軍還研究了《蒙疆政權強化方策》。8月11日，駐蒙軍組成了諮詢性質的「政權統合審議會」。審議會提出建立「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方案。該方案原計劃創立「蒙古聯合自治國」，但日本軍部以及駐蒙軍慮及該政權與汪精衛的南京政權的關係，故將「國」改稱「政府」。根據汪精衛同日本簽定的《調整日華新關係方針》：「蒙疆地區為高度自治區域，承認中國的宗主權，內政獨立。」德王對此十分不滿，乃通過軍統人員同蔣介石取得聯繫，蔣介石命德王「留在當地訓練軍民，忍辱負重，以待將來」。日後此事被駐蒙軍發現，德王、李守信自動赴軍部自首，乃未被追究。[1]
《蒙古聯合自治政府組織大綱》稱：[1]
《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施政綱領》包括三個主要方面，一是「宣揚東亞道義」、「大同協和諸民族」；二是「團結友邦，同志相契，以奠定東亞新秩序之建設」；三是「從共產主義毒害中解放諸族，以資強化世界『防共』戰線。」此外還包括「新興民生，確保安寧」等內容。蒙古聯合自治政府的旗幟未採用察南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各自的旗幟，而是專門制定了「四色七條旗」，該旗中間為赤條在中間，代表以日本作為中心，相鄰的上下兩條為白色，代表回族，再上下兩條是藍色，代表蒙古族，最外側的上下兩條是黃色，代表漢族。蒙古聯合自治政府的《成立宣言》內稱：「我蒙古、察南、晉北三自治，夙具同戚同休之心，誓共防共安民之志，必須標 本兼治，通力合作，因而肇建蒙古聯合自治政府，以期防止共產，協和民族。愛承友邦日本之提攜，密切聯繫日、蒙、滿、華，達成鞏固之一環，向建設東亞新秩序 邁進，發揚東亞道義之精神光彼世界，衝進人類之福祉，功垂金帛。」[1]
1939年6月11日，經金井章次安排策劃，德王、於品卿、夏恭共同面見駐蒙軍司令官蓮沼蕃，稱三個自治政府願合併成立統一的新政權。8月29日，德王召開第四次蒙古大會，決定同察南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合併。9月1日，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在張家口成立。蒙疆聯合委員會也隨之結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