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會戰
湘西會戰,雪峰山戰役(日語:芷江作戦)為抗日戰爭後期中國戰場上最後一場由日軍發動進攻的大型戰役。[1]主要作戰時間為1945年4月至6月,戰場位置位於在中國湖南省中西部,日軍此戰主要目的是爭奪芷江空軍基地,故又稱「芷江攻略戰」。
湘西會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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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抗日戰爭的一部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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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戰方 | |||||||
中華民國 美國 | 大日本帝國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陸軍總司令何應欽 第4方面軍王耀武 第3方面軍湯恩伯 第10集團軍王敬久 新6軍廖耀湘 | 坂西一良 | ||||||
兵力 | |||||||
第4方面軍(14個師) 第3方面軍(9個師) 第10集團軍(3個師) 新6軍(戰略預備隊) 合計28師 中華民國空軍 美國陸軍航空軍 |
第6方面軍第20軍(116師團、47師團) 第68師團下轄步兵第58旅 合計約17大隊 | ||||||
傷亡與損失 | |||||||
約20,660人傷亡 | 約35,805人傷亡 |
背景
在1944年日軍「一號作戰」中,國民政府在各地敗退影響的不只是前線防禦,對中美空軍的合作也造成莫大損失。在抗戰期間中國在各地主要城市興建機場,讓空軍得以使用戰術支援陸軍;但一號作戰讓空軍在衡陽、零陵、寶慶、桂林、柳州、丹竹(在廣西平南縣)、南寧等地的7個空軍基地和30餘個飛機場,相繼被日軍佔領或搗毀。
1945年3月開始的鄂北老河口之戰中,那裏的機場也被摧毀。這樣,芷江機場就成了美國戰略空軍在華的唯一的前方機場。該機場經擴建,從當地起飛的轟炸機不但沉重地打擊了在華的日軍戰略目標,也直接威脅着台灣一帶的日軍設施。東京大本營認為,在日軍進行抗擊美軍登陸中國沿海的作戰時,從側背芷江機場起飛的中美空軍,將會給日軍造成重大傷亡,因此,日軍認為必須摧毀這機場。[2]:248
除了摧毀機場的首要目標外,次要目標是保持湘桂鐵路(長沙至南寧)、粵漢鐵路(廣州至武昌)之暢通;再者1945年2月打通中印公路後,每個月近5萬噸的物資輸入中國強化重慶政府的戰鬥能力,在美軍總顧問魏德邁的規劃下這些物資補充中國現有部隊,將重組成30個美械師。國府也因此調整部隊,將當時尚具戰力的部隊整併為第四個方面軍並接受美械補給,當時有第三、第四方面軍在華中接受整補,為應對這批美械部隊造成的戰略壓力,日軍希望以攻擊拖延中國反攻時間而進攻該地區。
雙方戰鬥序列
- 第十集團軍(總司令:王敬久)
- 第14師(師長:龍天武)
- 新22師(師長:李濤)
戰鬥詳程
本次會戰,日方由第20軍司令官板西一良中將指揮,中方由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指揮第三、第四方面軍、第十集團軍防守作戰。
4月初,日軍第20軍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將駐邵陽指揮日軍分三路向湘西進發:南路第34師團及第58旅團等由新寧、武岡、武陽向洪江進攻;中路第116師團、第47師團等由邵陽沿邵榆公路西進,突入安江,直取芷江;北路第34師團進攻新化、辰溪、漵浦;另以第64師團、第68師團向寧鄉、益陽佯攻,以牽制中國湘北軍隊南下,企圖一舉攻下芷江。
4月21日,日軍第116師團主力進攻高沙和山門鎮,國軍第74軍57師據守,雙方呈膠着狀態。同日,日軍第116師團第133聯隊猛攻洞口鎮,洞口失陷。同日,「雄雞行動」開始,印中空運部近百架運輸機承擔空運新六軍的任務,新六軍向芷江集結。
4月25日,新六軍新第22師的一個團到達芷江,新六軍第14師也由美軍步兵第475團以軍用汽車運到芷江。[5]根據日軍步兵第109聯隊戰鬥詳報,至25日,該步兵聯隊因連日激戰,絕大多數軍官非死即傷,基層官兵亦大量遭國軍擊斃,該聯隊第1大隊僅存步兵125名、第2大隊僅存步兵246名、第3大隊僅存步兵175名,該聯隊死傷絕大多數有生力量(第116師團在1945年1月底有兵力22,055名,以此推測隸屬於第116師團的第109步兵聯隊兵力在本次戰役發起前肯定在4,000名以上),且輕傷者也被計算入僅存兵力內,可見陣亡人數佔比極大,可說是遭遇殲滅性打擊[6][7]。
4月26日3000餘日軍向綏寧、洞口至洪江的要地武陽進犯,武陽駐軍為國軍第74軍第58師174團9連,與數倍於己之敵(日軍第68師團第58旅團一部)苦戰4晝夜,全連殉國,武陽陷敵。4月29日國軍第44師馳援武陽,與日軍對峙。5月4日起國軍第94軍第5師經3日激戰,攻克武陽,殲敵58旅團長以下1,500餘人。武陽大捷是湘西會戰由被動變為主動,由防禦轉為反攻的標誌,為反攻作戰打下了基礎。
4月27日,日軍第68師團主力猛攻武岡。當地老百姓提供糯米配合三合土建立防線,導致該城的工事極為堅固,國軍第74軍第58師的一個加強營全力據守一星期直至援軍到來。
根據第步兵109聯隊戰鬥詳報,至5月1日,因連日激戰的嚴重耗損,該聯隊第1大隊僅存步兵114名、第2大隊僅存步兵213名、第3大隊僅存步兵84名(輕傷者應包括在內),戰鬥力嚴重低下(第116師團在1945年1月底有兵力22,055名,以此推測隸屬於第116師團的第109步兵聯隊兵力在戰役發起前肯定在4,000名以上,以此可見至5月1日,該聯隊步兵已多數慘遭擊斃)[8][9]。
5月6日,國軍第44師一部擊退日軍第34師團一部,克復新寧。5月7日,國軍第121師與第44師之一部增援武岡,圍城日軍受重創後逃遁至綏寧一線,武岡城解圍。
5月9日,日本中國派遣軍下達了中止芷江作戰命令。 從5月9日至6月7日,中方反攻。日軍轉入戰略收縮防禦階段。
5月10日,國軍第18軍第11師猛攻山門。同日,國軍第74軍第58師在洞口外圍與日軍116師團激戰。
5月11日,新六軍在芷江完成集結,近3萬名官兵和2千餘匹騾馬安全抵達,此時戰局已趨穩定,因而未參加會戰。[5]
5月12日,國軍暫6師攻克洞口外圍陣地,第四方面軍司令官王耀武命令全師休整一天準備發起總攻。同日,日軍第116師團接到立即撤退的命令。
5月13日,國軍第18軍第11師收復山門。第74軍對洞口發動總攻,收復洞口後發現日軍第116師團大部已向東潰退,74軍軍長施中誠下令全軍追擊,芷江機場的中美空軍混合團亦有約一個大隊的飛機配合追擊轟炸日軍,但只殲滅了日軍留以殿後的一個不滿編聯隊。
5月21日,中國第4方面軍指揮部下達了全線追擊命令,原據守雪峰山東麓的第74軍、第100軍發動全線反攻。第11師因先後攻克山門、石下江(湘黔公路節點),封鎖日軍退路、形成鎖匙,希冀協同各方面友軍全殲被圍日軍。
時值國民黨六中全會在重慶召開,全體與會人員對湘西戰事十分關注,戰場形式呈有利態勢時中美高階將領額手相慶,重慶各界亦組織慰勞團攜慰勞品準備前往芷江犒軍。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為順應人心、不願戰事拖延影響六中全會情緒,斟酌後決定開放石下江鎖匙,放日軍一條退路,提前結束湘西會戰。第11師師長楊伯濤接到第18軍軍長胡璉傳來的上級命令,將扼守石下江的一個團全部撤離,第11師集中全力向敵側背攻擊。在日軍第20軍新調的近10個大隊的掩護下,日軍殘部沿公路逃竄至邵陽等地,各方面軍全力追擊,收復失地,恢復戰前態勢。
此戰役中,國民革命軍雖然尚未完全換裝美械,但是藉由這些尚未換裝完全部隊的火力,加上中美聯合空軍的空中支援(約400架各式戰機)[5],即將日軍阻擋在第一線防衛上,並將日軍打到喪失進攻能力。在作戰後期由原路反攻。在國軍有效的防禦反擊以及中美聯合空軍的支援下,以優勢兵力將四路日軍直接當面擊破。日軍於6月7日退回原出發地,戰役結束。
結局
湘西會戰的勝利標誌着日軍中國戰場攻勢的結束,粉碎了日軍攻佔芷江機場的企圖。同時日本本土陷入更嚴重的戰略打擊,更證明了這場戰役目標設定根本毫無意義。
會戰損失部分,國民革命軍自認傷亡20,660人,其中陣亡7,737人(包含823名軍士官)。至於日軍損失方面較有爭議,日軍的官方戰史一直充斥數字不實的狀況;日本在官方戰史上最初承認1萬1千人傷亡(其中5,000人戰死)。但是後來數字又被調整變成15,000人「因為疾病」傷亡,至於因病傷亡和那11,000人有沒有重疊也是語焉不詳,損失語焉不詳在日軍官方戰史上一直是常態,連帶影響到官史可信度;目前較被接受的說法日軍在整場會戰因各種理由造成了1萬5千人以上傷亡;至於國民政府宣稱的戰果方面也具存疑,中方宣稱斃傷日軍36,358人(其中擊斃12,498人),俘敵247人,繳獲大小火炮24門,步槍1,300餘支,機槍100挺,戰馬347匹。由於戰場清理是由國府進行,在擊斃清點與繳獲裝備部分較無爭議,至於擊傷數據明顯有高估,否因此造成病故等狀況這仍需要更進一步史實資料出土才可釐清。日本第一復員局在戰後所編寫的關於湘西會戰之報告當中,給出了可確認之陣亡人數為15,000多人,可確認的受傷人數則為50,000多人這樣的數字,這數字很有可能將其他戰線的日軍死傷算入,也相當有可能是日本第20軍在整個湖南廣西的作戰死傷,亦有極大可能性是該份報告將受傷與染病人數混為一談(即遭國軍擊傷與染病人員共達50,000多人),然而依舊可以看出日軍在湘西會戰作戰傷亡之狀況可謂極為慘烈[10]。
即使只用最低限度檢視,國軍用21,000人的傷亡換取日軍12,000人的損失,在其它戰役中也前所未見,也由此可見日軍1945年在華戰力衰敗,侵華日軍自此才面對現實,逐步收縮戰線,強化在中國沿海城市與重要據點的防禦能力。1945年8月21日,侵華日軍代表今井武夫到芷江簽訂投降書。
評價
本次戰役,日軍雖然看起來會戰目標明確,但自戰略觀點思考卻是邏輯不通的作戰計劃。1944年底以前美軍確實只能依靠中國基地對日本領土與佔領區實施戰略轟炸,但1945年美國已經對菲律賓與太平洋諸島實施反攻,損失一兩個中國機場根本不影響戰爭局勢,同時滇西緬北會戰的成功讓中國政府流入更多美援,還可以把當時駐緬北的戰力轉用,不一定需要靠整編中的部隊作戰,像是新六軍在重慶政府的堅持下便在1945年初空運回中國強化國府戰力;但日軍方面在1944年底太平洋戰線潰退而急轉直下後日本的戰爭目標已經轉向本土防禦,在華部隊許多在一號會戰後兵力尚未補充完成,光是防禦就相當吃力,強行進攻只會加速在華軍力折損,並非上策。
在此消彼長之下,正常思維應該是收縮防線爭取時間強化本土防衛能量。但日本陸軍在這種時候卻缺乏面對現實的決策,仍希望以攻擊來取得更多的優勢,且認為當時戰力足以打垮更換美械後的國府部隊。實際上在日軍內部沙盤推演時參謀便提出警告,甚至提出美軍空運國軍部隊至芷江前線此種作法,但是侵華日軍高層仍選擇性無視許多兵推出現的極端不利狀況並決定發動此次戰役,結果也如兵推一般,日軍從一開始便陷入僵局,到最後全面潰敗。
參考文獻
- ^ Kraus, Theresa L. US Army Campaigns of World War II: China Offensiv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Washington, D.C.: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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