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制度論
重要論點
王國維在文中指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殷周制度之不同便成為了本文的一個重要的觀點。
殷周制度之不同
在地域上來看，前代皆來自東方，只有周人來自西方，加上在東征後國土寬大，所以周人有與別不同的制度。
（一）立子以嫡
王國維先生說：「殷以前無嫡庶之制。」而周所以要訂立嫡庶之制，實為「息爭」，穩定政治，立子以嫡是封建制度之核心。
（二）宗法制度
殷商時期沒有形成宗法制度，是兄終弟及，無弟然後傳子。「藉曰有之，不過合一族之人奉其族之貴且賢者而宗之；其所宗之人，固非一定而不可易」，商代的族長則本宗族內選舉賢能之人擔任，也可以更換。周代則實行嚴格的宗法制度，天子、諸侯和各級貴族均採用嚴格的嫡長子繼承制，並形成父系氏族家長制。
- 宗法制度是從立子以嫡制衍生出來的。因為殷代以兄弟相傳，故不能建立一個穩定的宗法制度。自殷以前，天子、諸侯君臣之分未定，殷未亡而周已可以稱王。治國上，周人以「尊尊」上治祖祢，「親親」下治子孫，「賢賢」縱治官吏。
- 宗法制度又衍生喪服之制。喪服之大綱是「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
- 宗法制則適應了周人的氏族家長制，氏族的若干家族取得較高權勢地位，因此必須劃分本家族與其他家族的區別，開始講究胄之親疏，凡離家族中軸線愈遠者，則離權力核心愈遠。家族的凸出發展，轉而破壞了舊有的氏族制傳統。
- 宗法制以及與之相聯繫的同姓不婚制、統治者對百姓的道德約束，實際上也與周滅商後「男女有別」、女性地位大大下降密切相關。
（三）同姓不婚制
商代「六世則可通婚」，不限同姓異姓。周代對男女有別十分重視，男女之別，周亦較前代為嚴，為此開創了「男子稱氏，女子稱姓」，禁止同姓結婚。[1][2]周代行同姓不婚制，原因有三:
- 避免同姓通婚造成下一代的不蕃盛。
- 以政治婚姻聯絡異姓諸侯。[3]
- 道德的約束力。
（四）分封制
「自殷以前，天子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當夏後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恆，累世稱王。湯末放桀之時，亦已稱王。當商之末，有周之文武亦稱王。蓋諸侯之於天子，猶後世諸侯之於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於《牧誓》，《大誥》，皆稱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未全定也。」 商王僅為諸侯之長，周王則為諸侯之君。從周代起，大力分封親戚以屏周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鬆散的方國聯盟制轉變為嚴格的等級分封制。
（五）刑律與道德的關係
「周之制度典禮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親親，賢賢，男女有別四者之結體也。此之謂『民彝』。其有不由此者，謂之『非彝』」 。「非彝」者，禮之所去，刑之所加也。殷人之刑惟「寇攘奸宄」，而周人之刑，則並及「不孝不友。」在周之前，刑律是和道德不相干的，而周之後，道德便和刑律互相補充互為依託。後人所謂的王道霸道並重，即始於周。並且，「此種制度，固亦由時勢之所趨，然手定此者，實惟周公。」
影響
王國維自評本文說：「王君之《殷周制度論》，從殷之嗣典世系，以證嫡庶之制始於周之初葉，由是對周之宗法，喪服，及封子弟，尊王室之制，為有系統之説明。其書雖寥寥二十葉，實近世經史二學上第一篇大文字，此皆殷墟文字研究之結果也。」[4]趙萬里評說：「蓋先生據甲骨及古金文字，兼以詩書禮參之，以證殷之嗣典及傳統之制，均與有周大異。而嫡庶之別即起於周之初葉，周之前無有也。復由是於周之宗法，喪服及封子弟，尊王室之制為具體之解説，義據精深，方法縝密，極考據家之能事。殆視為先生研究古文字學及古史學之歸納的結論可也。」[5]事實上，王國維開創了「二重證據法」，在當時中國歷史的研究是很大的進步，後來更有人在二重證據法的基礎上發展出「三重證據法」。而他融考古與政治觀於一體的手法，也為後人所稱讚。
旅美作家李劼認為：「從《殷周制度論》所揭示的殷周之異稍稍跨前一步，人們就可以發現，中國曾經是一個民主的聯邦國家。雖然那樣的民主聯邦與美國式的聯邦合眾國頗有異趣，但在本質上卻是完全相同的。也即是說，民主和聯邦，並不是西方文化的特產，並不是美國特有的國情，而同樣也是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最為始源的傳統。」[6][7]李劼指出孔子思想的實質：「孔子着急的不是整個社會和整個歷史回不到周之前的那種狀態里，即天子和諸侯之間的關係是鬆散的，天子不是事先指定的而是後來選拔的，人們的道德觀念比較開放，上上下下都可以輕輕鬆鬆談情說愛，飲酒高歌，如此等等。孔子擔心的是整個社會和整個歷史又要回到周以前的狀態里，從而使周公的努力以至於周朝的全部歷史意義喪失殆盡！」，又說：「雖然王國維的結論是和孔子完全相同的，「是殷周之興亡，乃有德與無德之興亡」；但只消換一個角度理解，事情正好相反，有周以降，人的自由程度降低了，以此換取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地方的自治程度削弱了，以此換得了中央集權的確立和強化；由於君王完全成為父子相傳，兒子對父親的從屬地位由此確定；與此相應，由於男女有別，女人對男人的從屬地位就此明確。假如說，這在當時可以看作是一種進步，那麽在如此數千年的一個歷史輪回之後，那樣的進步意義在今天正好已然走向其反面。」[8]廖康在評析李劼的商周研究時也認為：「商周之變，在政治上是強權打敗了公理，集權打敗了聯邦，專制打敗了民主，等級打敗了平等。在文化上是話語打敗了無言，謊言打敗了事實，禮教打敗了自由，一己為尊的道德打敗了一視同仁的法律，整齊劃一的集體打敗了五彩繽紛的個性。」[9]楊鵬的《孔子最後七天的眼淚》中也表達了與李劼相通的觀點。
對本文的質疑
後世有不少史家質疑王國維的見解，特別是隨着不斷的考古新發現，王國維的見解有一些被認為是片面的，例如分封制在商代是存在其雛形的、商末存在嫡庶之分，再比如商代雖然倫理道德較為開放自由，但《商書》中亦有「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10]，刑律並非與道德完全不相干。而史家陳夢家則認爲王國維「乃徣他所理解的周制來證明周公改制優於殷制，在表面上似乎說周制較殷制為進步的，事實上是由鼓吹周公的封建制度來維護清代的專制制度。」他又表示《殷周制度論》「在實際上是王氏的政治信仰。」[11]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