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主義同盟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 | |
|---|---|
| 創始人 | 陳獨秀 |
| 成立 | 1931年5月 |
| 解散 | 1948年9月 |
| 合併自 | 無產者社 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 十月社 戰鬥社 |
| 分裂自 |  中國共產黨 |
| 繼承者 | 中國革命共產黨 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 |
| 總部 | 上海 |
| 黨報 | 《火花》 |
| 青年組織 |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
| 意識形態 | 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 馬克思主義 托洛茨基主義 |
| 政治立場 | 左翼至極左翼 |
| 國際組織 | 國際左翼反對派 第四國際 |
| 官方色彩 | 紅色 |
| 中華民國政治 政黨 · 選舉 | |
歷史
1931年5月1日至3日，在托洛茨基及國際左翼反對派建議下，無產者社、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十月社和戰鬥社等4個中國托派組織在上海召開統一大會，成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統一大會」用不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了托派中央委員會。選舉的結果是：「無產者社」當選三人，為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我們的話社」當選二人，為陳亦謀、區芳。「十月社」當選四人，為王文元、宋逢春、羅漢、濮德治。「戰鬥社」沒有人當選。大會閉幕後，接着就開第一次執委會。執委會產生了陳獨秀、鄭超麟、王文元、陳亦謀、宋逢春組成的常委會。又選出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王文元、宋逢春五人任「黨報委員會」。最後公推陳獨秀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書記兼報委書記。陳亦謀、濮德治負責管組織工作，彭述之、鄭超麟負責宣傳工作。
「無產者社」四大金剛之一馬玉夫因為沒能當選「中執委」，而到淞滬警備司令部告發。馬玉夫知道「統一大會」的地址，又知道鄭超麟、何資深的地址，但不知道陳獨秀、彭述之的住址，所以這次破獲，陳獨秀、彭述之得以倖免。這次被逮捕的人：鄭超麟和他的妻子劉靜貞，何資深和他的妻子張以森，王文元、陳亦謀、宋逢春、濮德治、江常師、樓國華，還有住在「統一大會」的大連路的工人王茨槐全家。這一批人先拘押在巡捕房，經過草率審訊，除劉靜貞、張以森和工人王茨槐全家押了幾周被釋放，其餘一概引渡到國民黨上海警察局拘押月余，又解到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受軍法審判，據《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判處鄭超麟徒刑十五年，何資深十二年，陳亦謀、宋逢春、王文元、江常師、樓國華各六年，濮德治因馬玉夫認不得，判了兩年半。全案人犯押解在漕河涇監獄執行徒刑。這次破獲，托派九個執委被捕了五個，五個常委去掉四個。陳獨秀、彭述之、羅漢、區芳雖未被捕，但區芳杳如黃鶴，再無蹤影；羅漢也隱姓埋名。陳、彭二人經過半年的努力，才勉強組成一個「臨時常委」會，拒絕劉仁靜、趙濟等參加，認為他們未經大會選舉，不合程序。拉羅世璠當臨時常委，謝德盤任常委會秘書。濮德治、宋逢春二人先後因病保釋出獄參加了常委會、每周開會一次，討論的問題仍然是「國民會議」和逐步恢復組織。
1932年10月15日，特務黃某唆使從莫斯科中大回國當了特務的蓋叔達、費克勤尾隨濮德治，偵知托派常委開會的地址，巡捕逮捕了正在開每周例行的常委會的彭述之、濮德治、羅世璠、宋逢春4人連同房主謝德盤（謝少珊）；謝德盤未動刑就招供了，他作為常委秘書，知道陳獨秀的住址與托派機關所在。陳獨秀因病沒有到會，當晚也被捕入獄。故這次破獲把托派一網打盡，陳獨秀、彭述之、濮德治、宋逢春、羅世璠、彭道之、曾猛、何智琛、王平一、梁有光等全部被逮捕並於10月17日引渡到上海警察局，10月20日晨7點半陳獨秀、彭述之解到南京軍政部軍法司，其餘的解蘇州監獄。這就是轟動一時的「陳彭案」。蔣介石電令把謝德盤送到正在指揮圍剿紅軍的武漢行營，訊問陳獨秀與紅軍有無關係，謝稱沒有關係，於是10月23日蔣批示「將全案人犯解法院審理」，10月26日上午10時押解到江寧法院看守所拘押候審。1932年12月31日，陳獨秀一案10人（除去王曉春一人查無實據不予起訴外）被國民政府江蘇省高等法院檢察官朱儁提起公訴。1933年4月26日江蘇高等法院依據《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判決「陳獨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各處有期徒刑13年，禠奪公權15年，王子平何阿芳幫助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各處有期徒刑五年，禠奪公權七年」等。濮德治、羅世璠、曾猛、宋逢春、何智琛各判徒刑五年，彭道之判刑二年半，王平一、梁有光宣判無罪。王平一出獄，又被特務抓去發表了一個反共宣言加入當局。接着宋逢春、曾猛、何智琛也發表反共宣言，投靠當局。而彭道之則病死在看守所。陳彭上訴後，最高法院刑庭1934年7月21日書面審終審宣判：「陳獨秀彭述之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各處有期徒刑八年，裁判確定前羈押日數，均以二日抵徒刑一日」。陳獨秀等上訴結果是由判定15年改為8年，褫奪公權部分全部撤銷。最後將陳獨秀、彭述之、濮德治、羅世璠押送到南京老虎橋監獄執行徒刑。
1935年1月，托洛茨基派代表格拉斯（中文名李福仁）來上海活動了一年多。召開代表會議。史朝生等人把「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
抗戰爆發後，根據「西安事變」中應允的「釋放全部政治犯」，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彭述之、濮德治、羅世璠、鄭超麟、王文元等兩次被捕的托派都保釋出獄。
1942年，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分裂成以彭述之為首的多數派和以王凡西（王文元）、鄭超麟為首的少數派「國際主義派」。
1947年，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成立台灣支部，成員共9人。1948年上半年，台灣支部三名主要成員遭台灣國民黨當局逮捕，被判處徒刑。[1]
1948年9月，以彭述之為首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多數派將其組織改組為「中國革命共產黨」，產生了以彭述之為書記的中央機構，黨員350人，不久彭述之等人避居香港，該黨機關也隨之遷移。1949年4月，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少數派也將其組織改組為「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選舉王凡西為書記，鄭超麟等為中央委員，黨員100餘人，不久該黨也將機關遷往香港。[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