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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問題

中国边疆问题

西藏問題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西藏是否擁有主權的問題，由此引發部分藏人希望在目前的西藏流亡政府的領導下，實現西藏地區自治，爭取西藏地區的政治、宗教、言論自由，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停止侵犯西藏人權，不再向西藏移民，同時停止在西藏地區長期以來的核試驗和傾倒放射性核廢料行為的政治運動。[1]:6, 9-11

西藏流亡政府所說的「大西藏」涵蓋青海和四川、雲南、甘肅藏區
雪山獅子旗

西藏流亡政府是由十四世達賴喇嘛在印度成立。流亡政府認為，195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拉薩向達賴的追隨群眾開槍，並包圍達賴的住處，西藏再次發生大規模衝突。同年十四世達賴逃離拉薩，因故一些藏人認為無法融合，要重新推行清末以來的西藏獨立運動。1980年代，西藏流亡政府首領達賴喇嘛一度放棄獨立，要求「大藏區地區」實質自治，到1989年，中國大陸爆發六四事件，西藏流亡政府再次要求獨立。1997年以後，達賴喇嘛重新強調自己仍追求實質自治。但隨着2011年達賴喇嘛宣佈放棄政治權力並從此退休，該運動目前由掌握實權的西藏流亡政府繼續領導，最終政治目標是要求大西藏地區實現自治獨立。西藏流亡政府所訴求的「大藏區地區」合併也是現今西藏問題之一。

名稱

1949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8月進攻蘭州時提出「西藏問題」要求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預做準備，11月再度提出，並認為這是需要「出兵解決的問題」。相關電報內容在當時屬機密。1959年拉薩衝突後，中國官方人民出版社才開始以「西藏問題」來稱呼[2]。

大藏區

參見：大西藏地區和西藏 (消歧義)
 
14世達賴喇嘛於2007年

西藏流亡政府主張的大西藏地區包括衛藏、康區、安多三個西藏傳統地區，相當於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西藏自治區、青海省、四川省西半部的甘孜、阿壩，以及新疆、甘肅、雲南少部分地區，面積達240萬平方公里。[3]大西藏地區主張是團結流亡藏人的重要主張，如果西藏流亡政府決定不追求大西藏地區，就會與來自康區、安多的流亡藏人(主要是康巴人)造成分裂，永久性的破壞流亡藏人社區的團結。[4][5][6]

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強調在18世紀清朝雍正帝在位時，清政府即劃分西藏和青海、四川、新疆等省份的邊界，後面這些地方自那時開始已不在拉薩的管轄下。而噶廈成立於清朝乾隆帝頒佈的詔令（西藏善後章程），故噶廈實際上從未管轄過此前已被劃離西藏的地區。十四世達賴喇嘛於1982年派出的三人代表團都生於西藏自治區之外的地區，象徵「藏人治藏」的要求來自整個大藏區，而非僅限於噶廈統治區。[7]

大藏區的其他民族包括：白族、布朗族、保安族、東鄉族、漢族、哈薩克族、回族、珞巴族、傈僳族、苗族、蒙古族、土族、門巴族、納西族 （包括摩梭人）、羌族、 怒族、普米族、撒拉族和彝族。

自治計劃

1987年9月21日，達賴喇嘛在華盛頓對美國國會的演講中提出解決西藏問題的五點和平計劃，其中包括把整個西藏轉化成為一個和平地區，要求印度軍隊從喜馬拉雅山靠近西藏的地區撤走，中華人民共和國軍隊撤出「大西藏」地區。同時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停止在西藏製造核武器及儲存放射性核廢料。[8]

西藏流亡政府於2008年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遞交的《為全體藏人獲得真正自治的備忘錄》中重申應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藏人進行統一的管理，「現今的行政區域劃分，將西藏人分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自治區和許多省份當中，從而造成藏人被分散割裂，各個地區發展不平衡，同時也嚴重削弱了保護和弘揚民族特性，文化與佛教傳統的力量。這一政策不但沒有尊重西藏民族的統一性，反而進行民族分裂，對西藏民族的統一性製造障礙，踐踏了民族自治的精神。在新疆和內蒙等主要的少數民族地區，大部分人民都包含在各自的自治區域內，而聚居的西藏民族卻被劃並不同的省區，仿佛在對待不同的民族。」[9]

吐蕃從七世紀起統治大西藏地區，藏文化逐漸成形。在18世紀的清朝時即已開始侵略分割藏區（如乾隆帝十全武功中的大小金川之役），其後拉薩所管轄的地域即大致相當於今西藏自治區的範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繼續對西藏的侵略，不過當今西藏自治區的面積比中華民國所設置的西藏地方要大。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場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西藏問題是帝國主義侵略遺留的問題，主要從維護國家主權的觀點出發，主張中國是多民族國家，認為在西方帝國主義介入中國之前，西藏自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問題的產生源於帝國主義意圖分裂中國領土而未成功的遺緒。[10]

學術觀點

學術界對西藏問題的觀點可以歸類為以下幾種：[1]:9-11

  1. 現代化過程產生的悲劇：例如王力雄《天葬》屬於此種觀點。 此主張大致上同意當代西藏屬於中國的一部分，但認為傳統的中藏關係並不能武斷套用主權概念。《天葬》一書承認中藏各自具有王朝與王國歷史，雙方的互動關係乃是一種傳統上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體系」與「朝貢體系」。由於西方的侵略，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對勢力範圍內各地採取積極作為並同時轉型成為現代的民族國家，進而刺激影響西藏原有的社會體系並反抗中國。此種觀點對中藏雙方多採取同情與理解的態度。
  2. 後殖民主義觀點：可以Dibyesh Anand為代表。此種觀點同意不應該用現代主權觀念理解傳統的中藏關係，也同意是因為西方的介入而導致了中國的轉型，但更加以延伸探討這些要素如何刺激影響西藏的轉變。此種觀點採取後殖民的角度，主張中藏皆因為面對一個巨大的「他者」而試圖凝聚建構「自我」的主體性。中國以西方為他者，而西藏則以西方與中國為他者。凝聚的過程伴隨着論述不斷的互動與再造。[11]
  3. 人權觀點：這類的討論基本上較不太碰觸主權問題，而多以現狀事實為出發點，關懷的對象是在解放軍入藏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破壞藏人的語言、宗教、文化、人權，包括強迫同化與文化滅絕，乃至於環境維護等種種議題。此種切入的角度主要將焦點放在質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作為，並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應正視並改善這種情況。[12][13]
  4. 領土控制的問題：可以戈德斯坦為代表。他認為西藏問題的核心就是在「誰統治、誰居住以及誰決定這塊土地的歸屬」，因而衍生種種爭端，並各自建構論述。因此即使今天西藏地區並不存在着迫害人權的事實，西藏問題也仍然會存在，達賴喇嘛與中共之間也仍然會繼續對立。影響所及，雙方甚至把歷史書寫作為鬥爭場域，包括對雙方關係的描寫，以及大西藏的存在與否等。[14]

國際態度

西藏獨立問題牽扯到世界各國在其週遭地區極為複雜的政治與經濟利益，其中包括曾統治印度的英國就曾對西藏自治表達大力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冷戰雙方的敵對使得西藏獨立運動得到西方的支持。由於西方媒體難以進入西藏自由採訪，難以獲得西藏被控制後相當時期內真實情況的新聞源，故而第三方的獨立報道長期缺失。同時，世界上共產黨掌權的國家都發生了大量的人權問題，中國共產黨也在建國後造成了大量侵害人權的事件，[15]中國共產黨在西藏的處理，在西方媒體上的形象一直較為負面。

21世紀起，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國力日益強大之後，隨着對西藏地區統治日久，交通條件、生活品質、教育逐漸改善，仇恨排斥與衝突得到緩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向少數民族地區移居漢族的政策似乎也取得了成功，有了漢藏和平交流的經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西藏獨立建國的可能性大為降低，不過位於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仍在堅持。

1950年前對外關係

西藏在1950年以前爭取國際法上承認西藏獨立的活動不多，主要活動是徒勞無功的試圖加入國際聯盟、萬國郵政聯盟，以及1948年前往英美等國的貿易代表團。[16]

英國駐錫金政務官弗雷德里克·馬士曼·貝里（英語：Frederick Marshman Bailey）於1924年訪問拉薩，郵政總局局長擦絨·達桑占堆向他詢問西藏加入萬國郵政聯盟的事宜。由於英印政府決定對此採取消極態度，而擦絨等改革派不久逐漸失勢，此事沒有結果。[17]

帕拉·索南旺傑（噶廈噶倫帕拉·扎西達吉之子）在英國時在十三世達賴喇嘛知情下，於1927-1928年間與國際聯盟協會（英語：League of Nations Union）的喬治·弗里蘭·巴伯爾（英語：George Freeland Barbour）通信，討論西藏加入國際聯盟的問題，希望國際承認西藏獨立。他的第一封信說：「西藏加入國際聯盟會不會有任何反對意見？我們是一個獨立國家，中國宣稱對我們有宗主權，但我們從未承認過這一點。」索南旺傑後來委託查爾斯·阿爾弗雷德·貝爾與他人聯絡加入國聯問題以便保密，但是後來西藏並沒有正式申請加入國聯。[18]

英國駐拉薩使團從1936年8月成立後成為英國與西藏關係的中心。[19]使團直屬於駐錫金政務官，其法律地位故意保持模糊，英國並未因為使團成立而接着承認西藏獨立。[20]1947年8月印度獨立後該使團改為印度駐拉薩使團，直到1952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建議下才降格為總領事館。[21][22]

1949年7月22日，在尼泊爾申請加入聯合國的官方文件中，按如下順序列舉了與六個邦交國主權獨立國家的外交關係：英國、西藏、法國、美國、印度、不丹。由於聯合國要求申請入會的國家必須證明自身是主權獨立的，其中一項判斷標準，就是申請國須獲得其他主權獨立國家的承認。在這份尼泊爾申請入會的文件中，西藏被列於英國之後，法國、美國、印度、不丹之前，證明主權國家尼泊爾對西藏獨立主權的承認。聯合國接受了尼泊爾成爲正式會員國，也表明聯合國對尼泊爾所列舉入會理由的認可。這份文件的日期是1949年7月22日，其時宣稱對西藏擁有主權的中華民國則因忙於國共內戰無暇顧及，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本身尚未建立。[23]

聯合國相關決議

參見：聯合國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

關於西藏的主權爭議，聯合國大會於1959年，1961年，和1965年通過三項決議，分別為

  • 聯合國大會決議第1353號（1959年）；[24]
  • 聯合國大會決議第1723號（1961年）；[25][26]
  • 聯合國大會決議第2079號（1965年）[27][28]

決議呼籲尊重藏族人民的基本人權、民族自決權、宗教、文化自由。

藏印關係

在英屬印度時期，英國的政策是支持西藏自治，作為印度的緩衝區。

雖然西藏流亡政府位於印度，但基於印度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關係，印度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間也有一些爭議矛盾，而印度希望成為地區性的主導國家，它似乎並不支持西藏真正實現獨立。更可能的原因是印度希望利用西藏問題來牽制中國大陸，但又不願歸還主權有爭議的土地給藏人，加上害怕國內分裂分子有樣學樣，故而在西藏問題上印度的態度一直十分曖昩。印度政府自尼赫魯時代起，1950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由於承認一個中國，印度並無明確表達其立場。1959年，達賴出逃時印度曾提供協助，之後中印關係緊張導致中印邊界戰爭爆發。2004年中印關係緩和，印度宣佈承認西藏自治區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承認印度在1975年佔領的原主權國家錫金成為印度錫金邦的合法性作為交換。然而，直到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仍不接受印度根據以前英帝國政府與西藏政府於1914年以西姆拉條約劃給英屬印度的麥克馬洪線以南藏南地區、即印度阿魯納恰爾邦絕大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此一地區屬於中國西藏自治區的山南地區。當時的中國北洋政府代表拒絕在西姆拉條約上簽字，而歷屆中國政府也從不承認此條約。

藏美關係

美國藏學研究之父柔克義是第一個進藏的美國人。在史密森尼學會的贊助下，他於1888-1889年和1891-1892年對蒙藏進行了兩次探險。[29]著有《Land of the Lamas》、《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hibet in 1891 and 1892》、《The Dalai Lamas of Lhas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Manchu Emperors of China. 1644-1908》等。[30][31][32]

1942年，由於日軍攻佔緬甸，滇緬公路被切斷，中華民國政府決定修築一條從印度通過西藏到雲南的公路。這一計劃得到美國的支持。同年8月，美國戰略情報局（美國中央情報局前身）的兩名軍官伊莉婭·安德烈耶維奇·托爾斯泰（英語：Ilya Andreyevich Tolstoy）上尉和布魯克·多蘭（英語：Brooke Dolan II）中尉抵達拉薩。他們是美國首次派遣入藏的使者。

1946年底，美國駐印使館代辦梅里爾（英語：George Robert Merrell）提醒國務院「在目前印度、緬甸、印度支那與中國戰局不穩定的情況下，」美國要「防止在這些國家的反美勢力控制政權」，為此他建議「美國可以考慮在西藏建立空軍基地和火炮發射基地」。他強調達賴喇嘛的佛教主義是一種在亞洲中部及南亞佛教國家影響較大的反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美國可以用它「作為亞洲遏制共產主義的屏障」。但梅里爾的建議沒有被採納，因為美國不願意因西藏問題引起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的不滿。[33]

1948年初，西藏時任財政部長的夏格巴·旺秋德丹率領一支商務代表團訪問美國。此行目的有三：其一，試圖與美國高層領導人建立直接聯繫，以求在美國政府的幫助下實現「西藏獨立」；其二，從美國獲得金融通貨；其三，在美國秘密採購武器，以準備獨立時用。中華民國政府7月12日向美國駐華使館提出書面聲明和質詢。在中華民國外交的壓力下，美國國務院遠東司中國科電告中華民國大使館：「美國堅持承認中華民國在西藏的宗主權的一貫立場，美國政府無意變更其對西藏立場之意」。

1948年底，美國國務院派一位資深的外交家，蘇聯、東歐問題專家洛伊·韓德遜（英語：Loy W. Henderson）就任美國駐印度大使。1949年初，韓德遜向國務院建議：鑑於國民黨政權「有可能失去中國」，美國應該重新修訂美國西藏政策，承認「西藏獨立」。但經過討論，國務院最終採納遠東司官員露絲·培根（英語：Ruth E. Bacon）的觀點。她認為：其一，美國對西藏的政策不僅涉及美藏關係，而且還涉及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的關係問題；其二，由於西藏地理位置偏僻，政府和社會極端落後，使西藏發揮作用十分困難；其三，只有在美國採取大量的經濟和軍事援助的情況下，西藏才能發揮作用，而美國採取這些援助只能取道鄰國印度，如果印度不與美國合作，那麼美國對西藏援助物資的運送和與西藏關係的發展會十分艱難。由此，她認為，美國對西藏政策的最佳選擇是：[34]

  1. 目前美國僅可以把西藏作為朋友相待；
  2. 要避免捲入中國對西藏問題複雜的「宗主權」的爭論之中，同時等待中國形勢的發展明了再作選擇；
  3. 一定要避免共產黨接管西藏；
  4. 要考慮西藏獨立、從中國分離是否有一個可行的、合法的、永久的方案。

1950年11月1日，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宣稱美國將會認真看待共產黨向西藏發動進攻的任何一種新證據。11月15日，拉美薩爾瓦多代表團團長赫克托·戴維·卡斯特羅（西班牙語：Héctor David Castro）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討論西藏問題，但印度和英國兩個由於歷史或地理等原因最有發言權的國家，不願觸怒中華人民共和國[35]（印度不願意因西藏而捲入「保衛西藏」的戰爭；英國更關心其在香港的利益受損），最後，印度強調西藏問題仍「存在和平解決的機會，聯合國還可以對此做工作」。11月24日，聯大總務委員會決定無限期延緩討論這一問題。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由於冷戰的需要，美國中情局直接資助14世達賴喇嘛的兩個哥哥[36]，在1950至1959年之間，中情局數次鼓勵14世達賴喇嘛公開和中共對抗，進而流亡國外。同時，與英國一起促使印度同意接納14世達賴喇嘛和流亡的藏人。1950年代，美國在科羅拉多山谷秘密訓練藏獨武裝人員，並於1957年至1961年間，空投到西藏與中共作戰。

2020年12月，美國國會通過「西藏政策及支援法」，重申藏人有權選擇其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接班人。

2022年12月，美國財政部以吳英傑和張洪波對西藏囚犯實施酷刑，法外處決囚犯並強迫絕育為由，凍結兩人在美國的資產。[37]為報復美國制裁，中方宣佈對美國國務卿辦公室前中國政策首席顧問余茂春和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副主任陶德斯坦恩（Todd Stein）實施制裁。[38]

2023年8月22日，美國國務院宣佈，根據《移民及國籍法》的規定對中國官員實施簽證限制，原因是他們涉及強迫同化超過一百萬藏族兒童在政府開辦的寄宿學校就讀，指有關強制性政策旨在消除年輕一代藏人中西藏獨特的語言、文化和宗教傳統。美國敦促中方停止強迫西藏兒童進入政府開辦的寄宿學校，並停止在西藏和中國其他地區的鎮壓同化政策。[39]

2024年5月和6月，美國參議院和美國眾議院相繼通過《促進解決西藏-中國爭端法》(Promoting a Resolution to the Tibet-China Dispute Act) 。該法案駁斥了中國政府有關「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說法，並認定西藏地位懸而未決。這項法案還提到法案內所指的西藏並非只限於西藏自治區，也包括甘肅、青海、四川和雲南省境內的藏區。[40]7月12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該法案，但表示該法案不會改變美國承認西藏自治區和藏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政策。[41]

藏臺關係

 
2009年西藏喇嘛與臺灣人在臺北為爭自由西藏而祈禱
 
2013年西藏流亡政府財政部長拜訪中華民國立法院

中華民國主張西藏是其一個自治地方，其事務受蒙藏委員會管理。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仍持此立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於1997年、2001年及2009年三度訪問臺灣，分別拜會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和陳水扁，以及民主進步黨主席蔡英文等政要。2009年，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拒絕會面，即使其在台北市長任內曾會見達賴。達賴喇嘛亦於臺灣臺北市設有「財團法人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以介紹西藏文化、弘揚藏傳佛法，並促進台灣與流亡藏人之間彼此的了解，加強雙方的合作關係。[42]

臺灣也有關切西藏人權的「台灣圖博之友會」（「圖博」即西藏自稱音譯），反對西藏當地的人權侵犯行為，並以言論及行動支持圖博人民依據國際法所享有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宗教權利。[43] 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於2008年藏區衝突發生之際表示「西藏與中國雖然簽署了和平協議，但協議隨時可能變成廢紙，」「仍無法避免1959年的血腥鎮壓，1989年也再度爆發血腥鎮壓，當時下令鎮壓的就是當時擔任西藏黨委書記的胡錦濤，19年後，胡錦濤成為中共總書記，仍再度發生這件令人遺憾的事件。」[44]

前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暨秘書長陳榮傑表示「1951年，西藏在砲火下，簽署《和平解放西藏協議》，其後，中共動輒鎮壓，所謂和平協議不如廢紙一張。國共打打談談，和談只是另一場戰爭的開始。」[45]

臺灣的民主進步黨在質疑總統馬英九所提依「國家需要、民意支持（先經公民投票同意）、國會監督」等前提條件與中國大陸簽署和平協議時表示，西藏與中國大陸政府和談失敗的經驗在國際上是研究中國大陸外交談判的重要案例，中國大陸不是可以輕易信賴的談判對象，和平協議若缺乏第三者的監督與保證，對台灣根本沒有保障[46][47]。台灣團結聯盟黨主席黃昆輝則警告：中共在簽完此協議之後就大舉進軍（派共軍佔領）西藏，殷鑑不遠。[48]

重要事件

  • 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
清朝出兵西藏趕走準噶爾汗國軍隊並護送七世達賴喇嘛回藏。清政府從此在西藏駐軍。
  • 1727年（清雍正五年）
雍正帝始派駐藏大臣兩員駐拉薩協同辦理西藏事務。
  • 1751年（清乾隆十六年）
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之亂平定後，清廷頒行四川總督策楞所奏《西藏善後章程》十三條，設立噶廈政府，長官為噶倫，秉承駐藏大臣、達賴喇嘛旨意辦事。
  • 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
清軍擊敗侵入西藏的廓爾喀軍隊後，乾隆帝頒行大將軍福康安所奏《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整頓西藏各項事務，包括活佛轉世實行金瓶掣籤制度等。此後西藏的政務基本依照此章程行事。
  • 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
英屬印度外交使團在榮赫鵬的率領下經由錫金進入西藏要求談判不成，演變成英國侵藏戰爭，最後攻陷拉薩，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出逃，英國與噶倫等官員簽訂《拉薩條約》，駐藏大臣則拒絕簽署。
  • 1906年（清光緒三十二年）
  • 清政府派出修約代表，與英國簽訂《中英續訂藏印條約》，英國承諾不佔領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國則保證不准他外國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內治。
  • 1910年（清宣統二年）
2月25日，清廷下詔革去土登嘉措「達賴喇嘛」封號，同時令駐藏大臣聯豫依例尋訪靈童，另立新達賴喇嘛。
  • 1911年（清宣統三年）
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駐拉薩清軍隨後亦陷入動盪。
  • 1912年（中華民國元年）
年初，流亡印度的十三世達賴喇嘛發佈《告民眾書》「（漢人）固當驅除淨盡……總期西藏全境漢人絕跡，是為至要」，擦絨·達桑占堆承達賴之意組成一萬名「西藏民軍」，圍攻江孜、亞東、日喀則等地的清軍，史稱第一次驅漢事件。[49]。
10月28日，袁世凱代表北洋政府發電表示恢復「達賴喇嘛」封號。十三世達賴喇嘛拒絕，表示他要在西藏行使政教權力，原來就沒有要求中國政府給予封號。[50][51]
至年底，因清朝滅亡和中華民國成立，滿漢駐軍和駐藏大臣全部離開拉薩。
  • 1913年（中華民國二年）
1月6日，逃往印度的十三世達賴喇嘛返回拉薩。
1月11日，藏方代表阿旺德爾智與蒙古簽訂《蒙藏條約》，互相承認獨立。
2月14日，達賴喇嘛在布達拉宮發表《聖地佛諭》，闡述西藏一直具有的獨立地位，將元朝開始與中國中央政府的關係定義為宗教性的供施關係，隨着與清朝中央政府矛盾的爆發和清朝的崩潰，這些關係都已經結束。一些學者將《聖地佛諭》看作是西藏的獨立宣言[52]。
10月13日，在英國的要求下，西藏、英國和中華民國政府的代表在西姆拉舉行三方會談。西藏的立場是要求承認和保證其完全完整的獨立地位；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則堅持西藏是中華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求擁有西藏的外交和國防權利，以及一定程度的地方行政權利；英國則以劃分外藏和內藏的方案進行調和，並據此提出了一個協議，內藏（青海，甘南，川西，滇北）主權歸中國，外藏（除安多和康省的藏區，基本等同於今天的西藏自治區）建立西藏國，內政自治，外交歸中國，中國享有其宗主權，但不擁有主權。西藏與英國簽署了西姆拉條約，但中華民國政府最終拒絕在協議上簽字，並拒絕承認英藏雙方簽訂的任何條約和協議，即所謂的「麥克馬洪線」將部分西藏領土劃歸印度。
是年達賴喇嘛在西藏發行貨幣和郵票。
  • 1929年（中華民國十八年）
在多年未有正式接觸之後，蔣介石向達賴喇嘛致信，敦促其按照五族共和的理念，讓西藏儘快加入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外交部發表聲明宣稱蒙藏皆為中華民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1933年（中華民國二十二年）
12月17日，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在拉薩圓寂。
  • 1938年（中華民國二十七年）
9月24日，中華民國蒙藏委員會頒佈《喇嘛轉世辦法》，共13條。重申金瓶掣籤制度。明確規定十四世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暨各處向來轉世之呼圖克圖、諾門汗、班第達等圓寂後，應報由該管地方最高行政機關轉報蒙藏委員會備案；轉世靈童訪獲後，報由該管地方最高行政機關轉報蒙藏委員會查核，分別掣簽等等。
  • 1940年（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1月15日，中華民國特使吳忠信一行抵達拉薩。
1月26日，熱振呈請對達賴轉世靈童拉木登珠免於金瓶掣籤，吳忠信向中央轉報核准，同時於羅布林卡會見了靈童。
1月31日，行政院長蔣中正向國民政府呈請發佈明令准拉木登珠繼任十四世達賴喇嘛。
2月5日，國民政府發佈命名：「青海靈童拉木登珠，慧性甚深，靈異特著，查系第十三輩達賴喇嘛轉世，應即免於抽籤，特准繼任為第十四輩達賴喇嘛」，並撥給40萬元作為坐床典禮經費。最終，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並未經過金瓶掣籤，吳忠信也未主持坐床儀式[53]。
  • 1945年（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西藏政府向中國國民政府派出代表團，祝賀其取得二戰的勝利，並就一些問題進行商討和談判，並參加次年舉行的中華民國國民大會。
  • 1946年（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西藏制憲國大代表與其他國大代表一同參與制憲國民大會，完成《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定。
  • 1948年（中華民國三十七年）
年初，西藏政府財政部長孜本夏格巴率領「商務代表團」訪問美國，試圖與美國高層領導人建立直接聯繫，以求在美國政府的幫助下實現西藏獨立。但在民國政府外交壓力下，美國國務院遠東司中國科電告中國大使館：「美國堅持承認中國在西藏的宗主權的一貫立場，美國政府無意變更其對西藏立場之意」。
  • 1949年（中華民國三十八年）
10月1日，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控制區域仍未及於西藏等地區，北京的廣播電台宣稱：「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定要解放包括西藏、內蒙、海南、台灣在內的中國領土。」
11月2日，噶廈政府致函毛澤東，表示希望進行會談，派遣了孜本夏嘎巴、孜江堪窮·土登嘉波二人為代表。兩人在香港簽證時，獲得中共的通知：即將到任的中共駐印度德里大使將與他們會談。中共方面代表聲明：「西藏的國防由中共負責，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承認上述條件後，代表們為了作出決定可以前往北京。」噶廈政府表示無法接受，由此和談未能進行。
  • 1950年
10月7日，由軍官王其美率領的解放軍四萬餘人分八路向康區首府昌都進軍，八千餘人的藏軍不敵戰敗。兩天後解放軍繼續向昌都方向推進，俘獲多麥總管阿沛·阿旺晉美及其手下士兵。[54]同日，噶廈政府向聯合國秘書長呈交報告：「西藏人民已清楚無力阻擋中共軍隊的前進，西藏人已應允與共產黨政府進行和談。雖然長久熱愛和平的西藏人民欲要戰勝熟練於戰爭的共產黨軍隊的希望並不大，但我們相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只要發生侵略行為，聯合國是必定會幫助予以抗擊的。」
10月17日，面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力量，在西藏眾多僧侶的要求下，丹增嘉措提前正式繼位親政，處理政教事務。隨後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被迫離開拉薩，暫居西藏南部的錯模避難。[55]
  • 1951年
4月，在打敗西藏東部和北部的少數藏軍，解放軍約幾萬人向西藏中部地區推進。西藏噶廈政府代表團不得不前往北京進行和談。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五人代表團前往北京。
5月23日，西藏代表團在沒有向西藏地方政府彙報的情況下與北京政府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56][57]協議一共十七條，規定：「西藏人民團結起來，將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驅逐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西藏現行政治制度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實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以及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區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統一管理。」協議還明確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動進行改革。這個文件標誌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對西藏的控制。
5月27日，達賴喇嘛從北京的廣播中得知簽訂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定的消息。
7月，張經武將軍抵達錯模會見丹增嘉措，打算讓達賴喇嘛與解放軍軍隊一同進入拉薩。但丹增嘉措堅持自己先回拉薩。
8月，避難在外大半年的達賴喇嘛回到拉薩。
10月26日—27日，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三千餘解放軍進入拉薩。另外，從西藏東部和新疆等地有兩萬餘解放軍進入西藏，並控制了日土、噶爾等重要地區，隨後又進駐江孜、日喀則等地。於是，拉薩在內的西藏全部主要城市都有解放軍駐守，並在西藏東部和西部的整個地區集中大量的軍隊。至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對西藏之實質控制權。
11月15日，拉美薩爾瓦多代表團團長赫克托·戴維·卡斯特羅（英語：Hector David Castro）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討論中共「進入西藏問題」。
11月24日，在印度和英國的動議下，聯大總務委員會決定無限期延緩討論這一問題。[58]
  • 1954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頒佈憲法，規定了西藏的地位，並籌備成立西藏自治區。
印度宣佈在其佔據的西藏領土上成立了東北邊境特區。同年出版的印度官方地圖首次把麥克馬洪線從1936年以來註明為「未標定界」改為「已定界」。
  • 1955年
中央人民政府在四川、青海等地藏區推行人民公社制度，進行大躍進運動。
  • 1956年
從1956年開始，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推行西藏民主改革（土地改革運動），西藏發生了大規模民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稱是西藏反動貴族率先發動了叛亂。
  • 195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張經武邀請剛得到學位的達賴喇嘛一同欣賞歌舞，中央官員多番催促希望確定表演時間，丹增嘉措最終選定3月10日。
3月10日，藏族中擁護達賴喇嘛的群體擔心達賴喇嘛遭中共綁架，包圍達賴喇嘛的夏宮羅布林卡，勸阻他赴約，並在大街上張貼海報、呼口號，要求中共離開西藏。最後演變為武裝衝突。西方國家將這件事定性為中共對西藏的武裝入侵，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1951年便取得了西藏的實際控制權。後來，流亡藏人將3月10日視為正式起義反抗中共的紀念日西藏人民起義日。
3月17日，持續近一周的談判破裂後，解放軍開始炮擊藏族反抗武裝佔據的羅布林卡，當天深夜達賴喇嘛離開拉薩，飛往印度實際控制的達旺地區，開始了與8萬西藏人一起的流亡生涯。[59][60][61]
3月26日，出於反中共目的，蔣介石發表《告西藏同胞書》聲援西藏抗暴，宣示：「將俟摧毀匪偽政權之後，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時，本民族自決的原則，由西藏人民決定西藏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
3月2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署國務院令，宣佈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並在西藏實施民主改革，廢除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
4月29日，噶廈政府人員在印度達蘭薩拉宣佈成立西藏流亡政府，要求西藏獨立，並在西方社會逐漸得到了一些支持。班禪則支持中共。
6月20日，達賴喇嘛宣佈不承認「十七條協議」，並聲明「十七條協定」是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在武力逼迫下簽訂的。西藏流亡政府指，當年由阿沛·阿旺晉美率領的5人談判代表團，是在中共當局的逼迫下和北京簽署17條和平協議的。當時他們在無法通知西藏政府的情況下，以個人名義在協議上簽名，文件上的印章沒有他們的正式官銜。[62]
同一年，西藏開始進行名為西藏民主改革的土地改革運動。
1959年、1961年和1965年，在達賴喇嘛呼籲下，聯合國通過三次決議，要求中共尊重西藏人權與藏人民族自決的願望。[63]
  • 1963年
達賴喇嘛頒佈一份基於《世界人權宣言》的民主化憲法草案（名為「流亡藏人憲章」），成立由流亡印度的難民選舉產生的西藏流亡議會，並由西藏流亡議會選出西藏流亡政府。憲章還規定了其人民擁有言論、信仰、以及集會自由。
  • 1989年
1月28日，十世班禪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於西藏圓寂。
3月，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西藏政策不滿的人士發起遊行示威，並引發1989年拉薩騷亂，最終演變成流血衝突。當時的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胡錦濤向中共中央請求實施戒嚴。[64]
3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在拉薩宣佈戒嚴、出動武警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以武力平定的事件。這次事件中有387人死亡、721人受傷。
  • 1995年
5月14日，在全國政協委員、班禪靈童尋訪小組組長、扎什倫布寺住持恰扎仁波切將尋訪結果通信告知達賴喇嘛後，達賴喇嘛單方面宣佈更登確吉尼瑪是十世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北京政府隨即宣佈恰扎仁波切「叛國」，並且不承認更登確吉尼瑪的靈童候選資格。
5月17日，只有六歲的更登確吉尼瑪與其家人被人帶走，下落不明。傳與父母遭軟禁在北京。
11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經過金瓶掣簽，最終認定堅贊諾布為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的轉世靈童。
12月8日，堅贊諾布按照藏傳佛教儀軌和歷史定製在扎什倫布寺舉行了坐床典禮，經師波米·強巴洛珠活佛為其剃度，並為之取法名為吉尊·洛桑強巴倫珠確吉傑布·白桑布。
  • 1996年
恰扎仁波切於次年被判處有期徒刑6年。
  • 2001年
在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建議下，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區以直接選舉形式推舉了首名西藏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長噶倫赤巴，然後再由噶倫赤巴向議會提出其他內閣成員的候選名單，經議會通過後正式任命之。
  • 2005年
流亡的達賴喇嘛的態度已轉向緩和，其政治訴求也從完全獨立向自治轉變，其政治主張被稱為中間道路、真正自治。達賴喇嘛在接受《南華早報》的採訪中公開表示：「我們願意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讓北京管理，但保存我們西藏的文化、宗教和環境」[65]。
  • 2006年
9月30日，發生中華人民共和國邊防武警向企圖穿越西藏與尼泊爾邊境上的囊帕拉山口（海拔5700米，一譯朗喀巴山口）、出境前往尼泊爾的75名西藏逃亡者開槍射擊並至少打死兩人的囊帕拉槍殺事件。
  • 2008年
3月，部分藏族人士為了紀念1959年3月初武裝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49周年，在中國的藏區、印度的部分藏族激進人士集體抗議，但後來演變成2008年藏區騷亂，部分藏族暴亂者襲擊漢族、回族平民和商店、汽車等民用設施[66]；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出動大量武警以催淚彈、盾牌陣等方法以恢復社會治安[67]。地點以西藏自治區的首府拉薩為主（稱「三·一四事件」），事件波及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2008年甘南騷亂）、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2008年阿壩騷亂）等地。印度、尼泊爾等國也有相關的抗議活動發生。
3月15日，拉薩市內大致回復正常，但所有店鋪都沒有營業。
3月17日，記者被送離拉薩。
3月25日，記者才再由官方安排進行採訪。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媒體新聞採訪加以嚴格限制，所以在此次軍民衝突中的傷亡人數沒有統一的數目。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宣佈有22人在暴亂中死亡，這些人都是被暴亂者襲擊的非藏族人，或為非藏族人開設店鋪的藏族僱員。西藏達賴流亡政府宣佈148人死亡。
6月4日，達賴喇嘛在接受《新印度時報》記者採訪中表示，位於「阿魯納恰爾邦」（中方不承認該邦存在）的達旺屬於印度領土，再次證實1913年1914年西藏與英國簽署的《西姆拉條約》有效性，承認麥克馬洪線。[68][69]
11月，西藏騷亂後，西藏流亡政府曾三次派出人員前往北京進行商談。藏方代表甲日等人再次到北京與統戰部部長杜青林會談，提出「為全體藏人獲得真正自治的備忘錄」。但新華社隨後發文駁斥該備忘錄，認為仍是一份「假自治、真獨立」的主張。
  • 2011年
3月14日，達賴喇嘛致函第十四屆西藏人民議會全體議員，稱為推進民主制度，「不再擔任領導人的職責、而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領導人承擔起所有政治權責」[70]
4月27日，洛桑森格正式當選西藏流亡政府新一屆總理[71]。
8月8日，洛桑森格宣誓就任流亡西藏內閣總理（噶倫赤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將一切政治權力移交給他，終結了西藏政體政教合一的傳統。
  • 2012年
1月23日，因藏人自焚，再度引發衝突，阿壩、甘孜、色達青海多地發生示威遊行和流血衝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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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外部連結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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