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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特·米爾斯

美國社會學家（1916－1962）

查爾斯·賴特·米爾斯（英語：Charles Wright Mills，1916年8月28日—1962年3月20日），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他以《權力精英》、《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和《社會學的想像力》等著作而知名。米爾斯關注二戰之後知識分子的責任，倡導公共和政治參與而不是冷漠的觀察。米爾斯的傳記作家丹尼爾·蓋里（Daniel Geary）認為，米爾斯的著作在1960年代新左翼社會運動中有極其重要的影響力[1]。

賴特·米爾斯
出生Charles Wright Mills
(1916-08-28)1916年8月28日
 美國德薩斯州韋科
逝世1962年3月20日(1962歲—03—20)（45歲）
 美國紐約州西奈阿克（英語：West Nyack, New York）
母校德薩斯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學士，碩士）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博士）
職業政治社會學家
知名於權利精英
白領
社會學的想像力

生平

早年

米爾斯1916年8月28日生於德克薩斯州韋科[2]，大學先在德克薩斯州A&M大學就讀了一年，隨後在德克薩斯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獲得社會學學士和碩士學位。在1939年畢業時，米爾斯已經在美國社會學評論和美國社會學期刊上發表了論文[3]:40。在德克薩斯求學期間，米爾斯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多蘿茜·海倫·史密斯（Dorothy Helen Smith），她也在此攻讀社會學碩士學位。1942年米爾斯獲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A Sociological Account of Pragmatism: An Essay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2]:77，在被評審後米爾斯拒絕修改，最後他的論文在沒有獲得評審的情況下被通過[4]。當他得知自己獲得馬里蘭大學學院市分校社會學教職後，就立即離開了威斯康星。

職業生涯前期

米爾斯1941年至1945年在馬里蘭大學擔任助理教授期間，就開始參與美國政治。在二戰期間，米爾斯與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弗蘭克·弗賴德爾和肯內特·M·斯坦普成為摯友。這四位學者圍繞戰爭及其影響等議題，合作撰寫了許多著作[2]:47。

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米爾斯仍在馬里蘭時，他開始給《新共和》、《新領袖（英語：The New Leader）》和《政治（英語：Politics (1940s magazine)）》等雜誌供稿。[3]:67–71[5]

1945年，在確定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應用社會調查局助理研究員職位後，米爾斯移居紐約，與妻子分居，隨後於1947年離婚。米爾斯於1946年成為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6]。1945年4月，米爾斯獲得古根海姆基金會2500美元的研究資助，在此期間他創作了《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最終於1951年發表[2]:81。1946年，他和漢斯·葛斯（Hans Gerth）合作的《馬克斯·韋伯社會學文集》，一本馬克斯·韋伯的論文譯著發表[2]:47。1953年，他們又合著了第二部著作，《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Institutions》[2]:93.

1947年，米爾斯與第二任妻子露絲·哈珀（Ruth Harper）結婚。哈珀是應用社會調查局的統計學家，她幫助米爾斯創作和整理了《New Men of Power》（1948）、《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1951） 和《權力精英》（1956）等著作。1949年，米爾斯作為芝加哥大學的訪問學者，和妻子前往芝加哥，一個學期後返回。1956年7月1日，米爾斯成為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1956至1957年，米爾斯作為富布賴特學者前往哥本哈根大學，全家移居哥本哈根。1957年，米爾斯與哈珀分開，獨自返回，隨後他們在1959年離婚。[2]

後期

1959年，米爾斯娶了第三任妻子耶羅絲拉娃·蘇馬奇（Yaroslava Surmach），一位烏克蘭後裔的藝術家，並定居紐約州羅克蘭縣[2]。1960年8月，米爾斯前往古巴，準備撰寫 Listen, Yankee 一書。在古巴，他訪談了菲德爾·卡斯特羅，後者宣稱自己讀過米爾斯的《權力精英》[2]:312。

米爾斯性格衝動，而且以好鬥而聞名。他的私人生活——有三任妻子並且與他們各有一個孩子，他對學者和合作者的挑戰和批評，都加深了人們對他「狂躁」的印象。他撰文批評威斯康星大學前社會學系系主任，儘管有點隱晦但相當大膽，他稱霍華德·保羅·貝克（Howard Paul Becker）是個貨真價實的笨蛋。在一個特別的場合，當時米爾斯正在訪問蘇聯，有一次他被人尊稱為美國社會的主要批判者，於是他通過向一位被斯大林淨化和清洗的早期蘇維埃領導人敬酒，來表達他對蘇聯審查制度的不滿。他說，「為托洛茨基的著作在蘇聯公開發表的那一天而致敬！」[7]

在歐文·路易·霍羅維茨（Irving Louis Horowitz）的一本關於米爾斯的傳記中，作者認為米爾斯意識到自己的心臟問題，並推斷這影響到了他的生活方式。米爾斯是一個工作迅速並且高效的人，這被認為是米爾斯知道自己活不長的結果。霍羅維茨 稱米爾斯是一個「尋找自己命運」的人。[3]:81

米爾斯一生都受到嚴重的心臟病的折磨，1962年3月20日第四次心臟病發，奪去了他的生命。[7][8]

思想來源

米爾斯強烈受到實用主義的影響，尤其是喬治·賀伯特·米德、約翰·杜威、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和威廉·詹姆士[9]。米爾斯著作中社會結構的部分主要受馬克斯·韋伯和卡爾·曼海姆的影響。米爾斯自稱也受到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影響，他強調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社會學家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是社會學必須教授的內容。[10]

在成為社會學家之前，米爾斯是一個哲學狂人，他激進的思想、平等主義民主是受到托斯丹·范伯倫、喬治·賀伯特·米德和約翰·杜威等人思想的直接結果。[11]

在威斯康星大學期間，米爾斯受到一位來自德國的社會學家漢斯·葛斯（德語：Hans Heinrich Gerth）的巨大影響。通過葛斯，米爾斯了解到歐洲的社會理論。[2]:39

著作

《馬克斯·韋伯社會學文集》（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1946）是米爾斯與 Gerth 一起編譯的[2]。他們從1940年開始合作，選擇了韋伯的一些德語作品然後將其翻譯成英語[12]。他們在這本書引言的開頭就討論了英語單詞與德語文本中的一些差異，試圖表明他們想要儘可能地忠實原文。

《The New Men of Power: America's Labor Leaders》（1948）研究了「勞動的形而上學」以及勞工領袖與商業僱主的動態關係。這本書在結論中稱，勞工運動已經完全放棄了傳統的對抗角色，在資本主義系統內達成了和解。在麵包與奶油的安撫下，工會在美國的權力結構中選擇了一種順從和次屬的角色。

《The Puerto Rican Journey》（1950）是米爾斯與克拉倫斯·瑟尼爾（Clarence Senior）和蘿絲·科恩·戈德森（Rose Kohn Goldsen）一起合著的，記述了一種方法論研究，沒有任何社會學的理論框架。[2][10]

《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1951）對美國的中產階級提供了豐富的歷史描述，認為科層制已經碾壓了中產階級工人，剝奪了他們的獨立思想，將其變為近乎半自動化的、受壓迫的但是又很快樂的人。米爾斯認為在工作場合有三種權力：強制或者說身體暴力、權威和操縱[13]。在這部著作中，米爾斯的思想與韋伯不謀而合，都認為西方社會陷入了科層制理性的「鐵籠」之中，這將導致社會更關注理性而不是合理（reason）[13]。米爾斯擔心中產階級正在「政治上被閹割、文化上被愚弄」，這將導致權力從中產階級轉移到強大的社會精英的手中[14]。中產階級工人獲得了足夠的薪資，但是已經與世界異化，因為他們無力影響和改變這個世界。

《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1953）是米爾斯與葛斯合著的。這被認為是他最具有理論性的著作，儘管葛斯明確稱他為，「一個優異的行動者，一個傲慢的、在創作上前程遠大的、喜歡騎馬和射擊的德州牛仔」[7]。簡單說，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 將實用主義的社會行動主義和個人結構與韋伯社會學的社會結構結合，以角色為中心，這些角色的互動方式，就是與制度產生聯繫的方式[10]。

《權力精英》（The Power Elite） (1956) 描述了政治精英、軍事精英和經濟精英之間的關係，強調他們擁有共同的價值觀，強調權力存在於社會精英的權威集中化過程中[13]。權威的集中化由以下部分組成：第一，軍事上的形而上學，換言之，一個由軍事定義的現實；第二，階層身份認同，將他們自身與社會的其他人相區分，並且自認為優於其他人；第三，互換性，在三種制度機構之間或者內部相互流動，掌控着位置所帶來的權力；第四，組織化/社會化，即，新成員社會化的完成是基於他們多大程度上「克隆」已經建立起來的精英交往模式。米爾斯對權力精英的觀點是，他們代表了自身利益，包括維持一種「永久的戰時經濟」來控制美國資本主義的衰落與流動，掩蓋一種「通過大眾媒體來塑造的可操縱的社會和政治秩序」。[14]

《The Causes of World War Three》 (1958) 和《Listen, Yankee》 (1960) 緊隨其後的重要著作。在這兩部著作中，米爾斯試圖創造一種社會道德呼聲，使得權力精英能夠對「公眾」負責[2][10]。雖然 Listen, Yankee 極具爭議，但是是在一個古巴革命的立場對古巴革命的探索，也是對美國那段歷史的創新性敘述[2]。

《社會學的想像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1959)是米爾斯最有影響力的一部著作。1997年的一項調查，詢問國際社會學協會成員二十世紀出版的最有影響力的社會學著作，《社會學的想像力》排名第二（僅次於馬克斯·韋伯的《經濟與社會》）[15]。社會學的想像力是社會學研究的心智品質，強調在個人經歷與社會關係中建立聯繫。米爾斯強調社會科學家的關鍵任務是「將個人困擾轉變為社會議題」[16]。困擾與議題的區別是，困擾只與個人有關，而議題則與一群人相聯繫。例如，一個找不到工作的人是陷入了困擾，但是一個高失業率的城市則是遭受了社會議題[17]。然後社會學家，將他們的個人經歷和挑戰與社會制度巧妙地聯繫起來。社會科學家再將這些制度和社會結構聯繫起來，並將其置於歷史敘述之中。

在《馬克思主義者》（The Marxists） （1962）一書中，米爾斯通過對「人的圖景」這一模型的解釋，來批判現代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他認為自由主義行不通，不能創造一個包羅萬象的社會圖景，只是為中產階級準備的意識形態。而馬克思主義，可能在整體上是錯誤的，但是它在社會結構、社會歷史的機制和個人角色中起作用。米爾斯使用馬克思主義模型的一個苦惱是，他的分析單位太小而且有自主性，因為太簡單而無法用來解釋資本主義。於是，米爾斯將馬克思作為決定論者。[10]

遺產

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將他的小說《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1962）獻給米爾斯，稱他為「北美洲真正的聲音，拉丁美洲奮鬥中的朋友和夥伴」。富恩特斯是《Listen, Yankee》的粉絲，佩服米爾斯的遠見，因為米爾斯看到了作為國家公民的古巴人正在經歷革命性的變化。[2]

米爾斯的書信和其他作品被他的兩個孩子 凱瑟琳（Kathryn）和帕米拉（Pamela）編印成書，取名《C Wright Mills: Letters and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可以從這本著作中全面感受米爾斯的遺產。在這本書的序言中，丹·韋克菲爾德（Dan Wakefield）認為米爾斯對美國社會的見解超出了社會學的研究領域。米爾斯通過他的思想，阻止美國社會陷入「大眾社會」的陷阱。許多學者認為米爾斯的思想激發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社會運動，儘管這些運動發生在他死後。他的作品在美國廣受讚譽而且傳播到世界各地，被翻譯成23種語言。最後，韋克菲爾德以爭議不斷作為米爾斯的特質：

1964年，社會問題研究協會（英語：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Problems）設立了賴特·米爾斯獎（英語：C. Wright Mills Award），獎勵那些「卓越社會科學研究和對超凡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傳統中的個人和社會有深刻理解的典範著作」。[18]

觀點

米爾斯的學術觀點一直處於爭議之中。米爾斯常被視為一個「秘密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強調社會階層和各個階層在歷史進程中的角色，並且努力保存馬克思主義傳統在社會理論中的地位。當然很多學者不這麼看，他們認為米爾斯更接近馬克斯·韋伯，而韋伯則被很多社會學家視為現代自由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老牌代表。然而，米爾斯使用政治、經濟和軍事制度來描述社會結構，而不是文化，這一點有力地證明了米爾斯站在了馬克思的立場，而不屬於韋伯陣營。此外，他編譯的《馬克斯·韋伯社會學文集》並沒有收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也說明他不屬於韋伯這一派。米爾斯接受了韋伯的科層製作為內在的社會控制的思想，以及韋伯的歷史研究方法，但沒有接受自由主義（而是成為它的批判者）。

儘管米爾斯從來都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者」的標籤，但他曾對自己最親密的朋友說過，他感覺自己更接近經過修正的人道的馬克思主義。米爾斯在自己的選集《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中，將自己視為一位在青年馬克思主義精神下工作的「平民馬克思主義者」。在1956年他給朋友 貝特（Bette）和哈維·斯瓦多斯（英語：Harvey Swados） 的一封信中，他說，「在這個時候，不要忘了，即使是保羅·斯威齊（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比所有像約翰·斯圖爾特·密爾這樣墨守成規的自由主義者加起來更有用。」

在1957年秋天「給同志的信」（Letters to Tovarich，一篇自傳性文章）中有一段重要的引文，叫做「我將成為什麼樣的人以及我為何會成為這樣的人」（"On Who I Might Be and How I Got That Way"）：

餘下兩段引文是凱瑟琳·米爾斯（Kathryn Mills）為了讓人們更好的理解米爾斯微妙的思想而選擇的：

斯坦利·阿羅諾維茨（英語：Stanley Aronowitz） 在《A Mills Revival?》中認為，米爾斯似乎知道自己儘管同時受到馬克思和韋伯的影響，但比起韋伯更接近馬克思。[20]

米爾斯認為可以通過社會學的想像力將宏觀分析和微觀分析連接起來，這使得他的後繼者們能夠在個體的內心和外部群體的歷程這個意義上理解更廣闊的歷史圖景。個體只有將自己置身於所處的時代之中才能深刻領會自己的體驗，其中的關鍵是將個體困擾與公共議題相結合。

米爾斯與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和「衝突社會學家」的共同點在於，他們都認為美國社會無權者與有權者高度分化，制度化地形成區隔。他也關注異化，社會結構對個性的影響，精英和大眾媒體對民眾的操縱等問題。米爾斯將馬克思主義者關注的議題，與韋伯式學者更關注的個體意義和小群體的動機等議題結合起來。

米爾斯在他一生的作品中和為人處世上，都有各種好鬥的觀點。使用這種方式，米爾斯進行自我放逐。

米爾斯也十分關注蘇聯。因為對美國社會的批判，他被邀請到蘇聯去，他利用這個機會攻擊蘇聯的審查制度。米爾斯持有一種富有爭議的觀點，他認為美國和蘇聯都是被相似的官僚主義權力精英所統治，因此他們之間更多的是相似性而不是差異性。

總之，米爾斯將社會學家理解為，使用恰當方式進行的，一種發自內心的為民主進程服務的政治活動家。

當代美國學者康乃爾·韋斯特在他的著作 《American Evasion of Philosophy》認為，米爾斯追隨實用主義傳統。米爾斯認同杜威「創造性的民主」的目標，強調政治實踐的重要性，但是批評杜威對美國僵化的權力結構的忽視. 米爾斯的博士論文以《Sociology and Pragmatism: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為題，韋斯特將米爾斯與與他同時代的悉尼·胡克和雷茵霍爾德·尼布爾並稱為實用主義中世紀危機中的思想家。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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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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