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昌穀
黃昌穀（1890年6月28日—1959年12月6日），字富廷，號貽蓀，湖北省蒲圻縣新店泉坑壟（今赤壁市新店鎮朱巷村）人。中國民主革命家，中華民國政治人物，曾為孫中山的私人秘書。[1][2]
生平
早年生涯
1890年6月28日（清朝光緒十六年五月十二日），黃昌穀生於湖北省蒲圻縣新店泉坑微的一個書香門第，家庭並不富裕。其父黃兆蘭（號秀珊）念書係由公房供送，使用的是族中公費，後成為拔貢，曾任蒲圻縣勸學所所長，並在家鄉興辦秀珊私立小學。黃昌穀是單傳獨苗。
黃昌穀3歲入學，7歲時已讀完四書、左傳。十餘歲時，黃昌穀離開父母，獨自到武漢入新學。16歲左右，自湖北理化專科畢業，隨即考入天津的北洋大學工科冶金班。畢業後，奉派回到湖北辦理電報及通訊業務。[1]
黃昌穀回到湖北時，正值辛亥革命爆發前夕。武漢的共進會、文學社等革命組織的活動很多。同時，清廷加緊鎮壓革命團體及革命黨人。黃昌穀以郵電通訊業務之便，暗中支持革命。[1]
1911年武昌起義後，1912年3月，經同鄉但燾（中國同盟會湖北支部主盟人）介紹，黃昌穀加入中國同盟會。1914年，經湯化龍（原湖北諮議局議長）保薦，黃昌穀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四年，獲冶礦碩士學位，應聘到美國哈殼冶煉公司從事研究。[1]
追隨孫中山
黃昌穀在美國工作期間，1919年中國爆發五四運動。黃昌穀聞訊後，決定放棄在美國的工作，於1920年回國。他來到廣州找到孫中山，經孫中山介紹至惠州的石井兵工廠擔任工程師。[1]
1921年，孫中山統一兩廣之後，在桂林設大本營，邀黃昌穀任其侍從秘書，隨駐桂林。在此期間，黃昌穀經常奉孫中山之命，往返於桂林、廣州、韶關、贛州聯絡革命。1922年，黃昌穀被任命為江西戰地度支處處長。1923年，在平定陳炯明的叛亂後，孫中山回到廣州任陸海軍大元帥。黃昌穀隨孫中山回到廣州，歷任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宣傳委員、財政委員會委員，參與籌建中央銀行，並且擔任會計司司長、金庫庫長。[1]
1923年1月27日至1924年9月，孫中山常在周日赴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的校園演講「三民主義」，黃昌穀每次均隨孫中山前往，並速記其演講內容，隨後校譯、整理並發表，共計十六講，15萬餘字。同時，孫中山的《建國大綱》、《五權憲法》以及黃埔軍校成立日（1924年6月16日）的演講（即陸軍軍官學校開學演說）等也經黃昌穀速記整理成文。其間，黃昌穀隨孫中山參與籌備廣東大學和黃埔軍校，並任黃埔軍校教官。[1]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後，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隨後致電南方政府，邀孫中山赴北京共商國是。孫中山於1924年11月13日攜夫人宋慶齡等人離開廣州北上，黃昌穀隨同前往。孫中山一行自廣州經上海、日本、天津到達北京。途經天津時，孫中山病重，黃昌穀代孫中山接待外國記者團體，並代孫中山向民眾宣講「三民主義」。12月27日，在天津張園客廳，黃昌穀手呈自己所記的孫中山自上海經日本北上的言論集底稿，請孫中山校閱。孫中山校閱後告訴黃昌穀：「我從前收存『三民主義』十六講原稿，系分別三種主義保存於廣州大本營寢室內之書桌上下，其中『民生主義』未及親自核閱，其餘均經校閱，他日你回廣州時，須即向該室看守人員檢齊，負責保管。」[1]
1925年3月11日，孫中山逝世前夕，黃昌穀對「總理遺囑」抄錄並保存。1926年，黃昌穀撰寫了回憶錄《孫中山先生北上和逝世前後》，由上海民智書局出版。[1]
1929年6月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根據孫中山遺願，將孫中山的靈柩自北平香山碧雲寺遷往南京，安葬在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1926年奠基）。舉辦奉安大典時，黃昌穀是八位扶靈人之一。[1]
政治生涯
1926年3月12日，黃昌穀在孫中山逝世一周年紀念大會上講話。同日，日本軍艦掩護奉軍軍艦在天津大沽口炮擊國民軍，被國民軍擊退，時稱「大沽口事件」。3月16日，日本以此事聯合英國、美國等八國向段祺瑞臨時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的要求，此即「八國最後通牒」。3月17日，北京各團體在北京大學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於3月18日在天安門召開國民大會，進行示威遊行，抵制「八國最後通牒」。黃昌穀、李大釗、林森、于右任等13人被推舉組成大會主席團。3月18日，北京各界5000餘人在天安門前集會。大會舉行時，大會主席團13人中僅有李大釗、黃昌穀等8人到會。李大釗主持大會，黃昌穀代表國民大會宣讀對「八國最後通牒」的駁復。當天隨後便發生了三一八慘案。[1]
1925年，黃昌穀任廣州國民政府秘書長、監察委員。1926年，任武昌市政廳廳長。1927年，任武昌市市長。在武昌市市長任內，1927年4月1日漢口《民國日報》報道黃昌穀「因案逃匿」，但實際上黃昌穀每日都在武昌市政廳正常上班。4月2日，該報聲明「本報昨載黃昌穀失蹤消息，系傳聞之誤……」，黃昌穀對此失蹤消息表示「不勝驚異」（4月2日《民國日報》所載《黃昌穀啟事》）。[1]
1928年，黃昌穀任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1929年，任湖北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任內，有人狀告黃昌穀大批撤換學校領導，安排家人任職，狀紙被交到立法院院長胡漢民處，胡漢民將狀紙轉蔣介石，蔣介石簽「未必盡然」。1930年，黃昌穀任湖北省建設廳廳長。任內，因擅自動用百餘萬元建設經費，遭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王何成濬致電行政院彈劾去職，並遭到通緝。當時是誣陷接下來是迫害和利用。黃昌榖一生的座右銘是: 做大事，不做大官,不置私產。還他一個清白,欲加置罪，何患無詞,不要一再讓政治的煙幕彈掩蓋了事實。
投身教育
此後，黃昌穀離開政界，歷任大冶鋼鐵廠、漢陽兵工廠總工程師，後來到廣東國立中山大學任教，講授「三民主義」及鋼鐵等課。[1]
抗日戰爭期間，日軍佔領武漢後，黃昌穀赴湖南找他的學生、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要求工作。薛岳怕遭到蔣介石譴責，遂以不取消通緝便不敢任用為由，給予黃昌穀第九戰區駐重慶辦事處主任的名義，讓其赴恩施、重慶活動，找何成濬取消通緝令。黃昌穀到達重慶後，何成濬拒絕簽字，通緝令未能撤銷，故黃昌穀未能任職。1941年冬，黃昌穀再赴廣州任國立中山大學教授，後任國立中山大學工學院院長，自此終身從教。[1][2]
1949年，黃昌穀同妻子謝氏等家屬赴澳門定居。1951年7月，應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三組主任鄭彥棻的敦促，黃昌穀赴台灣。來到台灣後，黃昌穀任政工幹部學校教授、中國國民黨中央警官學校國父遺教講師，並應聘為教育部特約編纂。黃昌穀任教育部特約編纂時，創辦國父遺教出版社，自任社長。黃昌穀編著，國父遺教出版社出版的圖書有《國父遺教叢書》、《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國父遺教圖表》、《民權平衡治國政理圖》、《縣市自治行使直接民權圖》、《三民主義文化體系圖》、《國父逝世前五年之中國國民黨史料》、《國父遺教讀本》、《國父遺教綱要》、《國父建黨革命六十周年紀念日蔣總統祝詞之研究》，此外還有《科學概論》與譯著《鋼鐵金相學》等等。[1]
1959年6月，黃昌穀因搭車傷及腿部，加上哮喘病發，於1959年12月6日在台灣陸軍醫院病逝。葬於台北市張犁墓園。[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